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被誉为韩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被著名的大田“光荣读书会”选作研讨篇目。

这是一部具有很强自传色彩的心灵故事。在书中，作者首次暴露了自己在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不为人知的少女履历，因为家境贫寒、儿女众多，她没能继续升入高中，辍学之后日夜渴望远在汉城的大哥能将自己带出农村。来到汉城之后，她进入东南电气公司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心里却怀着热烈的作家梦，因为政府和公司的特别“恩赐”，申京淑得以进产业体特别学级学习。但是，公司对每个渴望入学的女工都提出了特殊的条件，那就是退出劳组，而这样的举动必将遭到众人的白眼和挤兑，也被看作是没有反抗意识的行为。申京淑毫不犹豫地向劳组递交了请退书。……

风云动荡的时代，少女申京淑逃离农村，来到城市，租住在偏僻的单人房，奔波于车间和课堂，只为追逐心中的梦想。同学希斋姐姐的死给她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周围人们为反抗军事独裁奋不顾身的精神加速了她的成长。许多年后，当她站在岁月的此岸回望彼岸，以深情而哀婉的文字勾画出巨幅的风俗画，重新复活了那个年代、那些人，不仅为自己留下了泣血的回忆录，也为民族和时代留下了富于生命质地的鲜活记忆。

献 辞

初版作者的话

修订版作者的话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附录：《单人房》的追问与成就

十六岁的我，走进单人房，推开窗户，立刻就目瞪口呆了。当我推开窗户的时候，电铁停止了吗?包袱般的窗户与空地对面的电铁站遥遥相望，不计其数的人群，好像只有脑袋在参差起伏地汹涌而出。人们踩着电铁站的台阶，潮水般涌向三条岔路。站在楼上，只能看见脑袋。然而不到五分钟，人群就不知渗透进哪里了，三条路变得空空荡荡。那么多的人都去了哪里啊?难道这是梦，短短的五分钟，五分钟之前人满为患，五分钟之后人去路空。这时，我听见表姐打开了厨房里的小窗户。表姐和十六岁的我，我们收拾单人房，首先把以前住过的人的痕迹清扫干净，盛进簸箕，然后掏出用做碗柜支架的红砖块，最后清理阁楼里面散落的卫生纸，搬出废弃不用的旧煤油炉。

大哥往十九岁的表姐手里塞钱。

“跟房东大婶打听打听市场在哪儿，买点儿吃饭必需的东西。”

大哥出去之后，我和表姐趴在地板上面，用白纸记下大哥所说的必需品。锅、笊篱、淘米碗、三只小碗、三副匙筷、五个碟子、小炉子、三个饭碗、三个汤碗……表姐和我出了胡同，来到天桥对面的市场，购买记在纸上的生活用品。哥哥放在龙山洞事务所的生活用品纷纷飞向我们的单人房，既有书桌，又有椅子，书包里还掉出了《六法全书》和《刑法》。打开小小的书包，大哥的内衣早已纠结成团了。大哥看了看房间和厨房，转身出去买回来简易衣柜、小碗柜和大米。支起简易衣柜的铁架，放在书桌旁，大哥让我们掏出提包里的衣服，挂在里面。我们又出去买被子。大哥还像走过训练院运动场的时候，眼睛注视地面就来到了市场。唉，偶尔他还会发出叹息。我们买了铺地板的东西，买了开司米被子和三个枕头。除了必须要说的活，大哥什么也不说，更没有笑容。今天晚饭出去吃吧。大哥带领我和表姐来到单人房外面的胡同，请我们吃猪排。大哥自己却不吃。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无精打采地看着我和表姐吃猪排。

年龄并不仅仅是数字的单纯罗列。某一天，它可以从十六岁直接变成三十二岁。十六岁的我，突然变成三十岁或三十二岁了，那天我在饭店。大哥请我和表姐吃猪排，而他自己什么也不吃，只是疲惫不堪地坐在烤猪排的烟气里。看着他郁郁寡欢的样子，我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三十二岁。

总共七天假期，其中有五天是在乡下度过。这是我第一次从汉城回农村。除了训练院和单人房，我和表姐哪儿都不知道，幸好大哥寸步不离，帮我们剪完火车票，占好座位，然后在火车里买了面包和饮料，塞进我们的怀里。

现在，我在文字之外感到彻骨的辛酸。

那时候，确实不应该那么吃饭。当时，大哥总是不停地给我们买东西吃，在洞事务所前面的饭店里请我们吃豆芽汤泡饭，在训练院的小卖店里给我们买面包和牛奶，在自炊房前面请我们吃猪排……刚刚二十三岁的青年。既要在洞事务所工作，晚上又要念书，忙得不可开交的青年。表姐先进了火车，哥哥又往十六岁妹妹的手里塞钱。到家的时候，给父亲买条烟，再买斤肉，再给小弟弟买点儿点心。

妈妈手里提着盛有父亲饭碗的食盒，正在去往铁路对面，突然看见我走进大门，食盒从妈妈的手里跌落在地。弟弟在屋里听见姐姐的声音，霍地推开了屋门。姐姐。七岁的弟弟光着脚丫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姐姐的胳膊。

“你去哪儿了?”

妈妈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现在不去了，嗯?”

弟弟蹭地蹦了起来，跳上了姐姐的后背。  “快下来，姐姐的腰都要断了。”

弟弟置若罔闻。

“现在哪儿也不去了，嗯?”

弟弟用稚嫩的胳膊紧紧地缠住姐姐的脖子。妈妈重新装好了食盒。

“你走了之后，整天哭着闹着问你去了哪儿，这回不知道又得怎么哄他。”

妈妈提着食盒，我背着弟弟跟在后面去看父亲。

“把你送走之后，商店关了四天门，整天躺在房间里。”

爸爸?我又想起那天晚上，父亲呆呆地站在黑暗里的情景，忍不住鼻尖发酸。然而在我面前，父亲从来都是喜怒不形于色。他只说，原来是你啊。于是我酸楚的心也平静下来。夜里，父亲回到了村子里的家。妈妈要给外婆上坟，就去了镇里的舅妈家。父亲做饭很好吃，尽管他不常做。父亲做饭之所以好吃，妈妈认为那是他不心疼调料的缘故。

“你爸爸每做一次饭，我能用十次的调料就没了。放那么多调料，味道能不好吗?”

父亲放入葱、蒜、辣椒粉、芝麻盐和香油，做成红通通的调味酱油，然后把切得稍长的猪肉浸泡在里面，取出之后放在烤架上烧烤。二哥成了士官生，三哥寄宿在全州。妹妹和我，还有七岁的弟-弟，仿佛三只雏燕围坐在烤架边，从父亲手中接过烤熟的浸过调味酱油的猪肉。父亲说明天给我做炸酱面。我说不用了，父亲的脸色立刻阴了下来。

时隔十六年，我再见到他，他依然什么都不知道。当他在我的厨房里做辣白菜炒饭的时候，我的心里浮现出那时的父亲。他从我的冰箱里取出新泡菜，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然后以黄油湿润加热的煎锅。他伸出两根手指说，要是有这么点儿切好的牛肉就好了。我从冷冻室里拿出牛肉，忍不住在他背后哧哧地笑，他接过牛肉放进煎锅，问我为什么笑。我回答，没什么。的确没什么，只是感觉幸福。

只有做饭的时候，父亲才不会去想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此时此刻，我感觉写作是那么的幸福。

只有做饭的时候，父亲才不会去想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写下这样的句子，我很幸福。我们家能够这样表现父亲的人只有我自己。如果妈妈知道我这样表现父亲，肯定会对我怒目而视。她也许会说，如果说你爸爸做饭，这不是让别人笑话吗。

我们家的生活方式被看做这个国家随处可见的农村生活，当我追随这条狭窄的小路，我从心底里感到惊讶。无论何时，我从不认为我家贫寒。尽管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富有，但是我们并不穷苦。每当逢年过节，妈妈总会拿出提前为我们置办的新衣(很多孩子在过节的时候穿不上新衣服)，并且买来崭新的运动鞋(很多孩子只能穿胶鞋)，妈妈不让我们上田野(很多孩子都在田野里干活，晒黑了脸颊)，无论境况如何，每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总让我们继续升学(很多孩子只能上到小学毕业)。于是，别的妈妈们都说妈妈手大欲遮天，不但荒唐可笑，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别人看不惯的事情却是妈妈幸福的源泉，她置若罔闻，等闲视之，从来不肯放弃。不管什么时候，最让妈妈绝望的孩子总是我。这不是妈妈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小学毕业了，我应该升中学，然而二哥恰好要升高中，当时学费却只有一份。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把我送进了学校。她卖掉了手上唯一的戒指。我准备读高中的时候，恰好碰上三哥考大学，而妹妹也即将成为中学生。大哥为此苦闷不已，决定把我带到汉城。如果弟弟妹妹们到汉城上大学，也好提前找个落脚的地方，反正迟早都要出来谋生……大哥只有二十三岁，却已经想出办法不让妈妈的幸福源泉干涸。

休假期间，只要有空，十六岁的我就会在井边徘徊。我用胳膊撑住井架，向里窥望。水井幽深，我看不见淹没在水里的铁耙。水被铁耙弄脏了。尽管表姐的话萦绕在耳畔，始终不肯离去，但是我仍然不能告诉父亲我把铁耙扔进了水井，必须抽干井里的水。

弟弟近乎本能地察觉出我要回城的动静。弟弟跟在十六岁姐姐的身后，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我带着弟弟到山田里找妈妈。雨过之后，山里洋溢着树木的气息，榛树、松树、橡树、栗树。黄土黏稠，沾满了鞋底。

我在山下长大，当然还有那片原野。夏天的暴雨和冬天的飞雪，我在其中越长越高。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面对自然会变得自由而平静。对我而言，自然让我疲惫，又多少有些可怕。我切肤地感受着自然。刨地挖土豆，结果钻出了蚯蚓，爬栗子树的时候却射出了毛刺子虫。杂树刺伤了我的胳膊，溪水让我脚底发滑。洞窟或墓地虽然好玩，但是进入洞窟，就会有蝙蝠险恶地扇动翅膀，躺在墓地上面时间久了，太阳就会把脸晒黑，让人感觉火辣辣地疼。尽管如此，我还是更喜欢融入自然，而不是整天拘禁在街市或者家中。离开家门，走进自然，让人怦然心动的事情更多。走出家中，来到自然，被禁止的事情也更多。在禁止的区域，不仅经常被吸引，而且伤痕也越来越多。不论是胳膊肘还是膝盖，即使能在伤痕中得到磨炼，却无法战胜自然。眨眼间，台风和暴雨就会侵蚀了父亲和母亲辛勤耕种的田地，暴雪轻而易举地摧折了山中粗壮的树木。转瞬之间，人类的力量变得微不足道。威风凛凛的自然之中流淌着刺鼻的腐朽气息。面对着庄严的自然风光，心灵不能彻底自由，恐惧引领着渴望上升的我。自然让我醒悟，我是人，驻足于危机四伏的大自然，我是柔弱不堪的存在。但是，我喜欢行走在通往玉米地或溪谷的羊肠小路或者岩石缝。尽管随时随地都有遇见毒蛇的危险，然而每当清风拂过芝麻地，我的胳膊便会记住那种皮肤上的爽快感觉。

P30-35

“无历史记载、先于性别分判、悬荡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我们就如同立在贮藏室一只水桶里的饮用水那样敏感：每当一辆过路的列车使大地震颤，那桶水的表面就会无声无息地泛起柔美的、同心圆状的涟漪。”最早读到申京淑的《单人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爱尔兰大诗人西默斯·希尼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的这句话，我几乎相信每个成长中的心灵都像这水桶那样敏感，以自己的沉默感知着外部世界的喧嚣与骚动，并且不为人知地发散出柔美的、同心圆状的涟漪。《单人房》，十六岁的少女独自坐在乡村的庭院里，唯有收音机与她做伴。然而正是这个带有天线的接收器为她传来了外部世界的声音，从而激荡起内心深处的涟漪，萌生出对于广阔世界的向往和憧憬。这涟漪起于何方不得而知，但总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远离原点，心甘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踏上了不知所终的旅程。

从这点来说，《单人房》首先是来自心灵，又是关于心灵的故事。尽管里面的故事逼真到了小说这种体裁所能容忍的边缘，却又无比超脱，仿佛不受时代和社会的制约。“不知道，哥哥，当时我想的不是这些。对我来说，炭火着得好不好，哥哥背着书包出去后会不会在马路上睡觉，这些问题更为重要。……哥哥，那时候我最讨厌的不是总统的嘴脸，而是买回来准备熬萝卜汤的萝卜冻得结结实实，用刀切不动。”作家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这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申京淑对待写作的态度。简而言之，也就是“切己体察，虚心涵泳”，拒绝凌空蹈虚，不食人间烟火。这是我们解读《单人房》的关键。

申京淑的作品总是与自己有着深切的关联，并以其命题真实、取材于己的极端写作方式引起韩国文坛的惊叹，毫不夸张地说，她的所有家人都变成了作品中的人物，演绎出活生生的人世情感。某个偏远乡村的少女，心里怀着梦想走出家门，来到陌生的他人的城市。“巨兽般的大宇大厦仿佛正在阔步走来，准备吞没妈妈、表姐和我。十九岁的表姐面对巨兽仍然镇静自若。妈妈告诉恐惧不已的我，那东西其实什么也不是。”初次面对城市文明，别人表现得镇静，“我”却恐怖之极，而且这种恐怖始终延续，经久不散，演变成忧伤的故乡之忆做了小说的背景。回忆中的故乡困顿却似丰富，寒冷却似温暖，“那里的春、夏、秋、冬……冬天广袤的原野，肆虐的暴风雪，每隔四天，便有大雪降落，然而对于那个地方的冬天，我却没有寒冷的记忆”。我们可以将这种情绪看作申京淑小说的基调，至少在《单人房》里还没有上升到主题的高度，这要等到较为晚近的作品，比如《钟声》、《月光之水》等中篇系列里才有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对于故乡的眷恋终于演化为对于工业文明的针砭和批判，对于童年的追忆也变成了对于现代人和现代生活的厌倦和反讽。

一九九一年，申京淑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冬季寓言》，题材大都局限于童年和故乡，痛苦和记忆唤起了难以言传的乡村风光，农舍里的日常生活相互交织，记忆清晰而亲切，使得苦难如梦如幻，充满了诗情画意。第二部小说集《风琴的位置》显示出作家申京淑的迅速成熟，主题和视野变得更加宽泛而广远，作家哀婉动人的叙事风格基本确定，并且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于政治和社会的觉醒。1994年出版的长篇处女作《深深的忧伤》更加巩固了作家讲故事的基调，她以散文化叙事架构长篇的能力获得公众的认可，其优美而感情充沛的文体为她赢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申京淑从此变成了深受评论界和读者双重体认的重要作家。

申京淑的成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或者可以说是某种文化诉求的结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时代，韩国社会处于漫长而严厉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正常的社会生活遭到打扰，个人的情感被抹杀，大多数作家出于道德良知和社会公义，创作出直白而激烈的反抗文学。尽管这些作家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公众的敬意，但是作为文学而言，细节的缺席和情感的漠视也成为时代性的遗憾。结束军事独裁之后，韩国社会趋于稳定和开放，人们对于理智与情感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大量以个人世界为书写本体的作家迅速占领了当代文坛，其中就有大量优秀的女性作家，构成了韩国文坛的美丽而柔情的风景。关于韩国女作家，评论界通行的观点是将八十年代作家命名为第一代，并将九十年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命名为第二代。第一代作家包括朴景利、朴婉绪、李璟子、吴贞姬、徐永恩等，她们共同的特点是书写女性的经验和现实，具体的创作手法却有所区别。朴景利、朴婉绪、李璟子更注重加强与历史、社会的关联，聚焦于女性所受的压抑和压迫，如朴婉绪的成名作《裸木》描写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精神创伤；而吴贞姬、徐永恩则关注女性内在的困境和实际的生存危机，如徐永恩的《遥远的你》描写了普通职员的日常生活，以骆驼的比喻生动刻画出韩国女性的坚韧和顽强。第二代作家包括孔枝泳、孔善玉、金仁淑、申京淑、崔允、殷熙耕等人，尽管不同程度地受到前辈作家阴影的笼罩，却各自发射出独特的光芒，凭借自己的力量照耀着韩国文坛。她们既关注当下的女性生活，又能抬起目光，回头观望刚刚过去的严酷岁月，反思那个时代集体性的丧失。孔枝泳和金仁淑因为亲身参与过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所以作品中更多的是回顾与反省，题材往往是中产女性的忧伤与绝望。崔允同样书写南北分裂问题、光州事件和社会运动，不过她更加偏重于受到男权压抑的女性心理，流露出女性主义的倾向。如果说崔允的写作已经具有了女性主义的端倪，那么殷熙耕已经是彻底的女性主义者了，她的作品通盘以女性为主人公，男性遭到策略性的流放，韩国女性的过去和现在鲜活地出现在她的字里行间。就基本的创作方向而言，申京淑延续了吴贞姬和徐永恩的精神脉络，细致入微地探触个体女性的心理，并且不露痕迹地将女性个人生活与时代共同体相联系，她的早期作品如《深深的忧伤》和《风琴的位置》等，看似陈腐的爱情故事，却是女性向社会证明自身存在的可贵探索。

我们回头来看《单人房》。申京淑首次暴露了自己在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不为人知的少女履历，因为家境贫寒、儿女众多，她没能继续升入高中，辍学之后日夜渴望远在汉城的大哥能将自己带出农村。来到汉城之后，她进入东南电气公司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心里却怀着热烈的作家梦，因为政府和公司的特别“恩赐”，申京淑得以进产业体特别学级学习。但是，公司对每个渴望入学的女工都提出了特殊的条件，那就是退出劳组，而这样的举动必将遭到众人的白眼和挤兑，也被看作是没有反抗意识的行为。申京淑毫不犹豫地向劳组递交了请退书。这是真实得有些耀眼的举动，也是申京淑心灵活动的外现，即屏弃外部世界的干扰，忠于并且也只忠于自己的内心。同学中有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希斋姐姐，年长于作者几岁，成熟而端庄，寂寞而坚定。她就住在申京淑她们的楼底，同属“单人房”的居民。单人房是她们所能租住到的最便宜的房子，逼仄、局促，申京淑和大哥、表姐拥挤其间，相互帮扶，相互取暖，所以单人房孤独但不冷漠，狭窄但不压抑，既是城市送给她们的牢笼，也是城市格外恩赐的肺，供之吐纳呼吸。但是对于希斋姐姐而言，单人房却是命中注定的坟墓。她因为爱情失意，独自在单人房里结束了生命，却叮嘱“我”帮她把门反锁。就是这个临终的请托，让“我”终生摆脱不掉内疚。“深呼吸”——要完成这样的写作需要生命的投注，所以申京淑把《单人房》比喻为“灵魂的内出血”。

希斋姐姐作为那个时代的悲剧消逝了，留给观看者无尽的哀伤，却也在冥冥之中促成了这部杰作的诞生。当然，仅有这样的理由也还不足以成就真正的杰作。《单人房》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普通个体为时代立传，为民族保留原始的记忆和生活档案。申京淑排除所有“大”的因素，全心全意深入“小”的细节。“挂断电话，我开始焯晚饭吃的菠菜。菠菜很新鲜，为了不让菠菜在焯的过程中变黄，我往水里加了点儿盐。我用凉水把焯好的菠菜冲洗两遍，然后放在手心里，挤干水分。是的，我只能这样写。我把菠菜放在手心里，挤干水分。我只能这样写。”“她一定在某个地方把自己的家变成幽深的洞穴，不停地洗衣服，冲掉肥皂沫，使劲甩干水分，晾干后叠得整整齐齐。她会把最大的孩子穿过的肚兜用白色的麻布包起来，留给第二个孩子。夏天到了，她会到摆放工具的地下，拿出电风扇，插上电源，任凭脖子后面出着汗，她仍然蹲在地上熨衣服。晚饭做好以后，用抹布擦干净留有调料气味的手，出去找孩子们回来吃饭。她闭上细长的眼睛，不时侧耳倾听大自然循环不息的声音。某一天，她会骑着自行车在路上飞驰，她用内心的宁静和激情营造美丽的家。现在，她应该也在某个地方努力理解她身边的人，摧毁了与她擦肩而过的虚无的缘分。家庭主妇特有的肢体动作……是的，即使坐在传送带前，她的动作里也隐藏着平和，还有对传统家庭生活的思念。”申京淑对于细节的眷恋无与伦比，当她将这样的精神和耐心应用于过往的时代，应用于那个政治黑暗、青春激荡的年代，她就在档案和卷宗之外为历史保留了呼吸的通道，历史也因为有了人迹而变得生动可感，变得细腻可亲。申京淑所能代表的潮流自然不是历史和时代的中流砥柱，却是社会生活中最广大也是最基础的部分，是全部意识形态的根基。自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柳彩玉、李小姐、劳组支部长，还有作者的三哥，为了维护自身权利，他们在勇敢地斗争，奋不顾身。通过他们的故事，申京淑间接而客观地描写了时代的严酷。正如上面的引文，申京淑处理政治氛围的技术非常独特，秉持的是民间的姿态，对于丑恶政治采取观望和反讽的方式。我们不应该怀疑怀疑作家对于正义的冷漠，而是她刻意降低姿态，冷冻情感，保持理智，恪尽写作者见证的功能。产业体特别学级的同学河桂淑就曾经流露过怀疑，“你和我们活得不一样。你和我是不一样的人。”这句话犹如奔雷，刹那间劈开了申京淑生命的深井，于是所有的过眼云烟纷至沓来，重新复活在心底。她终于拿起笔来，书写那个年代，那群人的故事。这也更说明《单人房》正是时代的传记，不是单纯自我的回忆录。

申京淑的高明使她没有让作品笼罩在压抑和忧伤之中，“风俗画中孤独的日子，我常常艰难地回想起初来城市的那个夜晚，表姐曾经给我看过的相册，苍茫的夜空之下，鸟群向着星辰安睡，高迈而且壮美。我曾经艰难地向自己许诺，早晚有一天我要亲眼去看看它们。我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风俗画中度过。后来，生活的疲惫和关系的断绝让我彻底孤独，那天夜里表姐拿来的画册中的鸟儿、白鹭，我要亲眼探望它们的心却从来没有改变。林莽，夜色笼罩的林莽，白鹭群相互依偎，沉沉的睡眠宁静而壮美地覆盖了树林，仿佛宽容了世界的一切。总有一天，我要去看鸟，我要在火车窗前挥舞胳膊，翻越阻挡我视线的山脊。越是绝望和孤独的日子，我就越是悄悄地暗下决心。那个承诺之后过了十六年，我依然没能去看鸟。”这段优美而伤感的话语在小说中总共出现了两次，意义非比寻常，作家以鸟群的高迈和壮美反衬生活的压抑和阴暗，也给灵魂留下了逃逸的出口。这是灵魂必需的梦。同样，“父亲”对于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挽留和固守也是申京淑再三强调的部分，与其说父亲是具体的血缘之源，不如说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父亲要盖新房子了。如果父亲征求家人的意见，我也会支持父亲。如果别的成员犹豫，我会说服他们，因为父亲设想中的新家有六把钥匙。我们会通过那几把钥匙联系起来，永不会分开。”申京淑是真正的大地之女，她的文字都是深切的内心独白，是对大地母亲的倾诉，孤独而执著，任性而诚恳。

《单人房》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其技巧上的创新和突破。申京淑大胆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剪贴”和“拼凑”记忆的材料，“杂糅”而成心灵的自述传。《单人房》是典型的元小说，或后设小说，也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写作者不断介入写作，双重叙事取消了写作的真实性，故意将虚构性泄露给读者。《单人房》最早在《文学村》杂志连载，所以写作过程中经常收到许多读者的反馈。第二章提到我、大哥和表姐去看电影《禁忌的游戏》，这本是微不足道的细节，然而到了第三章，其意义便彰显出来。有位前辈打来电话，怀疑作者看的并非《禁忌的游戏》，因为这部电影只在韩国放映过一次，而放映的时候作者尚未出生。这个插曲至关重要，它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在虚构，原来这是小说！作者借此取消了传记式的真实，然后引出关于真实与现实的关系，让读者想到开篇的那个句子，“我预感到这本书可能既不是真实，也不是虚构，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但是，这样的东西可以称作文学吗？我曾经想过写作，可是写作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句子略做修改之后，同样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处，前者是展望，或忧虑，而后者则有了肯定的意味，正如申京淑所说，“我只能这么写”。

这样的叙事结构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在于结构与内容的完美契合。申京淑对于记忆的态度本身就充满犹疑和焦虑，她不是将记忆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而是不断逃避，又不断接近，终于在灵魂的迫使下完成这次叙事的历险。双重叙事的结构设定也可以看作是申京淑的自我拷问、自我剖析，“现在是1994年。我们初次相见是在1979年。她打来电话，好象故意责怪午睡中的我。是我啊，你忘了吗？于是，十六年前的教室门缓缓地敞开了。”对于希斋姐姐，对于河桂淑们，对于韩敬信老师，对于柳彩玉、李小姐、劳组支部长，甚至对于那些为时代奋斗的人们，申京淑借助这种现在进行时的写作随时打断叙事，表达自己的敬仰和歉疚之情。

申京淑的语言在韩国文坛独树一帜，她坚定不移地以散文化风格统御全篇，甚至敢于将散文化落实到每个句子。她的句子透露着朴素之美，仿佛生命的呼吸，以其至诚打动和感染读者。也许，申京淑正是通过双重叙事的方式在破除真实迷信的同时，拆解了小说的壁垒或屏障，从而打通了与读者无碍沟通的渠道，那些随机插入的叙事者的干涉也就变成了故事里面四通八达的曲径，有心的读者可以漫步其间，真正实现与作者的心灵交流。

然而对于译者，这样的风格，这样的句子，却是莫大的挑战，有时候心领神会却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美丽的《单人房》，说不尽的申京淑，但愿我们的工作没有辱没这部正在走向经典的杰作，希望方家和读者能提出中肯的批评，借以修正我们的不足，便于将来不断完善。同时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仝保民老师，如果没有他的信任，我们和申京淑的这次相遇将不可能。

薛 舟

2006年8月30日

于北京

韩国当代文学力作，大地之女申京淑的心里能够悲歌，第十一届“万海文学奖”获奖作品。

申京淑对于细节的眷恋无与伦比，当她将这样的精神和耐心应用于过往的时代，应用于那个政治黑暗、青春激荡的年代，她就在档案和卷宗之外为历史保留了呼吸的通道，历史也因为有了人迹而变得生动可感，变得细腻可亲。

她坚定不移地以散文化风格统御全篇，甚至敢于将散文化落实到每个句子。她的句子透着朴素之美，仿佛生命的呼吸，以其至诚打动和感染读者。也许，申京淑正是通过双重叙事的方式在破除真实迷信的同时，柝解了小说的壁垒或屏障，从而打通了与读者无碍沟诵的渠道，那些随机插入的叙事者的干涉也就变成了故事里面四通八达的曲径，有心的读者可以漫步其间，真正实现与作者的心灵交流。

——薛舟 

申京淑以其特有的手法赋予感伤和浪漫小说以优雅和地位。在其作品问世后的几年问，她不但赢得了各阶层读者的喜爱，而且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

她的作品作为礼物弥足珍贵，作为读者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读到有申京淑特色的故事应该感到满足。

——徐之文，高丽大学教授

“三十位评论家选出的90年代代表作家与作品”

——《出版杂志》 

“20世纪代表小说50部”

——《朝鲜日报》 

“90年代代表小说”

——《时事报》 

“青少年必读好书”

——大韩出版文化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