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赫奏鸣曲的伴奏下，人性的邪恶究竟可以走多远？

本书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二战末期的德国，年轻的小提琴家凯勒尔被突然传唤到了犹太人集中营，集中营的长官命令他在接下去的四天里，给几十个当作实验品的犹太人表演四场小提琴独奏，来测试古典音乐是否能够重新唤起这些麻木僵死灵魂里的求生意识……

二战末期的德国，年轻的小提琴家凯勒尔被突然传唤到了犹太人集中营，集中营的长官命令他在接下去的四天里，给几十个当作实验品的犹太人表演四场小提琴独奏，来测试古典音乐是否能够重新唤起这些麻木僵死灵魂里的求生意识……匪夷所思的试验，伴随着优美的巴赫的协奏曲，和泯灭人性的罪恶的强烈反差，拷问人心深处的邪恶究竟可以走得多远，才是故事真正的初衷。

  “你能演奏《维也纳之血》吗？”

他摇摇头。

“那《一朵小小的雪绒花》呢？”另一个安装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伤兵问。

还没等戈特弗里德·凯勒尔回答，就有人在他身后大喊：“《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凯勒尔连忙转身，看见一个光头士兵用粗壮的胳膊飞快地猛摇几下，把自己坐的轮椅摇到房间的中心。然后他转过轮椅来面对着小提琴家，后者注意到他的脑壳上有一道伤口拆线后留下的锯齿形疤瘢。凯勒尔已经解释过不能按照听众的要求加演曲子；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小提琴独奏的曲目，更多的没有了。

这间废弃的学校教室里空气混浊闷热。从屋里的布局来看，像是不久前才被改装成一所医院的。一张过时的德国征服地图(从1942年或1943年的上半年开始到现在)斜挂在黑板上方。一堆课桌椅摞在一面墙上。在凯勒尔的两侧，沿着另外两面墙壁摆着两溜病床，上面躺着那些不能下床的伤病员。房间中央有几排在轮椅里坐立不安的伤兵。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几个电灯泡，把昏黄的灯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地板用过量的来苏水拖过，刺鼻的气味让他很难受。然而屋里还有一种气味呛得连来苏水都盖不住，就是挤在这样小的空间里的那些发烧而且汗臭的身体散发出的一种略微发甜的臭味。

几扇窗子都被插上插销紧闭着；冬天即将来临。

对于他的解释，他们报以嘲笑和扮鬼脸：他们才不在乎他准备了什么曲目呢。他告诉他们，他计划演奏的音乐可比他们要他拉的小曲复杂多了，后者全都需要钢琴伴奏，否则听起来便不完整；而他准备的音乐只需他小提琴独奏听上去就是完整的。可是任凭他怎么解释都没用。目光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从缠满绷带的脸的缝隙里向他窥视，生命之火近乎熄灭的目光像是在他身上钻洞，全都在向他质问同一个问题：你到底干什么来了，用这些废物来给我们添堵？

他开始演奏巴赫，那个剃了光头的家伙赶紧调转轮椅背对着他。

他心里暗骂：一群白痴。他明明是来帮助他们的，是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些许欢乐的，是来促进他们早日康复的。至于那些永远康复不了的人呢？他要给他们在世间的最后的日子带来一些尊严和意义。至少官方是这样讲的，是那些坐在办公桌后面派他来执行这些成果甚微的使命的人一再声言的。

凯勒尔还没拉完第一个乐句，这些当兵的就又打开了话匣子，他也不知道是冲着他说，还是互相说，反正他要竭尽全力把他们说话的噪音阻挡在外。接着更多的杂音出来了：吹口哨声，甚至跑调的歌唱声，假装附和着他正演奏的旋律哼唱。是拿巴赫的音乐开涮吗：无论他们多么五音不全，他也不相信他们竟会唱得这么糟糕——倘若他们真的是认真地跟着巴赫的音乐哼唱的话。

他们不是在附和他唱。他们是在和他拧着唱：他已然成了他们的对头。

“小提琴先生，你为什么不穿军装？”在另一个病房里，一个小头目问他。在他本来应该有右臂的地方，现在是空荡荡一截。

他甚至懒得了解凯勒尔的名字。没有一个伤病员肯记住他的名字，即便一个医生在他演奏前把他介绍给他们时也是如此。就算他们中间有谁向他打招呼，也总是以“拉琴的”开头；有时候则在前面加上个“先生”，以示假装尊敬，有点嘲讽的意味。

“我不是军人。”

“没错，当然很显然你不是。可是你为啥不参军？”

“对呀，”几个士兵附和他说，“你为啥没当兵呀？”  “我的心脏不好，”凯勒尔嗫嚅着回答。那个小头目用一只手掌掬住左耳并向前俯身，同时把轮椅往前凑了凑。凯勒尔清了清嗓子又说：“我心脏不好，没有通过体检。”

“啊——心脏不好，”那小头目装作同情地重复着凯勒尔的话，同时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的胸部。“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个病弱者。”

“一个懦夫！”他那帮手下一致附和，说得更直白。

“好感人呵，”那小头目补充道，脸上的表情由痛楚转为得意。

“嘿，他现在可比咱们所有人的形象都好，”一个伤兵坐在角落里的一张病床上说道。

这个缺了一条胳膊的军官马上扭头恶狠狠地盯着他。

“你们都闭嘴好不好！”那个卧床的伤兵好像正在费劲地提高自己的嗓门。他的“形象”比所有人都差：上腹部缠满了殷红的绷带，额头上渗出大颗大颗的汗滴，两眼深陷得让凯勒尔看不清他说话时究竟在瞅着谁，还是他谁也没看，只是盯着墙而已？“让他拉琴吧，”他又有气无力地说，“想要打破该死的常规，改变无聊的日子，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没有他更好！”另一个伤员揶揄道。四周响起一片哄笑，但是凯勒尔没有理会他们。他现在已经习惯了冷嘲热讽。他不住地朝角落里的那个人张望；他那支撑在枕头上的瘦弱身躯似乎在揪着凯勒尔的心。只见那个士兵正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斜睨着上方，仿佛屋里昏暗的光线对他而言也太强烈了似的。

凯勒尔握着自己的小提琴，心里纳闷那人所说的“常规”是什么意思。是打针吃药吗？是料理病人吗？是明知希望不大还硬要鼓劲吗？还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必须把他们塞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那个角落里的伤兵尤其可怜：他孤立于其他人，似乎得不到一点集体的力量来打起精神；他没有傲气，不敢吹牛，甚至没有力气嘲笑另一个人的无能。

我看上去可能就是一副■样。

“就算我不死于这个伤口，也得死于乏味和无聊，”凯勒尔的捍卫者指着自己的肚皮，喘着粗气说。他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好像是冲破一堵疼痛之墙说出来似的，“来吧，让他拉琴！也许对咱们大伙儿都有好处。”

他提高嗓门的后果就是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只好颓然倒在床上。其他人都打住不笑了。等那人的咳嗽平息之后，凯勒尔开始演奏，祈愿自己能同那人交谈，向那孤立无援的人伸出双手。但是演奏一结束他就得立刻离开，他的司机还等着他呢；当天他的计划里还有另外两家医院呢。来到走廊之后，他回头瞅着自己刚出来的那间教室，心里还惦记着回去——等那些能自己移动的伤员出来之后。可随后他瞅了瞅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没有工夫了。

几个星期之后，司机载着他，驱车三个小时，向西朝前线附近的一个小镇驶去。像前几次在驱车去慰问伤兵的路上那样，这次他也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可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他们又要把他派到哪里去。他只能企盼别去那些离战场太近的地方。从以往的经验中，他已经学会了同司机套近乎，通过和他东拉西扯——音乐啦，伤兵啦，这场战争啦……来获取一些信息。

出发时司机已经告诉过他，这次将是一次长途旅行。车行驶了一会儿后他便合上了眼睛想打个盹儿：昨天夜里没有睡好觉。能放松下来睡一小觉吗？他也说不好。不过今天的路很平坦，汽车稳稳当当的行驶让他觉得很舒服。迷迷糊糊中他的思想回到了他在音乐学院上学的年代，想起了那些同窗好友，他作为一名演奏好手的超强自信，以及玛丽埃塔一虽然他努力不去想她。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身材小巧的姑娘，正在一间琴房里俯身在钢琴键盘上同他合奏，一张苍白的鹅蛋小脸扭过来向上瞅着他，期待他的提示好开始下一段音乐。他似乎仍能感觉到自己正用胳膊搂着她的腰肢，在那年的冬天走过科隆的街道，不时把她揽进自己的怀里……可是不久一切就都改变了。那是很久远的记忆了，现在在他的脑海里已变得模糊不清。他已基本不再看当年他俩在河边散步时他给她拍的那些相片。其中有一张是她裹着一件大衣，脸被围巾遮去了一半。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些照片都褪色了，黑白对比不再那么鲜明，线条也有点模糊了。

他肯定是睡着了一会儿；等他再睁开眼皮时，他们正蜿蜒行驶在一个小镇的石子路上，离目的地很近了。见到所有建筑都完好无损，凯勒尔松了一口气——迄今为止，这个小镇还没遭到轰炸。不过司机告诉他，前面西北方向不远处的道路和桥梁都挨炸了，军队的补给线给炸断了。

镇上的街道静得出奇，而且很空旷，只有一群腮帮凹陷的儿童，个个穿得破破烂烂，蓬头垢面，脏兮兮的，正围在一个翻倒的垃圾桶旁边捡拾破烂儿。

P1-6

一部由伟大音乐酝酿出的伟大作品。——《纽约时报》

只有音乐家才写得出来的小说。——《出版人周刊》

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对小提琴的全新理解和感受，尤金·德鲁克在文学和音乐界都是天才，也许他还会走得更远。

——著名演员保罗·纽曼

如今，一位最优秀的音乐家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文学创作才华。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主人公在最黑暗的时代，凭借艺术走出了人生的困境。

——里昂·波特斯坦，巴德学院院长，The History of Listening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