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读者一定是为我的文字而生。不必多，有那么一两个就够了。

因为许多年前，我也为他们而生。

我要找到他们，便提笔写作。他们也要找到我，便去书店翻来翻去。不然，你们，还有我，不是太寂寞了吗？

读者被我选择，我被读者选择。我愿意写这样的，你们愿意读这样的。谁也别讨好谁，谁也别勉强谁。

写作与阅读，两厢情愿。

本土、民族、守望。薛涛年纪轻轻，却很推崇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意识、民族精神、审美力量、道德力量。他写的三部大幻想作品《山海经新传说》(《夸父与小菊仙》、《精卫鸟与女娃》、《盘古与透明女孩》)中，就是将中国神话传说同现实儿童的心理状态巧妙融合，进行了现代演绎，向孩子们展示了中华民族永不言败、勇于献身的高尚精神。收入本书的中篇童话《正午的植物园》、《打开天窗》和《蒲公英收购站》等作品，也都以本土化精神构思谋篇，展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以民族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真纯的友谊、唯美的情调、古典东方文化的魅力。

薛涛坚持本土写作、捍卫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另一个表现是语言的运用。他的语言是凝练、形象，有节奏感，民族化，个性化的。他善于将本土的生活语言提炼加工、充分发挥想象力，使其含蓄风趣、淳朴生动，富有个性，充满好奇、幻想、仁爱的童趣，并留有空白，显示了汉语的魅力，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前言 金牌作家们的倾心奉献徐德霞

序 薛涛的儿童文学世界赵郁秀

小说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蓬镇纪事

 末班车

 迷航

 临时爸爸

 空空的红木匣

 黄纱巾

 惊喜

 花舍邮局

 旱冰鞋

 稻场笛声

 爸爸蹲在花园里

童话

 亦·亦的梦

 阳光的眼睛，月光的眼睛

 散文 

 养狗记

 想念虫子和草

 我想起那把刀了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我把第一本书丢了

 深夜搬书

 黄海深处岛国

 给书“分房子”

后记

 短篇，我的家底

爸爸设计的电影票有名片大小，一共有两种面值，两元的卖给大人，一元的卖给小孩。放映时间也定下来，每晚的七点四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

爸爸也明白，我家的电影争不过“新闻联播”。

中午放学时，爸爸印好了电影票，两元面值的200张，一元面值的200张。爸爸说这就是钱啊，算算，咱家一共多少钱？我愿意做这样的作业，很快列出算式：200×2+200×1，我很快算出结果：600元。爸爸嘿嘿笑着，我们有600元了。我说，我们可以有一万元呢，只要印出来。爸爸便让我算一万元需要印多少张电影票。我比划半天，没算出来。

这道题有点儿难。

临七学，我跟爸爸要电影票，打算在班里卖卖。我们班有不少电影迷，就等着来我家看露天电影呢。爸爸给我十张，叮嘱我卖不掉也别丢了，丢了票就是丢了钱。爸爸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爱钱似的。

刚走出胡同，李小蝉尖叫一声从身后跳出来，吓得我差点儿口吐白沫。我追上去，大喊着要掐死她为自己报仇，和李小蝉一前一后，一通狂奔。跑厂一会儿李小蝉实在跑不动了，才向我求饶，说再跑她也口吐白沫了。我这才作罢，但是有个条件，罚她买一张电影票。我掏出一沓票给她看。李小蝉从兜里摸了半天搞到一元硬币，“就一元钱了。”我拿来硬币两面看看，收起来，然后给李小蝉一张票，“别丢了，丢了可看不成。我爸爸不好说情。”

李小蝉把票折了—下揣进衣兜，问我：“再给我两张，我能帮你卖出去。”

我当然愿意，再给李小蝉两张，告诉她卖不掉也别丢了，丢了票就是丢了钱，你没钱赔我了。

下午，利用课间我在班里卖我的电影票，李小蝉神秘地出去了。

我知道我们班电影迷们的底细，他们也不一定多么喜欢看那些老电影，吸引他们的是露天式的“看”法。下午第一节下课我卖出六张。第二节上课，李小蝉兴冲冲地最后一个冲进教室，刚上课几分钟她传来一个字条，里面包着两元纸币，字条写着：

两张票全卖了，这是给你的卖票钱。能不能再给我几张，我这里不够卖。

好家伙！我也不必客气，把剩在手里的两张给李小蝉传递过去。她跟我是越来越铁了。

下课铃响过，语文老师刚出教室，我还没挤到李小蝉的座位，就见门口站了一个细高的男生，问：“你班有个叫李小蝉的吗？听说她有露天电影票，出来一下。”

李小蝉腾地站起来，冲出去，课问十分钟就再没见到她影子。上课时李小蝉腾云驾雾回来的，啪地把两元硬币搁在我的课桌上，“卖啦！”

我说了五遍够朋友，李小蝉反倒不好意思的样子，真没见过她这样低调过。

因为我家的露天电影院，我成了班里的热点。爸爸都跟张艺谋一样是电影工作者呢，我想我这也算电影明星了吧？还有人找我买电影票，我就告诉他们，没有了，电影票有点儿紧张，晚上尽管直接去我家，都是同学嘛，到时候我会帮忙找副总经理买到的。同学就问副总经理是谁。我说是我妈妈，总经理是我爸爸，我嘛，是合法继承人，算有钱人了。说到这个还真难为情。

同学们都唏嘘一阵，有个内行的说，原来是个家族产业呢！

要上课时李小蝉把我拉到角落，要我明天再多带几张电影票，她还要帮我卖。我拍了她—下，她已经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了。

下午放学一到家，我把十元钱交给爸爸，爸爸乐得嘴都扭曲变形了。我告诉妈妈，晚上还有来门口买票的呢。妈妈有点儿担忧，怕我家的露天电影耽误我们这些学生学习。爸爸撇撇嘴，“都素质教育了，也不能整天啃书本。看咱们的老电影，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呢。”我赶紧举手支持爸爸，并要求今天晚上就接受一下教育。爸爸马上补充，“素质教育也得写作业，写完作业再受别的教育。”我看透了，有些人认真喊“素质教育”，做的时候是另外一套。我们的总经理也没有完全被金钱冲昏头脑。

今天晚上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六位观众，其中有十多个我们港务小学的学生。有学校的影迷来了，整个场面不太安静，他们不大安心看电影，只是把这儿当成了放松心情的场所。在场的大人气得直发牢骚，说现在的孩子太没公德心。爸爸不得不几次维护秩序。他们是给我这合法继承人丢尽了脸面。

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他们也进入剧情了，还看出了味道，跟大人一起笑。

突然听一个男生大声问：“李小蝉来了吗？”口气有点愤怒。

李小蝉赶紧从座位上面站起来，“我在呢！买票明天去教室找我。”然后坐下接着看。

还是细高男生。他挤过来，把李小蝉拉到一边，也不颐秩序了，说话声音很大，“别的学生都一元钱，没有手续费啊！你为什么要收一元手续费？”

李小蝉支支吾吾：“你得让我挣点儿吧！谁白忙啊？”

原来，李小蝉手里的票都是两元卖出去的，一张票可以赚一元，难怪她那么热衷卖票。

细高男生连呼上当，呼地坐下了，把我家的凳子坐得嘎吱一下。他对李小蝉不满意，但不该这样对待我家的凳子啊。这里一闹开，又有几个外班学生响应了，说以后不再上当了，要看电影直接来这里买票，这里便宜。李小蝉一头钻进我家里屋，嘟囔着有一道题算错了，半天才偷偷溜出来，挑角落的位置坐下。

李小蝉的经济头脑我是服气了，连爸爸都佩服了。但是她的财运这么快就到头了，没人买她的带手续费的电影票了。

明天让她用那笔非法收入请客。

晚上临睡觉，妈妈把今天收入的纸币和硬币分开，把纸币一张一张抚平，把硬币一枚一枚摞起来，然后再数一遍。爸爸得意地打开白酒瓶子，喝了一大口白酒。然后关闭电灯打开窗子，让月光洒进来。我和爸爸又说了很多话题，比如，假设发了财怎么花那些钱。爸爸的打算是经营一个自己的大剧院；我呢，想按照自己意思办一个学校，我当校长，安排李小蝉当班主任，我们只上半天课，下午不上课，主要是做别的事：把这个城市的街名都收集来；去公园认识那些花草和野兽；探险，带上粮食和刀……

我俩在月光下面说着这些想法，爸爸的眼睛亮亮的，我的眼睛一定也是亮亮的。我的说法爸爸不完全反对，爸爸的理想我也表示支持。我发现我俩其实一直是好朋友。

爸爸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把掉漆的放映机擦了一遍又一遍。在月光下面它像个藏了魔法的宝盒。它现在就是爸爸的宝盒啊！当然，以后它是我的，它最终归合法继承人所有。

我很快睡着了，梦见李小蝉领着一群别班的男生在后面追我要电影票，我跑了一夜他们追了一夜，追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才罢手。我是彻底服李小蝉了。P12-17

薛涛的儿童文学世界

我们永远思念、崇敬的儿童文学泰斗陈伯吹老人的绝笔是199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八版刊发的《造福于亿万儿童》(陈伯吹于1997年11月逝世)。陈老在文中称：“近几年的报刊评论，有关于辽宁儿童文学的好评，诸如八九十年代之交，辽宁异军崛起”，“出现了令人注目的老中青作家群体”。

薛涛，便崛起于这个时期。而今，他被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教授誉为“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年轻的委员，是《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入选的百位作家中的最后一位，也是辽宁省政协委员。200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返孩子的世界：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从年龄划分，薛涛属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但纵观他的创作成就、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使命意识和艺术主张以及他崛起的时间，我觉得他也接近第四代精英的谱系，可称为两代兼跨的作家。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薛涛在铁岭师专毕业，便在报刊发表了成人文学作品。但引起我的注意是在1994年的冬季，当时我主持《文学少年》杂志的工作，见到了薛涛的小说稿《空空的红木匣》即引我注意，我一气读完，立即请提稿编辑电话打听作者情况(这是我这个“编辑匠”的“看家习惯”)。作者从容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男孩因玩游戏机输掉30元钱被逼还债，不得不偷走姥姥装在红木匣里的她儿时小伙伴用生命换来的精美贝壳。当姥姥孤独辞世时，还不知她每天擦拭的红木匣已经空空。男孩受到良心谴责，他还清了自己的物质债务，却永远也还不清这精神的重债。作者将姥姥儿时的海滨拾贝和今天嘈杂的游戏机房，将红木匣的满与空，将海边人的生与死，反差交替、巧妙糅合，寓意哲思和诗情，彰显了思想和审美的张力。

如今，他的创作已经结出硕果。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白鸟》选入了我主编的《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于1997年荣获了全国“五个—工程奖”。此后，他以大幻想长篇小说《废墟居民》荣获了“东北文学奖”(含成人文学)一等奖，后来又相继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2001年，以短篇小说集《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荣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这些年，辽宁能出现包括薛涛在内多达六人荣获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七人荣获全国五—工程奖的“小虎队”青年作家群，绝非我之功。我们要感谢中国作协领导、儿童文学委员会专家和北京、上海及各省市专家同仁，以及少儿期刊、出版机构的关爱、提携和支持。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在“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中首推薛涛的四卷文集近百篇精品(长篇作品除外)，这无疑又是对辽宁儿童文学事业的极大支持和鼓舞，也是对净化当下少年儿童成长环境、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品质建设的一份大贡献。

本书责编打来电话邀我为这套书作序，我义不容辞，欣然应允。也借此表达我们对各方关爱者的深深谢意。

以我之浅见，薛涛的创作有如下特色：

一、童心、真情、大爱。儿童文学的灵魂就是童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明·李贽)。薛涛曾明确说过：儿童文学作家其实就是写书的“孩子”，也就是上天赋予给儿童文学作家一颗纯真的童心。他认为在创作上，要回避大人的心态，张扬孩子的人格，要将自己的心底彻底打扫一番，给自己洗个澡，洗去身上的躁气和俗气。他的作品，无论是大幻想，还是写现实，无论是长、中、短篇小说还是童话、散文、诗歌，都鲜活逼真地表现了小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生存状态和成长洗礼，张扬真善美，憎恶假丑恶。纯真的童心就是大爱。如《女孩的暖冬》、《黄纱巾》、《生日礼物》、《爸爸蹲在花园里》等等都彰显了这种精神，为读者构建了充满爱心，遍撒理解、宽容、善良的世界。

薛涛在展现生活中美丑时，有时淡化了故事的时代背景，使作品显得空灵，却蕴含了永恒的真和爱。诚如周晓先生在《儿童文学的新姿态》一文中说：“在我看来，薛涛的主导方面，还是现实主义，不过他突破和丰富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方法。”

他的作品是生命、童真、大爱的咏叹。

二、诗性、哲理、唯美。他的儿童小说是诗化小说、哲理小说，他给孩子们美的诗情、深刻哲意。儿童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谭旭东在《走进诗意的梦想世界》一文中这样评介薛涛：“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获得过国内所有儿童文学大奖的青年作家，也正是他坚守着艺术的底线，不为市场而写，不为商业而作，一直追求古典的、诗意的、美感的世界。”薛涛的小说，多是将极大的故事凝练到较短的篇幅，用简洁的诗的语言，表达一个意蕴丰厚的哲理，巧妙地留下空白。让读者在情感的激荡中想象、思考，领悟。比如《一盆兰草的释义》，短短干字通过小女孩对兰草叶子的解释，充满诗意地表达了孩子多么渴望父母团聚的家庭幸福，稚嫩、纯真的童心多么渴望爱的呵护啊；小说《黄纱巾》，通过女孩对黄纱巾的痴爱，又因贫困而不得也不愿接受卖主的馈赠，却在她恬静略有忧伤的情绪中，既能每天以至永远看到美丽的黄纱巾在清风中高高飘扬，只因那上面有醒目的四个大字“永不出售”。他擅长用浪漫主义手法同现实主义结合，将故事叙说得亦幻亦真，亦实亦虚，以至异幻、奇妙、美轮美奂，是孩子们能品味人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丰富的精神美餐。

薛涛的散文、童话，更是如诗如歌如画，《与秋虫为伴》的情与美，《铁桥那边的林子》的空灵和飘逸，还有童话《上树猴子与上网老熊》、《两只相距四点五厘米的蚂蚁》，以及《阳光的眼睛·月光的眼睛》等等，无不展开想象的翅膀，以幽默、童趣的诗化的写意，奇妙的哲思意境表达了爱与美的情思，净化营造了纯美的环境。

三、本土、民族、守望。薛涛年纪轻轻，却很推崇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意识、民族精神、审美力量、道德力量。他写的三部大幻想作品《山海经新传说》(《夸父与小菊仙》、《精卫鸟与女娃》、《盘古与透明女孩》)中，就是将中国神话传说同现实儿童的心理状态巧妙融合，进行了现代演绎，向孩子们展示了中华民族永不言败、勇于献身的高尚精神。收入本书的中篇童话《正午的植物园》、《打开天窗》和《蒲公英收购站》等作品，也都以本土化精神构思谋篇，展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以民族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真纯的友谊、唯美的情调、古典东方文化的魅力。

薛涛坚持本土写作、捍卫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另一个表现是语言的运用。他的语言是凝练、形象，有节奏感，民族化，个性化的。他善于将本土的生活语言提炼加工、充分发挥想象力，使其含蓄风趣、淳朴生动，富有个性，充满好奇、幻想、仁爱的童趣，并留有空白，显示了汉语的魅力，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薛涛就是这样源自生活、源自传统文化、源自丰富的想象，以张扬着高贵民族品格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守望着儿童本真的精神世界，守望着纯美的文学领地，守望着儿童本位，并体现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中“人类应该把他拥有的最好的精神给予儿童”的精神，坚守本土、立足民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赵郁秀：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共同副会长)

我跟短篇小说的感情非同一般。如果我的文学历程也算一部编年史的话，我肯定把最好的章节给了短篇小说。

我对世界的认识止于平原的边缘，也始于平原的边缘。

那时候，我们一家还住在生满花草的大平原上。有一天，舅舅带着我穿越平原，一直走到了平原的边缘。我原以为，世界到这里便终止了，可是平原的边缘接着大山的脚，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我。舅舅指着面前的绿色屏障跟我说，姥姥家在里面藏着呢……

短篇小说就像带我穿越平原的舅舅，它让我初尝了文学的妙致，又带我赶往新的领地。

我接触文学，最初的感动和惊喜都是短篇小说赐予我的。蒲松龄、冯梦龙、鲁迅、欧·亨利，莫泊桑、都德……他们的文字，让我对文学心生好感。我的文学底子，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滋育，便靠古今中外那些短篇小说的养分了。

凝练，严谨，言有尽而意无止。它矜持，一叶而知秋，一斑窥全豹，语言艺术在这个小天地里，尽显无限风致和滋味。它也过于注重操守了，没有肚量容留轻薄的东西；它太本分、太稳重，它通常不会去冒风险从而滑向不可靠的异界；即便由着它去，即便有些另类的做法，它也不至于出大格。那么就保证了小说这门艺术恒定的走向。相比之下，长篇小说过于洒脱了，像一个无所不好的“坏”孩子，既可以成其大好事，也易染上恶习。

短篇小说，无疑是一剂定心的良药。有它在，很多年里我迟迟不肯涉足长篇的创作。即便是后来，我也不敢轻言长篇。它暗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给我：在学会走以前，尽量不去跑，何况你不是跨栏的天才；一个不会走路的人，急着向人展示奔跑的样子，那是很容易露怯的。

我放弃了野心，忠实地留在它的身边，一步一步学着走路。

它，治疗着我的浮躁病。

就这样，我也积攒下一些属于自己的短篇小说。我把它们当作安身立命的“家底”。有了这些家底，我的文学梦扑素，踏实，不奢华。

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杂志社给了一次机会，让我把“家底”拿出来，在阳光下面抖抖、晒晒。我感谢他们，也同意编辑的创意，选入了一些很短的散文和童话。

它们究竟散发了什么样的味道？韵致无穷，还是索然无味？

不去管它。我只管继续创造。

薛涛于2009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