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元代江南儒学及学官群体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从元代的政权制度、教育制度、元代儒学的发展与改革、学官制度等多方面详细分析和研究了“元代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生存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精英——士大夫集团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问题”。

元代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元朝处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科举制度亦长期废置。因此，元代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生存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精英——士大夫集团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问题。

本书首先以蒙古人接触并逐步理解中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蒙古征服给儒学教育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化，揭示蒙元王朝文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其次，本书通过史料统计的方法，考察元代教育的发展过程，通过统计数据，描绘出元朝教育发展过程的轨迹曲线。再次，本书全面考察了元代教育制度。元代加强了对教育的管理和控制，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管理制度。祭祀制度是元代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元代儒学的祭祀制度包括春秋祭丁、朔望祭祀以及殿谒等内容，还包括地方举行的乡饮酒礼等。元代教育形成了小学与大学两级教学体制，元代教育在继承前代经学教育的同时，人才的培养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第四，本书考察了元代儒学的建筑布局结构与学产。元代儒学建筑布局呈现出庙学合一的特点。一般学校都由庙、学和教学辅助设施三部分组成，存在前庙后学、右庙左学、左庙右学三种形式。元代的学产除了学田以外，还包括祭器、书籍、房产等。有元一代，儒学学产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第五，本书考察了元代学官制度。元朝统一以后，逐步规范学官制度。元代学官主要来自儒户家庭，其收入尚能维持温饱，但是由于受到儒学运行状况和学官升转困难的影响，元代学官的处境还是比较困难的。元代江南学官仕进非常困难，北方学官的情况则相对优越。从社会网络的构建来看，元代学官非常注意利用社会网络改善自己的处境。元代教育既有对前代传统教育的继承，又有在蒙古统治的特殊条件下，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进行的调整。

元代教育的发展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教学制度、教学方法、学校建设、教育管理等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总的来看，元代教育在教育对象的扩展、教育大众化、教育机构的广泛分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教育面向下层社会，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扩散，社会文化的普及意义重大。

探索元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特殊路径(代序)

绪论

第一章 蒙元政权的建立与文教政策

一、蒙古政权与儒学

二、蒙元王朝的文教政策

第二章 元代儒学教育发展考察

一、元代儒学教育发展情况

二、元代特殊地区儒学教育发展情况考察

三、元代的社学

四、元代的义塾

第三章 元代教育制度(一) 

一、有关“庙学”的考辩

二、元代儒学管理制度

第三章 元代教育制度(二) 

一、元代以前中国地方儒学祭祀制度回顾

二、元代儒学春秋祭丁制度

三、元代儒学朔望祭祀制度

四、元代儒学的殿谒(或庙谒)制度

五、元代儒学的乡饮酒礼制度

第三章 元代教育制度(三) 

一、元代儒学小学教育

二、元代儒学大学教育

三、元代儒学生员的数量与待遇

四、元代儒学生员的游学

五、元代儒学生员的出路

六、元代儒学教育制度的特点

第四章 元代儒学的建筑布局

一、元代儒学的主要建筑类型及功能

二、元代儒学建筑布局

三、元代儒学建筑布局的变化

四、元代书院的建筑布局

第五章 元代儒学的学产

一、学田

二、祭器

三、书籍

第六章 元代学官制度(一) 

一、蒙元前期的北方学官

二、元代江南学官群体的形成

三、元代学官的种类

四、元代学官举例

第六章 元代学官制度(二) 

一、元代学官的出身及经济状况

二、元代学官的仕进情况

三、元代以学官选注巡检考

四、元代学官的社会网络

五、元代学官制度评述

第七章 元代庆元路的儒学教育考察

一、元代庆元路的儒学

二、元代庆元路的书院

结语 元代儒学教育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征引文献与参考论著

后记

蒙元政权的建立与文教政策

在元朝政权建立以前，中国北方经历了一段大蒙古国政权统治时期(1234～1271年)，这一时期是蒙古贵族在灭金以后，开始接触和初步认识中原文化的时期，是元代文教政策形成的开端。因此，本章从这里切人，通过这一时期儒士、儒学的处境，以及蒙古人对儒学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反映元代文教政策的形成。这一时期的有关研究成果很多，中国台湾的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考察了忽必烈金莲川幕府养士的盛况；《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探讨了这一时期儒士的处境以及儒户的编订、待遇、出路等情况；《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精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消长》论述了这一时期国子学的情况和儒 道之争。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丁昆健(中国台湾)《元代的科举制度》(上、下)考察了这一时期“戊 戌选士”等情况。(日)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论述了大蒙古国及元初儒士的处境以及文章派与德行派在科举方面的分歧。赵琦《金亡前后儒士的南渡与北徙》及其学术专著《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探讨了这一时期儒士处境、教育恢复等问题，丁昆健《蒙古征伐时期华北的儒学教育》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情况进行了考察。由于前人成果较多，本章主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元代文教政策形成的角度，探讨蒙古统治者对儒学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以及有关儒士政策的产生情况。与本章主题有关的前人成果，将在文中介绍和评价。

“文教政策”是后来出现的一个概念，中国古代没有这种表述，尽管用这样一个概念表述古代王朝对文教事业的根本态度和具体措施未尝不可，但本人认为使用这一概念时，需要密切联系有关朝代的历史实际，从客观历史进程中得出结论。一般教育史专著都有专门论述元代文教政策的内容，但由于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不一，得出的结论也有不小的差别。如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第3卷中，将元代文教政策归纳为：尊孔崇儒，以文治国；尊用汉法，推崇理学；民族歧视，尚文禁武。①陈学恂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中则把元代文教政策概括为：推行汉化，重教兴学；尊孔重儒，崇尚理学；重才养士，巩固政权；维护传统，重视民族教育；崇尚宗教，加强思想统治。②本文在这里不想对上述观点进行评价，只是想通过这两个例子，说明由于对元代历史发展理解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有多么的不同。由于文教政策反映的是统治者对文教事业的根本态度和具体政策，有关元代文教政策的表述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就是双方都赞成的“尊孔崇儒”的内容，也需要对元朝实行尊孔崇儒的情况、中间出现的反复、局限性等进行严格的界定。

一、蒙古政权与儒学

一般研究元代教育史的学者，将元朝蒙古人对儒学的优待(或尊崇)归因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的实用主义目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本人认为，作为一个与中原文化隔绝、文化落后的草原游牧民族，认识到儒学具有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的功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由接触到认识，再到熟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蒙元统治者文教政策逐步制定和形成的过程。

(一)蒙古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蒙古(Mongg01)民族是在9～12世纪活跃在中国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游牧生活和恶劣的草原生存环境，造就了蒙古民族对待本民族以外文化的“拿来主义”的态度。从蒙古早期的发展历史看，蒙古人虽然并不擅长学习和掌握外来文化，但他们善于利用外来文化为自己服务。在部落战争时期，蒙古人通过战争掠夺人口和财物，以补充物资和人口的匮乏。①1206年蒙古帝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对西夏、金、西亚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征服战争期间，蒙古草原一般生产人口已经基本饱和，于是，掠夺各地工匠，成为蒙古人进行战争的目标之一。②掠夺工匠是一种野蛮、残酷的行为，但也不失为一种利用其他民族智慧和文化的手段。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南宋使者徐霆访问燕京时写道：

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③

这段文字反映了蒙古人对西域等地手工业技术的利用。在蒙古人看来，任何被征服地区的一切都是大汗的战利品，只要能给帝国带来利益，蒙古人就会拿来为其所用。蒙古人对外来宗教文化也是这样。12～13世纪，蒙古草原一些通古斯语族的民族盛行萨蛮教，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蒙古人就是其中之一。蒙古人相信万物皆灵，认为被征服地区的任何宗教都具有神奇的力量，于是蒙古贵族对它们通通采取优待政策，让这些宗教为蒙古大汗“告天祝寿”。波斯史家志费尼对蒙古人的宗教观描述道：

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④

这段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蒙古人优待被征服地区各种宗教的情况。元朝以前的大蒙古国时期，儒学就是作为一种宗教得到蒙古人的优待。下面考察蒙古人对儒学文化认识的情况，说明蒙元文教政策产生的过程。

(二)蒙古人与中原文化的第一次“接触”

1206年成吉思汗(Cinggiskhan)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不久攻下燕京，金朝南迁。此后就“西进”(攻取西域)或“南进”(攻宋)问题，蒙古人中问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但是不久，出现了代表蒙古贵族Bt~AJ花剌子模(Khwarazm)的边城札答刺(Utrar)被劫掠的事件，成吉思汗发雷霆之怒，率大军倾巢而出，进行西征。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时，已经六十余岁，自感到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他在中原与金兵作战时，曾经听说中原全真教首领邱处机掌握长寿的秘诀，于是派侍臣刘仲禄到中原召邱处机北E。1221年，72岁的邱处机离开燕京北上，次年，在太师阿海的陪同下，成吉思汗在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行宫召见了邱处机。据《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论道”非常满意，谓左右日：“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①此后，又数次召见，邱处机向成吉思汗提出孝父母、戒行猎的建议，成吉思汗欣然接受。次年3月，邱处机辞别成吉思汗南返。f临行，成吉思汗赐牛马等物，邱处机拒绝接受。这时，通事阿里鲜向成吉思汗说出全真教道观苦于差发、赋役的现象，于是，成吉思汗下令全真教道徒“悉令蠲免”差发，并“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圣旨中明确规定：

邱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

邱神仙底应系出家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②

邱处机的西行以及免役圣旨虽然与文教政策没有关系，但它首开宗教免役的先例，以后的儒户免役政策就是比附这一政策而制定的，因此应该算是蒙元文教政策形成初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也使蒙古人对中原文化有初步的认识，对保存中原文化贡献颇大。P17-21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蒙古贵族入主华夏后的文化教育状况，历来受到人们的较多关注，且毁誉臧否不一。否定元代文化教育的，当以南宋逸民郑思肖最为激烈。他抨击说：“自古夷狄凶祸之盛，土地之广，惟靼最强最逆。上下好色贪利，如蝇见血，如蚁慕擅，灭天理，穷人欲，罔所不至。”①数百年来，某些受汉族中心论影响的学者也持类似看法，一直以为蒙古人初无文字，文化和社会形态落后，又实行民族压迫，压抑和破坏了汉文化的发展。对元代文化教育持赞誉观点的，又以汤晓方为代表。汤女士说，元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与汉唐相比，元代文化具有更开放、兼容并蓄、吸收外来文化更广泛、影响更大等特色。②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郑思肖立足于效忠南宋和排斥异族的迂腐正统观念，其政治情绪化和偏激片面的倾向，多数人不难识破。汤女士从历史大视野观察问题，提出许多有益见解，弱点是缺乏对反面材料作出分析和判断，缺乏正、反面材料的融会考辨，致使立论的说服力有所降低。

笔者认为，元代文化教育的总体情况是比较繁荣而又发展不平衡，有些部分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有些部分又有所倒退或萎缩。言其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似乎有些过头，但将其说得一团漆黑、全面倒退，又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偏见。这里，同样有因视野和出发点不同而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简单从汉族正统文化出发，元代文化教育的确受到不少压抑，甚至曾经出现某些倒退。如果主要从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着眼，元代文化教育又是建树显著、繁荣辉煌的。笔者拙见，由于蒙古贵族统一华夏，元代的文化教育没有完全沿着汉地传统王朝的模式继续前进，而是走上一条比较特殊的发展路径。概括地说，元世祖以后的文化教育的发展特色是：儒学独尊丧失而佛、道、科技受青睐；停科举而重学校；学校教育之中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兼容并蓄；部分蒙古、色目人汉化或儒化与部分汉人胡化的并存等等，还相应引发了儒士职业多元、儒士回归下层社会以及儒学暂时脱离科举而独立生存发展等一系列变化。正是因为这些发展特色及相应变化，上述视野和出发点不同而导致的见仁见智，就不足为奇了。为了有助于问题的理解，我们特意引录一段朱元璋的说法：昔者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来宾者甚多，效文者甚寡。自中国宋君靡政，天下不驭。北夷元世祖入主，其文武才能，不求备于一士，可谓之天人矣。若名能于一艺，当用之。时虽一艺不能备者，则不用焉。当是时，元得一士而立纲纪，明彝伦，半去胡俗，半用华仪，中国得生全者，我汉儒许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之间，华夷儒风竞起。人虽不为名儒，昔之不效者，今识字矣。所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信朱元璋曾经最早举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大旗而灭元建明，也曾屡屡抨击元朝暴政和胡俗蔓延。②但是，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北夷元世祖入主立纲纪，明彝伦，半去胡俗，半用华仪，中国得生全者不三十年之间，华夷儒风竞起昔之不效者，今识字矣”等一系列文化教育有所进取的客观事实。朱元璋如是说，是对笔者“两个比较”看法(比较繁荣而又发展不平衡，比较特殊的发展路径)的支持。也表明元代文化教育本身相当复杂，目前对它作笼统或总体的评价，都十分困难，很容易陷入一般化论说和见仁见智的争辩。与其在笼统或总体的评价方面喋喋不休，徒然耗力费神，不如做一些深入而具体的实际研究。申万里博士所撰《元代教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洋洋近50万字，就是从教育形态和教育制度的具体研究切人，透视整个元代文化教育的典范之作，也可以称得上是脚踏实地探索元代文化教育特殊发展路径的典范之作。

蒙元文教政策与教育发展历程，是《研究》的第一项重要探索。

由于蒙古军事征服和统一华夏的特殊情况，有关这方面的考察十分必要。前述元代儒学独尊丧失而佛、道、科技受青睐，停科举而重学校，学校教育之中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兼容并蓄，部分蒙古、色目人汉化或儒化与部分汉人胡化的并存等文化教育特色的发展，应该是以蒙元文教政策与教育发展历程为基本背景和环境的。关于这类问题，萧启庆、姚大力、丁昆健、安部健夫、赵琦等学者已经有过研究。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从元代文教政策形成的角度，探讨蒙古统治者对儒学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以及有关儒士政策的产生情况。针对北方、南方教育发展的不同步性，作者将北方儒学教育的发展情况与江南教育分别考察。最后再将南北综合起来，描述蒙元教育总的发展轨迹。又特别考察边疆地区和军队的儒学教育以及地方官学以下的社学、义塾。还采取有关资料统计的办法，通过诸多数据统计和柱状图比较分析，说明元代教育发展的波状起伏和三次高潮，各地教育发展差别与不平衡以及向基层和边缘地区扩散的趋势。正如作者所云：“通过蒙古征服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化，揭示由于蒙古征服给儒学教育的发展带来的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环境。”“元朝处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放社会，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失去了独尊的地位，蒙古统治者用人注重‘根脚’，并不把儒学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科举亦长期废置。在这种情况下，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就非常耐人寻味。”其中，不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继续深入或超越，更有甄别诸多史料信息后的真知灼见。

教育管理、祭祀、教学等教育制度及学校建筑、学产，是《研究》的第二项重要探索。

制度，通常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或规则。它是人类文明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领域的基础性的组成部分。研究元代儒学教育，自然不可能绕过相关制度。目下，历史学界盛行文化热和社会热，部分人对制度和经济之类的昔日研究重点，似乎表现出几分蔑视和冷漠。这种看法是不可取的，很容易影响认识的深度与视野。作者没有赶那种时髦，而是采取了积极认真的态度，对儒学教育的相关制度做了周密细致的探讨，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比较中肯的结论或独到见解。作者认为元代逐步形成了集贤院、国子监、儒学提举司等地方行政和监察机构多层次、多渠道共同管理儒学教育的体制。自唐、宋人元，庙学合一，“由学尊庙，因庙表学”，祭祀为儒学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元代儒学的祭祀含有春秋祭丁、朔望祭祀、殿谒及乡饮酒礼等内容，甚至出现了重祭祀、轻教学的倾向。学制分为小学与大学两级，教学过程上重视繁琐仪式，强化对伦理和等级的认同。教学内容在继承经学教育的同时，新增适合社会需要和谋生的吏业教育等，人才培养开始摆脱科举的限制而呈现多样化。元代生员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游学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非常盛行。元代儒学的建筑布局存在前庙后学、右庙左学、左庙右学三种形式，与宋朝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既有庙和学总体布局的变化，也有部分建筑类型的调整，建筑布局逐步合理。学田、祭器、书籍、房产等学产，大致呈现增长的势头。据我所知，前人对元代儒学教育制度的研究，仅限于局部涉及，像作者这样系统、深入的探讨，尚属首例，很多地方大大超越了前人。

儒学学官群体及其回归下层社会，是《研究》的第三项重要探索。  

元朝较早保护儒学，尤其是元世祖以后任用了不少儒士进入各级官府，在吸收汉法方面大量发挥了儒学和儒士的积极功用。还推动程朱理学上升为儒学的主导，上升为官学。但是，在蒙古统治者的眼里，儒学始终不是第一位的文化。儒学与儒士也不再是传统体制内的主导，其独尊地位已经丧失，开始被边缘化。这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未曾有过的。元世祖以后，儒土虽然能享受儒户定籍、免除差役、选拔充当学官及儒吏等待遇，但唐、宋以来儒士赖以仕进登龙的科举迟迟未开，大多数儒士“学而优则仕”的门径被堵死。儒士充任学官之际，多数属无资品的流外职，薪俸颇低，升迁极慢，不免有“热选尽教众人做，冷官要耐五更寒”之类的哀叹牢骚。①就充任学官及吏员的大多数儒士来说，其地位确实比较低。元初遗民“九儒十丐”的说法，可以反映儒学与儒士被边缘化的尴尬境遇。儒学的边缘化，带来千余年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段不小的变更，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边缘化是广大儒士的灾难，它造成了儒家传统秩序、官场传统秩序的某些破坏。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尊崇，不仅八思巴蒙古字风靡全国，藏传佛教的东进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长足传播，更促使元代文化从儒学一统走向多元，部分汉人甚至发生一定程度的“胡化”。因为学儒读经的出路不佳，不少汉地精英文士转而把聪明才智投向以前备受鄙夷的市井勾栏和工巧技艺。由于儒学边缘化和科举仕途受阻，儒生士大夫多数无法走向庙堂，只能从事学官、儒吏等下层职业，致使他们开始向基层社会发展。元后期科举重开，乡试逐渐正规，客观上又增加了儒生士大夫对基层社会的回归和亲近。这似乎是明清士大夫缙绅充任基层社会中坚的先声。

作者没有回避上述复杂而重要的问题，而是用了近十万字的篇幅，详尽地探讨了北方学官和江南学宫群体、学官种类、出身及经济状况、仕进、社会交往等，指出元朝的统一，对江南士大夫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大部分丧失，科举的废除，又使他们失去做官的机会，江南土大夫阶层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出于谋生的考虑和元王朝优待政策的诱导，大量的前朝士大夫开始人仕元朝，充任儒学提举、儒学教授、学正、学录等，形成了江南学官群体，反映了江南士大夫阶层社会角色的转变。元朝统一以前，北方的学官制度并不健全。统一以后，元政府逐步规范学官制度，使南北达到统一。从出身来看，元代学官主要来自儒户家庭，其中，前朝士大夫之家占了一定的比例。元代学官收入尚能维持温饱，但是受到儒学运行状况和学官升转困难的影响，元代学官的待遇仕进还是比较困难，甚至出现了学官争做地方捕盗官(巡检)的现象。北方学官的情况则相对优越。从社会网络的构建来看，元代学官的社会网络中以儒士为主，包括地方官及僧、道等方外人士，反映了他们利用社会网络改善自己处境的努力。作者还批评元代学官选用不精、素质差、缺乏资金、升转困难等弊端，其政治目的是既用学官制度笼络儒士人仕，使其承认或服从元朝统治，又对江南儒士进人中央或地方政权加以限制。

对元代学官如此详细而深人的研究，我尚未看到，不仅具有开创意义，同时也突破了教育的藩篱，进一步扩展到元代儒士乃至元代江南社会，堪称从蒙古统治的角度研究元代教育，将元代教育与社会结合起来研究。功莫大矣!功莫大矣!

个案微观剖析与宏观鸟瞰相结合，重视北方与江南的比较分析，又是《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色。

《研究》的第七章，是对庆元路儒学教育的个案研究，具体考察元代庆元路儒学教育的发展情况，以透视和展现整体上的元代教育。他如儒学提举、儒学教授、学正等逐项专门考察，亦可归属个案研究。后者涉及源流、职掌、任职举例、出身及经济状况、仕进、社会关系网络与地位等。以上个案探研，非常具体深入，细致入微，几乎把庆元路儒学教育和儒学提举、儒学教授的相关情况及史料一网打尽。其用力之勤，功底之深，令人叹服。与此同时，《研究》在宏观鸟瞰方面，也十分到位。不仅在结语中高屋建瓴地阐述、总结了元代教育的特点及历史地位，而且还能在具体考订描述时加以理论提升，融宏观把握于微观剖析之中。譬如“元代以学官选注巡检考”，在细致考述学官任巡检的具体情况后，继续探究其原因，分析其利弊和各类社会反映，最后揭示其实质：“以学官选注巡检，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元代儒士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寥寥数语，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作者原先的计划，就是全面研究元代教育。六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时，我考虑到博士论文重在学术突破和前沿创新，建议作者缩小为“元代江南儒学研究”。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博士论文的出色成绩，受聘于武汉大学后，申请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探讨北方的内容，继续开展元代教育的全面研究，而且十分注重北方与江南教育的比较分析，努力探寻本质性的认识。如作者第六章论及江南学官仕进人流困难，统计其人为流官的仅有29％；又指出北方学官人流要容易很多，统计其人流比例可达到63％，有的后来还做了高官。南北学官仕进情况的差异，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的特点，北方汉人的社会地位要高于江南的南人，族群等级差别在学官仕进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些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到的见解，发前人之未发，自然甚为精辟。

申万里博士为人忠厚朴实，刻苦钻研。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师从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学习近代蒙古史。1999年人南开大学随我改而攻读元史方向的博士。当时，他的优势是先学近代而转学古代，可以增强贯通思维，兼之，在内蒙古大学他也曾听过周清澍等名师的元史课程，白拉都格其教授原本的专业方向又是蒙元史。不利的是，好多元史方面的史书文献需要阅读，困难颇多。但他很能吃苦，日以继夜地读书写作，进步迅速，居然按时圆满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受到专家的好评。他的治学风格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刻苦好思，锲而不舍。他出色的博士论文和这部功力深厚、见解独到的《元代教育研究》专著，就是刻苦好思、锲而不舍的丰硕成果。

我经常在学生中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有超过老师的学生才算是好学生。”看到申万里博士在短短七年内能够写出如此高质量的专著，我由衷地感到欣喜。相信他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超过师辈前贤，把自己锤炼成有作为的史学家。

学海无涯，今后的学术道路还很长。即使是元代教育课题，也还有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问题需要再作探研。顾炎武说：“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①披露了明清士绅的“年社乡宗”四条社会交往的基本管道。这些情况在回归下层社会的元代儒士学官群体范围内是否适用?表现又如何?同样需要深入探索并作出科学理性的诠释。希望申万里博士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新的杰出成就。

李治安

2006年元月25日草于天津金厦里

《元代教育研究》从开始构思到现在已经七年，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笔者将其成书过程以及本人学术研究经历略述如下，是为后记。

这部书稿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元代江南儒学及学官群体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2002年我的博士论文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论文答辩，尽管当时专家评价较高，但我个人清楚，由于时间仓促，这篇博士论文并不十分成功。总的来看，论文比较粗疏，缺点很多，个别内容研究不深入，个别章节安排不当，写法单调，需要从内容到结构进行全面的修改和补充。来武大工作以后，我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这篇博士论文。2003年，我以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的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使我有条件和精力重做这一研究课题。

元朝是一个儒学精英文化下移、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情况势必对元代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主要从这一认识出发，全面考察元代教育在这一文化转变时期的重要变化与特点，力图做出一部名副其实的元代教育史来。我首先从蒙古贵族对传统文化认识逐步深入的角度探讨元代文教政策，然后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全国，通过元代江南与北方教育发展情况的对比，考察元代教育发展的总体情况，删去以前对江南各行省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代之以统计的方法，通过统计数据描述元代教育发展的轨迹。我还以元代庆元路教育发展的考察作为个案，做到点与面的结合。我在这部书中将元代教育制度作为一个研究重点，内容由原来的一章，扩充为三章，紧扣元代教育“庙学合一”的主题，主张教育制度是教育管理、祭祀与教学三种内容的有机统一体，离开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完整的教育制度。对于学官、学产、学校建筑布局等章节，我同样是在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写作。这部书稿基本上反映了我对元代教育史或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全面认识和思考。书稿完成后，经过专家匿名通讯评审，完成了社科基金项目结题(被评为良好等级)。2005年，这部书稿又经过一次专家匿名通讯评审，入选武汉大学该年度学术丛书。从这两次通讯评审的评语来看，所有专家都肯定这部书稿的研究方法及学术价值，这增强了我将这部书稿拿出来出版的信心。在根据专家建议对书稿进行修改以后，我将书稿交给武汉大学出版社，希望这部书出版以后，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古代教育史的重新审视和思考。

本人生性愚钝，大学毕业以后做中学老师，已近而立之年才想起考研，1996年考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我导师白拉都格其先生出于著名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门下，早年治蒙元史，后转行近代蒙古史。先生对学生严而有恩，将我带进学术的殿堂。当时的近现代史所与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史研究所同为蒙古史研究机构，双方共同培养研究生。研究生一年级我主要在蒙古史所上课，得到了蒙古史专家周清澍、林沉(亦邻真)、齐木德道尔吉、薄音胡、叶新民等先生的教诲，近现代史所的郝维民等先生也使我受益良多。1998年，我的硕士论文通过答辩，顺利取得学位。离校前，白拉都格其先生曾与我对酒长谈，当时情形，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1998年，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蒙古史会议上，我认识了南开大学李治安先生，先生鼓励我学习元史，于是，我于次年考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的历史学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很多学术大师在这里任教，来到南开大学学习，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我的导师李治安先生受业于元史专家杨志玖先生，在元史学界以勤奋、严谨著称，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我硕士期间学的是近代史，没有元史方面的基础，李先生命我从研读《元史》、《元典章》人手，熟悉元朝的历史和典章制度。一年级的时候，李先生每次上课完毕，都会让我最后留下来补课，对我在读书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先生都耐心进行解答，看到我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问题，先生不仅不烦躁，反而露出欣慰的表情，耐心地一一回答，这种情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令人感动!

2000年，杨志玖先生由于视力下降，需要一位在校学生帮他 做一些资料检索、论文打印等具体工作，李先生推荐我去。杨先生 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年过八旬仍然笔耕不辍，每天埋首书桌工 作近十个小时，令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感到汗颜。有时工作 累了，杨先生就和我聊天，他给我讲述他一生的学术经历、学术界 趣闻轶事以及他的治学经验，从杨先生那里我不仅学到治学的门 径，而且学到了为人、为学的道理，这些将会使我受用一生。

2002年初，我的博士论文完成。李治安先生为我的论文付出了最多的心血，从论文选题到论文章节的拟定，他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为了看我的论文，他甚至牺牲了春节休息的时间。在《元代教育研究》即将付梓之际，李先生为该书写了序言，勉励我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作为学生，我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只能用今后加倍的努力，报答老师的培育之恩。

在我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高华先生，南开大学张国刚先生、南炳文先生、白新良先生的热情帮助。复旦大学姚大力先生、暨南大学邱树森先生、南京大学高荣盛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白刚先生等给我审查了博士论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学界朋友刘晓先生、蔡春娟女士、张彤先生也为此书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帮助，再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2年下半年我来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工作。武大是国内学术传统悠久的大学，从一百多年前最早一批学校建筑到秀丽的珞珈山水，都透出一种灵异之气。我喜爱武大的山水，更喜爱武大的学术风气。在这里，学术前辈石泉先生、李涵先生、朱雷先生、冯天瑜先生、杨果先生、冻国栋先生、张建民教授、陈锋教授都在学术和生活方面给了我有益的指导和帮助，与同事何德章教授、鲁西奇教授、杨华教授、谢贵安教授、王雪华副教授、覃启勋教授、薛毅教授、罗运环教授、任放副教授、杨国安副教授、周荣副教授、刘安志副教授、朱海副教授、魏斌博士等人交流较多，使我受益匪浅。《元代教育研究》写作过程中的很多想法，得益于上述先生的指教。在此对武汉大学诸位前辈、同仁表示感谢!

我这部书稿的完成，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子，他们在我求学期间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给了我最无私的帮助，给了我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我的父亲，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山东农村，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养活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用他的乐观思想影响我们，使我们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父亲平反后从事山东地方史志研究，对我后来选择历史学为业，影响重大。2002年夏天，在我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父亲驾鹤仙去，这本小书，算是献给在天堂的父亲的最好礼物吧!

最后，这部书的出版，还应该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雅红女士，她为该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另外，《元代教育研究》虽数易其稿，不足之处仍然不少，请学界方家不吝赐教。

申万里

2006年8月28日

干武汉大学珞珈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