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表面平常的争权夺利的故事背后，李洱笔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抽丝剥笋、不慌不忙、冷静客观，剥离出表象背后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评判和抉择方式——血缘关系和短期利益，它仍然在左右着农民的大脑。李洱的叙述严谨、冷静、从容，在严谨、冷静、从容中，他成功地叙说了一个正在发生的悲剧。

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简单的当下生活的图景：村级选举。故事梗概是：现任村委会主任繁花巾帼不让须眉，一心为村民谋福利，论功劳论苦劳，都是连任的最佳人选。但就在选举前夕，横生枝节——关乎上台下台的计划生育工作出了岔子，一个妇女计划外怀孕，继而失踪。事出突然，繁花的部署被全部打乱，她决定将这起事件查个水落石出。就在进展中，秘密接二连三浮出水面：不但村委会班子里的几个人背着她四处拉选票，而且她最信任的、接班人竟然也“在背后捅她一刀”，这是致命的一刀。

自序

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图书奖”授奖辞”

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图书奖”受奖辞”

石榴树上结樱桃

那包里装着她的妹妹繁荣给两位老人买的东西。繁荣在县城的报社工作，丈夫是县财政局的副局长，繁花就是妹夫派车送回来的。去年，村里有人顶风作浪，老人死了没有火葬，而是偷偷埋了。上头查了下来，当场就宣布了，撤掉了繁花村支书的职务。那天，来宣布的人是牛乡长。那牛乡长平时见了繁花，都是哥呀妹呀的，可真到了事儿上，那就翻脸不认人了。那真是狗脸啊，说变就变了。要不是妹夫从中周旋，繁花的村委主任也要撤掉了。这会儿，等进了家门，繁花又把那个包从殿军手里拿了过来。那个“拿”里面有点“夺”的意思，是那种撒娇式的“夺”，还是那种使性子的“夺”。殿军空手站在院子里，双手放在裆部，脸上还是那种讨好的笑。繁花扬了扬手中的包，对父亲说：“帽子，围巾，还有一条大中华。我妹夫孝敬您的。”然后他又把东西塞给了殿军：“接住呀，真想累死我呀。”殿军用双手捧住了，然后交给了岳父。老爷子拿出那条烟，撕开抽出了一包，又还给了殿军。繁花问殿军：“祖国统一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没听说?”殿军哈着腰说：“痔疮不流血了。”繁花又问：“听到布谷鸟叫了?”殿军抬头望了望天，又弯下了腰，说：“天上有个月亮。”小夫妻的对话，像接头暗号，像土匪黑话，两位老人都听迷糊了。老爷子说：“布谷鸟?早就死绝了，连根鸟毛都没有。也没有月亮啊?眼睛没问题吧殿军?”

上门女婿不好当啊。只要两位老人在家，殿军永远放不开手脚。这天上床以后殿军才放开，才有了点当家做主的意思。他上来就把繁花扒了个精光。繁花反倒有点放不开了，都不敢正眼看他了。当他急猴猴地骑到繁花身上的时候，繁花用胳膊肘顶着他，非要让他戴上“那个”。瞧瞧，繁花连避孕套都说不出口了。可是“那个”放在什么地方，殿军早就忘了。他让她找，她不愿找，说这是老爷儿们的事。他说：“你不是上环了吗?哦，你不是怕我在外面染上脏病吧?我可是有妻有女的人。我干净得很，不信你看。”繁花斜眼看了，脸埋进了他的肩窝，顺势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繁花本想真咬呢，可牙齿刚抵住他的肉，她的心就软了，不是咬，是舔了。繁花突然发现殿军还戴着鸭舌帽。裤子都脱了，还戴着帽子，算怎么一回事。繁花就去摘他的帽子。这一摘就摘出了问题，殿军头顶的一撮头发没有了。

“头发呢?”她问。殿军装起了迷糊，问什么头发。繁花说：“头顶怎么光了?”殿军说：“说我呢?哦，是这么回事。它自己掉了，也就是咱们说的鬼剃头。”繁花就伸手去摸。什么鬼剃头啊，胡扯。鬼剃头的头皮是光的，连根绒毛都不剩，他的头皮却有一层发茬，硬硬的，扎手。繁花问：“到底怎么回事?”殿军这才说，他站在机器上修理一个东西，一不小心栽了下来，碰破了头皮，缝了两针。殿军还拍着脑袋，说：“已经长好了，骗你是狗。”说着，殿军就像狗那样一下子扑到了繁花身上。

在房事问题上，繁花也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她不喜欢被骑在下面，也就是说她更喜欢骑在上面。有一次她听村里的医生宪玉说过，女人在床上要是比男人还能“搞”，那肯定是生女孩的命。好事不能让你全占了，又能“搞”又能生男孩，天底下哪有这等美事?啊?甘蔗哪有两头甜的?啊?所以说，女人再能“搞”，再想“搞”，也得忍着。一句话，一定要夹紧。宪玉啊宪玉，你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嘛。早说啊，早说的话我就忍着点，现在什么都晚了，豆豆已经快上学了，忍也白忍了。想到这里，她心里有那么一点空，脑子里有那么一点迷糊，但身子却有那么一点放纵，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放纵。她来了一个鲤鱼翻身，就把殿军压到了身下。她的汁液都溅出来了，就像果汁。有一股味道从门缝飘了进来，她闻出来了，是烧香的味道。嗬，母亲又烧上香了，又祈拜那送子观音了。有那么一会儿，繁花有些恍惚。那么多的汁液，能够孕育出多少孩子啊?可她只能让它白白流淌。恍惚之中，她听到了敲门声，好像那送子观音真的显灵了，亲自卜门了。不过，事情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头。据说送子观音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而这会儿，那院门的锁环却被拍得哗啦啦直响，还喊呢：“我，是我，是我啊。”

繁花听出来了，那人是孟庆书，那是送子观音的天敌啊。繁花有一点恼怒，又有一点无奈。好事被庆书给搅了只是其一，繁花主要担心母亲有些受不了，因为好事一搅，母亲的香就算白烧了。殿军从被窝里伸出脑袋，喘着粗气，问“谁，谁，他妈的谁啊?”繁花说：“还能是谁，庆书，孟庆书。”孟庆书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时入了党，现在是村里的治保委员，兼抓计划生育。以前殿军最喜欢和庆书开玩笑，称他为妇联主任，还故意把字句断开，说他是“专搞妇女，工作的”。庆书呢，不但不恼，还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赵本山，因为赵本山在电视里演过男妇联主任，知道这一行的甘苦。这会儿，一听说来的是庆书，殿军咧开嘴就笑了，说：“他可真会挑时候。今天我就不见他了，改天我请这个专搞妇女工作的喝酒。”繁花说：“庆书现在积极得很。快选举了嘛，人家已经有要求了，要求新班子成立以后，再给他多压些担子。”殿军笑了：“压担子?这词用得好，很有水平，进步很快啊。”繁花说：“那得看他跟着谁干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跟着我干上几年，蠢驴也能变成秀才。”繁花支起身，对着窗户喊道：“地震了，还是天塌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庆书还是喊：“我，是我，是我呀。”繁花只好穿起了衣服。她还像哄孩子似的，拍了拍殿军的屁股，说：“乖乖别急，打发走了这催命鬼，我让你疯个够。”

P10-12

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而不是《边城》《红旗谱》《白鹿原》和《金光大道》里描述过的乡土中国。我说的是现在，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

一个人，只要不是瞎子，只要不是聋子，都会看到和听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悲喜剧”。它们并不是发生在“别处”，它们也并不仅仅是“乡村故事”。你住在城市也好，住在乡村也好，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那些“悲喜剧”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生活，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

2003年的4月，当我住在北京的乡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虽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从曲折的胡同瞥向红墙顶上的琉璃，上海人的目光常常从浑浊的浦江瞥向大洋彼岸的女神。我知道，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这样的脸其实无处不在。在整整一年的写作期间，这样的脸庞一直在我眼前闪现。我再次意识到了乡土中国的含义。

当然，我还没有简单到连“城乡差别”都看不出来的地步，更何况是在“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不会只看到富人而看不到穷人——我还不至于如此糊涂，也不会只看到穷人而看不到富人——我也不至于如此偏激。但我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当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着真实变革的时候，这种普遍的怨恨显得如此复杂暖昧，又如此意味深长。

石榴产自西域，由西汉的张骞带到东土，而西汉恰恰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成的源头。樱桃产自东洋，何人何时将之带入中国已无可稽考，而在近代，正是因为日本，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才得以觉醒并空前高涨。经过漫长的时光，石榴与樱桃现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植物，它们丰硕的果实像经久不息的寓言，悬挂在庭院的枝头。我知道，民族国家的寓言和神话——当然是乡土背景下的寓言和神话，一直是中国作家关注的焦点。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构成这个寓言和神话的诸多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博弈和纠葛，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悲喜剧”——就像“石榴树上结樱桃”，却需要我们耐心讲述，需要我们细加辨析。

为此我写下了一些故事、一些场景、一些状况，也写下了我的忧虑、警觉和艰难的诉求。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但深于谎言，深于啼笑。

李洱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