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人口大移动
在逆城市化政策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已经将中国社会分割成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两大利益集团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的制约下，政府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应对大规模人口移动的正确对策。20多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工作和生活上受到了各种限制和歧视。农民工不仅收入被长期压制在极低的水平，同时也被置身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之外。这种分割的社会结构使中国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差距固化和扩大。更严重的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使两个不同身份的群体汇集在同一城市空间生活，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社会的不公平和矛盾显现得更加突出。
中国大城市、大城市群面临的最大课题首先是如何接纳数量庞大的人口迁移。今天中国已经有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来到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群。可以预计，今后还将有更多的人们会涌向大城市、大城市群。中国人口移动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然而户籍制度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却严重地局限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思维，使政府一直不愿意面对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大城市群集中的现实，长期坚持抑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在没有政策和制度的应对下，大城市、大城市群的人口自发地高速膨胀，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
(4)集聚负效应的显现
大城市群的集聚效应是其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巨大的集聚也给大城市群带来了深刻的集聚负效应。中国大城市群人口的规模之大、密度之高都堪称世界之最。高密度、大规模的人口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慢性交通堵塞、长时间通勤的常态化、居住环境的低劣和热岛效应等现象已经开始严重地困扰中国的大城市群。
6.社会大变革的要求
惨遭帝国主义掠夺和蹂躏的惨痛记忆和建国后严峻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一直在为争取生存权而谋求发展。计划经济总动员体制下激进的重工业化粗暴地割裂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虽然释放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束缚的社会活力，但是并没有清算重工业化时代扭曲的社会结构，社会的分裂和不公反而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后民众的活力在很多情况下爆发在政府的预期之外。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是如斯，亿万人口大流动亦是如斯，大城市群拔地而起更是如斯。社会活力的大爆发虽然成就了中国的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带来了财富向部分群体的集中，产业向大城市群的集聚。不公平的制度更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造成了经济增长成果不能共享的严峻局面。
对于正在急速增长的社会财富，如何公平地分配和再分配，营造成果共享的社会机制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社会结构需要从强政府、强资本向强劳工、强消费者进行转型。为此需要容忍和扶持工会和NPO(非营利组织)等劳工权益代言团体的成长。
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大前提是融合被分割的社会，没有社会的融合，中国不可能实现持续安定的发展。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来源于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仅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也严重地阻碍了地区间、产业间的人口流动，抑制了中国的社会活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如何将人口固定化的社会顺利地转型为以人口移动为前提的流动化社会。
消除社会隔阂和制度化的不公平、不平等，促进社会的流动性都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并且构建起保证区域间、产业间人口流动利益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改革户籍制度，谋求社会的融合、和谐和公平是中国社会结构改革的最重要课题。
中国亟待建立再分配机制，以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地区间、群体间的最终所得差距，防止资本和土地取得过高的分配率，形成旺盛而稳定的国内市场需求，实现社会和谐。为此必须尽早实现以覆盖全民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年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国民基本保障体制，缓解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必须果敢地实行财政、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全国性再分配机制，确保地方行政事权、财权的统一，促进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中国需要营造宽容、开放的城市社会，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转变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量。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群如何建设和谐的高密度城市社会是一个迫切而严峻的挑战。
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城市建设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各地展开。然而，政府主导的开发无法实现具有魅力的高密度城市社会，社会矛盾四起，城市病日渐突出。城市发展需要确立其自律发展和进化的机制，这需要市民参与对城市形态、社区、交通体系、教育体制等城市社会价值的选择，还需要专家群体将这种选择转变为城市空间形态和社会机制。因此，中国城市的发展需要从政府主导型的开发向政府、市民、专家三者互动型机制转型。
如何构建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如何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营造重视传统和文化、充满知性和魅力的开放城市空间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中国需要认识今天活力的源泉，顺应社会活力所要求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既需要营养、呵护和诱导社会活力，强化发展的内生机制，还需要追求社会公平、平等、自由和成果的共享。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迫切需要社会变革的时代。P10-12
从完成博士论文的一刻起就开始着手《中国经济论》的构思和写作，斗转星移，殚精竭虑，几易其稿，到日文版的完成和出版，历时十二年。又半载翻译、改写和增删，终于得成本书。
期间，为研究中国经济的现状、发展机制和面临的问题，每年都投入了大量时间在国内进行调研，并组织了一系列的关于中国经济政策、城市化政策、区域规划的国际合作研究和国际研讨会。
调研和讨论无疑对体会中国社会大变革之迅猛，动荡之剧烈，分析整理和把握中国经济的总体构图、时代脉搏和症结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体验。
十余年来致力于推动城市化进程和大城市群发展的努力，使本书在着力于剖析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机制的同时，最终落脚于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
大学本科的工科背景，在机械工业部参加宝山钢铁厂二期工程等国家重点项目的经历和此后对工业发展机制的求索，成就了本书在工业经济论和亚洲工业化理论上的新假说，为阐明信息革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起爆亚洲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机制，为描绘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相互作用如何造就了今天中国的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幼对文史哲的酷爱养成的思维习惯，使本书注重探索历史进程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尝试为思考中国经济展示更宽厚的背景和路径。
阐述600年来世界变局对中国的影响和今天崛起的机制与课题，需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和宏大的空间中探求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和盛衰的因果，不仅要求丰富的社会经济历史知识，还要求透视纷杂表象的洞察力，远远超出了一人之力所能胜任。所幸的是能够得惠于前辈、师长、知己、友人的教诲、传承、启迪和鞭策，弥补了笔者的浅智薄慧。
首先感谢杨伟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杜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主任)、徐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冯艾玲(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财政金融法制司司长)、李云峰(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周其仁(北京大学教授)、薛凤旋(香港大学教授)、马晓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院副院长)、杨朝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朱晓明(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佳民(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劳琼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主任)、张仲梁(国家统计局国情研究会秘书长)、林家彬(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社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鲁云(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友人多年来一同调研阔论，一起品味大发展期的亢奋，一道穷研崛起期的课题。
感谢星野进保(日本经济企画厅原事务次官、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原理事长)、河合三良(日本总务厅原事务次官、日本国际开发中心原会长，已故)、福川伸次(日本通产省原事务次官、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保田博(日本大藏省原事务次官、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原总裁)、盐谷隆英(日本经济企画厅原事务次官、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原理事长)、林正和(日本财务省原事务次官、日本投资者保护基金理事长)、安斋隆(日本中央银行原理事、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原社长、七银行社长)、隅谷三喜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已故)、清成忠男(法政大学原校长)、富■文太郎(东京经济大学原校长)、刘进庆(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已故)、伊藤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今野修平(大阪产业大学名誉教授)、增田祜司(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等老一辈日本经济政策的重镇和学界巨子的眷顾，长期的交往中对治世之法、盛衰之理的讨论使笔者得益良多。
感谢小岛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田中直毅(二十一世纪政策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船桥洋一(朝日新闻社主笔)、齐藤悖(日本产业再生机构原社长、东京证券交易所社长)、竹内洋(日本财务省原关税局长、日本政策银行理事)、小手川大助(世界货币基金理事)、伊藤滋(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西隆(东京大学教授)、森地茂(日本运输政策研究机构运输政策研究所所长)、齐藤信男(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加藤雅(东京经济大学教授、日本经济企画厅原审议官，已故)、谷口安平(东京经济大学原特任教授、世界贸易组织大法官)、矢作弘(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中井德太郎(东京大学教授)、鲛岛敬二(日本经济新闻社原专务，已故)、横山祯德(麦肯锡原日本社长)、樱田幸久(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原中国事务所所长)、岩田隆次(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客座教授)、薮田仁一男(日本国际开发中心原理事长)、竹内正兴(日本国际开发中心理事长)、阿部和彦(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理事)、杉田正明(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主干研究员)、西泽明(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信息整备室室长)等大批日本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对笔者组织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的参与和贡献。
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改变亚洲的格局。亚洲经济的交流合作和未来的统合已经成为思考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亚洲区域内的大交流、大分工正在成为中国大发展的重要基石。感谢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蔡武(国务院新闻办主任)、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英凡(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唐闻生(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吴健民(外交学院院长)、杨振亚(原驻日本大使)、石广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朱英璜(中国日报社原总编辑)、朱灵(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张维迎(北京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胡俊凯(新华社《嘹望》周刊副总编辑)、田锦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金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刘永江(清华大学教授)、张平(中国日报网站原总裁)、周结(中国日报网站原总裁代理)、加藤■一(日本众议院议员、自民党原干事长)、岩崎恭久(日本众议院议员、原内阁官房长官)、中谷元(日本众议院议员、防卫厅原长官)、林芳正(日本众议院议员、内阁府原副大臣)、冈田克也(日本众议院议员、民主党原党首)、仙谷由人(日本众议院议员、民主党原政策调查会长)、铃木宽(日本参议院议员)、宫本雄二(日本驻中国大使)、沟口善兵卫(日本财务省原财务官、岛根县知事)、黑川清(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西原春夫(早稻田大学原校长)、国分良成(庆应大学教授)、深川由起子(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本健一(丽泽大学教授)、工藤泰志(言论NPO代表)等中日各界有识之士支持、组织和参与了笔者倡议的关于对亚洲未来的讨论，不仅促进了中日之间对亚洲交流合作的认识，也丰富和拓展了本书的视野。
感谢John R.Williams(麻省理工学院教授)、Jung-Hoon Chun(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制造业与生产性研究所所长)、Ezra Vogel(哈佛大学教授、中文名溥高义)、William C,Kirby(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Ronald Suleski(同中心副主任)江川雅子(哈佛大学商学院日本中心主任)、Edmund W.Schuster(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数据中心主任)等悉心关照，为笔者在美国营造了优越的研究环境。
感谢东京经济大学村上胜彦(校长)、坼宪一(副校长)以及渡边尚、长岛诚一、小林健一、冈本英男、安川隆司等同仁的理解，使笔者得以不为繁杂的校务所累，能够有较多的时间专心调研和写作。
感谢恩师野村昭夫(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的呵护和教诲。先生在治学上严谨和缜密的风范使笔者受益终生。
特别要感谢于光远先生二十多年来的深厚情谊，正是先生的人品和学识使笔者能够得窥治学做人的真趣。与先生的谈古论今，评点是非，更是潜移默化地启迪了笔者的心智。
最后感谢博士生甄雪华为本书所作的贡献。没有她协助打字、校正和检索资料，本书恐怕还需更多的时日才能呈献读者。 周牧之
2008年初
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本书旨在阐述600年来世界变局对中国的影响和今天崛起的机制与课题，探求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和盛衰的因果，尝试为思考中国经济展示更宽厚的背景和路径。
以工业经济论和亚洲工业化理论的新假说，论证了改革开放与信息革命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相互作用造就了今天中国的大发展。
以丰富的素材描绘了中国社会大变革之迅猛，动荡之剧烈，力图分析和把握中国经济的总体构图、时代脉搏和症结，剖析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机制，系统地提出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
本书为旅日华人经济学家、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周牧之先生所著，这是一部反思600年贸易大国的光荣与挫折，总结新中国60载的奋进与坎坷，回顾30年改革开放与演进历程，研究今日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和问题，并对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进行展望和论述的著作。该书由“重新鼎立的中国”、“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变”、“大城市群的崛起”、“工业化的艰难历程”、“挑战与展望”、“贸易大国的光荣和挫折”、“世界经济中的中国”等7个部分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