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在这块领域，容不得任何歪曲和虚假，也不能允许一切有意的粉饰、增减与遮掩。中国近代史有广大的原野需要开垦，离开了历史真实，一切解释、分析、评价、褒贬都是沙上楼阁，无论多么高大辉煌，终究容易倒塌。

自序………………………………………………………………1

关于宣南诗社……………………………………………………1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9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16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20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

——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36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51

汤化龙密电辨讹 ………………………………………………89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106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

——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125

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145

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164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192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215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233

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259

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

——读蒋介石未刊日记……………………………………284

中山舰事件之谜…………………………………………………303

中山舰事件之后…………………………………………………325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347

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370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

——读黄郛档案……………………………………………387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403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

——读美国哈佛一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档案…………425

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465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478

“桐工作”辨析…………………………………………………505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549

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一…………………………………563

傅斯年攻倒孔祥熙

——读台湾所藏傅斯年档案………………………………571

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

——读美国所藏陈光甫档案………………………………584

幽居流离日，爱国情愈炽

——读张学良未刊日记……………………………………617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读张学良档案…………………………………………628

主要著作目录……………………………………………………643

在辛亥革命前，有三种人都宣传过一种名为国粹主义的思想，一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一是日益退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是革命派阵线中的某些分子，如章炳麟和《国粹学报》、南社中的部分成员。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是一向自视为“诗书上国”和“礼仪之邦”的，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宣传封建文化，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仍然拒绝任何改革，拒绝向资本主义的西方学习任何一点进步的东西；这一集团中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可以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声光化电之学，借以加强镇压人民起义的手段，但同时认为必须保持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完整性和神圣性，于是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这就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随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逐渐开展，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宣传封建文化的努力也愈为加强。19世纪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民主、民权思想，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于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便刊刻了《劝学篇》，标榜“教忠”、“明纲”、“宗经”、“正权”、“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企图巩固封建文化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兴起，革命派大力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理想，对封建制度、封建文化进行了勇敢的抨击，并在论战中击败了改良派。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潮流。革命派不仅从事理论宣传活动，也在加速政治组织工作和武装起义，清王朝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因而，它也就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和复古思想。1906年，清王朝规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大纲为教育宗旨，同年，从刑部主事姚大荣请，以孔子为万世师表，诏升大祀。这一时期，它宣传封建文化，更提出了一个漂亮的名目，这就是保存国粹。在1903年清王朝颁布的《学务纲要》中即规定各级学堂必须“重国文(指文言文及古代典籍——引者)以存国粹”。1907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昌成立存古学堂，并给清王朝上了一个奏疏，大意是，当时正是“道微文敝，世变愈危”之际，他经过经年的筹计，殚心竭虑，商榷数十次，发现只有“存国粹”才是“息乱源”的最好办法。什么是“国粹”呢?这就是“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文字经史”、“历古相传之书籍”。对于这些，均应“专以保存为主”。他说：

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能睹闻，至有议请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课者。……此如籍谈自忘其祖，司城自贱其宗。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①可以看出，所谓保存国粹，其目的是抵御当时汹涌澎湃的资产阶级新思潮、新文化，抵御资产阶级对封建文化所作的批判，从而挽救清王朝的垂死命运。张之洞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统治者的赞赏。“上谕嘉勉”，于是全国各地遍设存古学堂，尊孔复古之风大盛，保存国粹的调子高唱人云。

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也逐渐加入到清王朝保存国粹的合唱队里。原先，改良派曾经对封建文化作过一点批判，但那是极其有限的。他们都无例外地美化中国古代文明，主张采西学而不否定中学，孔孟之道、六经之学仍须发扬。这时，由于他们的立场已从批判封建制度转为维护封建制度，因而，也就转而从封建文化中找寻救命灵丹。1902年，梁启超曾筹创《国学报》，认为“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②。1910年，在办《国风报》期间，更对“举国不悦学”，“动弃吾之所固有以为不足齿录，而数千年来所赖以立国之道遂不复能维系人心”的情况表示忧心忡忡，而致力于中国美好的“国性”和“国民性”的宣扬。康有为“八年于外，周游列国”，考察了西方的许多国家后，突然发现中国的历史简直好到无以复加：“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所以他认为应大呼“孔子万岁”③。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比西方所差的只是“工艺兵炮”。辛亥革命后，更发表了所谓《中国颠危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论》。严复于1906年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发表演说，斥责西学少年“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变本加厉，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他提倡中国的天理人伦和教化风俗，认为应“一切守其旧者”，“五伦之中，无一可背”。④

在行将被人民革命浪潮淹没之前，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和它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力图抓住封建文化这根救命稻草来挽救自己，这就是他们高喊保存“国粹”的实质。P145-148

年轻时喜欢文学，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没有想到，命运却让我研究起了历史，而且竟是一条不归路。这辈子，没有重温旧梦的可能了。

历史如流水，是已经消失的过去。从严格意义上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自然，人也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段历史。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借助文字、图像等手段，表述已逝的人物、事件、事物、群体、社会或自然的变迁，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帮助读者认识、了解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在这块领域内，容不得任何歪曲和虚假，也不能允许一切有意的粉饰、增减与遮掩。

历史学家为了再现历史，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观真实，其第一步是收集相关的实物、档案与文献。宋朝的哲学家朱熹提倡“格物致知”，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与他理会过。”朱熹所说的道理看来有点“迂”，但其精神完全适用于历史学，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史。一件史料看不到，就有可能造成历史家认识的缺失或谬误；而一件或一批新史料的发现，就可能接续历史残缺的链条，填补前所未知的空白，或是揭开迷雾，使某一段晦暗不明的历史顿时开朗。

近代史料的特点一是多，多到要用浩如烟海四个字来形容。二是分散，这里收藏一部分，那里收藏一部分。近代史的研究者要将这些分散于各国、各地的资料都收集起来，才有可能做全面的研究。我自己就常有这样的体验：研究一个问题，除了看收藏于大陆的各种类型的相关资料外，还要看国民党人带到台湾去的，以及美国、日本等国收藏的档案。资料多，又分散，当然会给近代史的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但是，不会有古代史研究者常有的“文献无征”的遗憾，许多历史疑案常常有可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史料”的情况多种多样，有真有假，纷纭歧异，同一事件，可能众说不一，甚至互相对立。历史学家追寻本相，首先要对“史料”进行严格的、科学的检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丰富、复杂的“史料”中淘筛出那些真正反映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的“史实”来。这种对史料进行检验的方法之一就是考证和分析。只有经过科学的考证和分析，确保“史料’’真实无误，才可能写出真史、信史。既往的史学研究证明，误用“史料’’是危险的，不经考证、分析，轻率地取己所需也是危险的。

历史学家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有那个特定环境中的真、善、美理念；历史学家也都生活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会接受前人和他人的学术遗产。因此，当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前，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对研究对象的这样或那样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正确的观念会使研究者神清眼明，而错误的观念则可能造成误导，使之在“史料’’选用、“史实”叙述等方面出现偏差。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史学家作出历史判断的基础是“史实”，而不是某种先入之见。同理，检验史学判断的惟一标准也是“史实”。一切既往的、现行的史学判断都要接受“史实”的检验，符合者为真判断，应该坚持，反之，则为假判断，应该推翻。

历史学家不可能单纯地记录历史，在再现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史学家会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做出种种分析或评价，同时也表达自己的爱憎，借以褒善贬恶，扬清激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高度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史实”中自然引申出来，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离开了历史真实，一切解释、分析、评价、褒贬都是沙上楼阁，无论多么高大辉煌，终究易于倒塌。以上所述，可能属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识，但是，愈基本也就愈重要，它们是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准绳。“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至于做得如何，就要请读者评判了。

我离开大学已经四十余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近代史研究也已近三十年。古有“学书不成则学剑”之例，对我说来，是从文不成则从史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历史学有其独特的魅力，除需要才能、智慧之外，还需要理论、思想、学问、见识、阅历和毅力，有时还需要勇气。中国近代史有广大的原野需要开垦，许多已经研究过的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有些公认的结论也还可以进一步推敲、斟酌。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耕耘的辛勤，就会有收获的愉悦。2004年10月，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贵州山行》：

不畏崎岖径路艰，

只缘贪看贵州山。

平生已惯颠簸苦。

大趣常存过险关。

从表层看，它写的是登山观景，但是，它也可以用来说明个人学术研究中的感受。

多年来，我研究过文学史，也研究过哲学史，但归宿则在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除专著与小册子外，写过大小学术文章二三百篇，出过几本集子。今从已经发表过的近代史文章中选出三十余篇，献给关心这一领域的读者。其中早者写于1961年，晚者写于2004年冬。某些“少作”，以前修订过，这次编集，为了保存走过来的脚迹，除订正个别史实外，一律不再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