本书是余英时文集的历史人物考辨，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对考证结果的诠释也颇为独到，文中不忘记述考证过程中误入的歧途和走过的弯路，从行文可以看出本书的务实。

本书收入了余英时的2篇文章：《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方以智晚节考》，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和历史真实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历史真相。

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

评关于钱谦益的“诗史”研究

中国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

——李建民《生命之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序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增订版自序

余君英时《方密之晚节考》序(钱穆)

方以智晚节考

 自序

方以智晚节考

——桐城方密之先生殉难三百年纪念

方中履及其《古今释疑》

——跋影印本所谓“黄宗羲《授书随笔》”

方以智晚节考新证

方以智死节新考

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

方以智晚年诗文辑逸

方以智晚年诗文辑逸续篇(辑自《青原山志略》)

重要参考资料选辑

方中通《陪诗》选抄(汪世清)

一、历史背景——道光时代(1821～1850)的学术界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他的成学则在道光时代。我们必须对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状况有一个概括的认识，然后才能了解曾国藩的学术渊源之所自。近人王国维说：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成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成以降之学新……。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两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如龚瑶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成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王国维论道光、咸丰以降的学术新路向，因限于寿序的文体，仅举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为代表，但他在嘉庆与道光之间截然划一学术史上的分界，则是十分确切的。

所谓道光学术之“新”，本相对于乾嘉而言。乾嘉的经学考证以“汉学”为标榜，当时几乎有“定于一尊”的趋势。袁枚(1716～1798)说：“近今之士，竞争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争先焉。”这是亲见汉学盛世的人的证词。下及嘉庆时期，情况依然未变。满清宗室昭梿(1780～1833)在嘉庆二十年(1815)左右写的《啸亭杂录》中记载：

自于(敏中)、和(坤)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碹)《读书记》(按：“记”当作“录”)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资本耳!”伤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欤?(卷十“书贾语”条)嘉庆时北京书店竟买不到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看到这条笔记，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汉学考证的独霸之局，进入道光时期，便开始瓦解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在消极方面，乾隆时代的最后几位大师都在嘉庆年间死去了，如钱大昕死在嘉庆九年(1804)、程瑶田死在嘉庆十九年(1814)、段玉裁死在嘉庆二十年(1815)。道光初年，虽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尚存，阮元(1764～1849)更是经学考证的有力护法，但汉学盛极而衰，它的霸权毕竟不能维持了。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莫过于方东树在道光六年(1826)写成《汉学商兑》一书(刊于道光十一年[1831])。方氏是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光初年，他正在广州阮元的幕府中。《汉学商兑》完稿后，他即献之阮元求教。这是一部最有系统的反汉学的著作，作者深入汉学堂奥，入室操戈，所以刊行后引起重大的反响。清末李慈铭颇为汉学辩护，但他也不能不承认方氏“颇究心经注，以淹洽称，而好与汉学为难。《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言伪而辩，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汉学之焰，几为之熄”自然是一句夸大之词，但《汉学商兑》确是正式向汉学霸权挑战的一个信号，这就表示道光以后中国学术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c，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