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新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三四十年代的蓬勃发展，至20世纪中叶成为主导美国文坛和批评界的主流。这本约翰·克罗·兰色姆的代表作当是人人必读的西方经典著作，书中作者对几位被他目为“新批评”派的批评家逐个进行了深入的评述，这些批评家包括T.S.艾略特、I.A.理查兹和伊沃尔·温特斯。

本书所说的“新批评”对21世纪的英美批评界来说或许是时过境迁，但对于中国批评界而言，“新批评”中或许还有许多东西仍是新的，我们有理由对它的标志性经典之作保留一份崇敬。阅读本书，我们能完整地感受到“新批评”理论和“新批评”方法中的睿智，补上形式批评这一课。

《新批评》是约翰·克罗·兰色姆的代表作。作为“新批评”派的领军人物，兰色姆在本书中首先肯定了T.S.艾略特、I.A.理查兹和I.温特斯等人的批评见解和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继而对传统和当时流行的批评流派进行了批判。在兰色姆看来，文学批评不能回避“评价”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对文学作品本身作出评价是批评家的责任。“新批评”坚持这样的信条，即“文学批评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介”，“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等。

第一章 I.A.理查兹：心理学批评家

第二章 TS.艾略特：历史学批评家

第三章 伊沃尔·温特斯：逻辑学批评家

第四章 呼唤：本体批评家

索引

作为批评家，理查兹一贯的方法来自心理学。据我看来，如果我们观察过心理学拥有的或者自称拥有的特殊武器，那么他在批评方面最为人推重和揄扬的贡献大体上不难想见。他将诗歌体验中的情感和意动阶段从认知中分离出来，认为它们具有独立活动的能力，我还想说的是，这种活动纯属推想。

我很清楚，我这样笼统地反对理查兹，在他的信徒，或许还有其他的心理学家听来，一定苍白无力。对于细微的情感态度我一无所知，对于大的情感态度我也所知甚少，对于上述二者如何获得满足，我同样愚顽不敏。理查兹没有为那些羞于发问的思想者明确指出它们的特征。我甚至不知道态度在诗歌中所需要的刺激由什么构成，至于态度是否真的取决于对客体指称或认知的某种有效性，我也是一片茫然。

倘若理查兹确实认为有效的指称不可或缺，态度也并不完全脱离其原初的认知，那他并不像我原本想象的那么激进。果然如此的话，他所谓的态度应肇基于谎言而非虚构，而我看不出他如何逃避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弊病。在《浪漫主义的追求》一书中，费尔柴尔德教授虽然未必有意为之作辩，但对它有十分清晰的描述：

面对不断增加的事实障碍，浪漫主义试图建立、保持对于宇宙人生的一种幻想，并为之辩护，这一幻想源于一种对熟悉与陌生、已知与未知、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物质与精神、自然与超自然的想象融合。

按照这一理论，诗歌是一种有意规避现实的病态的自我放纵，或至多是面对兢兢业业的科学发现所作的一种勇敢而幼稚的抵抗，它是苦苦撑持的最后一线希望，而理查兹本人并不抱有这样的希望。

但在对理查兹提出我的反对意见之后，我有责任简略地谈谈自己内心的希望。

应该说，老的科学(那里有妖魔、神仙和托勒密体系中的星辰日月)是诗性科学，可以为诗歌所用，而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探讨的对象包括质量、力和多元空间)是纯粹的科学，与诗歌无关。在纯科学话语中。语汇完全是功能性的，细节、语汇都没有自身的内容，其意义反过来由各自在文中的逻辑作用确定和制约，词语必须遵循一定之规，而不是肆意妄为。通过使用这种技术手段对词语的意义进行限制，科学使自己免于随意地游弋。科学把一切都寄托于话语的整体成败。

诗歌的惯用手法之一是不断提供令人激动的细节，理查兹以及对他影响至深的文学权威柯勒律治都对此进行过论述。诗歌话语并不否认整体的逻辑结构，但是，它遣词造句常常不合逻辑，因而时时旁逸斜出。诗歌的词语往往指称具体的物体和情境，而不局限于话语的抽象功能意义，结果造成了意趣的散落，坦率说，我认为这正是艺术家的意图所在。细节的利用，不论它在话语中是否合适，都必须精心安排，以服务于意趣的散落。

不过，我讨论意趣的这种散落，并不希望让人觉得我想说的是，诗歌像理查兹先生那样只关心一系列小的意趣，而这些意趣在科学时代没有机会得到满足却渴求得到满足。说意趣的散落恰恰证明了我们努力去认识的世界复杂多样，同样毫不费力。不论今夕往时，现实世界从来都不像科学描画的那样一目了然，其物质构件的确具体而微，难以驾驭，正是在这一方面，诗歌刻画的世界与科学描绘的那种柔顺驯服的世界大异其趣。

至于那些早被淘汰但诗人们仍津津乐道的信仰，为之声辩的重责我在此力不能任，否则我倒希望说明，优秀的诗人并不像一味浪漫的诗人那样，重复他们希望相信但又无法再相信的一切。相反，优秀的诗人认为，科学家用以把握世界的技术结构既然未能关照现实物体的局部细节，也就不可能周纳一切。他们会试用更为平常、粗朴、较宽松的结构，以便更好地把握世间万物的民主自由状态，也包括妖魔神仙和星辰日月，只要它们不因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受到明确谴责而出现战略上的“出局”。这些诗人无意否认科学家提出的结构，但同时也不会承认它们在更“现实主义的”诗歌认知层面上的有效性。

我要趁着读者此时的心态来打一个“时事”比方。一首诗如同一个民主国家，它不希望全盘低效无能，也不希望在管理上完全失控，它希望通过宪法的审慎详明约束自己不要走向高度专制。它希望公民保持个性，享有天然的趣味。而科学话语却是一个集权国家，其成员不是被视作公民，也没有什么不可剥夺的自主活动权利，他们仅是国家按照需要而界定的功能，为了国家的高效运作服务。

关于有责任感的诗人就说这么多。有责任感的批评家应该都是思想家，他们会觉得，那种把科学话语看成涵盖人类全部认知的习惯是最具蒙蔽性的幻觉。

           P27-P29

R.P.布莱克墨先生是一位批评大家，在当今所有的批评家中，他最反对囫囵吞枣式地将任何批评公式拿过来，就对诗歌率尔操觚。读他的批评文字，我们感到，他非常熟悉他的材料，论述起来也力求使用世人熟知的说法(其中不乏他个人独创的话语)。他的文章缜密细致，略显艰深，若是一个浅薄而只想迎合读者的批评家，定然会写得更简单而更具系统性。

我这样说有两个理由。首先，有这样几位学者，他们在批评中涉猎之广，使他们理应在本书中得到专章讨论而未果，布莱克默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其次，尽管他卓荦不群，也反对被贴上任何普通的分类标签，但照本书说来，他确是一位“新”批评家，有见识的读者一读他的著述就会明白，他们眼前所读到的东西显然是几年前才能写出来的新作。有了这番话，再说布莱克默先生对于本书所讨论的理查兹(及其门生燕卜荪)、艾略特和温特斯等人的批评方法已经部分或全部掌握，就并不过分了。

可资佐证的材料可谓俯拾即是，就看手边的这一段吧，它可是够“新”批评的：

如果说，我们在雪莱那里看到一种伟大才情在19世纪宗教、哲学的早期衰微中成了牺牲品，在史文朋那里看到一个更伟大的诗才在情感取代题材的过程中败落，那么，我们只消往前再走一步，自然就会在哈代身上看到一种超凡脱俗的感悟力在失去情感约束和普通想象力的结构支撑之后最终经历的双重毁灭。

让我换种方式再引一段，这一段讨论的是艾米莉。狄金森的一个诗节：

抛开  Renunciation

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美德，Is a piercing virtue，

放下  The letting go

一种期待的存在—— A presence for an expectation--

不是现在。  Not now．

我只引一个片段：

这里所用词语都简单平实，都是我们常用的语汇。仅renunciation一词属于一个特殊的经验类别，或者说集中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态度，平日里，我们总是竭力排斥这种经验和态度。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它会以英雄主义或虚伪或感伤的面目出现。而我们总是对它置之不理。只有piercing一词直接地涉及肉体，我们遇上piercing的事不会置之不理，而会在震撼之余立刻作出反应。piercing给人带来的震撼把一个语法赘述变成一个隐喻意义上的同义重复，它提出并建构起一种共通性：由于piercing一词的作用，在renunciation和virtue之间突然建立起一种活生生的內部联系，这一短语由此溢彩流光。下面四行诗末行中的两个形容词同样异彩纷呈：

自我预演  Rehearsal to ourselves

一种隐退的愉悦Of a withdrawn delight

带来谋杀般的快乐，  Affords a bliss like murder

强大，尖锐。  Omnipotent，acute．

这些形容词使本无联系的delight和murder这两个词结合成为一个自足的隐喻。然而，若再回头看前面引的那节诗，piercing一词不仅写活了第一个短语，也使整个renunciation之说气韵生动；它所引发的紧张感或震撼力被带入笼统的letting so概念——也是肉体却很含糊——井将它具体化；或许由于其分词形式，letting伊又反作用于第一个短句。．Renunciation所具有的piercing性质恰恰在于，但又不完全在于，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需要时日，也许是到永远，被抛开的存在才会在“不是现在”的期待中显现。姑且冒昧地说，正是piercing一词和letting go这个分词词组中所包含的肉体因素通过作用于其他词从而也将它们变得真实可感，而正是经过如此烛照后的renuneiation一词才将这种感觉凝聚成现实。

这样的批评文字属于我们的时代。在深度和精确性两方面，它同时超越了此前所有用我们的语言写成的批评。它是一种新的批评，这种批评已经具有某种统一的方法，与略早于他们的前辈相比，当今像布莱克墨先生这样的实践者似乎多了一种兼容并蓄。

这种批评是崭新的，我已力求展示它的新颖之处。读者会觉得我引证甚多，我希望自己能如实描述本书所讨论的四位学者提出的种种批评和批评理论，这是我的首要职责。

然而，批评这东西要完全正确地加以描述是很困难的，何况这又是新批评。新的事物意味着不确定、白相矛盾，或者粗糙，这里所说的新批评也不例外。就像诗歌和小说那样，它会犯方法上的错误；它往往也缺乏充分的哲学背景，或者使用了很不完善的公式，这些公式使人无法准确地思考。对于这几位批评家，我的研究是批判性的。

我不仅不揣冒昧地大“批”这些批评家的部分实践和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些小的“建设性”建议，它们也许只是无谓地步其踵武，但是时光的飞逝不允许我们将它浪费在忸怩作态的谦虚上。我认为批评存在于未来而非过去，而我们的批评工具远非尽善尽美。

简言之，新批评在理论上至少普遍存在两个具体的错误。一个是使用心理学上的情感性语汇，试图根据诗歌的情绪、感觉和态度，而不根据其对象来评判文学。另一种纯属道德说教，这就意味着新批评尚未从旧批评中解放出来。我期待批评家们甩掉这些包袱。

伊沃尔·温特斯先生为说教的错误所累，然而，除此以外，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更清醒地了解我心目中的批评所应该具有的最基本模式：批评应关注诗歌的结构特点。科学几乎完全研究结构，研究科学的结构；但诗歌结构与之大相径庭，正是这一差别使诗歌结构具有自己的特点。诗歌的本体内容迥然有别于科学，因此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写完温特斯先生之后，我将在最后一章中作一些本体论方面的探讨。

我提前对我的所有读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对那些按照目录顺序阅读本书内容的读者，我表示特别的感谢。

本书部分章节曾经发表过，感谢允许我将其重新发表的《南方评论》(The southern Review)、《肯庸评论》(The Kenyon Review)、《重音》(Accent)与《海卡》(Hika)。

               J.C.兰色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