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现在所要研究的，有三个问题：其一，三皇五帝，到底是什么人？其二，他们的统系是否相接？其三，三皇五帝以前有无可考的帝王？
关于第一个问题①：除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的或说，似乎也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拉来的不算外（见第三章第二节），《白虎通》的第一说和《尚书大传》本来相同。《尚书大传》“燧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可见得三皇是取天地人的意思；与《史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隐》“泰皇当人皇”的说法正合；伏生就是秦博士之一；这两说一定是一说。《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代宓牺立……一日：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原注“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见今《淮南子·览冥训》）则女娲就是祝融；《白虎通》第二说，和郑玄的说法相同。五帝的两说，就是后一说多了个少昊（还有《尚书伪孔传序》，把伏羲，神农，黄帝，算做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算做五帝，这是无据之谈。皇甫谧和造伪孔传的王肃，是一种人，所以他所做的《帝王世纪》，和他相同。这其间的关系，只要看丁晏的《尚书余论》就明白了。所以现在不列这一种说法）。咱们要辨别这两说的是非，就要人于第二个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黄帝以后，世系都是明白可考的。是《大戴记·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蠕极，蠕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蠕牛，蠕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傲；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本。
一种是把其间的年代说得极为辽远的。就是《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又《祭法正义》：“《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日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闽本宋本作一）千五百二十岁；次日帝宣，日少昊，一日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日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按古人所谓某某生某某，不过是“本其族姓所自出……往往非父子继世”（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据了《大戴记》的《帝系篇》，就说他《五帝德篇》的五帝，是及身相接，原不免武断；然而后燧人到帝喾，其间的世次年代，也决不会像《礼记正义》所引诸说那么远。《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日：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日：……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日三百年。”可见古人对于年代的观念，全然和后世不同（照孔子对宰予的说法，是连死后也算进去）；这许多数字，全然不足为据。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想，只好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姑且算是及身相接的（就是不及身相接，其间相去的年代，也必不远）；燧人、伏羲、神农，姑且算他不是及身相接的（这几个君主，本来没有紧相承接的说法；而介居其间的君主，却又不能不承认他存在的；譬如女娲氏。司马贞说他在伏羲、神农之间，似乎不能就相信；然而《淮南子》既然记载他和共工战争的事实，《礼记》的《祭法》，又有“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一句，就是一个旁证；《白虎通》三皇的第二说，又列一个祝融；把《淮南子》核对起来，祝融和女娲就是一人；就又是一个旁证；有这两个旁证，就不能不承认了）。
我很想做一部《新史抄》，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情抄出来给大家看看。其原因如下：
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抄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人，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我想做部书，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抄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但是，这种书已经不大容易做了。就做成了，也不大容易刻。
这一部书，是我历年在学校里教授所预备的一点稿子联缀起来的。虽然和《新史抄》的体例相去尚远，然而其中也不无可取之处。给现在的学生看了，或者可以做研究国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我这一部书和以前出版的书重要的异点如下：
（一）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此外特别的考据，特别的议论，也还有数十百条。即如中国的各种民族（特如南族，近人所通称为高地族的），似乎自此以前，也没有像我这么分析得清楚的。
（二）读书自然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我这部书，除掉出于愚见的考据议论外，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可称是研究史学的人必要的一种常识。
（三）这一部书，卷帙虽然不多，然关于参考的书，我都切实指出（且多指明篇名卷第）。若能一一翻检，则这部书虽不过三十多万言，而读者已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且不啻替要想读书的人亲切指示门径。 （四）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但是随意摘取几条事实（甚且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硬说是社会进化的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我这部书似乎也没这种毛病。
以上的话，并不是要自行表扬，只是希望读者诸君在这方面注意一点。至于这部书的体制，我还有几条要说如下：
（一）本书全用白话，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
（二）全书区区三十余万言，“于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自然不能完具。但其详略之间颇有斟酌。大抵众所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
（三）中国的历史，和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关系极多。要彻底明白中国史，必须于这诸国诸族的历史也大略叙述。但为篇幅所限，只得想个断制之法。其民族遂人于中国、变为中国之一民族者详之。其余便只能述其与中国关系的事情。我于这一部分也略有研究。将来若有机会，当再另做一部书，以飨读者。
（四）引据的书和举出的参考书，都注明篇名卷第。惟当然可知其在何篇何卷的，不再加注，以避繁琐。如某君时代某人之事，当然在正史某帝纪某人传中，某朝的赋税兵刑制度，当然在某史的食货刑法志内之类。
（五）纪年都据民国纪元逆推。（编者注：此版采用公元纪年）但若必须知其为某朝某君时之事，或须知其为西元何时之事，则或附注于下，或竟从变例。
（六）地名除与现今相同者外，均注明其为今何地。惟区域太大者，其势无从注起（如郡只能注其治今何地，势难尽注其所辖之地），请自用读史地图等参考。人地名有参照西史的，都于其下附注原文。
（七）双行夹注，为吾国书中最善之款式（可使首尾完全，而眉目仍清醒），故本书仍多用之。本书用双行夹注处，与用夹句号处不同，并请注意。
（八）凡引用成文处，除提行另写外，两头皆施“”号。删节处用……号。其（1）名词，（2）成语，（3）特别提出的名词或语句，（4）引用他人之言而不尽照原文抄录处，均用‘’号。
《中华史记（上下）》编著者吕思勉。
《中华史记（上下）》是吕思勉先生的第一部通史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通史。
《中华史记（上下）》以历史事件为经，以经济、文化、社会、制度、风俗为纬，详细地记叙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制度变迁、社会风俗更易、疆域的变化和文化的演变等，内容极为丰富。
《中华史记(上下)》编著者吕思勉。
《中华史记(上下)》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本书以严谨求实的观点，解析一幕幕击鼓传花的朝代替换，用真实求证的文字记录着一个国家的变迁，承载着一个国家的记忆。
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抄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