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积淀而成。今天的中国人，是由历史的中国人发展演变而来。不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今天。不了解历史上的中国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人。部族时代、青铜时代、诸侯时代、统一帝国时代……本书以精练生动的文字向读者描述了中国历史。同时，简约大方的版式、上百幅与历史紧密相关的精美图片、准确到位的图解等多种视觉要素与文化要素的有机结合，为读者打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氛围中了解历史大事、把握历史大势的同时，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愉悦的审美感受。

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积淀而成。今天的中国人，是由历史的中国人发展演变而来。不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今天。不了解历史上的中国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人。对于未来，不了解过去与现今者，必定只能一片茫然，或只能妄加臆测。

序章 初开鸿蒙——纠正一个瑰丽故事背后的谬误8

第一章 部族时代13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标志14

第二节 印证“三皇五帝”的传说17

第三节 筑成“天下万国”的局面21

第四节 ”逐鹿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25

第五节 终于被证实的夏王朝27

第二章 青铜时代29

第一节 王权和神权的结合30

第二节 青铜时代37

第三节 封建——“封邦建国”的制度41

第四节 以礼制为王朝命脉45

第三章 诸侯时代49

第一节 僭越与争霸50

第二节 思想大解放的时代55

第三节 铁血角逐63

第四节 多民族的融合67

第四章 统一帝国时代73

第一节 秦始皇74

第二节 统一帝国的接力81

第三节 统一政府的衰落88

第五章 分裂动荡时代95

第一节 从分裂到对峙96

第二节 偏安岁月104

第三节 智慧之花、虚无之果111

第六章 古典时代119

第一节 古典时代的兴起120

第二节 盛世与衰落132

第三节 普天之下147

第七章 对峙时代157

第一节 放眼看北方158

第二节 文弱王朝167

第三节 偏安与繁荣177

第八章 草原帝国的插曲189

第一节 马上得天下190

第二节 马上治天下196

第九章 内敛收缩时期207

第一节 独裁统治下的上层政治208

第二节 兴衰的契机213

第三节 守不住的边疆220

第四节 商品经济的萌芽226

第十章 传统的尾声233

第一节 战争与和平234

第二节 传统王朝的最后盛世241

第十一章 近世时代249

第一节 鸦片与列强250

第二节 天朝、湘军与义和拳258

第三节 向往现代265

第四节 帝制时代的结束271

附录：中国历代纪元表275

儒墨两家的兴起

“王官”为贵族之学，“百家”为民间之学，儒家则开了“百家”的先河。“儒”的本义，来自古代的“须”和“觋”，其中之一意即贵族的教师，因而“儒”含有教育和传播知识的意味。孔子注意到他身处的年代“礼崩乐坏”，而“礼乐”正是他社会理想的寄托。孔子怀着规范贵族制度的理想，从批判当时的非礼开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批判一方面基于历史的观念——他对西周的宗法秩序抱有满腔激情的怀念，一方面基于他的人道观念。孔子主张人不论出身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教之”，可用的人，让他发挥；不会的，就教育他。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司法部长)，但他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最后流亡列国。他的成功在于教育，从他开始中国历史上有了私学。他还编撰了鲁国的历史成《春秋》，并根据自己的思想原则删编了古代的民歌和王家史诗，纂成《诗经》。他平时与学生们交谈的闪烁着大量思想火花的片言只语，被他的学生和后人回忆出来并整理成《论语》，成为儒家的经典。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仁”，这是一种对他人设身处地的理解与尊重。《论语》中的孔子是轻松、豁达而愉快的形象，他的哲学更偏向于伦理学，不像他的著名后继人孟子那样具有严谨紧张的政治味。孔子学说更多地在于指导人生，而孟子则指导政治。孔子自己保持着“君子坦荡荡”的为人风格，也非常赞赏他的学生曾皙所说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洒脱而无羁束的散漫生活，被后人学者赞赏为人生的一种审美境界。孔子在赞赏西周以乐表示礼的同时，也主张以乐来调节人内心的平和，达到一种有教养的君子式的坦荡心境。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与经后代儒学家发挥和发展后的儒家学说是有差异的，而孔子本人则显得更闲雅大度和个人化。

继儒家而起的墨家以墨子为创始人。孔子有教无类，据说墨子也曾是孔门的学生，后来自创教义，独成一派。墨子对当时贵族的一切生活方式抱有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非礼”“非乐”，与儒家主张正好相反。墨子反礼乐是因为礼乐的奢侈，他认为最无用的奢侈莫如丧葬之礼，故提倡“节葬”。他针对儒家的“仁”而提出“兼爱”，儒家的“仁者爱人”是有亲疏等差的人间之爱，以“孝弟为仁之本”，认为人没有不爱其父母兄弟而爱他人的。墨子的“兼爱”则是无差别的博爱，完全不同于儒家。儒家认为“仁”是人类内心的自然倾向与自然要求，而墨家提出爱则是“天志”的要求，认为“天志”要求人类过一种平等的生活，也因此提出“非攻”的主张。他认为个人或家庭绝不能超越大众而奢侈浪费，因而他们以人类最苦的生活即刑徒的生活作为标准，他的楷模即大禹。所以墨家以兼爱为始，而以自苦为极。墨家的主张似乎走向了一种极端，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种极端正体现了一种反叛。与儒家一样，墨家也是站在人类的立场，对当时的贵族制度提出抗议，只是儒家温和，墨家激烈。之后战国的各学派，其精神无出儒墨两家之内。孔子死后，贵族堕落益发激烈，儒家学派转入消极，如子夏、曾子；从消极状态中又走上积极奋发的新路的，便成为后来的法家，如子夏的弟子李克、曾子的弟子吴起，以及他们的后辈商鞅。

老子学说的补充

孔墨以封建有等级的“礼”为参照，提出针对性的两种态度；老子李耳则摒弃这一参照，他从宇宙本原展开了思索。老子对世俗的权威并无好感，他大胆地提出了“圣人不死，大难不止”的口号。据说李耳原先是洛阳城的图书管理员，不知何故突然离开，当他骑着青牛准备出散关的时候，关尹坚决地要他留下他的思想，于是他就在那里一气呵成写出了5，000字的《道德经》，然后扬长出关，不知所终。

《道德经》是老子全部思想的表述。他崇信宇宙出于一元，“道”起着本质的作用，主张以一种出世的精神回归到原始的简朴，顺应自然而反对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无为”才能“无不为”。他认为“道”的作用是通过对应的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来达到的，柔弱与消极有时却比它们的对立因素更为强大；他主张明达的人不应去力挽当日已无可挽回的狂澜，而应采取退避的守势。所以道家有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向人们指引了一条“到自然去”的道路，使日后中国的诗人和艺术家找到了内心世界的寄托。他主张极有限度的政府，而颂扬内心的解放和自由。由于老子的经典学说《道德经》的思辨高度抽象，就给处于无奈境地的无知识民众带来了宗教性的联想。中国老百姓往往相信最神圣的理论是最含糊其词的，由于可以作出种种不同的诠解，道家也因此成为涵盖最广、足以解释一切疑难的济世良方。道家学说为日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与儒家学说相互补充的退却自保的哲学，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人格；而在大批无知识民众那里，则被改造成宗教，成为灵魂超脱的指路明灯。

P56-59

初开鸿蒙——纠正一个瑰丽故事背后的谬误

太远古的事情总是以神话的面目出现。神话生动形象，而且便于口耳相传，于是世世代代一直说到今天。关于中国人最早的神话，当推“盘古开天地”和伏羲、女娲“抟黄土造人”，它为我们提供了依稀的想象，使我们仿佛看到在那瑰丽而混沌的远古世界里，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和始祖母亲。

真理常常是简单明了的，因而简单明了的故事也常常被误解为真理。一把斧子劈开混沌，一男一女抟土造人，这在现代人看来未必可信，而且其中还可能隐含着一种更为深刻的误导：我们的民族出自于同一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血缘祖先——这使最容易接受血缘观念的中国人感到由衷的兴奋。20世纪最初的考古发现几乎已经证实了这种观念，“蓝田人”和“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对他们的社会生活的揭示，使得激动不已的前辈学者们当时就一锤定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摇篮。

影响何止一两代人。

近数十年来不断出现的考古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使我们开始迷茫然后吃惊：原来多少年来关于祖先的故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们大致已经确信，在这广袤的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她的东、西、南、北、中，到处都有我们民族先祖的发祥地。

按照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界的流行说法，人类的先祖是非洲的埃及古猿，人们在开罗西南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发现了他们的化石。其后埃及古猿分两支进化，一支经森林古猿演化为现代人；另一支在1，750万年前从非洲走向各大陆，经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进化为现代人。

我们姑且相信人类学家这一至今最权威的结论，把距今400万～100万年前非洲的南方古猿视做我们共同的祖先，那么他们中有一支就通过南亚次大陆进入了当时的“喜马拉雅海”的海滨。那时候，地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喜马拉雅山在强烈的隆起中露出了海面，青藏高原正在形成，它阻挡了来自印度洋湿润的暖风；漫天的风沙在北方堆积起广袤的黄土高原。西高东低的地貌骨架，造成了中国大地“一江舂水向东流”的大势；北寒南热、西干东湿的大格局，使当初生活在喜马拉雅海滨的“先人们”向四方奔走迁徙，他们迁徙的路线甚至不亚于任何一次伟大的远征。此后还会进一步地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始终迁徙着的民族，正是这种大规模的迁徙移民，才有了不间断的民族融合，也才最终造就了中华民族。这部恢宏悲壮的移民史，就从那时候起拉开了序幕。

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不集中到云南。在那里我们起码已经发现了三处古猿的遗址：开远、禄丰和元谋。开远古猿的年代最早，有人认为它是腊玛古猿的一支，但是也有人更大胆地设想：它可能就是独立形成的。这是否同时暗示着亚洲也是人类的一个发源地呢?不管如何，开远古猿是禄丰古猿的祖先。而其后，在元谋多次发现古猿的化石，其中出自竹棚的被称之为“东方人”的古猿，是东方直立人的直接祖先。这样，开远一禄丰一元谋，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人类序列。

在陕西境内发现的距今100万～65万年前的“蓝田猿人”，证明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那时候，秦岭以北的中原处于亚热带气候，森林茂密，水草丰泽。为了生存，我们的先人们需要用石块和石片进行大量的砍、砸、劈、削，于是旧石器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让我们用一种非常宏观的分期目光来凝视这段历史，就能看到几乎在同一时期抑或稍晚一点，即距今70万～20万年前，今天的北京郊区也有了活跃的原始人群。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丰富和系统的直立人文化遗址，因此我们必然地视它为中国古人类发展的一块里程碑。与此同时，在湖北的郧阳、河南的南召、安徽的和县，都发现了直立人的化石或他们留下的石器。

距今30万～5万年前，古人类演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早期的智人出现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他们仍然是遍地开花般地分布，辽宁的“金牛山人”，山西的“丁村人”“许家窑人”，陕西的“大荔人”，湖北的“长阳人”，江苏的“银山人”，贵州的“桐梓人”和广东的“马坝人”，他们都是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早期智人的代表。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出现了一批形态明显的“细石器”，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成果。这是一种以间接的打制或压制技术制造、加工的精细的小石器，通常镶嵌在骨木的杆柄中作为刀、箭、矛等复合工具。代表这一成就的，除了华北的周口店和许家窑文化外，在东北还有辽宁海域“小孤山”遗址和哈尔滨的“阎家岗”遗址；在南方，则有广西的“柳江人”和四川的“资阳人”。我们甚至还在湖北江陵的鸡公山发现了同一时期古人露天居住的遗址和野兽屠宰场。此外，在华北、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又发现了一批距今约1万年的“中石器时代”的人类，而这一时期最富有地方特色的人类，则是在大兴安岭西部草原上的“海拉尔人”和“昂昂溪人”，这是一群背着鱼又和弓箭姗姗来迟的流浪猎人，他们的后裔也将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的故事开篇，我们就不得不改变以往的观点。我们这个民族的摇篮分布在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他们在摇晃中一起蹒跚着走出蒙昧而进入文明，他们从各自的地平线上望见了东方文明的第一缕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