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和深闺少妇，“毁家纾难”，投身于时代的烽火？怎样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与引导，成长为一名忠心赤胆、百折不挠的革命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义无反顾地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对她的公开纪念活动几乎迟到了半个世纪，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她曾经所付出的一切……

1949年11月25日，朱枫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1950年2月在出色地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被捕，最后喋血台北刑场。

朱枫牺牲时还不满45周岁。本书是以她为主人公，真实地记录其生平事迹和成长道路的第一部文学传记，全书有几十辐照片，约20万字。

第一章 憩园翠竹

不平静的月湖

梓荫山下

“五卅”学潮中

师从沙孟海

远嫁沈阳

孤雁难飞

大时代的召唤

第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新知”在武汉

流亡路上

李友邦与“台少团”

中村书店

三克拉钻戒

“周爱梅”探监

播种桂林

“护法韦驮”

雾重庆的星光

第三章 沪上春秋

“被汽车撞伤的”

景华新村22号

风云际会

舐犊情深

第四章 枫红香江

特殊的战场

家书抵万金

接受任务

出发

第五章 巾帼岂无翻海鲸

外婆来到阿菊家

在吴石将军府上

“老郑”被捕

飞离虎穴又入狼窝

生死之间

就义马场町

第六章 魂兮归来

哀思绵绵

共和国没有忘记

跨越海峡的追寻

英灵含笑

附录一 寻找与回声

  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秦风)

附录二 朱枫烈士年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篇)目

后记

第二天一早，朱贻荫就陪同陈逸仙，去朱家大院毗邻的梓荫山麓看风景。

梓荫山不高，比起城外的镇海第一名山——招宝山以及在甬江入海口与之相对峙的金鸡山来，这座只有几丈高的小丘很不起眼，就像两道屏风背后摆放的一张矮几。但由于它的位置在城内，自北宋以来，又先后建起了孔庙、屏山堂、迎秀亭、文昌祠、蛟川书院，因此梓荫山麓锺灵毓秀，人文荟萃，也是历代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朱熹、全祖望等名家大儒都曾来此讲学授业，吟咏它的诗词歌赋更不在少数。山名“梓荫”，即取自《周书·梓材篇》上的“梓材荫泽，荫庇学子，源远流长”，不同凡响地赞誉着这块乔木森森、芳草如茵、古建筑群错落有致的方寸之地。

然而，吸引陈逸仙的，既不是它的亭台楼阁，也不是骚人墨客的踪迹，而是萦绕和凝聚在花木砖石间的历史烟云和民族正气。素有“浙东门户，海天雄镇”之称的镇海，自古就是海防重镇，逶迤在江边海头、屏障着古城的每～座青山上，都有炮台、碉堡、城防等军事设施，大小不下几十处，历尽数百年来镇海军民保家卫国，抗倭、抗英、抗法的风风雨雨。而坐落在城内梓荫山麓的学宫、书院，则成了当年文臣武将们商议军机、联络四方和过往驻留之所，同样见证了这些反侵略斗争的英勇史实——咫尺之地，也铭记着许多英雄的名姓和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啊，‘流芳’!好俊逸的书法……这是谁题的字啊?”

从梓荫山西麓孔庙大殿里走出来，经过大成门前的甬道旁，陈逸仙望见泮池东边的空地上有一块年深月久的大理石碑，漆黑的碑面镌刻着两个鲜红的大字，笔触饱满道劲，如榴花似地映照周围的绿丛。一向喜爱书法艺术的她，戴着眼镜凑近石碑瞧个仔细，但见那碑文下面的款章模糊不清，便回过头来问朱贻荫。

“这是明代卢镗的‘流芳碑’。”朱贻荫从甬道边上走过来，向她解释道，“卢镗是嘉靖年间守御镇海的都督，同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一起抗击从海上来犯的倭寇。当时他已年近七旬，还带兵杀敌，招宝山上的威远城就是他主持修建的。他将这两个大字刻写在文庙的泮池旁，也是为了激励部下，鼓舞士气。”

陈逸仙“哦”了一声，点点头，同朱贻荫转身向泮池走去。狭长的泮池上横跨着三座古朴的石桥。她俩从东头的一座桥上走过，望着桥下清清的池水，朱贻荫对陈逸仙说：

“你知道吗?同林则徐一起抗英的两江总督裕谦，在镇海失陷后，就是在这里投水尽节的!”

陈逸仙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动着，仿佛要从那清澈的池水里看出个究竟来似的。

刚才在梓荫山北麓的蛟川书院旧址前经过，她就听贻荫说起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从广州调来浙东协办沿海防务，曾在此住过。当时，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威震敌胆的一代名臣，已受到投降派的排挤，被革去了两广总督的职务，来到镇海后，连个正式的名分都没有，但林则徐毕竟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忍辱负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天天从栖身的蛟川书院出发，去观察山情海势，查看各处炮台，向驻军将领们传授御敌方略，还用自己带来的《炮书》指导筹建不久的镇海炮局精研铸炮技术……然而，昏庸的道光皇帝为了进一步推行其乞和投降的政策，竟在这骨节眼上下达了继续“查办”林则徐的谕旨：革除四品卿衔，立即送离镇海，遣戍新疆伊犁。

圣旨到达镇海的那一天，正在积极备战的两江总督、同样是主战

 派的钦差大臣裕谦也惊呆了。他是林则徐的好友，一直在支持林则

 徐的工作，而且已经奏请朝廷给林则徐委派实职，以便让他更好地发

 挥作用，料想不到等来的竟是“晴天霹雳’’!裕谦清楚地意识到这样 的打击对镇海防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他满怀同情又忧心十中忡

 地来到蛟川书院跟林则徐话别，带领手下的文武官员，将林则徐和赶

 来随行的林则徐之子一直送到南门外的码头边，依依不舍地望着这

 位举国敬仰的谪臣迁客登船远去……

林则徐离开三个月后，虎视浙东已久的英国舰队重新挑起战端，裕谦领导镇海军民全力抵抗，同拥有坚船利炮和上万兵力的强大入侵者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名留青史的“定海、镇海保卫战”。经过六个昼夜的浴血搏斗，定海失守，英军气焰嚣张地直扑镇海城下。裕谦率4 000将士在关帝庙前泣血盟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并亲自指挥战斗。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加之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脱逃，战局难支，单招宝山、金鸡山两处前沿，就有千余名将士阵亡，旌旗破碎、硝烟弥漫，一座孤城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当裕谦和最后一批守军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撤至梓荫山麓的孔庙前，这位蒙古镶黄旗贵胄、满清开国功臣后裔、进士出身的朝廷重臣，知道城将不保、自己践诺的时刻已到，便将怀中用黄巾包裹着的授印和一封遗书交代给左右，从容镇定地整顿装束，遥对着镇海城西北的京阙方向行完跪拜礼，毅然纵身跳进了大成门前的泮池……

“裕谦——他死了吗?”听得入神的陈逸仙，望着波光粼粼的泮池忍不住地发问。

“没有。他被救了上来，微息尚存，因镇海城已破，他在被部属们送往余姚的途中，又乘人不备，吞金而亡。”

这是公元1841年10月10日(道光 21年农历8月26日)发生在古城镇海的悲壮一幕。中英鸦片战争期间，裕谦为清朝封疆大吏中唯一亲临战场以身殉国者，清政府追封其谥号“靖节”。裕谦投水尽节的同时，镇海县丞李向阳自缢殉职，在此之前，驻守定海的三位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已全部牺牲。为纪念他们和阵亡将士，招宝山下建起昭宗祠，每年的农历8月26日这一天，镇海官民都要在那里举行公祭。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过昭宗祠，那时还供奉着‘靖节公’的牌位，不知现在有没有了。”朱贻荫讲完泮池边发生的往事，又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梓材荫泽，荫庇学子，源远流长’——”陈逸仙掏出手绢擦眼镜上的水气，随口背诵起这个梓荫山出典的名句，禁不住感叹道：“贻荫姐，想不到你的家门前，就有这样的忠肝烈胆，真是一块千古流芳之地!”

眼前低矮缓平的梓荫山，在盛夏浓荫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仿佛也高大了许多。

陈逸仙在朱家大院住了一个多月。除了跟朱贻荫出游、踏访镇海名胜，更多的时间还是在憩园的那座小红楼里，两人一起做功课，翻阅书房里那些陈年八辈的古旧书籍和风行一时的林译西洋小说。她们也常在一起临帖练字，醉心书法的陈逸仙发现朱贻荫不仅字写得清秀，还能画画，绣花、做女红，更是一把好手。她们还在一起弹琴、唱歌，背诵唐诗、宋词，也读从上海、杭州等地输入的郭沫若、郁达夫一路新兴作家的白话诗文……对文学的共同喜爱和年轻人的理想追求，常常将她俩关心、探讨的话题，从手中的书本和眼前的时事上，引向广阔的社会与人生。在那一个个悠长的夏日里，憩园的山石池水、小红楼上的婆娑竹影，不知听到了两位同窗的多少促膝谈心。

P10-13

渐行渐远的历史，有时会因为某种机缘的作用，将它曾被人长期遗忘或故意掩盖的真实细节，如惊鸿一瞥似地“显影”于岁月的深潭——给同样偶然路过的后来者，以眼球的撞击和心灵的震颤，继而掀起情感、思索与行动的波澜……

对我来说，阅读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十六辑上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就是这样的“机缘”。因为，那篇文章是我见到的第一份来自海峡彼岸有关1950年代中共地下党人被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的文图资讯；尽管它报道的是50年前发生在宝岛的政治事件，事件中的主角多已不在人间，但作为关心这段历史、渴望了解事件经过和人物命运的一名文学工作者，我还是为它所披露的事实深深吸引和感动了。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台北马场町刑场上响起的枪声中，倒下了四名政治犯的身躯。他们是同一案件中的四名受难者：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原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四人中唯一的女性叫朱谌之，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同吴石和中共台湾省工委联络的情报人员。秦风先生的文章在叙述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为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异己分子、施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诸多史实中，特别交代了这桩当年曾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的来龙去脉，还引用了“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主办“吴石案”的“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项下，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的议论：

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

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

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以捕杀共产党人为己任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完成了杀人任务之后，竟对他们视为死敌的对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表示钦佩，而且将此种“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写进了“内部工作总结”，用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和对部属的“训导”，可见这位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的女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现，让杀害她的刽子手们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老照片》在发表秦风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两幅与上述案件有关的历史图片，其中之一是“1950年6月lO日，聂曦被押下刑车，，的特写镜头，另一幅是同一时间“吴石案”中四位“主犯”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在法庭栏杆前和军警包围下，聆听死刑判决时摄下的。这后一幅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目击”了早已消逝的历史画面，第一次看到了身陷囹圄的朱谌之烈士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形影——

这是一位端庄、颀长、纤柔的江南女子，穿一件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色毛衣，眉目清秀的面庞上，刚刚梳理过的短发有几缕散落在耳际。此时此刻的她，已然经历了深入虎穴刺探军情的极度艰险，也捱过了落入虎口以死相拼的巨大危难；在保密局“黑狱”(借李敖著《白色恐怖述奇》之《蒋介石黑狱亲历记》中的用语)关押审讯的四个月中，更经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种种考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正面临着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最后判决。

但见她，两拳相握，迎面挺身，紧靠在四周漆黑、阴森可怖的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围栏前，神情自若，态度从容，目光镇定地注视着前方，与身后站满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警队列形成了鲜明又极不和谐的对照……

恐怕当年拍照片的人也不会想到，他摄下的这个瞬间，如此真切地吻合了“保密局综合检讨”中的那段耐人寻味的文字，为这位临刑前的女共产党员“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做了一份形象化的佐证。  我知道朱谌之烈士的名字，是在19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出版的《世纪风采》杂志上读到她的感人事迹。出身于浙江镇海一个富商家庭、毕业于20年代名校宁波女师的这位知识女性和寡居少妇，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入股”新知书店、援助李友邦创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为起点，爱国热情的进发、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以及艰苦环境中的锻炼，使她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经济和秘密工作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与优秀党员。1949年11月25日，朱谌之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地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被捕，最后喋血台北刑场。她牺牲的时候，还不到45周岁，短促而又烙满时代印痕的一生行状，至今鲜为人知，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和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有关她的一切始终“尘封”在岁月的档案里，只有零散的片断浮现在知情者的记忆和亲友们的思念中……

不久，我有幸结识了烈士之子朱明，后来又认识了烈士的女儿朱晓枫，原来他们都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得到了许多有关朱谌之烈士生平的宝贵资料和重要线索，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烈士遗属纪念、追思先人的深挚情怀和期盼能有一部传记作品真实记录烈士事迹的愿望。然而身为写作人的我，迟迟没有能接受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光阴飞逝中不少熟悉朱谌之、同她共过事的故交和亲友又在悄悄地离去。因此当新千年伊始，《老照片》上独家发表的秦风文章和据称是原国民党相关部门的存档照片映入我眼帘时，蛰伏在我脑海深处的写作冲动，被来自海峡对岸的这一线“鸿影”牵引着、牵引着，按捺不住地喷发出来……

——不能让时光之流带走这位名叫朱谌之的巾帼英雄的云水襟怀与松柏品格，不能让她走过的那条曲折艰辛、追求进步和光明、又充满了真情与挚爱的人生之路，永远地沉默和湮没在“忘川”之中!

——她是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和深闺少妇，“毁家纾难”，投身于时代的烽火的?又是怎样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与引导，成长为一名忠心赤胆、百折不挠的革命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义无反顾地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何谓“真实的爱”?何谓“伟大的感情”?1949年10月25日，身在香港，长期同家人天各一方、切盼北上骨肉团聚的朱谌之，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决定接受党组织交代的重要任务准备离港赴台，在寄赠给爱人朱晓光的一张照片背面，题词留念，临别抒怀：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给

梅 留念

一九四九．十．廿五同样是一张50多年前的老照片，一直由她称为“梅郎”的爱人朱晓光所珍藏。照片上的朱谌之身穿浅色短袖旗袍，面颊丰腴，眼含笑意，安详地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留影的这一瞬，距离她被捕牺牲、血染台北刑场的日子，只有七八个月时间，影中人写在照片背面上的那几行娟秀又挺劲的钢笔字迹，却成了生离死别的最后遗言、天人相隔的伤心见证!

我没有能见到烈士遗物的收藏者、已故离休干部朱晓光老人，却在他位于北京朝阳门附近的故居客厅里，从其后代手中接过了夹在旧相册里的这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那一行行饱含着珍贵信息和深刻内涵的情感表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淘洗和人间的沧桑巨变，依然醒目清晰，甚至更加鲜明、生动了!真像是从遥远年代里跋山涉水而来、摘取自南国风雨中的一枚永不褪色的红叶，在它那如火、如血、如花、如诗的缕缕叶脉间，依然镌刻着峥嵘岁月里的人生故事，交织着烽火征途上的牵挂和思念，诉说着风云儿女的艰辛与悲欢，直到映照着伊人捧着一颗丹心含笑远去，投入海天怀抱，将满腔忠贞的热血倾注进了时空的汪洋和喷薄的晨曦……

她的毕生追求，她的超越了庸常儿女情态的公而忘私和舍身取义，都可以视作是她对自己临危受命时这段肺腑之言的诠释与注解——她留在人世间的，不就是一份以平凡的日月和非凡的勇气，升华与印证这种“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的红色答卷?她以鲜血和生命写下的，不就是一位深明大义、不让须眉的东方女性，在大时代的熔炉里赴汤蹈火、百炼成钢的人间传奇!

追寻她的足迹，记录她的生平，传扬她的精神，是一项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随着能够回忆和谈论烈士事迹的知情者越来越少，这项工作更迫在眉睫了。

于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和努力，便有了这部打开在读者面前的以朱枫(朱谌之)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

2001年岁末，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落幕的第二天，我没有同江苏代表团一起飞回南京，而是在首都为准备写作本书开始了采访工作。我第一个采访的便是朱枫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也是著名的革命文化出版机构——新知书店创始人之一的徐雪寒前辈，年届九旬、德高望重的徐老从病床上起来接待我，令晚生非常感动。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我又陆续去了镇海、舟山、宁波、上海等地并且第二次进京，访问了不少与朱枫有过往来的老同志或知情者，其中有：在京的陈宜、徐波、曹健飞、潘超、万景光夫人冯修蕙、朱枫的外甥女顾倬云、外甥顾国瑞；上海的刘人寿夫妇、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南京的蔡漠等。我还访问了朱枫故乡宁波市镇海区中共党史办、母校竹洲女师(宁波二中)、“朱枫烈士纪念楼”所在的镇海中学，以及烈士最后被捕地——定海沈家门的镇政府等单位，接待我的有关领导和同志都热情地介绍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史料。给我写作帮助最多的是朱枫烈士的亲属和子女：病卧多年的陈宜老人向我讲述革命家史；朱晓光子女朱禾、朱月为我复印有关“烈士妈妈”的书信、照片等珍贵资料并与我通讯联络；朱枫的外甥顾国瑞先生从写作思路和烈士精神传承方面给我诸多启示；在南京的朱晓枫、徐锡成夫妇以及我较早结识的朱明同志，在这几年的采访与写作过程中更成了“志同道合”的友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与鞭策。朱枫烈士的外孙女婿李扬也向我通报了他赴台寻访的经历并对书中有关部分提出修改意见。吴石烈士的公子韶成先生向我提供了烈士遗书的复印件，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办的郑立同志也在史料和写作方面同我不间断地沟通信息，给我以重要的帮助。

不能忘记的还有：《老照片》主编冯勉先生，南京文友范泓、王一心、王德安、傅宁军、王慧骐、董宁文、薛冰诸兄，他们在联络采访、写作资讯或介绍出版方面伸以援手、积极相助；著名学者陈辽先生是朱晓枫早年战友，他在得知我的写作计划后，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因写朱枫传而有幸结识的台湾友人、文史专家徐宗懋先生，不仅为我这个写作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图文资讯，还协助烈士家属为寻找先人遗骸做了许多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宗懋先生无私相助的古道热肠和认真细致的办事风格尤其令人感佩。

还应该交代的是，有关朱枫烈士文学传记的创作选题，2001年底被江苏省作家协会列入我省首批签约作家的创作项目，给我的写作以最切实的指导和帮助，也是我三年来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完成创作计划的一个“精神纽带”。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同仁们为本书的审读、编校和出版，付出了辛勒的劳动。在这部书稿即将付梓的时候，我首先在这里向以上单位和个人以及所有曾给予我支持、关心的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借此机会，我也想向广大读者作一点说明：这部朱枫烈士的文学传记是一本关于理想、关于追求、关于人生意义的真实而非“虚构”的书。诚然，主人公的生平事迹有相当的“传奇性”，尤其是她最后赴台从事情报工作和英勇牺牲的情节，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缘故，既曾长时间遭“尘封”，也曾一度被过分“渲染”。本书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常常以史料的直接引用来代替“描写”和“想像”。如果它同样能够给阅读者以“一曲巾帼英雄的慷慨悲歌”的感染的话，那只能说明生活本身比“文学”更丰富、更生动，传主的人格光彩无需笔者用多余的文字去“演绎”。

最后，身为创作者，我还想吐露一句“私心话”。我是把朱枫看作我母亲那一辈知识女性和革命者中的杰出代表，来为“她”和“她们”立传的。家母张世瑜也曾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名女师范生，她和朱枫一样生于1905年，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不同的是我母亲活了96岁，只是个一辈子从事幼教工作的“普通一兵”。正因为如此，本书完稿于朱枫烈士诞生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我想到的是谨以此书纪念朱枫这位巾帼英雄的百年诞辰，同时也将它作为“一瓣心香”献给大地上所有为了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而劬劳一生、鞠躬尽瘁的平凡又伟大的母亲们。

               (2006年仲夏，记于玄武湖畔的禽鸣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