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文化史拾遗，正史之外的私人别史！

亲历、新闻、自摄、自藏！

《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由邹士方著，内容包括：

冯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协和医院的艾青，艾青看见冯至拄着拐棍步履维艰地走来，感动得伸出大拇指向冯至致敬，冯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两位老诗人，前嫌顿释，把这个历史造成的恩怨还给了历史。

朱老又伏案写作了。望着老人那微驼的瘦瘦身影，我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我又记起了毕业时他对我的赠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也是以此自勉呀！

这个架着一副方框眼镜的湖南人，眼中闪着机敏的光，谈起话来时时扬起头开心大笑，那“一边倒”的头发就遮在他宽宽的前额上，披散开来，显得潇洒、自信，很有点诗人和艺术家的风度。

1952年7月，张爱玲由上海重返香港，为“桑张对”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从此她与桑弧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金庸的事业虽然越来越辉煌，却难圆爱情的美梦，只能叹一句：即使流水有情，也毕竟东流去—他将内心对夏梦的痴爱，化为笔下的侠女，黄蓉的聪明机灵，小龙女的遥不可及，无不含着他对夏梦的感情。夏梦的身影，在他的笔下，在他的梦中流淌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因为种种机缘，作者与中国许多学术、艺术大师有过亲密接触。他们身上还背负着过去的阴影，心中还镌刻着痛苦的烙印，但荆棘并没有磨蚀大师们的风骨和爱国热忱，他们仍然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拳拳前行。

《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由邹士方著，作者以一个惓惓后生的身份做着时代忠实的记录员，用谦恭的文字和泛黄的信札、题词记下大师们的隽永话语和闪光思想，记下这些宗师巨匠在奉献国家以及提携传承人上的竭诚努力。作者用亲手拍摄的照片印下文学大师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喜悦和苦恼，他们的和蔼和严谨，他们的携手和抵牾…

《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适合大众阅读。

第一卷 三松堂再拜客

 癸亥年拜见冯友兰

 冯至奔告艾青

 别了，朱光潜

 郭沫若的“崛起”

 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

 文坛奇人文怀沙

 与国学大师王利器的友谊

第二卷 大师齐崭露头角

 波涛汹涌的湖南第一师范

 黄埔军校来的猛人

 五四运动之先锋才俊

 启功大师初成名

 知遇之恩，徐悲鸿画马

 江南才子下江南

 冯其庸幽居瓜饭楼

 轻车快马过玉门关

第三卷 大幕下的中流砥柱

 茅以升的四封来信

 从加州理工学院到中科院

 华盛顿大学的数学博士

 通往“双桥书屋”

 与美学家秉烛夜谈

 如烟往事再遇才子

 告别北大燕园

第四卷 遥遥长路，潮起又潮落

 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

 这颗脑袋算是保住了

 圆明园走出的“遗老”

 再见史学大师

 众友齐聚北太平庄

 从万县步行到延安

第五卷 在夹缝中突围

 顾执中再出道

 舒芜与胡风的恩恩怨怨

 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子野论胡适和梁实秋

 上海一支笔和重庆一支笔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两栖人和T型人

第六卷 十里平坡苦尽甘来

 林家铺子

 书湖阴先生壁

 傅雷家书

 “弥勒佛”费孝通

 未名湖畔老教授远去

 疯狂的摄影美学

 谢国桢手稿与梁启超之死

 林默涵：林语堂比梁实秋更差

 舞文弄墨三十年

第七卷 舞台驹隙过如驰

 像巴金、曹禺一样录音

 巡礼北京护国寺

 跑龙套与主演只在一线之间

 拜见陶金和谢添

 四大天王之一“兵临城下”

 一代越剧大师远去

 何时再见京剧票友

 张爱玲与桑弧

第八卷 一江春水向东流

 浪里淘沙后，逼上“梁山”

 瞭望巴蜀奇才

 武侠大师金庸与他的梦中情人

 弘一大师的崇拜者

 十上黄山

 三十年来只此一人

 再忆吴祖光和新凤霞

第九卷 明月照西归

 游园惊梦

 冰山上的来客

 春暖花开，踏雪寻梅

 枯黄的画册

 使君归去遥无期

 红色的旅程

作者版权声明

舒芜与胡风的恩恩怨怨

在读这个人之前，我不得不说，我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任何一个人，而是真实地披露历史，或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对于记叙的每一个人，也是这样。

舒芜，1922年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书香世家，外祖父是桐城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父亲是大学教授；1944年，22岁的舒芜在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发表长文《论主观》，引起极大反响；1949年后，舒芜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舒芜的表哥曹禺曾说：“舒芜他聪明绝顶，但运动把他耽误了！”

舒芜由于在胡风冤案中的特殊作用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他是胡风的学生，胡风对他有提携之恩。而在两军阵前，他却反戈一击，釜底抽薪，因而得到周扬、林默涵的赏识，同时也受到了文坛的非议。

2007年7月15日，他在家中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回顾反思了他与“胡风案”的来龙去脉，明确表示：“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1943年，舒芜经朋友路翎介绍认识了比他大20岁、当时在文化界已颇有名望的胡风，从此两人结成忘年交，书信往来甚密。年轻的舒芜受到胡风的多方提携，他的多篇文章在胡风的指导和帮助下发表。

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界对胡风的批判渐露端倪，1952年5月，舒芜写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长江日报》，后经《人民日报》转载，且加上了编者按，按语中第一次指出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

1952年9月，舒芜又在《文艺报》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我们的错误思想，是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在“胡风案”所牵连的人中，绝大多数不能原谅舒芜多年前的“背叛”。“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把信交出去，应该很清楚后果的严重性，这一点不可原谅。”在当年“胡风案”中曾被逮捕入狱的诗人牛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牛汉认为，舒芜当年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以及交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求得政治上的安全，不惜出卖朋友”。

关于批判文章和交信的问题，舒芜后来在不同场合包括他的书中都进行过解释，但牛汉坚持认为舒芜“缺乏深刻的检讨，不涉及最严重的问题，主观内心是可怕的，黑暗的”。

舒芜先生告诉我，对于最关键的“交信”问题，当年负责向舒芜组稿的《人民日报》编辑叶遥的回忆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我现在有时候会想（当年所做的事）对不对，好像（当年）是自主选择，实际上就跟着一股大潮走，被卷在里面。”舒芜说。

……

1937年，舒芜在安庆高中读书时遇到了表兄姚圻，他从表兄那里得到一本厚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第一本读的就是它，此书很不好懂，却强烈地吸引住了我，觉得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我努力啃了一两遍，自以为有所得。”舒芜回忆。

之后，舒芜便“千方百计地找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并搜集各种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理论纲领的书刊。彼时，舒芜得到了一本《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革命领袖人物传记，使我对斯大林佩服之至”。

高中时期，舒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那时，他（王明）主持长江局工作，常住武汉，他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容易看到。我佩服他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气势，结构严密曲折的长句法，尤其是那高踞真理顶峰的架势。《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好像就努力学着那种文风，后来我正式发表的长文，如《论因果》《论主观》等篇，就显然有王明文风的这种不好的影响。”舒芜曾著文反思。

1938年，舒芜偶然读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文章，“大为佩服”，并从此开始读毛泽东著作。

由于在抗战中辗转逃难，舒芜没有进大学接受系统的教育，旺盛的求知欲让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章。舒芜总结，他20岁之前已经形成了学术上的基本思想：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

1949年，全国解放时，舒芜在南宁某中学任教。

1950年暑假，南宁市解放后的第一个暑假，在南宁中学内办起了全市性的“青年学园”，由市委宣传部长当主任，舒芜担任副主任。

“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以‘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这样，我很快就以兴奋的心情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

舒芜本姓方，原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是美学大师宗白华的表弟（也是曹禺表弟，曹禺夫人姓方）。

我因撰写《宗白华评传》与舒芜先生通过几封信，他回过两封信：

士方同志：

接十二月六日信。承询宗白华先生生平学行，十分抱歉，恐怕无以答厚望。白华先生是我的表兄，他的母亲是我的堂房姑母，亲戚关系不算太远。但由于年龄相差太远（他与我的父亲同龄），解放前未在一个城市住过，所以解放以来我们从无往还，仅在彼此间共同的亲戚家遇见过几次，遇见时以表兄弟相称，如此而已。您的问题，我实在一个也回答不出，至希原谅，为荷！

耑此布达，顺颂

著祺！

舒芜 1981.12.12

士方同志：

大作关于郭沫若第一首新诗的考证，接到以后，转给我认识的几位刊物编者，他们都不拟刊用，先后退给我了。现在我再转给《读书》杂志，因为也可以算对书的评论，同他们有些关系。这是我想到的最后一处了，他们如不用，我也再无处可转，故已请他们如不用时，直接退给您，特此奉闻。一直忙忙碌碌，没有及早回信，尚请谅解！

此致

敬礼

舒芜

1983.4.11

事情虽未办成，但舒芜先生的认真态度很令我感动。（关于郭沫若第一首新诗考证的拙文最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1989年，我与舒芜先生见面。那年2月28日上午我去他海淀区皂君庙寓中访见，在其名之为“碧空楼”的书斋中交谈半日。

书法家黄苗子曾为“碧空楼”书斋题《浣溪沙》词二阙，内均嵌有“碧空”二字。其一：“文到桐城王气终，海峰惜抱灭前踪，堂堂通雅是家风。阅史转怜天水碧，曝书哪怕肚皮空。有书不富也称翁。”其二云：“三耳交深继雪峰，贬褒求是岂明翁。红楼说梦梦无踪。醉里看朱有个碧，水中捉月总成空。书生无意计穷通。”

碧空楼全是书，舒芜先生在书柜前端坐，开身毛衣，嘴角一丝浅笑，温文尔雅。书柜里有丁聪为他画的漫画像，画像上部即是黄苗子题写的“碧空楼”二词。我用室内自然光为舒芜先生拍了几张照片。

舒芜先生与我漫谈宗白华和朱光潜二位美学大师，“解放初白华刚到北京不久，在北海仿膳，一次喝茶时遇见他，我问他：你没去看看郭沫若，他说：‘人家很忙，浪费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岂不罪过！’改革开放后有一次我到朱光潜那儿，朱说，你和白华还是亲戚，你去看看他，我来到白华家，觉得他房子很挤，到处是书。与宗之发（白华胞弟，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见面只有一次，那是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请所有方家的人做客，白华也去了。包柏漪母亲是桐城方家，与我们是亲戚。”

舒芜先生对国家形势发表议论，胆子很大，牢骚不少，言语尖锐。现不宜公开发表，只好略去。

问他现在做什么，他说：“旧诗不写了，自己出了一本诗集后，就不写了。那时写诗有许多牢骚，情绪要发泄，现在没法写。我不写应酬诗，别人写诗让我唱和我都不答。我现在主要搞周作人研究，已写了发了几篇，再搞几篇，集个集子。上海有人讲要重写文学史，我的工作无意中是做了这个工作。作家、学者解放后的著作大都不如解放前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叫‘滑坡’现象。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道完全是违心的，这恐怕不全面。老舍写《龙须沟》就不是违心，当时确有热情。朱光潜先生后来的《谈美书简》远不如解放前的，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一套，非要成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重写文学史，我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得另当别论，恐怕只能写上一篇《莎菲女士日记》。”

过了几天我将为他拍的三张照片寄与他，他复信一封：

士方先生：

三月廿四日手教奉悉，照片三帧随函收到，我以为照得好，十分感谢。

我的字极坏，毛笔尤不能成形，承命题字，实在不敢应命，敬希免于献丑，幸甚幸甚。

耑此布达，顺颂

文祺！

舒芜顿者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

2007年，一套由舒芜亲自选编的四卷本周作人散文选，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四卷分别为《苦雨斋谈》《生活的况味》《看云随笔》《流年感忆》。舒芜称，“周作人研究今天还在起步阶段，归根到底，读他的文章是第一要义。”在这套散文集的卷首，舒芜对读者开诚布公地谈起了“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据他介绍“远在抗战以前，我读初中的时候，课外阅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书，琢磨比较的结果，最喜欢的是周氏兄弟”。而二人著作在此后出版界的命运却是迥异，这与周作人曾经在抗战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伪职有关，历史污点曾使他长时间被摈弃于中国文学之外。但是，周作人“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太大”。

据舒芜2007年9月2日为这套书写的序言中披露，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曾给毛主示席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及了周作人的问题，称周作人“要求不当他是汉奸”，当时周“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1952年，胡乔木明确肯定了周作人“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并面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好好照顾他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晚年的舒芜对自己一生的思想道路进行了整理和反思，结集成一本书《回归五四》。

与之谈话，你能强烈感受到晚年舒芜的“五四”情结，他认为“‘五四反传统’的说法就不对，‘五四’反的是‘正统’，传统的东西，‘五四’继承很多。鲁迅就喜欢嵇康，而嵇康在封建正统看来就是异端”。

“现在有人说‘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是过激的。甚至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割裂。我非常不赞同这种说法。‘五四’精神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候就斩断了，因为忙于救亡，把反封建放下来了，现在还应该继承‘五四’的传统。”

“有些所谓的‘国学大师’，我是看着他们混过来的，根本就不是做学问的人，坑蒙拐骗，说起谎来脸都不红，凭那么一点诗词常识，就敢在公众面前胡扯学问。”说到这里，舒芜笑了。

“如果把‘国学’当作一种研究，我不反对，但现在是把它当一种‘正统’和信仰在提倡，有政府的默许或支持。因为原来的东西没有了凝聚力，至少是凝聚力不够了，于是又把‘国学’作为凝聚力，这就是向‘正统’倒退。”他说。

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态势，他将其归结为“钟摆理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是向左摆，知识精英也在向左摆，中国的鲁迅、英国的萧伯纳、法国的罗曼?罗兰都是向左摆。到了21世纪，是向右摆，但能摆到什么程度，现在很难说。”

谈他们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舒芜感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早年真正追求历史的进步，到了老年反省过来，也不知道怎么走好，有鲁迅道路，周作人道路，陈独秀道路，胡适道路，最后都是悲剧。有人说胡适可能好一点，但胡适一生希望民主，他也没有让蒋介石政府民主一点点，在台湾，把他的《自由中国》杂志都查封了。”

我们谈得甚欢，从这里我知道了很多从未知道的故事，收获颇丰。说这栋楼叫碧空楼，我一点也不觉得空，反倒觉得装满了无穷的故事，过去谁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只谈过去的往事，谈经历，因为我知道，有更多的人希望揭开历史的面纱，仅此而已。P14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