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是红色政府的“大管家”，是党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创者。但是，《革命与爱》通过共产国际档案，揭开了两人兄弟关系中，鲜为人知的许多谜题：

毛泽民1939年去莫斯科治病背后，有什么更神秘的使命吗？毛泽民在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毛泽民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政治立场如何？为什么他能在在七大召开前五年，就在莫斯科提出反对王明做七大组织报告？毛家兄弟各自的家庭生活，尤其毛泽民的三次婚姻结局如何？毛泽民有没有受哥哥嘱托劝说贺子珍不要去苏联？……

本书作者之一、毛泽民的外孙耘山，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毛泽民1939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留下的大量档案。

《革命与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继《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之后，推出的又一本融档案披露、分析解读和细节描写为一体的政治历史事件、人物研究专题类原创著作。全书有百余幅配图，很多珍贵档案、照片系首次披露。内容为：

上卷·革命——使命之谜(从档案解读毛泽民莫斯科之行的幕后使命)

中卷·革命——兄弟之道(结合档案解读两人声气相通的革命之路)

下卷·爱——革命者亦深情(从档案解读两人的家庭和感情生活)

《革命与爱》作者之一、毛泽民的外孙耘山，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毛泽民1939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留下的大量档案。通过“革命”(政治)和“爱”(家庭与婚姻)两个主题，层层揭开共产国际解密档案背后，有关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之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序 跨越时空的追问—毛泽民远赴莫斯科的真实使命

上卷·革命 使命之谜

第一章 使命之谜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

 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为何着急要见毛泽民？

 狭隘多疑的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恩恩怨怨

 绝密件披露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事件中毛泽民的作用

 附图一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二章 使命之谜

 搭建中共与共产国际信息桥梁的毛泽民

 柳克斯饭店，毛泽民为毛泽东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叫好

 共产国际对博古、李德的态度让毛泽民大吃一惊

 毛泽民在莫斯科受到非同一般的礼遇

 附图二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三章 使命之谜

 从档案看毛泽民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

 季米特洛夫通过毛泽民间接了解中国党内情况

 从报告看毛泽民的政治立场以及对“左”、右倾路线的认识

 毛泽民揭发米夫、王明等人欺骗共产国际的谎言

 毛泽民对王明路线的批判比延安整风早了三年

 附图三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四章 使命之谜

 在共产国际监委会上炮轰李德的毛泽民

 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将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起诉李德

 清算会上，红二师政委刘亚楼向李德开了第一炮

 总供给部长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他不可一世

 毛泽民有备而来，历数李德排斥毛泽东正确领导的错误与罪恶

 马特维洛夫揭出李德老底，2多年后李德对毛泽民仍耿耿于怀

 附图四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五章 使命之谜

 扳倒王明！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一支“特别梯队”

 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出一份有关党内错误问题的报告

 当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时，毛泽民被留在了新疆，刘亚楼去了莫斯科

 共产国际失去对王明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莫斯科呼之欲出

 共产国际迫切了解毛泽东，毛泽民为兄长代填履历表

 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高层会议，反对由王明作中共七大组织报告

 附图五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六章 使命之谜

 憧憬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毛泽民

 归期临近，毛泽民热切希望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

 一口气向苏维埃农业现代化和商业政策提出五十多个问号

 以苏联经验尝试新疆经济改革与基层民主普选制

 附图六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中卷·革命 兄弟之道

第七章 兄弟之道

 兄长指引下，毛泽民的崭新人生

 一个老屋里走出的兄弟，个性迥然不同

 尘封档案揭开毛泽民党龄之谜

 不管“小家”管“大家”，毛泽民在安源初展财经管理天赋

 与毛泽东同时回家乡养病，一起发动农民运动

 一起被赵恒惕通缉的兄弟俩都“逃往”广州

 附图七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八章 兄弟之道

 一个“洋老板”，一个“山大王”

 “泥腿子”出入十里洋场，师范生钟情乡村革命

 战斗在北伐战争的狂飙中

 白色恐怖中，三兄弟在武汉都府堤的一次短暂相聚

 辗转上海、天津，印刷厂老板的地下“生意经”

第九章 兄弟之道

 红色共和国的“大管家”

 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两手空空，毛泽东打仗打来第一笔家底

 为红色政权广开财路，把买卖做到国民党军师长头上

 不论管“小家”还是管“大家”，都要力求节俭

 扁担、箩筐挑起国家银行走上长征路，“红军票”流通让遵义商铺利市三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扬眉吐气，为何毛泽民十分郁闷

 附图九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十章 兄弟之道

 延安的毛主席与陕甘宁的毛部长

 毛泽民在陕北出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

 两支洋蜡烛，点亮一对兄弟的窑洞

 抓住黑色石油，还要紧紧抱住白“聚宝盆”

 一项神秘使命让毛泽民又变成上海滩的大老板

第十一章 兄弟之道

 在国际大通道上布局一盘棋

 1938年初毛泽民首赴苏联，为什么西行到新疆却戛然而止？

 官商合办银行，统一币制，毛泽民两手绝招整顿新疆财政乱局

 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也要垮台，与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毛泽民翻脸

 1942年局势危险到极点，中共在新疆人员撤出迟迟得不到“远方”批复

 先被软禁，后遭酷刑，毛泽民等三位烈士喋血新疆

 当毛泽民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

 附图十一 来自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

下卷·爱 革命者亦深情

第十二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氏兄弟最爱母亲文素勤

 从一份档案追问毛泽东母亲的真实名字

 韶山文氏研究专家解读“文素勤”

 从兄弟两人外婆家文氏“三芝堂”说开去

 和毛泽东相比，毛泽民受母亲影响更多

 附图十二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十三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

 坚忍豁达，一生守望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十四年风雨同舟，第二任妻子钱希均与毛泽民在新疆分手

 邓发做媒，毛泽民赴苏前的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

 三位妻子，三种不同的人生，三份真诚的爱

第十四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好二叔

 在闽西的毛泽东致信李立三，要在上海的毛泽民查找杨开慧的地址

 杨开慧牺牲，毛泽民冒险将岸英兄弟接到上海；50多年后惊现杨开慧托孤信

 叔侄相聚莫斯科，解密档案看毛岸英兄弟不同心路历程

 附图十四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十五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民与大嫂贺子珍赴苏前后

 在从未有人调阅过的档案上，意外发现贺子珍化名“文云”的深意

 毛泽民急匆匆踏上赴苏之路，真的是为哥哥嫂子劝和？

 贺子珍在莫斯科苦苦煎熬；张梅与林彪在莫斯科离婚

 附图十五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十六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东与两个弟弟的遗孤

 毛远志等父亲一等八年杳无音信；带男友见伯伯，却意外得知父亲噩耗

 从小坐牢的毛远新回到伯伯怀抱；同时奔向延安的毛楚雄却再也无法抵达

 毛泽东同意侄女毛远志结婚的信为何只剩下残角

 毛远志、毛岸英姐弟间有一份特殊感情；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把毛远新留在中南海

 毛泽东70寿辰，毛远志在颐年堂陪伯伯过生日，此后再未相见

后记 莫斯科归来的思考—兄弟加战友，革命何妨爱

附 毛泽民生平大事年表

附 毛祖人(毛泽东曾祖父)后裔简表

 文作霖(毛泽东外曾祖父)后裔简表

附 参考书目

要厘清毛泽民赴苏后的一系列活动，就必须说明当时苏联、共产国际、中共以及新疆之间的关系背景，亦必须回溯毛泽民等在盛世才统治的新疆所从事的复杂而艰难的工作。

盛世才是奉天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市)人，生于1892年。早年他在东北军将领郭松龄的资助下，赴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曾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野心勃勃的盛世才不甘心屈就小科长的职位，窥伺时机向外发展。1930年，经人介绍，他转入新疆，后从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的闲职，很快攀升为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军事顾问。他利用接触军队和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先后在1931年2月的“哈密事变”和1933年的新疆“四一二”政变中，乱中取胜。随后，他又玩弄权术，铲除异己，戮杀一个个政敌。到1933年底，盛世才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心胸狭隘，生性多疑且阴险狡诈。施展权谋玩弄权术是家常便饭。

1937年12月，自中共在新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新疆工作。在中共代表邓发的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他们所领导的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当的成功。但盛世才需要他们，并不代表他就放下了猜忌之心。一有风吹草动，盛世才便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时年43岁的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他在中央苏区时，曾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徐梦秋被称为“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在长征翻越雪山时，徐梦秋的双腿被冻坏，到达陕北后锯掉了双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格外照顾徐梦秋，1937年底，首批安排他去苏联养伤。在路经迪化时，徐梦秋被盛世才留在新疆，担任教育厅长。在文化教育方面，由于大力开展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教育，很快扫荡了汉奸托派麻醉青年的毒素与亡国理论，不仅团结了广大新疆青年，而且推动和启发了普通民众，各族文化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1942年秋天，全体中共在新人员被盛世才监禁后，徐梦秋经不住严刑拷打，自首变节，沦为可耻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这是后话了。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参加过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毕业于黄埔六期。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1931年11月，他进人中央苏区，先后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5年夏天，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黄火青奉命随左路军行动，后参加西路军远征，浴血河西走廊，来到新疆。由于黄火青和中共在新人员的参与，新疆反帝会的组织得到充实，会员人数增加了很多倍。反帝会的工作还影响推动了民族会和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抗战动员工作，仅有400万人口的新疆，全省的抗战募捐款达到200多万元。

《新疆日报》副社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红四方面军参加西征的幸存将士之一，曾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中共在新人员进入报社的领导岗位后，过去有名无实的《新疆日报》，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改进，发行量大大增加，成为真正有政治领导作用的、群众爱谈论的政府机关报。

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是一位海外留学生，曾担任中共东京支部的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到祖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他受党派遣来到新疆工作。他依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广泛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林基路等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财政金融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财政机关被昏庸无能的人所盘踞，贪污腐败盛行。盛世才上台的4年间，借外债600余万美元，滥发省票达360亿两，新疆财政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严重威胁到盛世才的统治。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赋予他全权。毛泽民“另起炉灶”，大手笔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使新疆财政收入迅速好转，顺利渡过金融危机。

然而，在新疆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后，盛世才眼中的这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出现了阴云。

在“三全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无法征得他的同意，他回来后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对此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送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大家欢迎。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三全大会”闭幕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给新疆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徐梦秋以“申斥”处分。盛世才还在电话里直接对徐梦秋说：“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统统送出新疆！”果然，林基路就被调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苏专区任教育局长，后来又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字错写成“辩”字，校对人员也没校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内有盛世才在督署办公厅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是在借此讥笑他，就对汪小川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1939年2月间，毛泽民害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休养。财政厅档案室却因烤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为此，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然而，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P9-11

跨越时空的追问——毛泽民远赴莫斯科的真实使命

一

1959年8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母亲毛远志说要带我和妹妹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奇怪的是，她让妹妹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红皮鞋，还为我从头到脚精心地收拾了一番。当时，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去那里看场电影是件平常事，本不用这么隆重。直到进入丰泽园颐年堂，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主持婚礼的正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很高兴，谈笑风生地与母亲说了一阵很难听懂的家乡话。他还摸摸妹妹的头、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整个下午，我就像在梦中度过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毛主席。

婚礼结束前，毛主席与宾客们在院子里合影留念。他热情地招呼我和妹妹紧靠在他的身前。从那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站得笔直，端正得就像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名小卫兵。

后来，听李敏姨妈说，那天参加婚礼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华提名、毛主席做主定下来的。毛主席特别关照她：“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亲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毛主席的什么亲戚。但真正搞清母亲与毛泽东一家究竟是什么血缘关系，还是在1965年春天。

那年，空军飞行部队在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考飞行员，我报了名。“选飞”的条件非常严格。我连续通过了好几道体检关。就在最后填写政审表时，却把我难住了。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栏，不仅要填写在世的直系亲人，还要写明祖宗三代。

母亲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甚至还隐姓埋名。对外交往时，她自称“阮志”。在儿女面前，她也很少谈论毛家的事。就连我们兄妹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也被她锁在柜子里，不拿给我们看。她是担心我们因是毛主席的亲戚而产生优越感。但这次我要考飞行员，如实地填写政审表是对组织负责的大事。母亲和父亲认真商量后，由父亲郑重地为我填写了这份政审表。表里有一栏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

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最终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却由此知道了母亲毛远志的血缘脉络。从此，我倍加努力，一言一行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毛家的烈士们争气。

1968年，我应征入伍，并主动要求到野战军的步兵连队锻炼，经历了从战士到班、排、连、营各个军阶，参加过城市“支左”、围湖垦荒、战备施工、军事集训、野营拉练、战备值班等诸项军事行动，还特别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1979年，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每当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身边英勇地倒下，一种不可言状的慷慨和悲壮在我心中升腾着，仿佛我也站在了毛家先辈的战斗行列中。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击着我的心灵：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一定要更多地了解外公毛：泽民，这辈子要活个明明白白，否则在战场上“光荣”了，连自己的列祖列宗都不了解，那该多遗憾啊！

1983年秋天，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参谋班毕业了。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恰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为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便随父母一起来到乌鲁木齐。

这次纪念活动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些当年曾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仍在新疆工作的老同志都去了，还有他们的家属。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谈论当年在新疆经历的事情，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谈回到延安的喜悦心情。我们通过瞻仰毛泽民烈士故居，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祭扫烈士陵园，特别是查看了新疆自治区档案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珍藏的档案资料和《新疆烈士传》，才真正了解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才知道他是怎样被捕的，他的牺牲又是何等壮烈。我们甚至得知，江西赣南有个铁山垅，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还兼任过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真没想到，我的外祖父毛泽民还做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的母亲毛远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她的心一直浸在泪水之中。母亲出生前，她的父亲便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到处奔波，出生后，也很少见到。对父亲，她脑海中只有依稀的印象。16岁时，她被父亲召唤到延安参加革命，而那时，父亲自己却已离开延安去了新疆。在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日日想、夜夜盼，最后等来的却是父亲牺牲的噩耗。这次，一到乌鲁木齐，母亲触景生情，十分动情。当她踏过“毛泽民烈士故居”的门槛时，迎面看见一个坐着烧水壶的灶台。她停住了脚步，泪流满面，说：“爸爸，在您生前，女儿没能亲自给您做一次饭、烧一杯茶……”此情此景，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

这一年，母亲已经61岁了，对她来说，来新疆的机会实在难得。纪念活动结束后，母亲又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周。她与我父亲一起抄写了许多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两代人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艰辛的寻踪之旅。我们沿着毛泽民的足迹，从老家韶山，一路追寻他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地方，长沙、安源、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闽西、瑞金、遵义、陕甘宁、新疆……经过20多年的寻踪、搜集和考证，逐步梳理出毛泽民革命之路的奋斗历程。

那时，我还是一名现役军人，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潜心研究外祖父毛泽民。直到2000年，一位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朋友非常热心地提示我：毛泽民是我党金融工作的老前辈，可称得上是新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了，作为后人，你应该为毛泽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朋友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为毛泽民做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利用工作间隙，一口气跑了天津、湖北、上海、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10多个省市，把毛泽民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寻找资料，拍摄照片，寻访知情者。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署名、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反映毛泽民革命生涯的大型彩色画册《毛泽民》终于问世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毛泽民是我党红色经济的重要开创者，是我党早期红色理财专家，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作为毛泽东的亲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难道他就是一个埋头拉车的“老黄牛”？我们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为什么毛泽民会相安无事呢？有人甚至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毛泽东是不是持有不同政见。对此，我们所听到的、所能找到的反驳意见，只有他当时的大嫂贺子珍的一句话：“如果连泽民都整了，红军还要不要吃饭？！”显然，这句话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二

三

四

……

五

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的舅舅毛远新正好在北京看病。当他听说我找回～批料后，便推迟了归期等我回来。

当远新舅舅认真翻阅了我从莫斯科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后，很感慨。刘亚林彪、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他看了好几遍。他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主席在时，曾多次和我谈过他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

远新舅舅介绍我去找当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刘亚楼上将的儿子刘煜奋。他说：“刘煜奋出生在莫斯科，多年来，一直致力搜集和研究刘亚楼在苏联学习和参加卫国战争的资料，要搞清毛泽民在莫斯科的这段经历，也许他能为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和我的专家朋友又先后4次去莫斯科，多次走访了俄罗斯国家社会一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电影和图片文件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友好协会、莫斯科市资料馆等历史档案保管单位和研究单位。我将找到的有关毛泽民的全部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类，并请专家和熟悉苏联情况的同志帮助翻译和解析。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看过这些档案资料后评价说：“毛泽民这次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党的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还是一位思想相当成熟，而且达到很高层面的革命家。”

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许多至今尚未解开的谜团。细致研究，从莫斯科找到的毛泽民亲笔撰写的档案材料，我们有了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

这些新发现是伴随着一个个问号出现的：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刚刚结束，毛泽民为什么匆匆离开延安去苏联学习、治病？途中又为什么突然勒马新疆？

1939年初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新疆形势出现阴云，党中央为什么又批准毛泽民去苏联治病？其中有什么更重要的不为人知的动机？

为什么毛泽民的到来引起共产国际极大的关注？季米特洛夫甚至亲自批示，提供大量的有关文件、资料让他阅读，莫斯科究竟想了解什么？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在中国的错误后，为什么李德反倒松了一口气，难道仅仅是因为免于对他的处分吗？

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当时都在莫斯科，为什么却是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反映问题？他们都写了些什么？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十分中肯地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这封有关中共七大组织和干部问题的绝密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一个又一个疑问，最终组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毛泽民远赴苏联学习、治病的背后，是不是另有耐人寻味的原因？他是不是肩负了另外特别的使命？又是什么重要的使命？

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我们到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中，去寻找一个个答案吧！

(耘山)

作者耘山第一次萌动去莫斯科的念头，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外祖父毛泽民在苏联学习、养病时，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会议的情况，希望能找到他在会上的发言记录，寻找更多线索，更全面地追思毛泽民的整个人生。出乎意料的是，他先后几次去莫斯科，竟找到毛泽民的报告、书信、发言记录等珍贵资料近10万字。

莫斯科归来，耘山约请《寻踪毛泽民》一书的作者、传记作家周燕一起，一遍又一遍地细读这10万字的档案资料，结合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悉心探寻其中的精粹。

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内容居然都是揭发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的锋芒直指王明。这使我们隐约预感到，60多年前，在莫斯科曾发生过一场鲜为人知的、事关重大的政治交锋。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卢洁、张素华等专家的帮助指点下，我们更深刻地审视了这些真迹的历史价值：

1939年7月8日，毛泽民在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言说：“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我所涉及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将谈谈某些更加紧迫的问题。”他用大量的事实，郑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着力把会议的中心话题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不言而喻，毛泽民的矛头是指向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

接着，毛泽民在《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材料中，深人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一针见血地剖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明确指出：

“他们错误的起因，是由于他们刚从白区来到苏区，不首先凭客观去详细考察历年红军战争所处的主客观环境，只凭主观看到过去苏维埃和红军中存在的弱点。”

他们“以有名的‘短促突击’战略战术，代替曾经在各种艰苦斗争中历次战胜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大军的历次‘围剿’的游击战和运动之战略战术。”

“助长上述种种危害党和红军罪恶的另一种东西，就是党内有名的宗派主义。”

随后，毛泽民又饱蘸笔墨，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左”的倾向及“左”倾错误，特别是1932—1935年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盘点和透彻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它的阶级根源以及能在党内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总结了“痛苦的教训”。他不仅逐一批驳了王明欺骗共产国际的“天方夜谭”，而且痛斥“四中全会不仅没有完全摆脱立三路线”，反而给党和革命造成更加巨大的损失。

在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共产国际监委会认定，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苏区丧失的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毛泽民又与林彪、刘亚楼联名，递交了《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协助共产国际客观分析中国党所犯错误的具体责任，并追究遵义会议决议长达3年没有送达国际的原因所在。

在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有关中共七大人事安排的讨论后，毛泽民又及时向季米特洛夫谏言：“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如他作组织报告是不应该的。”

以上这一切，发生在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毛泽民在莫斯科学习、养病期间，其时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与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展开彻底决战的前夜。就连当时的“反面教员”李德也嗅出了其中的火药味，以致后来在回忆中毫不掩饰地说：“毛泽民、林彪和其他当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追随者”，“反对我的行动，不过是在政治上大规模地反对1931年担任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的前奏罢了”。

应该说，毛泽东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开始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审视。他认为，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博古的错误，却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路线上的错误。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为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然而，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却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处境。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党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欺骗和蒙蔽了不少党内同志。随后，王明又到武汉继续推行他的“新政策”，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具有大智勇、大气魄、大手笔的毛泽东，从来不惧怕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称“国际路线”的领导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把握住新一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大力改进领导工作，加强与各国党中央联系的有利时机，派出一支极富战斗力的特别梯队，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1937年底，即十二月会议结束不久，毛泽民即奉命去苏联学习，因盛世才盛情邀请，他被留在新疆工作。随后，刘亚楼又遵照毛泽东的嘱托，带着遵义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件去莫斯科，直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呈交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其间，先后有几十位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红军干部到苏联学习、养病。因此王明引起的中共党内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党中央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则彻底打破了被王明盘踞多年的“一统天下”。

于是便有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启程回国时，季米特洛夫那段对中共影响深远的郑重嘱托：

“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回国后，忠实地执行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推举毛泽东为中国党的正式领袖，在党中央领导层迅速形成热烈的话题，终至达成共识。

从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务实的。他们从各方面不断了解中国党的情况，已经深刻感到中国党这些年存在的问题远比过去掌握的要严重得多。梳理毛泽民档案资料的时间脉络，便可清晰地看出，共产国际向毛泽民了解问题的程度在不断深化，从调查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到全面审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贯方针和路线。

毛泽民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在党内并不担任重要职务，共产国际却给予他非同一般的待遇：干部部负责同志不断向他了解情况，推心置腹地向他交底；执委会书记处邀请他与中共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和任弼时一道，研究中共干部问题，并参与有关中共七大人事安排的磋商讨论。共产国际对毛泽民的高度信任，反映的恰恰是对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

共产国际干部部曾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的表现：“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

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已经胜券在握。

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开始把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错误，即第三次“左”倾错误，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1941年，毛泽东开始总结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他严肃指出了这一错误路线的实质：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遣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1941年5月起，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1943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不久，毛泽东开始全面批判王明，将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操纵的、扶植王明等人上台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王明是那条“左”倾路线的祸首，并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上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上来批判。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是让毛泽东大胆地解决王明错误问题的背景和原因。但毛泽民莫斯科档案被解密、被发现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这里似乎可以换成另一种更恰当的表述：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更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心，更增强了中国党的自主性，使之可以不受约束地去作自己的独立判断、决定，而王明和那些自称“国际代表”的“钦差大臣”们赖以“唬人”的外衣被逐渐剥掉，被破除迷信，则早在1939年的莫斯科就悄然开始了。

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重要事实：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斗争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毛泽东抵抗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超人的政治斗争勇气和艺术在这场较量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从莫斯科寻找毛泽民档案归来，这些年，我们先后完成了传记著作《寻踪毛泽民》和四集文献纪录片《毛泽民》，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召开了《毛泽民生平与中共早期金融工作》专家研讨会。追忆毛泽民的革命人生，引发了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加战友”关系的深入思考。

毛泽东是毛泽民的思想与人生导师。在毛泽东的指引下，毛泽民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一个山村里的农夫，成长为红色共和国经济和金融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者。

然而，长期以来，在毛泽东巨大的光环下，人们对于毛泽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很少知晓。而在毛泽民47年的短暂人生中，特别是在22年的革命征途中，总是默默无闻地为毛泽东领导的惊天伟业支撑起后方的一片天。

当我们认真阅读了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档案真迹后，联系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会由衷地发出赞叹：毛泽民无愧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们的关系，既有出于血缘的兄弟之爱，更超出一般手足之情，相契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与追求，革命使他们成为战友，亦使他们之间的爱，升华为一种革命者才有的大爱。

当人们把毛泽民光辉的一生融汇到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融汇到毛泽东领导的伟大事业中，去解读，去思考，不免赫然嗟叹：毛泽民的早逝，对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人们不禁问：如果毛泽民没有牺牲，对毛泽东的事业又将是多么大的支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又会起到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他们兄弟并肩领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呢？如果……

没有如果。历史从来不成全这样的设问，留给人们的只有不尽的遗憾和对前辈革命家的无尽追思。

作者：耘山 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