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同样，催眠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几经兴衰。
19世纪催眠术曾作为学术界与医生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进入20世纪后的前30年间，人们对催眠术的研究逐渐减少。
自布莱德定义和解释催眠术后，催眠术在西方社会风行。不仅催眠术在医学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开刀止痛、消除失眠和进行心理治疗，而且从事专门研究的人也多了起来。然而学术界对催眠术的争论一直没断过。在法国，南锡派和巴黎派之间的争执在19世纪中后期闹得沸沸扬扬。
1860年，布莱德的一篇研究论文在巴黎的一次科学聚会上宣读。当时在场的有一位名叫利保尔特的医生。利保尔特亲手试验了布莱德论文中描述的催眠方法并发现了其有效性。事实上，这位医生发现若把言语性暗示和长时间凝视结合起来，能使大多数的被试者进入催眠状态。在他看来，催眠时，被催眠者的主观因素有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治疗过程中，深度恍惚并不是必需的。他常采用快速催眠法，即通过十几分钟的快速催眠暗示就能将被试者诱入催眠状态，产生疗效。这种催眠方式与现代催眠手段极为相近。然而利保尔特住在巴黎东北部靠近南锡的一个小村庄里，基本上默默无闻、毫无声望。为了睁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1866年利保尔特出版了《类睦眠论》一书。然而，这本书在数年之中仅仅卖出一本，在随后的20年内，此书几乎无人问津。利保尔特对催眠学作出的巨大贡献似乎要永不为人所知了。
买走利保尔特那本书的人就是南锡大学的一位知名医学教授，他被利保尔特的观点深深吸引，并肯定其催眠暗示理论。这位教授就是希波列特·伯明翰。后来，利保尔特和伯明翰协同生物学界、法律界与医学界的许多学者，共同研究催眠术，形成学术上的“南锡学派”。两人也就成了“南锡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相信催眠更加倾向于心理反应，而非生理，暗示的力量至关重要。两人还坚信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建立亲和关系的重要性，这与很多现代催眠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马丁·夏科特是巴黎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1978年，他开始研究催眠术。在研究时他发现，癔症(歇斯底里症)的许多症状，如瘫痪、耳聋、失明，都可以用催眠的方法诱发，并且可以消除。于是他认为，催眠状态与癔症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歇斯底里的人才可能被真正地催眠。夏科特与巴黎有名的生物学家李奇等人一起研究催眠术，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巴黎学派”。 南锡派主张“暗示学说”，认为催眠术所产生的现象是受术者接受了施术者的“暗示”而引起的一种反应。南锡派还改革了布莱德的凝视法。他们认为，根据暗示理论，只用纯粹的言语性暗示，便可令被催眠者进人催眠状态。南锡派的“暗示说”侧重于催眠时被催眠者的心理效应，故为被更多的学者所认同，在催眠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巴黎派认为，催眠状态实质上是人为诱发的一种歇斯底里症，能被催眠者都具有精神病的病理基础。巴黎派的代表认为夏科特结合自己运用催眠术给病人治病的经验，指出催眠术是病理性神经活动的产物，是人为地诱发被试者的歇斯底里发作状态。夏科特的学说遭到了学术界的批判，因为他是以神经病或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的。由于夏科特精神病理的学说不合理，巴黎派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9世纪后叶，虽然精神病医生用催眠术治疗了许多神经症患者，对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随着麻醉药的出现，医学界慢慢抛弃了催眠术，因为麻醉药使用起来更快速和方便。此外，随着精神分析法的完善，弗洛伊德感到他不再需要催眠术了。因为催眠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同样深的催眠状态。弗洛伊德还感到，催眠很难作为一种科学被人们所接受。最后，他也遗弃了催眠术。毋庸置疑，弗洛伊德的选择对催眠学的发展不亚于重重一击。正是由于名望甚高的弗洛伊德后来将催眠学摒弃于身后，他的众多追随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将催眠学弃于一旁。催眠的运用便急转直下，跌落低谷。催眠学在大半个20世纪里，在科学界曾一度跌人谷底。
由于弗洛伊德反对催眠术，20世纪初期，科学界对催眠学的兴趣与日递减，甚至有很多科学家对催眠学嗤之以鼻，只有少数医学专家们依然孤军奋战。催眠术不再被用作理解大脑技能的工具，也不再被用来治疗患者。将催眠术继续保存在公众想象中的是杂耍艺人、舞台表演者和通俗小说作家。催眠术在历史上又一次被杂耍。艺人和表演术师们用来哗众取宠，而科学再次将其拒之门外。直到今天，舞台催眠师们仍然坚称是他们的祖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持了催眠学的生命。
不过，仍然有一些医学专家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催眠事业的发展，其中一位是法国人皮埃尔．简列特。他认为，大脑在催眠中被分离，即分裂为意识和潜意识，而在深度恍惚中，后者实施有效控制。简列特认为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可以被强迫进人他或她的潜意识中，出现癔症症状。这个观点以及简列特的潜意识理论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很相似。与其同时代人不同的是，简列特依然相信催眠的作用。1919年，他不得不伤感地接受催眠被忽略的现实，但却正确地预言道：催眠终有一天会再次成为严肃科学的研究领域。P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