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纪事》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和最深刻的思想家的小说作品。《凶年纪事》表达了无数人们在社会民主进程中经历的深刻忧思。

这部作品表明了库切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高超技能——他的新小说，其中有一半显然属于学院派的玄思奇谈，但同时又是活生生的、引入瞩目的人物叙述。库切的天赋在于他能从显而易见的枯燥的理论游戏中发现人物。

《凶年纪事》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和最深刻的思想家的小说作品。

《凶年纪事》表达了无数人们在社会民主进程中经历的深刻忧思。

一位声名卓著的老作家应出版社约请撰写一本书名为《危言》的言论著作。这是一个可用来表达社会关怀的机会。他写了一系列短论：论马基雅维里、论无政府主义、论基地组织、论自杀性袭击，等等。在文章里，他发出这样的质问：什么是国家的起源，什么是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如何应对国家意志，为什么会把道德考量和公民自由撇在一边去进行一场包含虐囚内容的反恐战争？他困惑于西方人在美英发动的中东战争中共谋关系，并为此而感到自峰也沾有某种难以言述的耻辱。

在社区洗衣房里，他遇见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子安雅。当时她恰好于赋闲状态，于是他给了她一份替他的书稿打字的工作。安雅对政治毫无兴趣，这份工作只是给她提供了某种消遣。她倒坦率地向作家表明：他对自己产生的绮念并不让她觉得讨厌。

安雅的男友艾伦是一个投资顾问，他明白这个世界是以严苛无情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运作的，对于替自己装点门面的漂亮女友在楼下的老古董那儿浪费时间，他颇为反感。然而作家的某些个人事务却惹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开始构想一个阴谋……

中译本序

第一编 危言

　01　论国家起源

　02　论无政府主义

　03　论民主

　04　马基雅维里

　05　论恐怖主义

　06　论制导系统

　07　论基地组织

　08　论大学

　09　关塔那摩湾

　10　论国家的耻辱

　11　论诅咒

　12　恋童癖

　13　论身体

　14　论宰牲

　15　关于禽流感

　16　论竞赛

　17　“智慧设计论”

　18　芝诺悖论

　19　论概率

　20　论劫掠

　21　论道歉

　22　澳大利亚的难民收置

　23　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

　24　论左与右

　25　托尼·布莱尔

　26　哈罗德·品特

　27　论音乐

　28　关于旅游

　29　论英语的习惯用法

　30　论小说的说服力

　31　身后之事

第二编 随札

　01　一个梦

　02　“粉丝”来信

　03　我的父亲

　04　听凭天意

　05　公众情绪

　06　政治的喧嚣与骚动

　07　吻

　08　色欲人生

　09　老境

　10　一个故事的想法

　11　法国不复其美

　12　经典

　13　写作生涯

　14　关于母语

　15　安蒂亚·科洛戈

　16　被拍摄

　17　关于既有思想

　18　户外的鸟儿

　19　同情

　20　孩童

　21　水与火

　22　说厌倦

　23　巴赫

　24　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谢

译后记

01　论国家起源

每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都以“我们”为前提——不是我们这些读者，而是某种属性宽泛的我们，以至于它无所不包——本身即本质。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我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们——乃生而即属于国家；而我们的祖先更是早在远古就落生在邦畿之内，这事情我们已无法追溯。在我们之前，国家早已有之。

（我们能追溯多远？以非洲人的思维来看，其共识是上溯七代之后我们就无法分疏历史还是神话了。）

如果说（姑且不论我们的理性依据），我们接受了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国家这个前提，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由此而来的附加条件，即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可能以其他某种形式创造了国家，如果我们确曾有过选择；也许，如果我们这个集体足够强大，尚可改变这一选择。但事实上，就算是集体，既然“置于”国家之下，“从属于”国家，人们将发现要改变其形态真的很难；他们——或者说我们——肯定是无力废止它的。

以我们的力量要改变国家的形态或是废止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对国家而言，我们确实势单力薄。在托马斯·霍布斯…笔下关于国家的神秘定义中，我们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乃出于某种自愿：为了规避无休止的两败俱伤的战争暴力（族群间冤冤相报，仇杀不断），作为个体的我们，便各自臣服于国家行使人身支配的权力（权力即威权，威权即权力），从而进入法律（监护）范畴。那些选择宁愿留在契约之外的人便不受法律保护。

法律保护安分守法的公民。其保护程度甚至延及那些虽然并不抵拒法律，却对其同胞诉诸武力的公民：法律对违法者的惩处乃其罪有应得。甚至敌方的士兵，即便他代表的是敌对国家，一旦被俘也不应该被处死。但是，法律不能保护置身于法律之外者，一个拿起武器对抗自己国家的人，照实说来，国家还是把他定义为自己的臣民。

霍布斯说，国家（政治实体、国民共同体之外的个体，也许会感到自己享有绝对的自由，可是那种自由对他并无好处。从另—方面来看，在国家范畴内，“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足以让他安居乐业的自由，同时也有充分的自由使之免除对他人的恐惧……总而言之：政治实体之外是受难、战争、恐惧、贫困、恶意、孤独、暴行、无知，是荒蛮之地；而政治实体之内，却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在霍布斯的哲学中，这番追根溯源的神话没有提及权力向国家的移交是不可逆转的。这个选项并没有向我们开放来改变我们的头脑，选定由国家独揽大权，并将法律典制化，这毕竟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宁愿回到一个自然的国度。

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这种从属关系，通常以出生证明作为标识。体制完备的国家握有签发出生证明的垄断权。如果你持有（并随身携带）这种国家证明，你便获得自己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身份，这样国家就能全程追踪并辨识你的人生经历（直到你死）；否则，你没有身份便是像动物一样将自己弃身于国家之外（动物不需要身份证）。

不仅如此，也许你还不可能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登记入册：你要说死了，在国家眼中，除非你被证明已经死亡；只能由某个他／她（本人持有证明的官员）证实你死了你才可以死去。国家对死亡验证制度实施尤为彻底——事实表明，2004年12月的大海啸之后，大批法医学者和官僚受遣去考察堆积如山的大批尸体，他们对着尸体拍照，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下，只为了给那些尸体建立个人身份档案。他们不遗余力地要确保国民人口普查的完整准确。  其实，公民的生死并非国家关心之事。国家关注的是公民生存与死亡的记录。

《七武士》是一部完全受制于创作素材的影片，尚且带有某种天真意味，它以相当简单的手法径直切人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国家诞生的情节时，它具有莎士比亚的清澈透明和包罗万象。事实上，《七武士》正是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阐述。

影片讲述一个村庄在政治混乱时期——那一时期国家的作用不存在了——村民与一伙武装强盗的故事。多年来，强盗们像一阵阵风暴似的扑进村里，奸淫妇女，杀戮抵抗的男人，掠走贮藏的食物，可是后来强盗们突发奇想，拟将这种袭击变成定期的到访，强迫村民们一年一度向他们进贡（纳税）。也就是说，那些强盗不再像掠食者似的扑向村民，而是摇身一变为食客了。

不妨假定，那些强盗的铁腕下还有别的实施类似“安抚性政策”的村子，以使他们可以轮番造访，这些村庄无疑成了强盗的税收基地。很有可能，他们还得打败别的强盗团伙以便控制某些村子，虽说我们在电影里根本没有看到那情景。

那些强盗尚未生活在他们的臣民中间，没有靠村民们来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把村民们变成奴隶群。黑泽明只是为我们布设了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

影片进入主要情节时，村民们正商议为自己雇请一帮硬汉——七个具有头衔的无业武士来保护他们不受强盗侵犯。计划成功了，强盗们被打败了（银幕上充斥着冲突与战争），武士们大获全胜。由于看到保护和勒索这个模式颇为有效，武士那伙人便成了新的食利者。他们向村民们提出：将有条件地将村子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他们将取代强盗。然而，在颇为一厢情愿的结尾中，村民们拒绝了.他们要求武士们离开，武士们只得走人。

我们这个时代，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的故事仍在非洲上演，在那儿一伙伙武装分子攫取了权力，也就是说，吞并了国库和国民税收机构（从他们的对手手中），宣布改朝换代。虽然通常而言，非洲那些武装团伙不如亚洲或东欧的犯罪团伙组织那般强大，但他们的行动却体面地刊载在媒体上——甚至是西方媒体——刊载在政治栏（国际事务）中而不是犯罪栏中。

人们也可以从欧洲国家的诞生和复兴的事实中引述某些例证。在1944年至1945年，第三帝国被打败后出现了权力真空时期，另—方的武装团伙趁乱控制了新解放的那些国家；在那些有外国军队做后援并说了算的地方，他们攫取了政权。P3-7

库切于2002年从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口城市阿得雷德，2006年3月正式入籍澳大利亚。近年来，他的作品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和《慢人》(2005年)都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凶年纪事》是他改变国籍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悉尼。

打开任何一本库切的书，总会在形式与内容上遭遇新的挑战。这次他不仅模糊了小说与其他文类写作的界限，还故意设置了阅读障碍。这部需要我们恭恭敬敬捧读的著作在排版上非常独特，原著前23页分上下两栏，第24页空白，从2顶开始新出现一栏，前面的下栏从此升为中栏。三栏的文体语气与视角各不相同，如果读者能够错综参会，全书略显零散的文字背后就会浮现出一个饶有意味的整体轮廓。以下我以栏为单位撮要介绍梗概，如果不合作者本意，还得道歉在先。

一

上栏分《危言》与《随札》两部分，共收有评论和随感式短文五十五篇，是作品的主要内容，字数约占全书三分之二。文章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家德国图书公司有感于当今世界混乱无序，约请六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观点，语涉违碍也无妨。这些个人色彩浓厚、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字将于第二年夏季在德国出版，取名《危言》。C先生是来自南非的著名作家，在垂老之年移民澳大利亚。他患有轻度帕金森氏病，现在独自住在悉尼的一幢塔楼里。本书《危言》部分就是C先生应邀为该书撰写的三十一篇文章，其中不少是他对目前国际事务以及澳大利亚所扮演脚色的思考。这位曾获大奖的小说家深感当下的世界恶人当道，却如天意难违。究其原因，就是强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另立规则，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他爱用的“dispensation”一词有点神学的渊源，指不容抗拒的统治以及对法律规定/禁止之事的特免/特许。于是在这些文章里C先生揭露霸权的凶恶本质，拆解人们盲目接受的概念，如“民主”，如“竞争”。

在为《危言》撰稿之余，C先生还写了一些人情味也许更重的札记，他将它们汇集，取名《随札》，谈到的话题包括父亲的遗存物、“粉丝”来信等等。这些文字虽然未收入《危言》，却有不少草蛇灰线与之接续、呼应。例如第一篇《一个梦》与《危言》末篇《身后之事》衔接，讲述C先生梦到自己在弥留之际有一位年轻女子相伴。第六篇《政治的喧嚣与骚动》、第二十三篇《巴赫》和第二十四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与《危言》中的《论恐怖主义》(第五篇)、《论音乐》(第二卜七篇)和《论小说的说服力》(第三十篇)大致对应。

《随札》中的隐喻甚至大大强化了《危言》的论说。最出彩的一篇是《户外的鸟儿》，主角是一只拟人化的黑背钟鹊。他贪婪残暴，神态不可一世，是同类中的大王，有一批献媚取宠的妻妾。他要求处处得到充分的尊重，不时发出威胁：“你敢嗤笑我，我就跟你没完。”黑背钟鹊常见于悉尼一带，有时会对人类发起恐怖袭击，在英文里又叫“butChei bird”(直译为“屠夫鸟”，即中国人说的“伯劳”)，是虐俘的好手，每有捕获，就把猎物穿挂在带刺的枝头撕食。我们可以从《凶年纪事》英文原版护封上的照片一睹这凶鸟的尊颜。它正在展翅，喙长，微张，尖端钩曲，如同猛禽，爪利而强健。这只尚武凶恣的“屠夫鸟”点出了小说的题旨，它像黑色隐形轰炸机一般腾空而起，开始在并不属于它的地方播撒死亡。文中与这只黑背钟鹊唱双簧的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把公共绿地视为私产，还说：“这是自由世界。”

……

六

《凶年纪事》中多政治，但也是“为文学一辩”式的著作。将文学与政治断然分割开来总是不妥的。文学即人学，永远涉及“应该怎么生活”这个折磨晚期托尔斯泰灵魂的问题(见《随札》第十三篇《写作生涯》)。C先生并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将作家视为“未经认可的立法者”，他戏称作家无非只是“娱乐业中不太炫目的那部分的一员”。但是艾伦之类不免小看了文学的力量。C先生写道：

这些信息行家忘了诗与诗意，那里面的文辞可能与词典上的解释大相径庭，那里隐喻的火花是永远超越解码功能的，还有，那里面有着永远无法预测的阅读的可能性。

“解码”出自“信息行家”艾伦之口倒也自然，可叹的是它近数十年来也变为文学理论界偏爱的行话。库切本人多年研究、教授英语文学，他对20世纪的文学批评却是不大恭维的。《危言》与《随札》中有好几篇关于文学的短评。C先生为文学一辩，为经典一辩，尤其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辩。俄罗斯形式主义者连篇累牍的研究无非要证明托尔斯泰只是一个修辞学的高手，讲故事的专家，有本事让读者浑然不觉地落入他的圈套。他们以为如果能把这些技巧一一归类、解码，那么他们就掌握打开文学奥秘的钥匙了。稍后，罗兰·巴尔特和福柯的一系列关于作者的说法也是跳不出修辞的窠臼。C先生不敢苟同所有独重形式和修辞的文学理论。他写道，这些理论界的大师红过一阵后还是如过眼炯云，丝毫撼动不了托尔斯泰的权威。C先生相信经典，相信经典里人道的理念和渗透了人性的故事。在《随札》最后一篇，C先生讲到自己阅读《卡拉玛佐夫兄弟》时竟然抽泣起来。他感谢“俄罗斯母亲”对人类的贡献，正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为后世确立了检验作品的试金石。以他们的标准要求自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惟其如此，才有望成为出色的艺术家：

这里“更出色”的意思并非指技巧，而是有着更高的伦理准则。他们消除了你污秽的借口；他们廓清了你的视线；他们强健了你的臂膀。

我倒希望C先生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

“在瑙拉郊外的马路边上，那只狐狸的尸体半掩在草丛里，那是一只雌狐狸，她的眼珠被啄出来了'暗淡无光的毛皮被夜间的雨水淋得粘在身上。真是太不相称了，那只精致的小狐狸会这样说。”这是Jc留存在脑子里的幻象。怎么会想起从前不知怎么就摄入记忆的一幕呢，我知道这是一个隐喻，一个琢磨不透的隐喻。面对活泼、甜美的安雅，JC已是绮梦连连挥之不去，这位有名望的老作家跟一个时尚女孩搞在一起确是太不相称了。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凶年纪事》中这个插入的片断，那只被啄出眼珠的雌狐狸指什么呢？好像总是有人琢磨着改造词与物的关系，甚至颠覆世道人心。

翻译一本书也许是文本细读的最佳方式。我在库切这本书里转悠了四五个月，在词语的密林中蹀躞往来，迎着话语迷雾晕头转向地走人小径分岔的花园……

J.M.库切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创造力的文体家。早在1974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就采用了两个不同文本并列而述的叙事方式：一边是越战时期为美国政府编制心理战计划的智库学者，一边是18世纪深入非洲腹地探险的布尔人。陆建德先生在为该书中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撰写的序言中详尽分析了二者“暗中相通、前后呼应”的妙谛，看似毫不搭界的两个故事在某种意识形态上串起卜部文明人的野蛮史。这种跳开叙事逻辑的主题建构有一个非常大胆的预设，那就是赖以阅读接受过程的思维联系。库切也许不在：乎有多少读者能够走进他的作品，他关心的是自己采用的叙述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调动主体间性的交互与渗透。现在，《凶年纪事》里又出现了_一种更为奇特的文本拼镶，小说的一多半篇幅竞由五十多篇杂文(政论、随笔，或是吉光片羽的箴言札记)占据，而人物与情节被挤到了一边——可称之狭义的小说文本则是两篇从不同视角讲述的同一个故事，分别出自老作家JC和女打字员安雅的叙述。当然，严格说来那些置于书页上栏的杂文是整个叙述的插人性文本，也即博尔赫斯所称“书中之书”，那是JC撰写的书稿。可是换个角度看，JC和安雅的故事也不妨视为那些书稿的附注。不管怎么说，库切是先将整个作品“一分为二”(论述/叙事)，而叙事部分又从两下说起，并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是各说各话，利用文本间性、衍生，拉开叙述空间。

《凶年纪事》是2007年秋季出版的新作，大西洋两岸评论界和众多媒体几乎在第一时间给予了高度关注。库切本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可是本世纪以来的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就数他动静最大。当然，人们对他这部新作褒贬不～，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评价。褒扬者称其继承—贯的创新思维与娴熟笔法，体现了“文学作品所能体现当下生活的最高境界”；至于书中从上到下分列三栏的“脚手架式”的构造更让他们啧啧称奇。而贬抑者则认为作者故弄玄虚，比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批评文章认为，这种写法不啻是挑战人们的阅读习惯——“就像老虎伍兹六十五杆就可以解决的一局，却用了一百六十五杆，其间充满了令人费解的拐弯抹角。”

……

陆建德先生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本书撰写译本序言，当使本书增色不少。陆先生学识丰赡，思路通脱而谨细，给译者以多方面的指导。实际上他审读了全部译文，指出原稿中十几处误译、漏译的语句，使译者有幸避免了那些舛错。每次他发现一个问题，在电话、电邮或短信中总是以探讨的口吻提出商榷意见，那种虚怀若谷的风度更让我深感汗颜，亦深受教益。对陆先生的帮助和教示，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在与曹洁女士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多次合作中，译者获益良多，本书的翻译也是在他们的信任和敦促下得以竣事。有一数学问题幸赖蔡天新教授悉心指教，在此一并致谢。  文敏

2008年4月5日于杭州西苑

三股叙述流人头而行，每一页都呈现层层相叠的模样，读者对此须立即作出阅读方式的决定：或是顺着一股叙述流一路读到底；或是一页一页来，从上到下把三股叙述流一层一层读下去。我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方式，这样的小说文本就像是《星际迷航》里史波克先生玩的“三维棋”。虽说读起来时而有些磕磕绊绊，但这种方式的运用，证明了库切超凡的文学天赋。从复调（counterpoint）的意义来看，他的天赋不亚于他最倾慕的音乐大师：巴赫。

——美国《村之声》

库切在向读者传达自己的绝对诚意的同时，也谨慎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用于表达潜在语境的某种技巧。也许他这是在自己身后放下了一把梯子，但毫无疑问你可以相信，书中的C先生在谈论已故的托尔斯泰时，库切本人也确实真诚地挣扎于那个真正直面自己灵魂的问题：“该怎么活”。

——英国《卫报》

这部作品表明了库切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高超技能——他的新小说，其中有一半显然属于学院派的玄思奇谈，但同时又是活生生的、引入瞩目的人物叙述。库切的天赋在于他能从显而易见的枯燥的理论游戏中发现人物。

——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