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医著渐丰硕
在五岭横亘的赣粤交界处，有一条沟通五岭南北的古道——梅岭古道，默默矗立在崇山峻岭之间，成为岭南地区与北方中原沟通的最重要的通道。
虽然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岭南地区便已在中央集权统治政权中有了备案。虽然秦始皇的军队在南岭之上开辟了一条简便的山路，但是，山体陡峭，山路崎岖，若是碰到雨天路滑，更是堪比蜀道的“难于上青天”。所以，及至隋唐，出现在朝堂之上的岭南人依然寥寥无几，两者之间遥远的距离，艰险的路途都与岭南士子艰难的“出仕之路”有着莫大的关系。
唐代是个开放的朝代，八方来朝，使唐代与外界有着越来越多的联系，而作为重要港口的番禺（现广州）却依然孤悬岭外，其重要原因便是五岭的阻隔，交通的不便。
唐开元（713—741年）年问，广东曲江人张九龄任左拾遗，因直言得罪了当政者，于是告病回曲江，经过梅岭时见“岭东路废，人苦峻极”“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唐代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因此奏请唐玄宗开凿梅岭古道，改善南北交通，以充分利用岭南的“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使其顺利送入内地，以便“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
张九龄的奏章得到了唐玄宗的重视，命其开凿大庾岭路。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一条宽一丈，长约30里的山间大道在南雄开通，从此，南雄珠玑巷成为中原先民南拓进入广东的重要中转站。后人更是吟出了“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真能迈禹功”的诗句来赞扬张九龄开路的功绩，可见，成功开凿了梅岭古道（大庾岭路）对于岭南地区人民的重要性。不知道当唐玄宗接过千里迢迢送来的新鲜荔枝时，是否会为当年自己听从张九龄劝告而感到欣慰，我们只知道，有了这条梅岭古道，岭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晋隋到唐宋元时期。中原地区朝代更迭，纷争不断，中原人民或避战乱，或为生计南迁，大部分人都是经过梅岭古道进入岭南地区的，因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珠玑巷：“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所以。岭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文化的融汇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经过晋唐时期的大量人口带着科学技术的涌入，以及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铺垫，宋元时期的岭南医学出现了又一个新的高潮，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岭南医学著述较多，南宋史学家郑樵将医书细分为26类，其中首次将“岭南方”作为一类进行命名。这一时期岭南方略计有：李继皋《南行方》三卷，李暄《岭南脚气方论》一卷又方一卷，青溪子《脚气论》三卷（《崇文总目》中提到青溪子是李暄的别号），郑景岫《南中四时摄生论》一卷。还有不著撰写人姓名的有《岭南备急要方》三卷，《南海药谱》一卷，《治岭南众疾经效方》一卷，《广南摄生方》一卷。不过，上述有关医家的生平籍贯不详，且大部分并非岭南人，而只是曾到过岭南。上述医著到了宋代，便仅存《南中四时摄生论》和《南行方》，其余医著现亦亡佚，但是通过其他书籍的记载仍可窥其豹斑。
除了这些医学专著之外，还有一些民间的方子虽然没有著述成书，却经过流寓岭南的名人的记载而流传了下来。柳宗元和刘禹锡的书信往来便是最好的体现。
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唐顺宗时期因改革失败而一再被贬。最后到了五岭以南的柳州，任柳州刺史，并卒于柳州刺史任上。初到南方的柳宗元水土不服，加上当地缺医少药，曾经重病不起。这个时候的岭南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地方文化，有着一些较有效验的简便验方。柳宗元幸得友人提供验方，才得以治愈，并将其记录起来，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曾经提及《柳州救死三方》，这三方分别是“治疔疮方”“治霍乱方”和“治脚气方”，分别记录了其在柳州时期三次危重的疾病，分别是疔疮、霍乱（是指气机不利、上下不通的干霍乱，不同于现代医学的霍乱）和脚气（前文提到的“脚弱症”），用其自己的话说是：“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潍汩盈颠毛。”可见当时情况的危急，三次均幸得当地验方所救才能“鬼手脱命”。
而柳宗元的好友，与其一起支持王叔文改革并同时被贬的刘禹锡，也被贬到了广东的连州，任连州刺史。虽然岭南地区缺医少药，但刘禹锡自身便是精通医药，到连州后，更是重视对当地民间验方的搜集整理，对于当地有特效的药物采集和炮制，并将收集来的验方以书信的方式传阅于其朋友之间，这便是其《传信方》的由来。
《传信方》流传甚广，虽然原著已经失佚，但是包括日本的《医心方》、朝鲜的《东医宝鉴》在内的很多著名的医书都有引用。其中记载了涉及咳嗽、霍乱、肠痈、狐疝、难产、阴冷、打仆、拔箭镞、蛇伤等内外伤科的验方。这些验方大多是刘禹锡收集的各地应用的验方，丰富了岭南的医药知识。
柳宗元和刘禹锡均属于被贬来岭南的官员，不仅为岭南地区带来了中原文化，也用自身的努力，丰富了岭南医学的内容，为岭南医学文化增添了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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