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作者流亡英国时曾遭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阴谋绑架，险遭杀害；后经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先生等人的全力营救，终于脱险获得释放。作者获释后即写了一篇蒙难经历的自述，这就是当时闻名国际政坛的《伦敦蒙难记》。这是孙中山最早的一本英文著作，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本纪实散文作品。《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是第二次修订稿，译者不仅对初译进行了全面修订，在注释上也作了大量增补和修订，配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图片。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语言明白晓畅，解读深入浅出，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既有很强的阅读性又有很强的知识性。

1896年作者流亡英国时曾遭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阴谋绑架，险遭杀害；后经作者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先生等人的全力营救，终于脱险获得释放。作者获释后即写了一篇蒙难经历的自述，这就是当时闻名国际政坛的《伦敦蒙难记》。这是作者最早的一本英文著作，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本纪实散文作品，曾轰动欧美，威慑清廷，为辛亥革命埋下了海外第一颗火种。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是117年来第一个完备的现代汉语全译本，不仅对初译进行了全面的修订，而且对原著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组织等相关内容作了详细的注解，并配有一百余幅珍贵的原始图片，全面还原作者在伦敦被绑架的细节，生动形象，图文并茂，不仅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趣昧性、可读性，非常适合于中小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是一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焕发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

译者前言

序言

第一章 革命事由

第二章 被捕

第三章 监禁

第四章 为生存恳求看守

第五章 朋友们的营救

第六章 寻求侦探

第七章 政府干预

第八章 释放

附录 当时报纸的报道评论

附文一 其书、其人、其事一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探析周楠本

附文二 寻找孙中山伦敦蒙难的足迹王建军

主要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英国读者可能想象不到中国地方官员的俸禄是多么的微薄。他们几乎不相信治理一个人口比全英国人口还要多的区域的两广总督D，他一年的俸禄总额，只有微不足道的60英镑而巳；因此为了生活和维持他的官职，为了积攒巨额资金，他只有靠敲诈勒索，出卖公正与良心。所谓科举考试就是通往仕途的一种手段。②假定一个青年学子取得功名③，他想继续寻求公职，那就还需行贿于北京当局，这样才可望谋得一个官位。一旦获得，由于他的俸禄并不足够维持生活，或许他还要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每年需付出许多钱财，因此压榨勒索畅行无阻是必然的结果，况且人一定不会真的蠢笨到连政府支持的事都不会做的地步，这样几年之后，他就使自己富裕到足以买一个较高的职位了。随着职位的升高，政府给予的特权也随之增加，压榨敛财的本事也不断提高，因此这个精明的“压榨者”最终又能以充足之钱财买到一个更高的官职。

被自己的生活方式扭曲了心灵的这种官贼，最终掌握了全社会的、政治的和刑事上的权力。这是一个封建制度，一个专制极权统治，一个非正义的独裁政体，它是靠自身的腐败而生存发展的。但是：这个在公众的要害上——出卖权力——发展的体制，是满清王朝继续存在的主要手段。在这个以使腐败合法化为最终目的的政权下，谁还能怀疑一股强大的不满隋绪的潜流存在于民众之中呢?

中国民众，尽管官方让他们保持在对周围世界茫然无知的愚昧状态之中，但他们绝不是愚蠢的人。所有欧洲当局都认为中国人潜在的才能是非常巨大的，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包括欧洲或亚洲人。凡政治上的书籍是不许阅读的；日报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周围世界，各国的人民和政治，都被拒之门外；清朝t品以下的官吏没有一个被允许阅读中国地理，更别说外国的了。现有王朝的法律，不是公众所考虑的，他们仅为高级官员所掌握。有关军事方面的书籍和其他被禁内容的书同样不仅被禁止，而且一旦违禁甚至可以处以死刑。不许任何人搞发明创造，也不许谁去挖掘、了解新的事物，违者必死无疑。这样，人们就一直被禁锢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尽管政府也施舍他们一点过时失效的消息，但这也是按当局所需而为的。

所谓中国的“文人”仅允许研读中国经典及其注释，即由古代哲学思想家编纂的作品，如孔夫子和其他作家的著作。①但是甚至这些作品，如对高级官员有不利之处，也是要注意删节，而仅仅这些部分作为公共读物刊印时，服从当局意志仍是重要的一点。中国就是这样统治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在施行恶政，就是利用现在的法律和礼制在强制民众盲目地服从。

保持民众处于愚昧状态是中国统治者竭力坚持不变的。因此近来日本侵犯中国，除了在战役区中居住的那部分人以外，其他的中国人竟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战事。那些远离内地的民众不仅从未听说过战争，甚至连称为日本人的这样一种人都没有听说过；即使有点传闻，他们私下议论时也不过认为那只是“洋人”“造反”而已。

中国梦魇般的精神包袱如此之沉重，改革的希望除了寄托于皇上，别无其他选择；而促使皇上修改于国于民不利的条例，是“中国少年会”所制订的方案。希望北京当局通过近年来广泛地与外国外交官的接触能学到一些宪法上的规章和条例，这样同时也可能帮助中国人摆脱可悲的愚昧。为了中国的福祉，我大胆地和几位朋友去接近某些有关人士并恳求他们，以十分谦恭的态度周旋于这些人中间。然而这些请愿遭到的是严厉的打击。我们曾抓住时机，那时日本人正威胁北京，而皇帝担心过于严厉对待改革者会失掉人心，所以暂时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直到议和成功。随后下诏书，除对请愿人严加谴责外，并勒令立即中止一切改革建议。  温和手段之门已经关闭，我们越来越明确自己的意图和要求，同时逐渐地认识到施以一定的高压是必要的。而且在各军营中我们发现也有不少拥护我们的人。但上层社会人士对军界十分不满，并知道海陆军人腐败贪婪，恶习养成，这是他们……

P7-9

译者前言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英文原著于1897年1月在英国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出版发行。15年之后，即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于民国元年(1912)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译作《伦敦被难记》。不过中文本并非孙中山本人所译，尽管当年它在海外的轰动效应对朝廷的震动实不亚于书中所述的那次暴动，但是时过境迁，他早已无暇顾及他早年的这本成名之作了。直至今天此书最流行的版本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这个译本，目前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编入的正是这个中文版本，并且没有收录孙中山的英文原著。

我们的这篇译文是根据台湾1973年版《国父全集》第五册英文著述卷译出的。台湾本全集是否另外编入了中文翻译，因为手边无全书，未能查检；不过目前坊间见到的翻印本，与中华书局版全集刊本均同，即所采用的都是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译本。这个译本距今已经100年了，又系文言意译，且做了大量删节，因此我们认为，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译本对于阅读和研究应该是有所帮助的；至少对于以往旧的翻译可以起到英文校订的作用。下面可以举几个具体的译例来说明这一点。

旧译“序”结尾一句：“使非然者，予万不敢贸然以著作自鸣也。”英文原著是：“…I could never·have ventm-ed to appear as theAuthor’of an English book．”此句中“as the Author of an：English book”一语是不可不译的，如果不是以“英文著述者”的身份发表，对于一个早就已经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上李傅相书》(即《上李鸿章书》)这样文章的极为自信、非常具有胆识的政治家来说还不至于谦虚到“万不敢贸然以著作自鸣”的地步。

旧译第一章：“初不料四年后竟被幽于伦敦中国使馆……虽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此一段话很有些歧义。据前文，所谓四年之后是指1896年，这一年孙中山自伦敦绑架事件披露后即享誉英伦，这是不错的；但是说“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就不对了，即使是理解为四年之前的1892年，前后的话仍不能照应。查对原文就清楚了，原来英文原著在“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这样意思的话之前，明确地交代了“at Macao”，即在澳……门，并非说是在伦敦，这样开始政治生涯的时间和地点就说得很清楚了，没有任何歧义。

原著在写到自己的学历时是这样说的：“After 6ve year's study(1887—1892)I obtained the diploma entitling me to style myself‘Licent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Hong Kong．’”旧译则为：“阅五年而毕业，得医学博士文凭”这句翻译得很不准确，原文并没有说自己获得医学博士文凭，只是说取得了大学文凭；这还关系不大，关键是译文漏译了一个比学位重要得多的证书：“Licentiate inMedicine and Surgery，Hong Kong”，即“香港内外科行医执照”。这个证书，当时不仅关系孙中山的生计，而且还是掩护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身份证，实际上它比博士学位重要得多，在孙中山的生平大事记里或年谱中，这一学历资格是必定要记载的。如果需要强调学位，“Licentiate”相当于硕士，是一个具有开业资格的医学硕士。虽然习惯上有称呼孙逸仙博士的，这是因为医生和博士均为Dr．(Doctor)，他的名片上就是写着“Dr．Y．s．Sun”，但并不等于他获得了医学博士文凭。

《伦敦蒙难记》这篇自述由于当时面对的是英国读者，同时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文中孙中山特意隐蔽了自己激进的政治主张，以及地下党革命组织，只字不提兴中会；但是旧译没有依照原著，而将““Young(：hina’Party”、“Committee of Reformers'’均译作了“兴中会”，比如像这样的句子：“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这就明显地不符史实了。兴中会自成立起，就是彻底地以推翻清朝政权为己任的革命组织，它何时改变过其革命宗旨，“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呢?这样改译显然不合原著文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抹去了孙中山早年所存在的某种较温和的改革政治的珲念。ChineseLegaaon,London

在Kidnappedin London书名之后还有长长的一个副标题：“我被伦敦中国公使馆拘押和释放的经历”。这个副标题是对“伦敦绑架记”或“伦敦绑架案”这一主题的补充说明，并非可有可无的文字，不应该省略掉。本书初译稿发表在期刊上时也没有翻译这一全名，这次补译上算是弥补了—个缺陷。至于Kidnapped in London则保留了传统的译法，因为“伦敦蒙难记”这个书名今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而且益于读者理解书的内涵，就不刻意直译了。

当下有一种言论，说孙中山被清使馆绑架后如何如何贪生怕死，屈膝求饶，而且此种言论在网上广为传布。这种流言在学界，在研究者当然是视为垃圾，但是对于一般读者可能还是有着一定蛊惑作用的，因为既然有这种言论流布，当然就有这样的社会氛围。孙中山去世时鲁迅写过一篇杂感《战士和苍蝇》，说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们就以为发现了战士身上的污点，颇为得意，围着营营地叫，嘬着，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鲁迅解释这篇杂感的寓意时说：“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鲁迅：《这是这么一个意思》)孙中山逝世时中国还处于革命尚未成功、军阀割据的乱世；然而在今天，令人不愿看到的事实是，在海峡两岸都已进入高度发展的文明时代后，仍然存在着这种传播流言的苍蝇和奴才。这更使我们深切地感到《伦敦蒙难记》这篇历史文献的珍贵，同时也感到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译本。

2009年10月初稿

2011年元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