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本册是王元化卷，精选汇集了王元化各类文学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文库所展示的文学状况切近于原生态，所体现的文学风姿格外丰富多彩，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和上海城市的变化也更具广度和深度。举凡社会变迁、政治风云、文化思潮、官场现形、战争革命、城市风情、农村风貌、市井坊间、妇女儿童、婚姻爱情、侦探侠客、风花雪月等等，都有所涉及。文献性、文学性和可读性都很强。本册为王元化卷。

凡例

前言

上辑

鲁迅与尼采

关于金批《水浒传》的辨正

关于果戈理的几句话

老年爱

纪念契诃夫

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契诃夫

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

在莎士比亚塑像揭幕仪式上致词

谈近代翻译文学

谈卢梭《社会契约论》

论知性的分析方法

人性札记

简论尚同

“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

韩非论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龚自珍论

谈鲁迅与太炎

谈杨遇夫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太虚法师年谱》

《胡适的日记》 

谈胡适自传唐注

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

关于斯城之会及其他答问

关于现代思想史答问

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

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

下辑

自述

我的三次反思

读莎剧时期的回顾

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记任铭善

记汪公展

记熊十力

再记熊十力

记韦卓民

记郭绍虞

记辛劳

记顾准

再记顾准

记林淡秋

记张中晓

再记张中晓

记若水

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

《思辨发微》序

《清园近思录》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学风格论》跋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译序

编后记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日

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和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研究鲁迅思想体系的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这问题正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上被解决着。

有人把尼采主义和鲁迅的初期思想放到平行的地位，他们认为初期的鲁迅以尼采的思想为血肉。

但是另一部分的人却提出了与这不同的意见，他们以为，鲁迅只受到尼采的一部分影响，这是因为在“五四”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工农大众还没有成为社会政治舞台的主角，当时还没有正确的集团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输入到东方来，使鲁迅不得不拿尼采学说作为斗争的工具。其实鲁迅的初期思想和尼采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把他们放在平行的地位。

唐瞍先生是代表这两种见解的前一种意见，他在《鲁迅风》创刊号上，关于鲁迅的杂文里这样写道：

我想，鲁迅是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的革命论的。

同时，巴人先生显然更充分的发挥了这种见解。他在《鲁迅与高尔基》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的一段话后，更进一步的说：

这些表白，无疑与尼采思想有血缘的。又说：

初期的鲁迅是以尼采思想为血肉。

上面这些意见都是把初期的鲁迅和尼采放在平行的地位，同时更认为尼采对于鲁迅的思想起了绝大的作用。

至于前面的第二种意见，只有秋白先生和最近发表在《公论》上的“鲁·座”记录里有一部分的说明。但是要分辨鲁迅与尼采之间关系的具体情形，简略的解释是不够的。鲁迅在他的世界观里是不是吸取了尼采主义?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中心。

在研究一般思想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分析鲁迅与尼采的阶级意识。

初期的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正代表当时向上发展的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许多人认为鲁迅这种启蒙运动思想是他走到文艺的路上来的时候才形成的，其实鲁迅在从事文艺活动之前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意识，他说他去日本学医乃是因为：

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

在《呐喊》的序言里，鲁迅曾经记述当时的志向：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P5-6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王元化先生(1920—2008)生于武昌，长于北京，十七岁时以卢沟桥事变随家人逃难来到黄浦江畔，除解放前夕因文得祸而北上暂避外，从此一直定居上海。半个世纪后，他在《有关上海文化发展的意见》中写道：“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了五十年，可以算是半个上海人了。”他在这里的部门任职(从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在这里的高校兼课(从复旦大学到华东师范大学)；他的文章多数是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的，论著多数也是在上海的出版社印行的。他以引世人瞩目的学术业绩为上海带来了光荣，上海也给予了他相应的荣誉——1998年，他跟巴金、贺绿汀、谢晋先生一起，获得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来上海的当年，元化先生开始文艺写作。1947年出版《文艺漫谈》以后陆续付梓的著作有《向着真实》、《文心雕龙创作论》、《文学沉思录》、《传统与反传统》、《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读黑格尔》等。2007年，由他故乡的湖北教育出版社汇为十卷本《王元化集》。本卷选录的文字大抵即依此为据。

元化先生是在不停地求索、不断地反思中走完他阴晴无定的人生历程的。他崇尚“为学不作媚时语”的独立人格，力倡为政为学都应“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在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上所作的答辞中他说：

理论写作的道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曾经屡遭挫折，有过不少的失误。虽然我也走过弯路，也跌倒过，但在艰难险阻面前，我仍旧在思考、在探索、在追求，而没有丧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一千多年前一位外国的高僧来到中土，他以宗教的虔诚传译佛典，自称未作妄语，死后舌不焦烂。我觉得这种对待自己事业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效法。我希望自己一本初衷，始终能够遵照一位哲人在他那部伟大著作的序言中所说的话去做。那就是：“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

他的良知和勇气深得有识的学者共鸣，张隆溪教授说：王先生的著作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既有深厚独立的学术，又有对我们所处时代和社会深切的关怀，而学术独立这一思想本身，就正是我们必须关切注意的社会文化问题之一。他曾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而且明确阐述了二者的关系。认为“学术思想的价值，只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学术研究必须提供充分的依据，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出科学性的论断；而不能以游离学术之外的意图(哪怕是最美好的)、口号(哪怕是最革命的)、立场(哪怕是最先进的)这些东西来顶替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