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身上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她认为母职和独立人格，应该同时发展。她最看不起那些拥有受教育机会而不求上进，依附在男人身上成为分利之人的女人。在这一点上，陈衡哲对于今天的年轻女性如何认知自己的命运来说，同样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女性自我观照的一面镜子。《一支扣针的故事》由陈衡哲编著。

陈衡哲编著的《一支扣针的故事》精选陈衡哲小说、散文、书信及自传作品，陈衡哲对中西文化都有突出造诣，形诸笔端，思辨意识浓厚却不失之抽象，她的作品兼具较高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同时附有亲人述说陈衡哲的文章，力图展现一个全面而丰富的才女陈衡哲。

序

散文

运河与扬子江

老柏与野蔷薇

纪念一位老姑母

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加拿大露营记

回到母校去

从北平飞到太原

北戴河一周游记

再游北戴河

纪念但丁

居里夫人小传

重游北美的几点感想

任叔永先生不朽

历史小品（十则）

小说

西风

小雨点

波儿

孟哥哥

老夫妻

一支扣针的故事

一日

巫峡里的一个女子

洛绮思的问题

自传

如烟往事

父亲和母亲

早年的教育和环境

塑造我人生道路的影响

再见了，我的家，再见了！

在广东和舅舅在一起

孤身一人在上海

在女子医学院

赴川之旅

在家危机重重的一年

在常熟和姑母在一起

关于中国家庭与婚姻的小知识

1911年的革命

从做家庭教师到出国留学

书信

1922—1930年间陈衡哲

给三姊任心一的信

附录

陈衡哲传略/陈鸡泽

就在那年的冬天，母亲同着我们一群孩子，离开了常州，先到上海。那时我们有一家亲戚正要到广东去，母亲便决定叫我跟着他们到舅舅家里去。在上海住了几天，母亲同着弟妹们上了长江的轮船，一直到父亲做官的地方去。我也跟着母亲上了船，坐在她的房舱内。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你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孩子，将来当然有成就；不过，你究竟还是一个小孩子呵！到了广东之后，一切要听舅父舅母的话，一切要小心，至少每个星期要给我和父亲写一封信来，好叫我放心。”我不待母亲说完，已经哭得喘不过气来。母亲见了这个隋形，便说：“你若是愿意改变计划，仍旧跟我到父亲那里去，现在还来得及，轮船要到明天一早才开呵。”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心中的为难一定是很大的。可是对于这心灵上自相冲突的痕迹，现在却一点也记不得了。所记得的，是不知怎样的下了一个仍旧离开母亲的决心，一面哭泣着向母亲磕了一个头，一面糊里糊涂的跟着我的亲戚，仍旧回到那个小客栈里去。回去了以后，整整的哭了一晚，后悔自己不曾听着母亲的话，仍旧跟着她去；但似乎又有一种力量，叫我前进，叫我去追求我的梦想。

舅母是我自小便认识的，因她和母亲的友好，我们和她都很亲热。但是，一位从前常常和我一同游玩的表兄和一位比我小两三岁的表弟，现在却都死了。我到广东时，舅舅的家庭中是有了三位我不曾见过的表妹和表弟，故我便做了他们的大姊姊。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二小姐，下人们便把我叫做“大二小姐”——因为我自己也是行二——而他们三人也都叫我做“大二姊”。这一个称呼，看上去似乎无关轻重，实际上却代表了这个家庭对于我的亲爱。我不是表姊，而是两个二姊中的大的，这分明是舅父舅母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了。这对于一个刚刚离开母亲的十三岁的女孩子，是给了多大的温情与安慰呵！至今舅母家的下人们，还是把我叫做“大二小姐”，表弟表妹们也仍旧把我叫做“大二姊”。而我每听到这个称呼时，也总要立刻回想到幼年在舅舅家住着时，所得到的那一段温情与亲爱。

因为这三位表弟妹都是生在广西的，舅母家的下人，说的又都是桂林话，而小表弟的奶妈，说的又是桂林化的湖南话，故我最初学习的第二方言，便是桂林化的国语。至今在我的蓝青官话中，常常还带有一点西南省份的口音，便是由于这个缘故。

我到广东不久，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去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可是，自我到了广东之后，舅舅对于我进学校的一件事——他从前最热心的一件事——现在却不提起了。等我对他说起的时候，他却总是这样的回答：“我看你恐怕太小了一点，过了一年再说好不好？在此一年之内，我可以自己教你读书。你要晓得，你的知识程度还是很低呵。并且我还可以给你请一位教师，来教你算学和其他近代的科学。这样不很好吗？”

舅舅的不愿意我立刻进学校，当然是由于爱护我，知道我年纪太小，还不到学医的时候；知识又太低；而立身处世的道理又一点不懂。故他想用一年的工夫，给我打一点根基。后来想起来，这是多么可感的一点慈爱，不过那时我正是一个未经世故的莽孩子，对于尊长们为我的深谋远虑，是一点不能了解的。我所要求的，仍是“进学校”。

后来舅母和舅父商量之后，只得把我带到医学校去，姑且去试一试。我同舅母一进学校的房子，便有一位女医生，叫做什么姑娘的，出来招呼舅母，并笑着对我点点头。舅母对她说了几句广东话，那女医生就用广东话问我，“今年十几岁了？”

我回答她：“十三岁，过了年就算十四岁了！”

她摇摇头，说：“太小了，我们这里的学生，起码要十八岁。”

这些话我当然都不能懂，都是舅母翻译给我听的。我就对舅母说：“我虽然小，却愿意努力。请舅母替我求求她，让我先试一年，看行不行再说。可以不可以？”

舅母便把这话对她说了，她说：“就是行，也得白读四五年，反正要到十八岁的时候才能算正科生。”她又用广东话问我，“懂广东话呒懂？”

我也学了一句广东话回答她，“呒懂！”又赶快接着说，“可是我愿意学。”她听见我说“呒懂”两个字，笑了。她又对舅母说了一阵广东话，说完了，便大家站了起来。她给舅母说声再见，又笑着对我点点头，便走进去了，我只得跟着舅母带了一颗失望与受了伤的心，回到舅舅家里去。

晚上舅舅回家后，舅母把白天的经过告诉了他，舅舅听了大笑说：“是不是？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怎样？你只得仍旧做我的学生了！”P15－17

陈衡哲（1890～1976），原名陈■，字乙睇，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常州，现代著名学者、作家。

陈衡哲祖父陈钟英（槐庭）育有十二个子女，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诗人。祖母赵氏和母亲庄曜孚是造诣深厚的画家。陈衡哲母亲曾师从恽派画家袁毓卿学画，擅长恽派没骨花卉，画名甚著。除文化教养外，陈家亦是官宦之家。陈衡哲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地方官，她就在这样一个书香、官宦世家长大成人，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

1903年，十三岁的陈衡哲初次离家，此后七年，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其间，三舅父庄思缄对其影响深刻。庄家乃常州望族，“有着悠久的学术和社会工作传统”。庄思缄本人不仅精通国学，而且对西方科学和文化亦极为推崇。他对陈衡哲寄予厚望，希望她长大做独立的知识女性。陈衡哲日后回忆：“他（舅舅）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在舅父影响下，陈衡哲开始其“造命”人生。正是这份“造命”的态度，让陈衡哲在诸多才情耀世的民国女子中，以自己独特的贡献而成为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传奇。作为学者，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作为作家，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文学第一人。

1914年夏，陈衡哲考取美国著名的瓦沙女子大学，是现代中国第一批留美女学生之一，专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留学期间结识了胡适、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发表文章。1919年陈衡哲从瓦沙毕业，次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0年，陈衡哲回到国内，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任西洋史教授。陈衡哲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同年，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婚后，陈衡哲辞去北大教职跟丈夫到了上海。1924～1925年，任鸿隽被任命为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陈衡哲在该校教授西洋史。此后，因忙于家务和写作，不得不放弃了教学。1930年，陈衡哲曾回北大讲授西洋史一年。作为民国知识女性，陈衡哲在民国高等学府就这样留下“三进三出”的人生轨迹。这里边，自然也有着一个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努力“造命”的诸多无奈。身为女性，陈衡哲担负着母亲、妻子、教授等多重角色，不时随夫辗转，常感分身乏术，而不得不放弃教职。

然而，陈衡哲身上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她认为母职和独立人格，应该同时发展。她最看不起那些拥有受教育机会而不求上进，依附在男人身上成为分利之人的女人。在这一点上，陈衡哲对于今天的年轻女性如何认知自己的命运来说，同样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女性自我观照的一面镜子。

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实则，陈衡哲早在1917年5月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纯白话小说《一日》。比《狂人日记》早出一年。胡适曾评论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因之，陈衡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点似乎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至今，被看作“被遗落的白话文学第一人”。

《一日》选取一个日常生活截面，完全没有旧小说的陈词滥调，新鲜、活泼地描写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小说观念。对此，陈衡哲自谦道：“（《一日》）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篇白描，不能算小说。”今天看来，虽然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

归国之际正处五四高潮期，陈衡哲跟当时众多民国知识分子一样，心忧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除小说创作，她还在《新青年》《努力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大量时政论文，如《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1921）、《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1922）等等，热切关注教育、妇女问题，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彰显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当年以《文学改良刍议》在文化界引起巨大争议，“五四”白话文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展开。胡适当时所遭遇的反对、嘲讽亦可想见，就连同窗好友任鸿隽对其主张亦不置可否。陈衡哲却勇敢地站在胡适一边，给予大力支持。胡适曾动情回忆：“她（陈衡哲）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她是我最早的一个同志。”1920年胡适曾在《新青年》发表诗歌《我们三个朋友》赠予陈衡哲、任鸿隽夫妇，而胡适女儿素菲的名字，据说也源自陈衡哲笔名“莎菲”。胡适对这份友谊的传达倒是坦坦荡荡。陈衡哲和丈夫任鸿隽都是胡适多年的好友，而陈衡哲在文学主张上对胡适的支持，以及三人后续的动人交往，让今人对胡、陈之间的关系生出许多想象。民国绅士、淑女们坦荡而动人的交往，往往在后世被蒙上一层浅薄与暧昧。

樊洪业在《南方周末》上曾撰文《“我们三个朋友”：胡适、任鸿隽与陈衡哲》，开篇说道：“近年来，报刊上屡有文章讲陈衡哲与胡适的‘恋情’，前赴后继的作者们尽情创作，几乎全是不要史实根据的。依笔者所见文献而论，胡、陈之间的友情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任鸿隽对待胡、陈关系的态度也是开放而坦然的。至于人生中男女朋友之间的波澜，怎晓得究竟，又何必晓得究竟呢？治史者以史料为据，逾此为妄。”

深以为然！

2014年5月25日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