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语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第一部研究城邦的专著，可以说开辟了一个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

杰弗里·帕克将城邦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的形式来考察，并确定了其在国家类型中的独特地位。本书详细地说明了城邦在不断变化角色中的价值，探寻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城市从起初直到21世纪的演进轨迹。作者的视野还伸展到早期伊斯兰教世界城市的政治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城邦这一术语。

城邦肇始于三千多年前非利士人居住的地中海东海岸。它们的继承者是推罗、迦太基和其他由腓尼基人建立的沿海贸易城市，随后它们又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视为完美国家类型的希腊城邦和作为帝国首都的罗马城邦超越。杰弗里·帕克将城邦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的形式来考察，并确定了其在国家类型中的独特地位。本书详细地说明了城邦在不断变化角色中的价值，探寻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城市从起初直到21世纪的演进轨迹。作者的视野还伸展到早期伊斯兰教世界城市的政治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城邦这一术语。

随后是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欧洲城邦的复兴，而在近代，城邦则成为地缘政治组织主要形式之一。它在沿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岸的城邦汉萨同盟中达到了顶峰。同盟与新兴的多种国家类型，特别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细致的梳理，而并非仅仅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导致了欧洲城邦的衰落。蒙特卡洛、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以及一些更小的城市构成其珍贵的遗产。城邦甚至在后帝国时期的中东和远东地区也重新出现，如科威特和巴林、新加坡和程度稍逊的香港，作者还对这些城邦在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间可能发挥的作用作出了预测。

译序 小的也是美的

导语 民族、帝国与城市：国家的地缘政治学

一城邦的诞生

非利士入与腓尼基人

腓尼基入与城邦

二古希腊城邦

希腊人挑战腓尼基人

雅典城邦

雅典与斯巴达

三希腊化基地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城

四不平凡的城市：从都市到帝国的罗马

意大利人

罗马的兴起

布匿战争

从城邦到帝国

五共和国：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的城邦

威尼斯的兴起

真正的城邦

拉古萨城邦

六主教，公爵与共和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

自治市

城邦在北意大利的成功

佛罗伦萨与米兰

城邦与领土

七王公、主教与共和国：俄罗斯的城市与城邦

基辅的崛起

基辅的灾难

诺夫哥罗德的成长

诺夫哥罗德城邦

八德国汉萨同盟

东进运动

汉萨同盟

同盟内部

吕贝克

九卡斯提尔的公社

西班牙崛起

卡斯提尔的独特之处

公社起义

十荷兰的城市、省与国家

佛兰德斯

“欢乐之门”

安特卫普

阿姆斯特丹

荷兰共和国

十一与城市共和国相对的第三罗马：莫斯科、诺夫

哥罗德与波罗的海

莫斯科脱颖而出

第三罗马

西望波罗的海

十二汉萨同盟城市的衰落与兴起

威尼斯城邦的消失

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

回归帝国行动

朝向新的汉萨同盟?

十三城邦的全球化

远东和中东的城邦

全球化城邦的特征

结语理想与现实

鸣谢

图片鸣谢

索引

译后记

希腊城邦大部分时间存在于“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冲突超越了边界，贸易和王朝危机也经常发生。不过，来自不同城邦的希腊人在希腊世界及更多地方的旅行中常常相遇。此外，他们还在泛希腊的大神殿中常常聚首，这里是他们朝圣和互相交流的场所。神殿中最重要的是德尔菲神殿，辛普尔(semple)把它看作“地中海地理情报交换所，原因是那里拥有众多的访问者”。这里肯定是消息与闲谈的中心，很多观点在这里交汇，各国事务也在这里讨论。和平追求对战争的取代还是以另一个泛希腊的节日为基础，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传统始自公元前776年。运动会每四年一次在伊利斯城邦的奥林匹亚召开，其意图是在这些相关城市中以和平竞赛取代战争。类似的竞赛还在希腊世界的其它地方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德尔菲神殿进行的德尔菲竞赛。

只有在希腊人遇到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在国家意识到对它们独立的最大威胁是波斯帝国的时候，缺乏政治统一才变成主要问题。在公元前490年开始的波斯战争期间，一支专门的陆军与海军被召集起来以保卫希腊，临时的指挥机构也已经设立。波斯战争结束了，这场危险的结果暴露出了他们之间的不和，他们的封闭被打破，雅典人着手建立爱琴海各城邦之间永久的防务联盟。这就是公元前477年产生的提洛同盟，其总部设立在爱琴海的提洛岛上。这里是阿波罗的诞生地，同盟的金库也设在这里。对同盟最具热情的是爱奥尼亚城市，它们刚刚从波斯人的长期统治下获得解放。它们易受攻击的地理位置使它们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共同防卫外来的威胁，它们热切希望得到雅典人的保护。作为同盟最大与最富有的成员，雅典的最重要贡献是他们强大的舰队。雅典人鼓励小国家奉献金钱以取代人力，让他们去从事防务。在这一安排上缺席的是声名赫赫的斯巴达，它拒绝加入同盟并执意单干，它对自己强大的军队担当防务有完全的信心。它认为没有多少必要去与其它希腊世界一同去参与全面部署。希腊世界的不安全感部分是由斯巴达的态度和波斯的继续威胁所共同造成的。这样，雅典就逐渐扮演了同盟统治者的角色。当雅典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并显示出明显的帝国倾向时，同盟的性质就改变了。与斯巴达的战争加速了整个进程，这场战争是因公元前465年奴隶起义和雅典介人这个城邦内部事务而引起的。结果是，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了雅典。雅典人的借口是为了安全，但十分清楚，雅典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在地中海，它有在政治上的霸权，加上还有占优势的经济和强大的海军。斯巴达看到这越来越是对其自身安全的一个威胁，于是两者之间冲突与战争随后就发生了。

公元前432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爱琴海海上联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撤联盟的战争，用地缘政治的术语来说是海上力量与大陆力量之间的战争。在希腊世界这个微观世界中曾经发生过大陆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冲突，那就是这个世纪初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争。尽管在波斯战争中是海上力量取得了胜利，但在这场内战中却是大陆力量最终击败了海上力量。斯巴达这一大陆力量从最初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并且适应了海洋，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和在陆地用自己的方式战胜了雅典人。“木墙”在保卫雅典中失败了，雅典被迫于公元前404年投降。雅典对希腊世界的统治就这样走向了终结。

胜利的斯巴达人要求雅典舰队投降，拆毁了连接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长城，放弃了雅典的大部分殖民地。而斯巴达也被战争大大地削弱，再也没有能力重新获得对希腊世界的统治。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底比斯、还有雅典，又挑战斯巴达权力，公元前37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凯利亚和平标志着他们致力于永远的休战。当雅典人承认斯巴达人的陆地优势时，斯巴达人也承认雅典人的海军无敌。在希腊这个地缘政治的微观世界中，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帝国主义与城邦自治的争斗双双上演。在这一战争之后，城邦之间关系这一中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要等待外来的介人才有答案。

希腊城邦如此成功地保持了它们的独立，而在设计和平共处方式上却异乎寻常地失败了。像德尔菲这样的大神殿以及它给人们活动所提供的忠告、希腊人共同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与文化生活、还有在奥林匹亚和其它地方举行的泛希腊运动会都肯定地促进了希腊人强烈的共同感，但向希腊国家的转化却遭到了坚决的抵制。波斯人企图把希腊城邦纳入他们的世界帝国，但完全失败了。雅典人曾经想把各城邦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也遭到了具有对希腊世界本性怀有不同理念的强大对手国家的反对。

P23-25

人们常常以大为美，中国人尤其如此，这从汉字“美”的构成就可以看出来，“美”字上面是一个“羊”字，下面是一个“大”字，意思很明显：羊大为美。孟子说：“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荀子说：“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大为美，以大为好，在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在浩如烟海的成语中可以信手拈来许多例证，如说成功喜庆：大吉大利，大功告成，大获全胜，大快人心，大喜过望；说人品风仪：大仁大义，大义凛然，大气磅礴，大家闺秀，大家风范；说智慧作为：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大展鸿图，大有作为，大显身手。而“小”在国人看来则常常与丑陋、猥琐、柔弱等相关，还是拿成语来说吧，同样说行事为人，用“小”来表达则是小打小闹，小手小脚，小题大作，小恩小惠；同样说心胸品格，用“小”则是小黠大痴，小气易盈，小人得志，小肚鸡肠。我们平时引以为骄傲的也是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说起历史上疆域广阔的朝代来，我们用汉唐雄风来形容；而提到统治区域相对狭小的王朝，我们就用偏安一隅来表述。2006年，一部系列政论电视片《大国崛起》在全国风行，引来万众瞩目，好评如潮，这也充分折射出了国人的此种心态。这种求大求全之心来得非常急迫与强烈，也在各个方面表现与实施出来。如城市要追求大，一百万的人口不够，要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少城市放开户口政策，就是要使人口迅速增多，规模迅速扩大。公司要追求大，要打造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要跻身世界五百强。大学也追求大，近年来，各地大学刮起合并之风，许多数万学生的超大学府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满世界争着为大，忙着做大，夸着说大的时候，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杰弗里·帕克却对“小”特别关注，他要为小正名，为小辩护，他要让人们认识小的美，小的好。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当然，这并不是一本讲美学的书，而是一部地缘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专著，但我以为这并不妨碍人们用美学的眼光来阅读它。读书可以随意，不必一定正襟危坐，也不必一定为应付考试。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Ge”或“Gaia”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则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引申开来，“Ge”就指各种类型的人类家园，而“Polis”的意思则是人的统治与组织。因此，从词源含义来说，“地缘政治学”一词指的是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19世纪后期，德国学者率先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它也对德国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纳粹所统治的德国时期达到了顶峰，成为其扩张主义的理论武器。这给地缘政治学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使它受到多方的质疑与诟病。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的学者才重新拾起这一术语并力图恢复其本来面目。其间，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法国学者拉考斯特可谓功不可没，他们等一大批人的努力使地缘政治学重新获得学术资格并成为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一般词汇。在当代，地缘政治学主要用来研究国际关系。世界政治舞台的各组成部分被视为空间客体，其相互作用构成空间现象。地缘政治学要解释这些空间客体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还要了解整体地缘政治空间在特定时间里发挥作用的过程。地缘政治分析一般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要对基本空间客体自身特征进行考察；其次要探讨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空间模式，包括对不同地理空间区域中相互作用模式差异性的观察；最后要将地缘政治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并对其全部特征予以评价。

在本书中，作者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成了四种类型。前三种比较明显的类型是民族国家、帝国或者帝国政府和城邦，而第四种类型则是由这三种类型混合而成的。当今之世，最普遍的国家类型是民族国家，我们对此也非常熟悉，许多国家常常会被当作民族。因此，我们称“阿拉伯国家(nations)”、“非洲国家”、“欧洲国家”。如果时光倒流，让我们回到第二个千年的开端，就会发现，帝国是更通常的地缘政治形式。无数的历史书，也大多是讲述宏伟壮丽帝国的荣辱兴衰，雄才大略君王的命运遭际。而第三种主要国家类型——城邦则是最被人们所忽视的，不过，它也有过自己独领风骚的时光，而且也在不同时代，散发出自己的光芒。而构成这部书主角的恰恰是城邦。作者认为，城邦由这样一些城市组成，它们自认为是国家，它们既完全独立又能够保证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高度自由。在这部书中，作者给我们勾画了城邦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述说了不同时期城邦的面貌与特征，也力图说明它们在不断变化角色中的价值并解释其盛衰更替的原因。作者将城邦的历史追溯到了三千多年前非利士人所居住的地中海东海岸。非利士人城邦的存在在《圣经》中都有许多的佐证，它们的继承者是推罗、迦太基和其它由腓尼基人建立的海滨贸易城市，当然，最杰出最典范的城邦当数随后出现的希腊城邦，它们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为完美的国家类型。城邦本来是起源于地中海海岸的现象，而随着在希腊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亚历山大率领的大军的步伐，它由此向东延伸，经过中东和中亚进入了北印度。结果是，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间和印度的沃野平原上都出现了简陋而有限的希腊化城邦身影。随后，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欧洲城邦得到复兴，而在近代，城邦则成为地缘政治组织主要形式之一。它在沿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岸的城邦汉萨同盟中达到了顶峰。随着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城邦被带到了更广阔的地区，在后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世界和亚洲地区，城邦也展现了其绰约风姿，如科威特和巴林、新加坡和香港，它们是帝国强盛时播下的种子，却在帝国衰弱时收获。这也是帝国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作者对这些城邦在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间可能发挥的作用作出了预测。

城邦最明显的地理特征是规模比较小。对于希腊人来说，小是美，任何东西都要适合于人的规模，城邦也像其它东西一样要适合于人的需要。城邦是这样一个单位，在其中既可以容纳他们的文明，同时其结构和功能上的问题也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来。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全体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被他们看作是最基本的。雅典人认为：公民应该能够在普努赫山或最高法院或在集市的空旷地聚集以作出决定。集市，聚集的地方，就是全体公民聚集来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当民主大行其道时，人们希望参与所有的政治事务，那些不这样做的人，那些喜欢私人享乐更甚于公共服务的人被视为白痴。这样的人也总是遭人鄙视。正如雅典伟大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在著名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中所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对于希腊城邦公民来说，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苏格拉底也说：“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因此，在两千多年前，民主政制的基本原则就在希腊城邦确立，而后来的城邦也大多采用这一政制并且使之不断完善。

自由是民主的孪生姊妹，民主的政治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其公民的自由。自由总是被视为城邦政治生活的基石。只有在古希腊这样自由的城邦，才可能出现米诺的维纳斯、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形同乞丐的第欧根尼也才敢于不假思索地对主宰天下的亚历山大大帝说：“别挡住我的阳光!”自由成为城邦的终极目标与最大魅力。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说得好：“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奴役好一样。”当代著名学者皮朗也指出，公民是自由人的同义词。旧德国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是对这一信念的宣称。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是不宽容世界中的“避难所”，是一个所有人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的地方。在阿姆斯特丹的硬币上都印上“这是为了自由”的字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暴政大墙之外的“避难所”，那些遭受政治与信仰迫害的人们将往何处去，将有何种的未来命运。而正是有了它们，才有了基督新教的发展与扩散，才有了人们重新焕发出各方面创造的活力。

城邦一般都处于海滨或河口等交通枢纽位置，它们本身的自然资源并不十分丰富，许多都不能完全自给，因此，它们通过从事商业，特别是海上贸易向外发展。这就使得它们化不利为有利，变贫穷为富裕。希腊城邦以围绕自身的农村地区为依托，形成中心——外围的典型城邦格局。城市是商业与产业的中心，而周边的乡村为它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城郊(chora)通常能够供给城区(asty)大部分的基本需要，富余的产品则用于出口，这就刺激了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处于没有希望的沼泽、岛屿和沙丘之中，这里也恰好是西方与东方帝国持续振荡的边界纵轴线的中间地带，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其相对安全，而当帝国争夺的硝烟散尽之后，这里就从争夺的前线变成了连接的纽带。它就凭借这样便利的位置与拜占廷和更远的东方开展贸易，一举而成为亚得里亚海最富庶与最强大的城市。而波罗的海地区城邦更是崛起于冰碛地形之中，这里土地贫瘠，农业产出甚微，许多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从远道运来，从而，与周围农村的联系无关紧要，而建立广泛的贸易组织成为必需。这就促成了波罗的海汉萨同盟城市的共同繁荣。基辅与诺夫哥罗德相继崛起则与旧“从瓦兰吉人到希腊人”通道与新“从日尔曼人到蒙古人”通道的盛衰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地区和亚洲这些地区的城邦也显示出差不多一样的特征：濒临大海，交通便利，贸易在经济中举足轻重，身为跨国经济政治组织的成员，人均财富远远高于领土国家。

面向广阔的世界，与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使得城邦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城邦公民的才华与能力常常通过艺术、建筑、科学和哲学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希腊城邦在这些诸多方面都登峰造极，成为后世的光辉典范，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希罗多德、欧几里德……群星璀璨，《伊里亚特》、《奥德赛》、《俄狄浦斯》、《美狄亚》……精彩纷呈。就是继承希腊城邦精神的亚历山大城也成为了文明进步的引领者。在这个城市令人惊叹的建筑缪斯宫内，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意大利的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正是文艺复兴的基地与摇篮，乔托、薄伽丘、但丁、彼得拉克、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大师与巨匠都在这些城市生活与工作过，他们的艺术成为整个城邦事业的一部分并且从城邦的赞助中获益。米开朗基罗受市政府委托而雕塑的大卫像或许是佛罗伦萨最好的象征，另一件受委托制作的艺术品多那太罗的圣乔治则是共和主义的理想化。薄伽丘同样以自己的城市而自豪并且视之为真正的世界中心。达·芬奇的作品则将艺术和科学集于一身，体现了知识与作为万物尺度之人的合一的文艺复兴精神。

城邦的盛衰与特定时期各种国家类型力量的对比相关。有时候，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彼长此消的关系；有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复杂微妙。希腊城邦和意大利城邦属于前一种情形。在古代地中海，希腊城邦在领土势力尚未壮大或者鞭长莫及的时候称雄一时，但其内部的帝国主义倾向却被诱发出来。当其朝着帝国的方向迈进时，却被这一力所不逮的重任拖倒累垮，而让潜滋暗长的陆地势力得渔翁之利。意大利城邦的崛起是在罗马帝国的瓦解之后，而到东方的伊斯兰教王国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持续拉锯之时，却轮到它们坐山观虎斗甚至大发战争财了。它们的最终衰落也是由于帝国势力的卷土重来。波罗的海汉萨同盟的繁荣则与以往的城邦有所不同。它们的形成得益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帝国的政治与宗教首领本来的意图是要不断地扩大基督教世界的疆域，无数的十字军战士与僧侣也为此热情投入，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自由城邦联盟的产生。这些城邦所享受到的自由甚至比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权威之外的意大利城邦还多。当然，这种特殊的情形仍然与帝国本身的软弱相关。就像布赖斯子爵所说的那样：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20世纪伊斯兰教地区和亚洲城邦的兴起则与帝国的衰落分不开，但它们又与民族国家的产生联袂而至，这就形成了更加扑朔迷离的地缘政治景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进步，城邦辐射的范围更加广远，它们也不再主要靠地理位置的险要来捍卫和维持其生存，这样，它们更可能获得勃勃生机，并且给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生存的榜样，或者至少，给人类提供另外一种生存模式的可能。

这本书的作者杰弗里·帕克教授是欧洲当代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英国伯明翰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荣誉资深研究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1933年出生于英国布雷克诺克郡(现在的威尔士)，曾经就读于威尔士大学，随后又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深造，在伯明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伯明翰大学退休教授，《地缘政治学》杂志编委。他注重实地考察，曾经游历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西欧、东欧和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苏联、蒙古、印度和中国。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欧洲政治地理学和西方与亚洲地理地缘政治学思想。对冷战后世界的政治走向尤感兴趣。主要著作有：《统一的逻辑》(1975)、《欧共体的政治地理学》(1984)、《20世纪西方地缘政治学思想》(1985，1994年中译)、《统治的地缘政治学：从奥斯曼帝国到苏联》(1988)、《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1998，2003年中译)。参与编写的著作有：《政治制度词典》(伦敦，1990)、《地缘政治学词典》(纽约，1994)、《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指南》(伦敦与纽约，1994)、《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伦敦与新德里，1996)、《大都市与政治》(巴黎，1997)、《地理与自由》(巴黎，1999)、《与民主相对的全球性》(维也纳，2000)、《全球化：理论与实践》(伦敦，1996，2003年再版)。近年来，发表的主要文章有：《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索尔·B·科亨地缘政治世界观点评价》(《地缘政治学》杂志1999年第2期第13卷)、《拉策尔：法国学派与可选择地缘政治学的诞生》(《政治地理学》杂志2000年第19期)、《千年转换之际地理与政治的不稳定关系》(《政治地理学》杂志2001年第20期)。近年来，中国与欧洲政治结构的比较分析也进入他的研究范围。

这本书是英语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第一部研究城邦的专著，可以说开辟了一个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作者视角之独特、选材之全面、叙述之清晰、评论之精到，自不待多言，读者可以自行领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自由之钟情和对幸福之关注，这正是他选择城邦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他的这段话在今天的我们读来仍然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

最重要的不是城邦与其它政治形式相较在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现象，而是其中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始终如一地存在。在其中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其人民的得益而非人民为了国家。城邦从来就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抽象存在，因为民族国家到20世纪在许多情况下已经逐渐地仅仅为自身存在。它没有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让他们忍受穷困并且承受因追求它的伟大荣耀而带来的苦难。

与此相对照的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城邦基本上是非意识形态的。其根本目的是让它的公民生活得更好。詹姆斯·布赖斯在他的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巨著中说，尽管它们都有缺陷，“然而我们的同情必须在城市一方，我们公认它的胜利就是自由与文明的胜利”。布赖斯认为城邦本质上的“高贵”是从“雅典共和国商出于奴性的亚洲和残忍的马其顿”时开始的。这个城市在古代是保护人们免受野蛮游牧民族威胁的地方，而在现代，它成为摆脱周围领土国家暴政和意识形态困扰的自由的中心。

在一个普遍追求高、大、全的时代，他试图告诉人们，其实，你不懂你的心；其实，小的也是美的。

是为译序。

石衡潭

2007年3月2日星期五于北京

这部地缘政治学的专著终于由我翻译出来，是我自己都没有料到的事。这还得从与山东画报出版社董明庆编辑的认识说起。

本来，我们素不相识，他在济南当编辑，我在北京做研究。2005年，我在《书城》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文章《孤独，现代人永远的痛》。不久，就收到了董编辑的来信。他对我的文章很是欣赏，并约请我为他们社出版的书籍也写一些评论文字。我看到他确出于诚意，就答应了。由此而与董编辑有些文字往还。渐渐相熟了，后来，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以为却之不恭，就接受下来了。可拿到原书一看，才知道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部书所谈论的话题与我所学的专业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最难的是这部书引用的外语太多，不仅有现代的欧洲多种语言，还有古代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多种语言功夫，这是西方学者的专业训练与素养，但对于中国学者还是难了点。此外，书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很多，有些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需要多方查证，这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原来，我打算与妻子一同来做这项工作的，可她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来，我只有独自承担了。

所幸的是周围有一些博学的朋友和同事，因着他们的帮助，我才将这项工作坚持下来。在此，特别要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任宇桦老师，她帮助我处理了许多疑难的句子，也增添了我的信心；还要感谢周伟驰、张晓梅、王美秀、董江阳、刘国鹏、谢志斌、唐晓峰等同事，他们对我的帮助也很多；还要感谢外文所的老专家王焕生教授，他解决了不少拉丁语方面的疑难，还请来不同语种的专家给我化解各种难题；还要感谢奥地利的雷立柏博士和人民大学的杨煦生教授，他们在会议的间隙，忍受我见缝插针的求助；还要感谢一些来访的外国专家，我甚至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总之，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部译稿的完成是不可能的事。当然，还要感谢董明庆编辑对我的信任与宽容，让我有比较从容的时间和心态来进行这项工作。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朝霞和儿子石敬宇对我的支持与鼓励。妻子的劳作与照顾使我免去后顾之忧，给我腾出了许多的时间；儿子的健康成长与聪明懂事也让我感到无限的欣慰。

最后，我还想提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母亲。母亲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可我一生得之于母亲的却甚多甚多，难以尽述。这部书的翻译也是母亲十分关注的，几乎每次打电话，她都要问起翻译此书的进展情况，就是重病躺在医院之际也是如此，她甚至都比我更想看到这部书的出版。遗憾的是，她老人家没有能够等到那一天，就离我而去了。因着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在她病重之时亲侍汤药，亲自看顾，没有给她支持鼓励，没有帮助她战胜病魔。对此，我感到十分愧疚。在母亲病重病危到去世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加深了我对生命的认识，也加深了我对这部书和作者的理解。原来生命都是息息相通的。我们无论从事何种专业，研究什么课题，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珍视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现在，这部书翻译完了，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也算终于对母亲有一个交待了。我想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由衷地欣慰的。

希望读者不仅是把它作为一部地缘政治学的专著，而且还把它当作一部有关生命的书来读。这样，你一定会受益良多。

此外，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译文中理解不当和表达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希望方家和读者指正。读者如要引用其中观点，还请参照原著。

石衡潭

2007年3月2日星期五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