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再次“上山”
1925年滇桂战争中滇军失败以后，滇军退回云南，士气不振，矛盾重重。唐继尧为了减轻沉重的军事负担，同时也是为了控制尾大不掉的各主要军事将领，乃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裁减，实际上是要削弱各将领的军权，并将部分军事将领改任为镇守使。为此任命龙云为昆明镇守使、胡若愚为蒙自镇守使、张汝骥为昭通镇守使、李选廷③为大理镇守使，上述四个镇守使因后来联合发动“二六”政变而著称，同时任命唐继虞为训练总监，实际掌握军权。
胡若愚担任蒙自镇守使后，将其部队带到蒙自一带进行整训。由于张冲非胡若愚嫡系，胡欲借机裁汰，先将张冲团缩编为第9团第3营，张冲也由团长降为副团长兼第3营营长，进而通知他到昆明参加编余军官集训队“深造”。张冲心里明白，这是遣散其部的开始，是故意夺其兵权，乃暗中召集心腹商议。大家认为，这是唐继尧、胡若愚排除异己的险恶用心，乃决定脱离滇军，再次上山当“绿林”好汉，继续打富济贫，惩罚贪官污吏。
次日，胡若愚为其母祝寿，全军营以上军官都去上寿赴宴。张冲酒过三巡，假装身体不舒服，告辞退席。据张冲后来讲，他脱离胡若愚部是向胡若愚讲了的，走时张冲向胡若愚报告说：“报告军长，我走了。”胡若愚正在为母祝寿，高兴之际，所以就点头同意了。其实，胡若愚并不知道张冲要率部出走，还以为他是回部队，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反正没有特别注意。结果他走了，后来辗转投奔龙云，张冲讲，“主要是因为与龙云同是彝族的关系”。
张冲回到部队驻地后，立即集合全营的队伍，早已有准备的第3营官兵，迅速整装待发。张冲向全营官兵训话说：“对面山上石头坡有匪情，队伍立即出发剿匪。”张冲遂将队伍360余人，开往丘北。途中休息时，张冲始将胡若愚企图遣散该营的情况说明，若不及时脱离滇军，将有更大危险。全营官兵同意这一决定，齐心奔向丘北。
张冲部队开走后，胡若愚闻报，乃急电丘北县长，命其堵截张冲队伍。丘北县长正欲调集民团之际，张冲部已控制县城，并带一个排去县政府会见县长。县长惊骇不已，不知所措。
张冲说：“我们出来剿匪，你不要惊恐，守城之事交由我部负责；不用调集民团，你的安全亦由我们负责。只是我部初到这里，因军情匆忙，未多带军饷，需要暂借大洋一千块作伙食费，待军饷汇到，再予付还，如何？”
县长无可奈何，只得搜罗一千块大洋，如数交给了张冲部队。
张冲部在收到大洋后，即于当晚从丘北撤走，开往泸西。临走前，托人带信一封给县长说：“我部到贵县，多有劳烦。现因军情紧急，部队开拔，不及面别，望见谅。所借银款，以后定还，后会有期。” 部队到达泸西县城郊外，张冲派少数人换上便衣，潜入城内。大部队则在城外南桥寺隐蔽宿营，以待时机。黎明时，守城警察打开城门，即被潜入城内的人员缴械，城门洞开，部队迅速进入县城，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别控制了县衙门、团防总局、银行等地。当张冲来到泸西县团防总局窦局长家时，窦尚未起床。张冲随从占领了窦家，搜走了枪支，然后进入窦之宿舍，张冲说：“窦局长，该起床啦！”
窦忽然惊醒，问：“你是哪个？”
张冲说：“我是张冲！请你起来，马上带我们去找县长！”
窦局长哪敢违抗。当他们来到县政府，请来了泸西县县长、银行行长、电报局长等人以后，张冲发表了一席话，说：“这次我率部回到桑梓之地，你们是我们的父母官，要请你们多多帮助照料。家乡的一草一木，我都有感情，不愿触动，以免给大家为难。但有一点，我部从入桂作战以来，欠饷到今。所以，银行所储公款，我们要提取，用来补发积年的军饷。现在，请行长先生将簿记拿来查证，交出公款的现金，我们如数出给收据。你们可以凭收据向上司说，公款已被我张冲强行提取了，一切由我负责。至于私人存款，不论多少，一文不动。但决不允许因我提取公款，把你们欠付私人存款之责推托于我。若出现这样的事，我决不宽恕。我将于两天后离开县城，等我走后，邮电通讯即可恢复正常。还要请你们将我来泸西的情况如实上报，上面追究，概由我负责。”
在得到三万元的银行公款以后，张冲将队伍撤到东山地区，为防不测，修碉堡，设哨卡，派出巡逻队，维持治安，并了解胡若愚部队的动向。
胡若愚得知张冲出走，途经丘北、泸西，到了东山以后，甚为震怒，请示唐继尧，要派重兵围剿。但是唐继尧深怕内部不稳，惹出乱子，为避免激化矛盾，仍主张安抚，命令胡若愚，重申张冲职务不变，仍为第9团副团长兼第3营营长，并兼泸西、弥勒、丘北三县保商支队长，就地驻防，保护商旅。不久，胡若愚又命张冲兼任滇越铁路开远到盘溪一段护路司令，驻防巡检司。但胡对张仍不放心，派其内弟窦家琪到张部任职，暗中监视；同时扣发该部粮饷和给养，制造困难，以图削弱和限制该部的力量。
张冲不得不自谋生路，自想办法，进一步完善打土豪的妙计。一天，张冲派人传讯了泸西的两名富商刘晓廷和李营。张冲说：“省里有人告发了你们，说你们私通‘定滇军’范石生，现在奉唐将军(继尧)的命令，要将你们押到省里去。”二人闻言，大呼冤枉，恳请张冲为其作保，愿将家产奉献。张冲表示无可奈何，只得请二位暂时委曲。
次日，张冲命人给刘晓廷、李营二人戴上脚镣，在兵丁押解下，穿过县城闹市区，向昆明方向前进。百姓围观，议论纷纷，谓二人为富不仁，被张冲押送省城问罪。出城后，来到山腰僻静处，张冲命令停下休息，让人打开二人脚镣，意味深长地说：“委曲两位了！我绑架你们，是要向你们借一笔现款作为军饷。我之所以让你们吃苦受惊，是要让周围的老百姓知道，二位是我张冲绑架的，以免将来有人说你们资助张冲，勾结张冲，给你们带来麻烦。今天让你们受苦了，但可为你们减少后患，一切责任由我张冲承担。”二人一听，心里一块石头才落地，经过协商，刘晓廷答应借出3万银元，李营答应借出2万银元。张冲分别开出借条，表示一旦补到饷银，将如数奉还。就这样，张冲得到了5万银元。P40-43
前言
我曾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几位著名人物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等，写过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著作。这些人物的功过，都与中国，更与云南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相关。有人以为，传记著作易于入笔，又能吸引众多的读者。固然，历史人物传记，由于学术性与知识性相结合，有时还有浓郁的趣味性和传奇性，因而是比较能吸引读者的；然而说它易于入笔，则未必。
写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如果不下工夫，或下工夫而不开窍，就有可能久思而不得入其门。
几年前，先有马曜教授的推荐，后有乌谷研究员的邀约，再有四川民族出版社副社长朱德齐、室主任李世荣的接受出版，我才决心安排时间搜集资料，认真研究，并开始了张冲传记的写作。其实早在1980年底，云南省社科院成立之际，当时的副院长饶华，就对我提出过写张冲传记的建议，只是那时张冲将军刚刚去世，一时不知如何下手，遂拖了下来。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冲夫人惠国芳女士、惠国芳的大哥惠群先生，以及张冲的亲属乌谷、张大简、冯宝兴、张迅等人的大力协助，他们提供珍贵的资料，接受采访；同时还得到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云南红河州、泸西县、弥勒县以及四川省凉山州等地有关单位的帮助；又得到张冲生前好友、同事、部下及亲属上百人的支持和提供线索；云南省有关图书馆、档案馆和研究单位也提供了方便。写作过程中还参阅了李乔的《彝家将张冲传奇》、石铭的《张冲传记》、黄学昌和彭先和的《张冲将军评传》等著作，以及大量的回忆录、文献资料、报刊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和写作是颇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历史与人是分不开的。没有人，便没有社会，也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一方面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既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①；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它又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②。因此，历史既是客观的自然过程，又是人们有目的的活动的过程。历史与人，人与历史，是不可分的浑然一体；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认识：历史是人史，史学是人学。人的历史，实际上包括人的自然史与人的社会史两个方面。然而，无论是人的自然史或人的社会史，都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说，人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③。又说，“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④。当然，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人的创造，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不能超过既定的客观条件，犹如人体不能超越自己皮肤一样的道理。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因而，研究历史自然离不开历史的人的活动。离开了人物的历史研究，历史自身就成了没有血、没有肉的干巴巴的瘪三，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也无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自然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历史的活动与人的活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通过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透过对历史人物活动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方面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客观规律。第二，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可以从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揭示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从而为阐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提供有利条件。第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还是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缺少的方面。
由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历来史学家们都比较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没有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不研究历史人物，也没有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不涉及历史人物。在我国传统的史学著作中，从司马迁的《史记》起，什么“本纪”、“世家”、“列传”等涉及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不占有相当的篇幅。近年来，我国出版的史学著作和有关史学刊物，涉及历史人物的论著、辞书、年谱、资料、考证，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至于纪实性的历史传记文学，更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大量出现，方兴未艾，占有广大的图书市场。为了更好地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我曾建议建立一门专门学科——历史人物学②，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进一步探讨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的有关问题。
写作历史人物传记，常纠缠不休、令人困惑的是有一个感情问题。我们注意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事实上尖锐地涉及我们今天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在这个原则问题面前是难以让步的，常常也是最难掌握的。
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分歧是司空见惯的，不仅存在着认识的原因，也还存在着现实原因的影响。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分歧更为常见。如果说，个人偏见、党派利益、理论或哲学的差异，以及视觉的不同等，引起了对历史问题的分歧，那么在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中，更会激起人们心中的波澜。因为不同人们的喜怒哀乐，常常赋予历史人物不同的特征和评价，更不用说那些作为历史人物的亲属、部下、朋友、敌人或他们的后代，其评价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意见，就有可能影响对历史人物客观、真实、全面的评价，“以偏概全”或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就势所难免，甚至走上极端。
在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中，除了贯注研究者的热情以外，应当尽量减少个人感情的干扰，增加一些科学态度。这里，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义愤出诗人。”①但是，需要补充的是，光靠义愤是难以出科学的。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过多地渗进个人的感情色彩是无助于科学研究的。
近代中国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必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风云人物。众多的风云人物，大体上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爱国到革命的英雄人物；第二类是由落伍或反动而逐步转向爱国或革命的正义之士；第三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或背叛革命的叛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当然应当歌颂第一类风云人物，赞扬第二类风云人物，谴责第三类风云人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除了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又增加了外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中国的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新局面，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在自己的旗帜上，都鲜明地打出了“救亡”的旗号。“救亡”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正如近代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所说，这一代的先进分子，无不“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①。“爱国”与“救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很难加以严格区分的，因此从爱国走向革命，就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潮流。
近代中国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英雄人物和仁人志士，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值得大书特书。这是对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
张冲正是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英雄人物。
这部历史人物传记的传主名为张冲，历史上以“冲”为名者不乏其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张冲”之名著称于世的政治家，至少有两人，几乎同时。而且，张冲(淮南)还救过另一个张冲(云鹏)，这是历史的奇遇。
第一位张冲(1904—1941年)，是汉族，字淮南(一作怀南)，浙江乐清人。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久奉命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大本营第六部主任秘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兼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41年8月，因患恶性疟疾，病逝于重庆。由于张冲思维敏捷，聪敏好学，对人诚恳，工作认真，主张对共产党“诚为主，信为先，睦为贵”，为国共合作、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他英年早逝，引起了各阶层人士很大的悲痛。毛泽东所送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的挽联说：“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称赞张冲为“团结的象征”。国共两党其他要员和各界名流，送的挽联文幛甚多，这在当年的重庆是很引人注目的。
第二位张冲(1901—1980年)，原名绍禹、维新，字云鹏，彝族，云南泸西小布坎(今属弥勒)人，这就是本传的主人。张冲早年富有正义感，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后为唐继尧招安，先后任支队长、团长等。1927年后，张冲鉴于与龙云同为彝族，在新的军事斗争中支持龙云，被任命为师长；后任旅长兼云南盐运使，为“移卤就煤”，解决云南盐荒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先任六十军184师师长，后任新三军军长，在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中作出了贡献。1939年被撤去军职后回到故乡，修建弥泸水库，一度出任云南部队第二路军指挥官。1946年到南京参加“国大”时，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飞往延安，走向光明，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谋、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民委委员。旋返云南，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委副主任、云南民委副主任兼凉山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54年以后，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冲在民族工作和水利建设方面花费了大力气，曾九次穿越险峻的滇西虎跳峡考察，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治理金沙江，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10月张冲因病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悲痛。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位知名的张冲，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虽说情况不一，贡献不同，然而他们的贡献和为历史留下的功绩，都是人民不会忘记的。
四
本传传主张冲的特点是什么？他的文化程度虽不算高，但机敏过人，真诚坦率，光明磊落，器量宽宏，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对祖国的安危十分关切，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当然，张冲是以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列入史册的。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机动灵活，经常能够提出出入意料的见解，即俗话说“爱出点子”，这是同代人都非常熟悉的。不仅对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如此，即使是对宗教问题，他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释迦牟尼是宗教家，还是政治家？生老病死苦，作为佛教，应该提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表面上看来是宗教意识，而实际上却是政治，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宗教所能概括得了的。他的知识是广泛的。
张冲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是主动的，而非被迫的。有人曾把张冲比作苏联的夏伯阳，张冲则说我不是夏伯阳，因为我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动改造旧军队，主动寻找党，参加党。“是我自觉地找党，而不是党找我。”②这反映了张冲的思想特征和思维方式。其实呢，张冲主动找了共产党，共产党也积极争取、教育了他。张冲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引，在斗争实践中，深刻地感到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而这又与共产党的争取、教育是分不开的。对于张冲来说，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缺少了任何一方面，张冲也就不成其为张冲了。
曾经与张冲共事十余年的王连芳回忆说，尽管“在工作中我与他有过不同意见，我仍然认为他是伟大的”①。
张冲一生所走的道路，就是由爱国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由爱国走向革命，由爱国主义通向共产主义，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潮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爱国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我们知道，爱国者并不等于是革命者，这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然而，毫无疑问，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由热诚的爱国者转化而来的。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批又一批的爱国者，又从爱国主义通向了共产主义大道，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到千千万万的共产主义战士，差不多都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程。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者亦不乏其人。张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尽管张冲所走的道路是奇特的、曲折的，然而最终仍然从爱国主义通向了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息。张冲一生的历程，就是他所走道路的生动体现。
本传力图对张冲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客观的阐述和评价。这是作者的愿望，也是读者的期望。
著者
张冲（1901～1980），原名张绍禹，彝族，云南泸西（现属弥勒）人。出身绿林，后加入滇军，历任团长、师长、军长等职。抗日战争中在台儿庄等战役中作出重大贡献，成为抗日名将。1947年投奔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云南副省长，后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民族工作、水利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张冲的一生是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息的一生。《张冲评传》作者谢本书在详尽、准确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通俗流畅的笔触生动记述了张冲的一生。观点正确，史料翔实，通俗易读，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读本。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者亦不乏其人。张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尽管张冲所走的道路是奇特的、曲折的，然而最终仍然从爱国主义通向了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息。张冲一生的历程，就是他所走道路的生动体现。
《张冲评传》力图对张冲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客观的阐述和评价。这是谢本书作者的愿望，也是读者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