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系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倡导中国新经济的财团机制；促进国民企业的振兴与发展；捍卫国家经济的主权与安全。

一位深入日本经济心脏12年，高喊“向日本学习”而“让日本畏悸”的中国人，率先倡导“东方经济学”理念，创建了“超级主义者”网站(www.superist.com)；他揭示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并且宣称：“日本从此不再有秘密”。在众多网友的强烈要求下，他完成了这部书稿写作，将知识奉献给更多的中国读者。

在本书中，你可以阅读到：美国通用电气的综合商社本质；融化在丰田集团的三井物产；“海盗”闯入东芝，铲除了“秀才主义”；“三星物产”与“三井物产”一字之差；对內“军团主义”，对外“军国主义”；中国浙江“三井潭”，日本近江“三井寺”；“尊王攘夷”与“和魂西体”的日本模式；南方经济模式——东方经济学等内容。

被誉为当代管理大师的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认为，市场营销的首次实践不是出自西方，而是来自日本。17世纪中叶，日本三井家族的三井高利，在东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商店——三越百货，而且其经营宗旨是保证顾客满意，做顾客满意的助手，为他们设计合适的商品，保证全面供货，以及退款制度。这些做法直到250年以后才出现在美国的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公司。德鲁克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营销观念。

1969年3月，日本钻石社首家出版发行了彼得·德鲁克的著作《断绝的时代》，该书在日本的空前销售使美国人感到惊讶不已，也因此奠定了“钻石经管书”鼻祖的江湖地位。究其原因，原来德鲁克的理论和中国明朝著名学者王阳明(浙江余姚人)的学说不谋而合，而阳明学是日本政经界所推崇的正统学说，两者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知行合一”。值得注意的是，“余姚”位于浙江宁波，属于天台山地区，这一区域还包括人们所熟悉的温州和台州。

阅读提示

“三井”大事记

三井物产的历程与“综合力”

前言

不要如此狭隘

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

中国企业领袖眼中的日本企业

美国人高喊：日本第一

微观经济的王者

隐藏起来的日本综合商社

第一章 美国通用电气的综合商社本质

第一节 商人实践造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第二节 通用电气的产融结合之路

第三节 通用电气的综合商社化和财团形态

第四节 通用电气东方管理风格的人文精神

第五节 六西格玛不是一种标准，而是一种文化

第六节 东芝电气展现东方经营哲学的胜利

第七节 美国探索综合商社之路

第八节 多元化方略和产融结合哲学的先导

第九节 三井物产：经营从卫星到鸡蛋

第十节 综合商社带动日本产业调整与布局

第十一节 回到综合商社的起点

第十二节 三井物产(近江商人)的故乡

第十三节 日本天台宗开祖最澄与佛教的综合体系

第十四节 天台宗与中日交流

第二章 融化在丰田集团中的“三井物产”

第一节 “社祖”丰田佐吉出身“远江商人”

第二节 三井财阀浮出水面

第三节 三井物产的人才融人丰田

第四节 大技术家丰田喜一郎

第五节 来自“三井物产”的干将——赤井久义

第六节 “三河商法”——商人的“吝啬精神”贯穿丰田

第七节 “无贷款经营”源于石田退三的“商人道”

第八节 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与及时制(JIT)

第九节 通用汽车全面“拷贝”丰田

第十节 打倒通用，扶起来再打

第十一节 隐藏在丰田集团内部的“三井物产”

第十二节 揭开丰田白薯的迷团

第十三节 丰田通商展示综合商社的机能与价值

第十四节 丰田公司在中国布局的全过程

第十五节 丰田销售网络的“阴谋”

第十六节 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

第三章 “海盗”闯入东芝，铲除了“秀才主义”

第一节 三井财团的东芝

第二节 武士血脉与日莲宗

第三节 从技工干起的土光敏夫

第四节 亲临一线的海盗式经营风格

第五节 走进东芝企业

第六节 弃工从商，掀起合并的狂潮

第七节 芝浦制作所与东京电气的合并

第八节 石坂泰三与土光敏夫的神交

第九节 “权力”与“权威”

第十节 铲除文弱的‘秀才主义’

第十一节 系统化工作与综合性思想

第十二节 新时代的东芝

第十三节 东芝集团迈人二十一世纪

第十四节 东芝与通用电气在核电领域的新较量

第十五节 被称为“财界总理”的经团联会长

第十六节 莲宗·日莲宗·白莲教·白云教

第四章 “三星物产”与“三井物产”一字之差

第一节 日本留学，归来从商

第二节 事业从“三星商会”做起

第三节 三星物产的建立

第四节 韩国第一制糖与日本三井物产

第五节 “事业报国”的奉献精神

第六节 韩国综合商社1号——三星物产

第七节 合理经营原则

第八节 大踏步向多元化目标迈进

第十节 巨大的综合企业集团——三星集团

第九节 超越东芝，成为台湾企业的标杆

第十一节 人才第一主义

第十二节 韩国综合商社的发展

第十三节 韩国各大综合商社抢占中国市场

第十四节 新罗商人张保皋与唐日贸易

第五章 对内“军团主义”，对外“军国主义”

第一节 合理而均质的“幕藩体制”

第二节 “三井藩”与“三菱藩”的龙虎斗

第三节 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

第四节 军国主义的暴发户

第五节 财阀与国家权力合为一体

第六节 财阀解散与工会组织的发展

第七节 拒绝照搬英、美的企业制度模式

第八节 重新集结与军团主义

第九节 六大企业集团(财团)与巨大企业

第十节 战后复活的三菱财团

第十一节 “三菱军团”战略指挥中心——三菱商事

第十二节 制造现代化武器的日本财团企业

第十三节 综合商社的情报威力

第十四节 近江国的间谍武士——忍者

第十五节 《孙子兵法》在日本商战中的应用

第十六节 中国先秦兵法思想

第六章 中国浙江三井潭，日本近江三井寺

第一节 浙江三井潭与万年寺、桐柏宫

第二节 “综合”之本源——天台宗祖庭国清寺

第三节 天台宗的传承与发展

第四节 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承

第五节 近江三井寺——天台宗寺门派总本山

第六节 荣西、圆尔与日本禅宗之发展

第七节 中国道教南宗祖庭与日本神道

第八节 日本武士政治与三井寺之渊源

第九节 南宋温州武状元与永嘉学派

第十节 浙江仙居县的皤滩古镇与桐江书院

第十一节 三教合一的新儒学——朱熹理学

第十二节 蒙古铁骑踏破浙江与近江的联系

第十三节 元朝的官方儒学与民间白莲教

第十四节 日本的战国时代

第十五节 日本儒学与大化改新

第七章 “尊王攘夷”与“和魂西体”的日本模式

第一节 北宋变革失败与儒生政治

第二节 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

第三节 浙江余姚的王阳明，近江圣人中江藤树

第四节 埋下“明治维新”种子的浙江人——朱舜水

第五节 三井商人登上历史舞台

第六节 石田梅岩的经济学思想

第七节 “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

第八节 明治维新的幕后力量——三井商人

第九节 “尊王攘夷”与“富国强兵”

第十节 “殖产兴业”——实现工业现代化

第十一节 温州人宋恕开启从“西学”向“东学”转换”

第十二节 三井物产高速扩张与中国辛亥革命

第十三节 三井物产的组织变革

第十四节 统治经济体制的延续和发展

第十五节 日本贸易立国与WTO

第十六节 日本综合商社的发展历程

第八章 南方经济模式——东方经济学

第一节 文化身份的认同

第二节 “浙江人经济”概念

第三节 温州功利并举的文化传统

第四节 从商帮看民间经济的诉求

第五节 民国初期的杭州总商会

第六节 民间商会演示温州模式

第七节 金融股份化的现代商会——综合商社

第八节 家族式民企的困惑与焦虑

第九节 股份制民企的崛起

第十节 民间资本滋养温州模式

第十一节 民营金融体系的滞后与无奈

第十二节 中国财团001号——中瑞财团

第十三节 综合商社的金融功能——“第二银行”

第十四节 探索中国商人自己的金融模式

第十五节 中国首家综合商社试点——中化集团

第十六节 以“三井物产”为标杆，“浙江物产”扬帆起航

后记

温州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日本战后垄断财团

大企业集团的文化属性

《论语》+“算盘”——义利合一

商人帝国的往事

建立东方经济学理论体系

感谢支持与帮助

读者留言

附录：

(一)中国浙江天台山

(二)日本滋贺县(原近江国)

1998年，已经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日本东芝公司，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和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影响下，经营滑坡，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赤字经营”。企业面临重要的内部改革。当时担任东芝公司社长的西室先生，遍访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研究其他大公司如何革新。当拜访了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之后，决定引进通用电气公司当时还在推进的一项先进的管理体系——六西格玛，以推动公司的改革。

东芝公司认为，采用六西格玛管理企业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应用范围有限，不可能达到影响整个公司管理的效果。将六西格玛运用到整个公司管理的关键是要研究与经营直接相关的问题，同时要依此选择项目主题并达成效果。东芝公司推行六西格玛的体会是：“学习了六西格玛之后，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以六西格玛为基础，结合本公司的情况，有所发展，否则就不能产生成效。”以此为理念，东芝推进了MI运动。

东芝公司的MI运动分为3个阶段，2000—2002年为第一阶段。M12001的目标是，为了提高顾客满意度而改进管理质量，并改革经营结构。通过创新公司结构和文化，重新建立竞争优势以保证东芝公司能在21世纪成为一个卓越的公司。为此，东芝在全公司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推动。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此事的MI小组，并直接对东芝总裁负责。这个小组在全公司内大力推进MI运动并负责与MI运动相关的工作。东芝认为速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应该在4个月之内完成，在实践中，通常希望一个项目的完成时间能少于3个月。

东芝公司开展MI运动后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首先，提高了顾客满意度的水平。为了以顾客为起点开展项目，东芝公司开发引进了能够准确定位真实顾客并使顾客价值链清晰可见的工具。

其次，降低了质量成本。质量成本不仅包括残次品，也包括间接的劳动力的浪费。

第三，在数据基础上达成共识。做决定必须以数据为基础的观念已经在东芝建立了起来，任何工作都可以用明确的数字价值表现，每一个人在项目进行前都很容易理解目前的状态及项目完成后要达到的水平。

第四，增进了公司范围内的共同语言。六西格玛的推行，增进了不同事业部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得高层领导的想法更容易被员工所接受，同时，也使得组织内部的凝聚力更加强大了。

第五，以项目获取效益。由于所有的项目都与利润指标直接联系，因此项目数量的增长就意味着利润的增长。

与其他推行六西格玛的公司相比，东芝公司的MI运动有自己的特点。顾客的声音被作为东芝任何一项六西格玛活动的发端，选择项目的标准是顾客所提出的问题，这样，当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顾客满意度应该有所提高。东芝公司的技术专家对此特别强调，认为“以顾客的声音为始”是东芝在推行六西格玛方面与西方公司的不同之处。东芝认为自上而下地推进是达成业务优化的最佳方式。

MI项目是以DMAIC为基础而通过DFACE实施的。DMAIC描述了解决某一问题的全部过程：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在解决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准备使用这些工具。DFACE的含义是：定义、集中、分析、创造和评价。DFACE是东芝自己开发的改进技术，被叫做东芝版的六西格玛。这种技术也已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过广泛的培训，它的特点是更加适用于新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对现有流程的革命性变革。

           P34-P35

看过《西游记》的人们都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首先修炼的是道教(东方经<济>学)，得到了“七十二变”和“跟斗云”的真传，才开始了他的大闹天宫(改革开放)。其后，孙悟空又在道家的炼丹炉中炼就了“火眼金睛”。利用这些本领，他一路除妖降魔，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探求佛教(西方经<济>学)的真谛，最终修成正果。我们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代的唐僧们没有经过东方修炼，更没有孙悟空的保护，就开始走上了西天的不归路。这是我们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不同之处。

    ——白益民 语录不要如此狭隘

1981年，我考入了北京市101中学。这所中学前身是由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3月20日在革命老区创办的张家口市立中学；同年9月20日，迁往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11月更名“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

西柏坡，这个光耀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原本是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普通山村。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选定这个地方，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1951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迁入北京圆明园遗址，1955年正式更名为“北京一零一中学”。

1981年9月1日，入校的第一天，我们这些一年级新生就来到被英法联军火烧的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参观，接受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同年，中国女排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史无前例地囊括了世界锦标赛的全部7枚金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女排精神的感染下和中国乒乓军团战无不胜的辉煌中成长起来的，满怀振兴中华的信念一路走过来。

为什么中国女排能够崛起为世界级强队，为什么中国乒乓军团能够保持长盛不衰，从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体育界与日本体育界的交往中不难找到答案。同样是60年代，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企业军团(财团)的重新集结，造就了日本经济崛起的神话。12年来在日本综合商社的工作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女排和中国乒乓军团的经验和历程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简单地说就是：学习日本，超越日本。

不错，日本右翼以及日本政府不承认战争罪行，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占领我们的神圣领土钓鱼岛。所有这些，令人愤慨。但是，愤慨顶什么用？仇恨顶什么用？中国近代与日本两次开战，一次是甲午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两次被一个小国欺凌，这说明什么？毛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翻译过来，我们落后，就算日本人不打我们，也会有别的人打我们。1840年以来，多少个国家打我们？要想不挨打，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强大。

如果下一次中日再战，依然是抗日战争而不是日本人的抗中战争，我们说什么？面对日本，我们同样应该把反省放在第一位。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自省，而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对日本的仇恨，那只能令我们离理智的道路更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日本比我们强大？我们需要从什么地方去学习他们，超越他们。

孔子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就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面对世界上不同思想和文化的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即：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美国和集体主义、重商主义的日本，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大家读一下《周恩来略传》中记录的一段有关中国女排崛起的史实吧，它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个合适的答案：  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女排在大松博文教练带领下迅速崛起，在世界排坛表现出很强的实力，带领日本女子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说：“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干。大松博文一人领着大家干也够累的，大松能这样同运动员一齐练习，参加实践。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是一致的。‘三从’的实质就是练为战。所以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来从难、从严。这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的精神”。由此，从难、从严和从实战出发，就成为运动训练原则，至今为体育界所遵循。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办公室里放着一本体育训练手册作参考。可是周恩来却有一本，即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写的训练手册《跟我学》。周恩来很内行地指出，“日本滚动救球的技术很熟练也很科学，这种办法不大容易受伤”。他认为日本很注意战术意识的训练，特别注意小配合。大松博文应周恩来总理邀请于1965年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

大松博文，这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当过二等兵的排球教练，对中国总理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请。大松博文对中国姑娘按照他的要求严格训练感到满意，并预言总有一天她们会成为世界冠军。当中国女子排球队在1981年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世界杯)后，她们深深怀念当年在排球场上向她们传授球艺的大松博文教练，特意去他的墓地，向他致敬。

谈到这里，我真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经济领袖们的手边也有这样一本训练手册《跟我学》，不是关于日本女排，而是有关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这也是我编辑这组文章，以及倡导《东方经济学》理念和创建“超级主义者”网站的主要目的。期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和财团能够像中国女排一样通过学习和实践，经过拼搏与奋斗，在经济领域获得世界冠军的荣誉与称号。

中国的改革家邓小平先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首先应日本政府的邀请，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了日本。当时提出了两件事：第一，想引进日本的丰田汽车生产线。第二，想引进日本的新日铁，在上海建厂。值得一提的是，丰田汽车公司是三井财团的重要成员，是三井物产(综合商社)的人才一手培育起的企业；上海宝钢正是引进新日铁生产线建成的，而新日铁公司现在是三井物产的独立董事。

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

……

中国企业领袖眼中的日本企业

美国人高喊：日本第一

微观经济的王者隐藏起来的日本综合商社

亚洲周刊“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的资料显示日本企业并没有因该国持续10年的经济衰退所拖累，众多日本企业在亚洲市场仍占重要的地位。“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是以2001年度或最近公布的年度营业额排名，日本上榜企业数目最多，达711家，占71.1％，冠军是丰田汽车。第二是韩国，共67家企业人榜，占6.7％，冠军是三星电子。除了韩日，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较前的公司是石油、电力、能源、电讯等具独占性质行业以及国营为主的公司。

日本向来以“综合商社”为经济的主干，而这些传统综合商社的关系企业众多，而且规模都很大，也是日本企业在“亚洲1000大”占尽优势的原因之一。例如前500名中，共有12家以住友为名的企业，10家以三菱为名的企业，9家以三井为名的企业。韩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前500名中，有6家以现代为名，5家以三星为名，5家以LG为名的公司。

人们往往喜欢用世界500强的排名来衡量企业实力。日本的综合商社排名从1994年的前5位的地位一直在下滑，这与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比如，三井物产2004年将经营额最大的能源和矿产部门分立出去，使其500强排名跌到177位，从而近一步掩盖了它的巨大实力。

日本综合商社和很多大型企业出现了一种建立地区总部的趋势，其经营和管理活动相对于过去分散开来，更多的营业收入被计人当地公司的账目中。另外，综合商社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收入没有显示出来，从而弱化了人们对综合商社巨大形象的认识。如今美国的沃尔玛排在了世界500强的第一位，的确带给人们很强的意识，美国第一。

可是，如果三井物产想争这个风光，他们也许只要把部分投资公司的收入并人账目，就可以坐到第一的位置，或是简单地将财团中的企业并人进来即可。当然，综合商社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比较低，普遍在10％左右，但是将其所有投资额加在一起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综合商社所投资的关联企业基本上看不到商社的名称，所以人们也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

综合商社的主要职能是保障企业的原料供应，培育新兴产业和大型制造业，为国内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铺路搭桥。随着日本制造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历程并向海外转移，日本产业向高精尖和低原料消耗方向发展，综合商社对日本国内的业务量在减少，表现出势弱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不同，而更像日本60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不应该因为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日本综合商社面临的当前问题去否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组建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现实意义。综合商社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一定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明显感到，随着美国金融寡头(基金机构)在宏观领域(汇率，期货)的强大压力，和日本商业巨头(商社财团)在微观领域(资源，物流)的激烈争夺，中国经济正在受到外国势力越来越多的控制。当我们为以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军团在世界比赛中屡见战功而欢喜雀跃时，日本国民早已习惯于自己的经济军团(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在国家间的经济竞赛中所向披靡。

美国的好学生南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地区已经成为日本财团的属地；不可一世的美国必须承认其制造产业正在被日本财团企业蚕食；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和中东的丰富资源正在成为日本商社的囊中之物；毫无疑问印度和非洲正在被列入日本财团的新战略目标。

惟有欧洲是个例外，因为那里是与日本经济组织模式类似的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财团很难有空子可钻。另外在东亚，韩国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国家，因为韩国有着从日本学来的以综合商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财团产业。在国内，温州是仅存的一块不被外资沾染的净土，因为它们有着类似日本人的商业行为和理念，但组织方式还很原始。我禁不住要问，中国经济的未来将会如何？

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大量日本品牌的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大量日本企业涌人中国，在当地生产商品或零部件。而经济学家和经济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大财团正在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在文章中，我提到日本财团的类军事化组织行为和作为财团核心的日本综合商社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

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对冲基金)时，却忽略了日本的商业军团(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侵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在改革中，由政府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韩国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确立本国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综合商社是推动日本、韩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建设与发展甚至超过了银行的重要性。

           白益民 搏士

           (此“搏士”非彼“博士”)

            2006年6月20日

当我们的企业领袖和经济学家们忙于运用“西方经济学” “正确地做事”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利用“东方经济学”的实践经验和哲学思想来确定一下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清朝末年改革派主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的理解是：所谓“中学”(东学)指的是“哲学”，“西学”指的是“科学”。“哲学”用于判断事物的对错，是世界观问题；“科学”用于规范做事的程序，是方法论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深层含义告诉我们：用哲学(东学)的世界观确定“做正确的事”，用科学(西学)的方法论指导“正确地做事”。

       ——白益民 语录温州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第一代温州人创业靠血缘乡音联系和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当他们将企业作大，走出温州，甚至出国发展，再将他们的事业传给第二代人时，资本和文化正在发挥巨大作用，成为企业间联系和合作的纽带。原来依靠个人信用的民间借贷，在温州当地依赖亲属关系的担保可以控制其风险。但是，在外地和外国发展创业需要更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使乡亲间的借贷关系变得脆弱无力，温州企业正呼唤一个属于自己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日本的经济社会中，以银行和商社为主体的财团成为企业联合起来抗击外资的有效方式，以资本为纽带形成产业链条，使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形成相互协同的分工与合作。日本在加入关贸总协定(当今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政府主导了财团的加速形成。这为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和企业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温州商人的成功和其资本的壮大的真正奧秘在于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儒家文化。资本和文化代替血缘与乡音，才能将企业作大作强。第一代创业者奋斗和积累的家业，凭借的是乡亲之间的互助。但是，第二代子女离开乡土发展，彼此之间亲情减少，甚至父辈的血缘也无法将这些不同生活背景的年轻人集合起来。如果创业的长辈们真想让自己的后人能够形成合力，将他们的财富、精神和文化传承下去，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股份制公司是必然的选择。

温州的家族式企业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时代，这是市场竞争的要求，也是事业扩张的需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走人大城市，进军海外，越来越需要一只现代化的、以航空母舰(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能够立体作战的出海商业舰队。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商会组织为温州企业向外拓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主要承担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的信息和咨询等初级服务。我的建议是，将商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一系列新的功能，如贸易代理、物流、对外投资等，这实际上就是引入日本的综合商社机制。

可以这样理解：商(会)+(信用)社：商社。所谓综合商社就是一个集信息、咨询、贸易、物流、投资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型企业。综合商社的金融功能主要体现在它是通过调集财团内部成员企业的自有资金进行相互融资和共同投资，而不是向银行那样吸收公众存款而对社会上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综合商社的贸易功能为企业以销定产、有序开拓海外市场、树立国际品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综合商社的产业组织功能为企业间的合理有效分工与协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像一个得了白血病的病人，不得不依靠外界的输血来维持着生命时，一旦血源出现紧张，他的生命会马上陷入危机之中。拉美国家和东南亚经济危机正是外国资本兴风作浪的结果，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同时，依赖这种输血方式生存的成本实在太高，病人将要为此巨额买单。要想使白血病得到根本的医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与之匹配的他人的骨隋移植过来，形成自身新的造血功能。

我认为，将有着共同经济发展经历和商业文化背景的日本和韩国经济成功的经验和机制移植到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机体中，使他们产生更加强大的自身造血功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温州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在于它的民间资本所形成的自身造血功能，在那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外资的存在。但是，温州的这种自身造型功能目前仅能限于本地小规模的经济活动，因为它缺少真正意义上可以进行全国大循环和全球大循环的资本运营机制，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财团体制。

温州人过去20年的经历，以及其永嘉学派的儒家文化与日本的综合商社创业初期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模式应该成为温州资本续写商业神话的知识源泉。现代日本财团实际上是以中国南方传统文化为根基，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民间资本与政府作用成功对接的产物。蕴涵创业精神和儒家文化的温州资本一旦形成有效聚合，将会突破性地走出重建我国经济自身造血功能的第一步，将使我国的经济焕发出长久的生命活力。

从温州资本的发展历史和其相应的产业结构来看，未来温州资本更趋向于发展成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组织。我相信，在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迫切需要组织改造升级和资本寻求出路的契机下，将日本的财团和综合商社模式的精髓植入进来，将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模式将为政府有效引导、监督和管理民间资本的良性运营，避免金融风险提供新的途径。

日本战后垄断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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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集团的文化属性

《论语》+“算盘”——义利合一

商人帝国的往事 建立东方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十世纪30年代，由凯恩斯、凡勃伦等人打响了一场经济学战役，向以自由放任为主要倾向的古典经济学发起了挑战。芝加哥学派起而与之进行辩论，回击了新经济学对于市场失灵的批评，论证了自由竞争、产权和小政府对于经济增长和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意义。

回头来看，这场经济学的战役，并不完全是一场围绕经济学专业知识的讨论，相反，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思想内涵，它是一场思想论战，即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及非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一场严肃辩论。因而，那些经济学流派呈现出“思想学派”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思想家”色彩。他们关注的是超越于经济之外的政治问题、观念问题、法律问题，甚至道德问题，而且，不仅试图影响人们看待“经济”的方式，更试图影响人们观察政治、社会的方式。

不幸的是，从那以后，经济学却越来越变得专业化，也即琐碎化，对于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失去了兴趣。经济学越来越依赖于数学作为向读者表达其思想的语言，而运用数学模型来阐释经济政策建议的有效性。数学与经济计量模型的大量运用，使得经济学系的学生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训练解题技巧和建模技术，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经济学知识和思想，及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的训练。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间引起了幻灭感与愤世嫉俗。

至于普通人，对于经济学也敬而远之，因为，高深的数学方程，使得经济学无法用正常的知识来理解。今天的经济学家，却已经不会在不用高等数学的前提下进行写作了。如果经济学家想面向现实思考，他就应该用现实中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我们恐怕无法指望一个人竟然可以单用方程来表达他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见解。市场主体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精确地思考和计算。

十五世纪开始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给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了一缕阳光。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奠定了西方三百年富强的基础。文艺复兴所推崇的正是回到灿烂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但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中华文明相比还是相形见绌。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到秦汉时代的豪迈精神，再到唐宋时代的灿烂文化，最后到明清时代的中央帝国，每个时代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每个时代都有璀璨的文化。但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各个时代所创造出的文化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渐渐洗去了身上的耻辱，但是中国与世界一流强国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关键在于文化的缺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努力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也在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但是隐患正在不断显现，中国在慢慢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那些文化传统正是历代中国人浴血奋战和艰苦创造的产物，它们才是当代中国引以为傲的瑰宝。

当中国的管理学院努力研究和传授外国企业案例的时候，如果教授们研读一下中国先秦时期的《孙子兵法》，也许会惊奇的发现大多数企业成功的案例和商战成功的案例都可以在《孙子兵法》找到出处，也许还会发现长篇累牍的案例表达的思想，在《孙子兵法》上只需要一句话就概括了。日本人形容“商场如战场”，当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企业横扫欧美市场的时候，他们的经营策略大量用到了中国历代兵法大家的思想。如果我们在学习西方案例和教材的时候扎根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上，那么这种效果是不可估量的。

钻研中国古典经史典籍，并且和自己的修养和生活以及企业相结合的日本企业界人士很多。日本著名汉学家安冈正笃，自己潜心研究中国经典，创建全国师友协会，在日本各地开办中国经典入门讲座，不遗余力地培养后继人才，著书立说，以帝王师之尊，毕生弘扬经典，为世人树立了一个“知行合一”的榜样。追随在他之后的，除了政界的领袖外，是一批卓有成就的企业家。

曾出任日本经团联会长的石坂泰三是韬光养晦“帝王学”的实践者；日本企业界泰斗、曾主持过东芝的土光敏夫则是以《大学》的“日日新”作为座右铭的；三井以《贞观政要》作为垂训：三菱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住友以德治收到绩效；东洋工业以国士自居等等。这些企业和企业家在日本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功，是和“知行合一”的理念分不开的，这也正是日本人所谓的“和魂”之所在。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还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宋朝拥有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温州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叶适的学术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然而，元世祖忽必烈对日本两次东征的彻底失败，以及大量宋人逃亡日本，使得宋文化和浙东思想精髓在日本得以保留。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提出“向日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将曾经属于中华文明中最宝贵的思想和理念重新引回中华大地，为中国现实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中国的再次崛起需要中华文化的回归，需要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北方游牧文化基础上的思维逻辑，我希望我们国家最终能够建立起一个基于南方农耕文化、重商主义、非自由主义租集体主义的“东方经济学”思想体系，与“西方经济学”互为借鉴与补充。

我已经在日本三井物产这样一家最具代表性的综合商社工作了12个年头，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不断尝试多个领域的工作。在体验日本公司文化的同时，又长期主管美国商品和业务；即与大型垄断型国有公司有业务来往，又与在市场中磨练成长的民营企业集团建立了密切联系；研究过与金融领域相联系的粮食期货市场，又遇到了国内出口加工企业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业余时间帮助大型民营企业创办过市场情报刊物，又参与其资产管理公司投行业务的顾问工作；担任过大学经济贸易专业的兼职教师，并结合工作经验编辑了实用的《国际贸易实务》讲义。

在三井物产这样一个日本经济组织的核心机构生活和工作12年期间，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其经营方式和理念，我真正领悟了综合商社的“综合”二字的确切含义，也正是运用获得的这种综合能力不断求索“东方经济学”的真谛。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直到我探寻到“三井理念”的发源地是浙江天台山“三井潭”时，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归根于中华大地。

过去的两年中，我利用工作之余不断收集和整理有关“东方经济学”的资料，并创作了一些文章，虽然辛苦，但随着更多的发现，我也享受着收获的快乐。特别是我在超级主义者网站(www.superist.com)的《认祖归宗》作品的完成，终于理清了“东方经济学”思想体系的脉络。考虑到在三井物产的工作身份，以及思想的不成熟和不完整性，我过去所有的作品从来没有对外公开发表。

为了使我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以及企业组织转变与创新实现互动，我于2005年9月底正式向三井物产提交辞呈，然后将所有作品刊登在网站“超级主义者”上。随后，在众多网友的支持和鼓励下，逐步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写作。

              白益民 搏士

              (此“搏士”非彼“博士”)

              200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