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一个明确，具体而重要的案件：一个男人之死。这是个具有侦探性质的事件，就是说有一个凶手、一个侦探、一个受害者，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单，因为本书是讲一个发生于24小时之内的，枪击与死亡之间的故事，子弹的射程仅四五米，24小时太长了。

《橡皮》1953年问世，阿兰·罗伯—格里耶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一时问津者寥寥。到六十年代，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1968年拍成电影，片名是《撒谎的人》。

一个恐怖组织计划把对国家政治经济起重大影响的集团成员一一杀死，其中的一个成员杜邦第一次幸免于难；内务部立即派员前去调查，本以为恐怖分子会刺杀前来取走杜邦保存的重要文件的大商人马尔萨，不料马尔萨临阵逃脱，被迫亲自去取文件的杜邦死于非命。乍一看，这似是一部侦探小说，其实作者是故意借侦探故事以揶揄传统现实主义善于制造的“真实幻觉”。在小说结构上，作者打破了按时间顺序发展情节的格式。

在半明半暗的咖啡馆店堂里，老板正在摆放桌子、椅子、烟灰缸和喝汽水用的吸管。现在是早上六点钟。

他既无须弄清，事实上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还没有睡醒。他的动作的每一个细节都遵循多年来的习惯——这一次它们没有受到人的意愿动摇不定的影响。每一秒钟一个单纯的动作：往侧面移动一步，把椅子摆在三十公分远的地方，用抹布抹三下，朝左转半身，再向前走两步。每一秒钟都留下标志，既完整又匀称，毫无瑕疵。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每秒钟都安排得丝毫不差。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时间就再也不能主宰一切了。这一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在错误与疑惑的围绕下，过一会儿就将开始活动，逐步地损坏完美的布局，暗中使这儿或那儿发生时间颠倒，场景位移，境界混乱，形象歪曲，最后一步步地全部收场：呈现的是初冬的一天，杂乱无章，无所适从，既难以理解又骇人听闻。

现在时间还太早，咖啡馆刚刚开门，唯一上场的人物对自己的存在还没有恢复清醒的意识。现在是把在人造大理石桌面上搁了一夜的十二张椅子轻轻地拿下来的时候，此外再没有别的事了。一只手下意识地把场上的布景一一摆好。

等一切就绪，灯光就亮起来了……

老板，一个身材粗胖的人，现在正站在那儿，在桌椅中间极力想弄清自己的处境。在酒柜上的一面长镜子里，晃动着一个灰暗病态的形象，这是反映在养鱼缸里的老板暗绿色的身影和他那虚胖的、轮廓不清的、肝病患者的面容。

在另一边，铺面的玻璃后面，老板的另一个身影在街上晨曦的照耀下慢慢地消失了。无疑就是这个身影刚把店堂收拾好，但它现在只好消亡了。在镜子里微微抖动着的是这个幽灵的几乎已经支离破碎的反照，远处是越来越飘忽不定的模糊的余影：这是老板，老板，老板……阴沉愁郁的老板，隐没在一片光影中。

他吃力地走出来，顺手抓住一些出现在自己四周的零碎的东西。没有必要着急，在这种时候，不会有多少顾客来的。

他双手撑在桌上，上身往前倾，还没有完全睡醒，眼睛不知盯着什么东西在发呆。那混蛋的安东，每天早上都做柔软体操。有一天——就是昨天，他竟然结上一条粉红色的领带。今天是星期二，珍妮德要晚一点来上班。

这一小点污迹看来样子古怪，大理石桌面上好肮脏；痕迹显眼，好像是血。丹尼尔·杜邦昨天晚上就在这咖啡馆附近被杀死的。事情有点蹊跷。一个小偷不会特意跑到一个亮着灯的房问里去的，不过，那家伙想要杀死杜邦，这一点是肯定的。出于私仇，还是另有原因?总之十得笨手笨脚。这是昨天发生的事，等一下得好好看一看报纸。对，珍妮德要晚一点来上班，叫她顺便去买……不，明天再说吧。

抹布心不在焉地在那块古怪的污迹上抹一把，这样似乎就可证明这儿不是犯罪现场，事不关己。可是两次用水揩抹，那片模糊的痕迹都没有揩掉；也许那不过是桌面上的一些孔洞吧。

要叫珍妮德马上把炉子生起来，今年冬天冷得真早。那草药商说：七月十四那一天要是下雨，天气就一定是这样的。也许他说得对。但是那个常有理的混蛋安东，却极力证明事实正好相反。这样一来，那草药商可就生气起来，光是四五杯白酒也就足够使他肝火上升了。安东却一点也没觉察，幸亏老板在场。这到底是昨天还是周日发生的事?对，是周日。那天安东戴着帽子，一戴那顶帽子，他的样子就显得狡猾奸诈。他的那顶帽子，还有那粉红色的领带!对啦，昨天他也结上领带。不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

抹布狠狠地用力抹一抹，擦去前一天残留在桌面上的污迹，这时老板挺起了身子。  他看到铺面的玻璃上一张招贴的背面，上面写着“出租家具齐全的房间”。十七年来，招贴上一直缺少两个字母，他想要把这两个字母补上也有十七年了。波莲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搬来这里的时候，他们俩就说过……

不过事实上只有一个房间可以出租，当时的确有点傻里傻气。他朝墙上的挂钟看一眼，六点半了，该叫醒那家伙。

“干活!懒虫!”

这一次他几乎是扯着嗓门喊的，嘴巴还做出一个厌恶的怪样子。老板情绪不好，他还没有睡够。

老实说，他一向难得心情愉快。

在二楼过道的尽头，老板敲了一下门。等了一会儿，由于里面没有人应，又一连敲了几下，而且敲得比较重。门里一个闹钟响起来了。老板右手还保持着敲门的姿势，留神地听着，不怀好意地窥探睡在里面的人的动静。

但是没有人把闹钟的声音揿掉。大约一分钟以后，铃声突然自行停止了，似乎对自己还有声音没有响出来感到惊讶。(P1-4)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法国小说界涌现一股创新浪潮。以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持、米歇尔·比托尔、克洛德·西蒙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家，公开宣告与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决裂，探索新的小说领域，创造新的小说表现手法和语言，描绘出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展示出一个前人所未发现的世界。法国文学评论界称他们为“新小说派”或“反传统小说派”。这一派在刚出现时不为人们所理解，被认为是“荒诞、古怪”。但到了60年代后期，新小说派不仅为人们所接受，而且被承认为战后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1985年克洛德·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新小说派得到世界文坛的普遍承认。

新小说派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虽然千差万别，有时甚至背道而驰，但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特点。首先他们认为小说艺术从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墨守统治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成规，已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那就无法解决20世纪以来已出现的小说危机；小说艺术，在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冲击下，如果不开拓新的领域，小说的存在将成为问题。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小说都应有自己的表现方式，19世纪盛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不适于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何况，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并不能反映生活“深层的真实”，甚至像巴尔扎克这样大师级作家的作品，在新小说派看来，也只不过是描绘了生活的表面而已。新小说派还反对小说把人物作为世界的中心，使一切事物都带上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他们认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读者只能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的眼睛去看外在的世界，看不到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结果脱离了现实。因此，他们主张放弃以塑造人物为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以免一切从人物出发，歪曲了对客观世界真实的描写。新小说派的首领罗伯—格里耶提出：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运用“非人格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言，客观地、冷静地、准确地描绘事物世界。在他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他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不应由作家通过人物来赋予意义，作家的任务是写眼前看见的事物，所以有的文学评论家称其为“视觉派”。至于人物，在新小说派看来，只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因此在这一派的小说中，人物往往既没有典型的性格也没有清晰的特征，有时连姓名也没有，仅用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二人称的“你”来称谓，甚至使读者处于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如米歇尔·比托尔的著名小说《变化》中那样。

在小说结构上，新小说派主张打破传统小说格式的限制，不必遵守时间和空间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人只是生活在永恒之中的一个瞬间，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往往相互交错，现实、想像、记忆、梦境、幻觉、潜意识的活动常常交叉或重叠。在这一派的作品中，故事情节延续的时间一般都相当短暂，在叙述中常用与现在有关的时态。由于新小说派作家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在发展变化，因此作者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不可能像巴尔扎克的作品那样，由作者事先决定小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小说的情节结构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有头有尾，结局也不具有必然性，因为这一派作家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变化多端，难以预料。他们反对作家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心理的分析、情景的描绘，诱使读者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一派的作家兼理论家娜塔丽·萨洛特说，新小说不是读者“轻松的娱乐”，读者必须改变阅读传统小说所养成的舒服、被动的习惯，积极参与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与作者一起探索那“深层的真实”——在她看来，这就是潜意识底下的心理活动。她要求读者运用自己的想像力，从小说所提供的不断变化的形象中，抓住事物的真实面目，观察人物内心的奥秘。最后，这一派还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在干预生活，因此反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现象：作者通过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道德观点等。

为了使我国读者了解新小说派的一些面貌，我们把罗伯—格里耶的第一部小说《橡皮》全部译出。这本小说在1953年问世时，读者寥寥无几，可是到了60年代，发行量已超过一百万册，欧美各国以及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国都有译本。日本不但出版了《橡皮》的译本，还邀请作者到日本去讲学。1968年《橡皮》拍成电影，片名是《说谎者》。

阿兰·罗伯—格里耶1921年生于法国布勒斯特，在成为专业作家以前，是一位农艺师。1945年从法国国立农艺学院毕业后，在国家统计院及殖民地热带水果研究所工作，曾到非洲各地从事水果研究。《橡皮》这本小说是他因病从非洲回国途中在船上写成的。1955年以后，他在巴黎子夜出版社担任文学顾问，同时从事写作及拍摄电影。他的主要作品，除《橡皮》外，还有小说((窥视者》(1955，同年获评论家奖)、《嫉妒》(1957)、《在迷宫中》(1959)、《快照》(1962)、《纽约的革命计划》(1970)、((重现的镜子》(1984)。理论著作有《新小说阐明》(1963)。他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1961)曾由法国新浪潮派电影导演阿兰·雷斯尼拍摄成电影，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有一个时期，罗伯—格里耶专门从事电影创作，认为电影艺术比小说更适于客观地记录事物的世界，描绘现代人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表现时间的跳动，空间的变化，以及现实、想像、幻觉、梦境的交错。他在1963年单独拍摄的影片《不朽的女人》，曾获德路克电影奖。

由于新小说派不注重情节，《橡皮》写的不过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尔·杜邦遭到暗杀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节并不复杂。杜邦教授是一个对全国经济和政治都起重大影响的集团的成员。一个恐怖组织计划把这个集团的重要人物一一杀死，以打击最高统治阶层的势力。在杜邦被杀之前，暗杀者已接连干掉这个集团中的八个人，都是选定在晚上七点半钟下手的。由于杜邦与内政部长关系密切，而且手头又保存着关系重大的文件，因此，内政部长暗中得悉杜邦被刺未死的消息后，立即派出青年密探瓦拉斯从首都到这个外省的小城市来进行调查。瓦拉斯不知杜邦未死，为了弄清真相，当天晚上七点半钟埋伏在杜邦书房里，等候恐怖分子来刺杀受杜邦委托前来取走重要文件的大商人马尔萨，结果却误杀了杜邦。传说已被杀死的杜邦，原来在第一次被刺后仅受了轻伤，而受托的马尔萨由于害怕，临时变卦，逃之天天，杜邦只得亲自前来取文件，然后再前往首都内政部长家避难，结果却死于非命。

乍看起来，《橡皮》似是一部侦探小说，其实作者是故意借用侦探故事以揶揄传统现实主义善于制造的“真实幻觉”。在小说结构上，作者摒弃了按时间顺序发展情节的线索，让场景重复出现，但随着时间的不同，细节也有所变动，从而表现了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部小说里，不是人物支配情景，而是从物看到人，因为罗伯—格里耶认为人是在物质世界包围中，时刻受其影响。为了避免使读者产生“如临其境”的幻觉，作者在每一场戏出现后都借用“橡皮”把情节的线索擦去，破坏了小说虚构的连贯性和直线发展，这样读者就不会受作者思想的支配，进而可以根据自己的角度去选择不同的情节，探索其中的意义。

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即使新小说派的作品也不例外。在西方社会中，《橡皮》里描写的那些小人物一方面处于那些“无所不能”的经济政治集团的统治下，一方面处于机械化、电气化的物质世界包围中，只能感到软弱无能，无法自主，孤独烦闷。他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极力挣扎，但结果却徒劳无功，毫无出路，最后连那个精通世故，自以为是的警察局长也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了。不过话说回来，病态的咖啡馆老板、走投无路的职业杀手格利纳蒂、无可奈何的茹亚尔医生、拼命工作结果反而破坏了整个案件调查的青年密探瓦拉斯等人物的阴暗心理状态，还是多少使我们窥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一些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