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思想家。本书主要以他对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具体批判为研究对象，通过全面解读其有关著述，运用归纳等研究方法，在分析他的整体思想、他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其语言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语言研究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等基础上，总结和评论他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具体对外政策一国家、媒体、战争、人权外交、贸易自由化、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等一的看法，同时对他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做出总体评价，以此将乔姆斯基作为政治评论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一面真实而全面地展现出来。

时近岁末，尤泽顺从福建发来邮件告知他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了，我为他感到高兴。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利用自己原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专长，把诺姆·乔姆斯基作为其研究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论文题目，写成了《乔姆斯基：语言、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专著。面壁数年，折肱甚勤，终有所得。这部建立在文本研究基础上的著作，在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乔姆斯基研究中的开拓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乔姆斯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思想及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在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认知科学、心理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称之为“乔姆斯基革命”。然而使乔姆斯基获得公众影响力的却是他的政治学研究，同他深奥的语言学研究相比，他对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批判性论著通俗易懂，一般人都能知晓。有关的文献检索资料表明，乔姆斯基是迄今被引用最多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他之所以能列入这个包括马克思、莎士比亚、亚里斯多德、弗洛伊德等人在内的名单，与其在政治学领域的大量著述密不可分。事实上，即便对中国留心国际政治的读者来说，也时常可以从报章杂志上读到乔姆斯基的名字，听到他关于当今世界重大事务的声音。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乔姆斯基的政治学研究被排斥在美国或西方学术圈主流之外，作为西方世界一名卓越的知识分子，他也因此成了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话语霸权唱对台戏的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尽管存在着争议，人们仍普遍对这位集语言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于一身的学者抱有敬意。尤泽顺的著作以青年学者的敏锐眼光和公正态度，认真辨析国际学术界关于乔姆斯基研究的已有成果，通过对乔姆斯基的思想和学术实践活动的重新梳理，阐释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政治学研究之间的联系，较为全面地解读和分析了他对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批判的基本内容，从而在弥补我国有关乔姆斯基研究的诸多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展及学科分工的精细化，现在从专业角度来说，语言学和政治学早已成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可是对于在这两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乔姆斯基来说，他的研究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对人的本质的探索。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述，这主要跟他接受了唯理论和唯意志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影响，并在学术实践中不断得以成熟有关。为了寻求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实现，乔姆斯基几乎将一生的学术兴趣都放在了致力于解决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即“柏拉图问题”和“奥威尔问题”。“柏拉图问题”是要回答为何人之生命经历有限却拥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奥威尔问题”是要回答何以现实世界中的证据如此丰富而人却又显得知之甚少。在乔姆斯基看来，这两个问题分别要通过语言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才能得到解释。语言学研究能够获得对人的心智及认知结构和能力的认识，为揭示人的本质属性铺平道路，从而最终帮助设计出更为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政治学研究则能够弄清楚现实社会中知识被歪曲、操纵和控制的真相以及“奥威尔问题”产生的根源，揭露统治集团是如何在国家安全、生存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幌子下阉割人性自由、实行思想控制和制造事实假象的，促使公众保持理性的判断，去追求真正自由民主和保证人性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在此不难看出乔姆斯基的语言思想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及相互问的联系，同时也宣示了他在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差异，即所谓语言学研究的高度理论化和政治学研究的非理论化。前者是具有科学意义的专门理论，而后者则是有关大量依靠人的常识就能理解的事实，主要使用文献资料引证和对比分析的传统方法。也正因为如此，乔姆斯基的政治学著作多以政治评论的形式出现，并且着重把对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批判性诠释作为其揭开“奥威尔问题”之谜的基本途径。

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批判，涉及到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根据乔姆斯基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本书作者将其归纳为两大部分，分别辟出专章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讨论乔姆斯基关于国家、外交、媒体及三者相互关系的看法。乔姆斯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和人性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并非是外在既定的，而是一种政治话语，它由决策者在不同时期根据自己的需要界定的，代表了掌握国家政权和经济资源的统治阶级及其商业利益集团的意志；外交不仅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与“国家利益”的反映，而且保障着国内政治体制的运转；媒体作为国家操纵舆论的工具，在隐蔽其内政外交的真实召的、欺骗公众和“制造同意”的过程中起有关键性的掩护作用。正是这种把国家、外交、媒体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分析，构成了乔姆斯基批判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独特视角与思想框架。第二部分是关于乔姆斯基对战争、人权外交、贸易自由化、恐怖主义与反恐等美国对外政策重要手段的评论。乔姆斯基指出，美国的“军事干涉”经常披着拯救世人的合法面孔，实际上是战争和动辄使用武力的代名词，这使它成了国际社会中最无法无天的国家，与人道主义无关，发动越南战争是要遏制共产主义和抢占东南亚市场，海湾战争是保证美国的石油利益，科索沃战争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伊拉克战争要控制中东，扩张美国的全球霸权；人权外交正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手段是出于越战后美国重塑意识形态的需要，美国在此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标准表明了它的虚伪性，实际上它为干涉他国内政、向他国施压使之屈从美国意愿提供了借口；美国在贸易自由化名义下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神话，实质性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剧、贫富国家差距拉大、世界经济的动荡和全球环境的恶化，新自由主义基础上构筑的全球秩序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式秩序，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三重体制的特性；恐怖主义并非新鲜事务，二战后美国从未停止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和干涉，包括支持本·拉登基地恐怖组织反对苏联，“9·11”事件也并非是“文明的冲突”，而主要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引起的，所谓的反恐战争其实是美国进一步对外扩张、维护霸权地位的烟幕。乔姆斯基的批判全面而深刻，既有思想的高度又不失理智的冷静，或许我们未必都同意他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治著作对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事务，特别是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乔姆斯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坚持不懈地呼唤对人性的重新关注是分不开的。

就总体而言，乔姆斯基关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思想仍属现代主义的范畴，无论从其思想渊源还是他的认识方法来看都是如此，尽管有些方面与后现代思潮颇为相似。乔姆斯基本来可以与同属现代主义的主流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进行对话，但他基于对人的本质的探索而作的政治批判与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主流理论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致于完全被边缘化了。他的观点带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而缺少实践的可能性，虽然他一生都在为揭露“奥威尔问题”真相而呕心沥血，但这显然未能战胜资本主义体系对人们的思想灌输。尽管如此，乔姆斯基毕竟为人类的物质进步和道德进步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感谢尤泽顺的著作使我们接近了乔姆斯基，特为之序。

  朱瀛泉

  2004年12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