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乡间的读书少年，到名满天下的一代宗师，金庸的人生中有着太多丰富多彩的传奇。不同阶段与众多师友们的交游往还，是他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成就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其中有欢笑，有泪水，有世间最最珍贵的友情与关爱，当然，还有百年岁月中，留下的历久弥新的人生智慧。

《岁月的智慧(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作者蒋连根)是金庸先生的一本交游录，《岁月的智慧(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中详细记述了金庸先生和学界、文化界等诸多同仁、前辈、晚辈、同学师友等的交往。

《岁月的智慧(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作者蒋连根)是金庸先生的一本交游录，《岁月的智慧(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中详细记述了金庸先生和学界、文化界等诸多同仁、前辈、晚辈、同学师友等的交往。涉及到的人物有小学老师陈未冬、中学老师章克标、同学沈宝新、武侠前辈梁羽生、老报人罗孚、“代笔”倪匡、“快乐画家”黄永玉、美食家蔡澜、红学专家冯其庸、北大教授严家炎、文学家巴金、老朋友邵逸夫、棋师聂卫平等一大批文化大家，史料翔实、文笔生动。

少年之友

启蒙“喔喔啼”——小学老师陈未冬

恩德何敢忘——中学校长张印通

老尚风流是寿征——中学老师章克标

“一事能狂”忘年交——副刊编辑陈向平

精诚合作三十年——同学沈宝新

同窗谊在救命有恩——同学沈德绪

合租衢州旧阁楼——同学王浩然

患难知己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武侠前辈梁骑生

金庸粱羽生的“催生婆”——老报人罗孚

曾代金庸写小说——“代笔”倪匡

犹记当年写“夜话”——助手潘粤生

红过脸的兄弟还是兄弟——“明月”主编胡菊人

依恋旧时月色——“明月恋人”董桥

小字辈的朋友——消息发布人潘耀明

还唤金庸为“小查”——“快乐画家”黄永玉

亦师亦友

结伴同游最长旅途的人——美食家蔡澜

和而不同的老友——老报人董千里

有“金石姻缘”的评点人——“红学”专家冯其庸

半师半友的学术同道——北大教授严家炎

“后辈小作家”最钦仰的人——文学家巴金

喜欢吃鸡蛋，更喜欢那只生蛋的鸡——“钱门弟子”余英时

行过大礼的围棋老师——棋圣聂卫平

君子之交

电影江湖的武林盟主——老朋友邵逸夫

直通谈笑过罗湖——“和平绅士”查济民

作家堆里混了个棋手——棋界元老陈祖德

他开创了改编金庸剧的风潮——“百万导演”张彻

出版新作向金庸致敬——“咖啡作家”温瑞安

“月老”做成一场爱情游戏——金庸剧填词人黄霑

比爱情少却比友情多——小龙女的原型夏梦

晚年知遇

倡导“金学”第一人——“小巨人”沈登恩

可再加一“项”友聪明——大陆“金学”第一家陈墨

被放进丹炉里的孙悟空——专栏作家陶杰

画出一个另类的江湖——御用“画”家董培新

送他一技笔祝他“好好学习”——金庸剧制片人张纪中

另类师生剐样情——洋导师麦大维

“故事为王”源自金庸小说——“小老乡”编剧于正

参考文献

后记

少年金庸最爱去的是自家的书房，一幢盛满丰富藏书的屋子。书房里挂一牌匾，上书“澹远堂”三个紫色的字，是康熙皇帝当年为查升写的三字旁边有九条飞舞的金龙。查升是金庸的祖先，康熙年问大诗人查慎行之侄。查升这一代，一家叔侄五人(查嗣韩、查慎行、查嗣臻、查嗣庭、查升)官拜翰林，当时全家共有七人都中进士，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是查家最显赫的年代。书房里还挂着一幅对联，写着“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是查升的手笔。少年金庸常常对着牌匾和对联沉思，发愤读书的心境由此而生。如今，这幅对联挂在香港金庸的书房里。

查良镛自小对书有一种亲切感，阅读课外书成了习惯。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除了家中的书，金庸还看了许多坊间的侦探小说、武侠小说。那时，社会还是非常的保守，当时《红楼梦》被视作诲淫的禁书，《水浒传》也是诲盗的坏书，可在班上，陈未冬唯独允许查良镛一人阅读。

陈未冬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如此记述：“当时，查良镛(金庸)也在本校就读，是五年级成绩最佳的学生。他听课、做事都很认真，特别是作文写得好，我对他的每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我曾把他的作文本交给诸暨民报社的骆文华，他看后也认为很不错，还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陈未冬的这一举动，竟然将套良镛的写作热情拨得更旺了。暑假以后，陈先生让查良镛跟他一块儿编五年级的级刊，刊头上画的是一只大公鸡，取名为“喔喔啼”。查良镛组稿、编改、抄写，干得很欢。开头半月出一期，后来一周出一期，有时两三天出一期，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

1936年，查良镛从龙山小学堂毕业，考人浙江省立二中(今嘉兴一中)。自此与陈老师离别，查良镛离开了海宁。

1983年，陈未冬因病住院，同室病友是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编辑，两人聊天，陈先生问他：“金庸是不是海宁人？”这位编辑也说不清，回港后便将此事告诉了金庸。金庸闻之大喜，写信寄往医院，此后，金庸托人再三打听，却未得到陈先生的消息。

直到1988年5月，陈未冬获知金庸的确是海宁人，便写信托人寄给金庸，问他是不是龙山学堂的查良镛。10月14日，金庸复信问候：“生受老师教诲，已五十余年了，但老师的声音笑貌历历就在目前……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忘也。分隔五十余年，回思教诲爱护之恩，感怀良深。明年如能抽空，当来杭州叩见。奉上近照一帧，以代先此致候……受业弟子查良镛叩。  事隔不久，有同事赴港，陈来冬修书一封托为问候金庸。金庸见信，即吩咐秘书：“是我老师的客人，快去请来！”见到家乡来客，金庸再三询问老师近况，还让人带上礼物。

1992年12月初，金庸终于重返家乡。他在杭州茶叶博物馆参观时偶遇陈未冬的小女儿陈珲，金庸惊喜道：“你是我的小师妹啊！”随即掏出一封问候信，让带给陈先生。12月8日上午9时，金庸携夫人林乐怡女士来到陈老师的家。“老师好！师母好！”金庸深深弯腰鞠躬，行了大礼。

时年68岁的金庸像小孩似的携着老师的手进了客堂，深情地说：“陈老师是我立业的启蒙恩师，我有今天离不开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老师教诲的恩德终身难忘。”金庸忆及当年：“我的作文中，将“旖旎”两字错写成“旖妮”。是老师翻出《辞源》予以指正。从此我写作遇到犹豫不决时常查辞书。”听说往事，陈未冬禁不住哈哈大笑：“良镛，你的记性真好，是啊，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师生交谈甚欢。金庸拿出自己写的《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等原版精装本，挥笔写上“恩师指正”等字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老师。

1996年11月5日，金庸又临杭州，特邀陈陈未冬m席晚宴。致词时，他十分动情地说：“今天我很高兴，在座的有我小学时的老师，他已经80多岁了，给过我许多指教和器重，我很敬重他……”返港那天，他亲赴陈舍，向老师和师母辞行，将一只封口的信封塞给老师，非常诚恳地说：“这是学生的一点点心意，请老师一定要收下，实在是不成敬意。”待金庸离别后，老师拆开信封一看，原来是一叠“人民币兑换券”，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是比较珍贵的，可以买到一般人用人民币买不到的物品。

“他考虑事情总是那么细致周到！”老师心中很是感动。

师生重逢时，金庸再三要求老师给他讲讲革命历史。于是，陈老师讲述了别后他奔赴延安然后潜伏浙南的经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师生离别，查良镛念书离开海宁，陈未冬则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曾聆听朱德和毛泽东的讲话。1938年9月初，陈未冬入党不久受派遣潜回诸暨，改名张光，从事地下活动。1939年6月，张光担任诸暨县委书记，以巽溪村为中心，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年间，璜山Ⅸ有20多个村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员百余人。1941年3月，中共余姚县委特派员张光带着夫人钟学意，第一次到达余姚境内的周巷，租赁老中医家的店面房子，开设一家旧术器商店作为掩护，开展地下丁作。他与淞沪抗日游击队五支队取得联系，大量动员地方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部队，建立了通讯联络站、办事处等机构。P5-7

连根先生又出书了。

出书的常规，一次一本。连根这次破了规，一次两本。一本是这里要说的《金庸和他的师友们》，还有一本是《金庸和他的家人们》

让我惊异的是，书里还写了我。

第一章第三节《老尚风流是寿征》里说：1998年11月20日，山西作家韩石山来到海宁，之前他看过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一直想拜访章克标老人。由蒋连根与另外两位文友陪同，去桃园里新村看望了老人。章先生妻子李觉茵前年过世，老人孤单单地住两间屋，洗衣做饭跑邮局均自个做。韩石山埋怨道：“你们只关心他的文学，怎么不关心他的生活，得给他找一个妻，老人离不开老伴呀！”此时，连根想起刚刚发生过的“女明星登报征婚”事件，便信口说：“章老，您也可以在报纸上登一则《征婚启事》么！”。接下来便有了章克标百岁征婚的佳话。

这两天没事，从容地翻阅了连根先生的这本书稿。让我感兴趣的，一是动手之早，二是搜罗之广。当然，还得加上多年的记者生涯，练得的一手好文笔，娓娓道来，而又清清爽爽。

不必细数书里的故事。书不长，常人尽一天之力，足可看完。重要的是价值，要叫我说，这本书，可说是解读金庸的一把钥匙。道理嘛，师长看学问，朋友看品格。师长看学问，是说从一个人的师长，可以看出他学问的路子。朋友看品格，就更好理解了，不赘。

看完全书，我觉得，金庸先生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同时又感到，这老先生太较真了。或许是他的童心，或许是他的天性，或许是爱惜羽毛，或许是身有软肋，随你是怎么说都行，但较真，却是不能减去分毫的。

且举一例。

书中第三章第三节《有“金石姻缘”的评点人——“红学”专家冯其庸》里说：1996年12月，冯其庸与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位副总编赴港，与金庸签订合同，由金庸独家授权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豪华珍藏版《评点本金庸武侠垒集》。1998年10月，由金庸本人重新点校，冯其庸和严家炎、陈墨等12位专家历时三载评点的《金庸武侠全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4个月后，金庸在杭州拒绝为-手持评点本的读者签名，并指责出版社是“聪明的盗版”，还说“像这样的评点，就是小学生也会写的”。冯其庸很大度，有报纸采访，他说：“对于‘小学生’之类的话根本用不着辩解，也没有意思，难道我还用证明我是不是小学生水平吗？”

曲意辩解的是金庸，说他的话是那样，意思不是那样，云云。

我总觉得，这样的事，原本就不应当发生。别说自己当初欣然应允。就是没有应允，只要是拿了稿酬，看在对方都还是正经学者的份儿上，笑笑也就过去了。

最可笑的是与王朔的一场笔墨官司。

同一节中是这样说的：1999年11月1日，北京作家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刊载一篇长达三千余字的文章，说金庸的一本武侠书，名字忘了，他实在读不下去。“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几天后，金庸接招，在《文汇报》发表《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各家报刊纷纷转载，一场围绕金庸作品的论争由此打响。

王朔在大陆文坛，是有名的臭嘴，金庸对大陆文坛的情形，又不是不知晓，有什么必要接这个招呢？

究其然，我以为，作为一个大作家，金庸先生还是欠缺点什么。

以金庸的岁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金先生只沾了个四十年代的边儿，去了香港，忙于写武侠办报纸，这方面的书看的怕也不是很多，对旧时文坛上的情形，不太了然，更无切肤的体验。还是我来说破吧。中国文坛，不，世界文坛也一样，有一条铁律，谁也难以违拗，就是：凡大作家必然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最明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当然，也可以逆推，那就是看他的“谤”到了什么程度，什么级别。若到了“国人皆曰可杀”，不用问，大作家也。

这个道理，现在影视界的三流演员都懂，且做起来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与我通电话时，连根先生流露出一点担忧，怕他的两本书出来后，金庸先生会不高兴，说什么刻薄的话。我说了誉与谤的关系后，又说，金庸先生年纪大了不懂，蒋先生不该昧于此道吧。那边，连根先生嗬嗬地笑了。看不见我也知道。当了爷爷的蒋先生，笑起来是颇有几分妩媚的。

知我罪我，随蒋先生定夺吧。

我一句话也不会说。我虽知道这个道理，但我同时知道，对我这样级别的作家来说，谤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坏的，好的。

是为序。

2013年8月2日于□□室

今年的夏天特别长，特别火热，紫薇花也就开得久，开得艳。

我欣赏紫薇花，因为它的花期特长，从夏至秋花开不断，故又名“百日红”。我的窗外就有一株紫薇，当我的这部书脱稿的时候，我已经读懂了它的花语：恒久、耐暑、友谊。 

三年前，在夏天还没着来临的时候，我开始撰写“金庸至情系列”。顾名思义，“金庸至情系列”一是围绕一个“情”字展开；二是应该有系列篇章。金庸交友无数，视朋友高于一切，这本书是写他的友情，所以名为《金庸和他的师友们》，尽管金庸的朋友远远不止书中所写的36个。

我是一名报纸编辑，编过以宣扬名人文化为主旨的副刊“海宁潮”，原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江坪先生曾经指着这个版面说：“这个名人专版，一个很有意思很有特色的版面。名人文化在当地是一种宝贵的人文资源，对新闻媒体来说，就是一种独家的新闻资源了。一份地方小报能够长期保留这么一个专版，在全省、全国也是少有的。”当初十几年，我是新闻“两栖人”，出门是一线记者，游走在名人坊间，采写出一篇篇专访和随笔；进门是后方编辑，是《海宁潮》的主持人，邀约亲历者、名人之后撰稿，组织版面，于是，结识了许多文朋笔友，积累了一大摞名人名家的信函。

以乡亲的身份与他们攀谈；以草根记者的身份作短暂的采访，是我人生际遇中最幸运的事儿。金庸旧居修复以后，朋友们陆续来访，还有前来参加金庸小说研讨套的专家们，我便有了访问他们的机会。至今，我清晰记得冯其庸教授说过的一句话：“人生就如一本连环画，耐读的是人，耐看的是他的故事，难说的是他的感情。”作为本色的记者，只要是能让读者耐读、耐看的，无论有多“难说”的我也得说。于是，撰写“金庸至情系列”的念头也就自然而然地萌生了。

窗外的紫薇花开得火红，它是友谊之花，久盛乏花。此番，我沐浴在百日红里，更加深切地体会了“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句话的含意。“在外的朋友”中有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陈志明老师，对我的写作给予了鼓励和帮助。还有徐志摩研究专家顾永棣老师，在我遭遇无理责难、将要放弃的时候，他赠予我一句话——“别去想别人怎么说你的，自顾自走自己的路，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就在这一刻，我从友情中感受了温暖，才有了继续写下去的正能量。

另外，我还写过一本《金庸和他的家人们》的书，亲情友情两朵花并蒂盛开。两本书饱含着家人的关爱、理解和奉献。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谭桂芬女士。在我刚要动笔写书的时候，我的孙儿亦函呱呱落地，刚刚从病魔中挣扎出来的妻子视亲情贵于生命，她多么希望我能多承担一些家务，多抱抱孩子。但是。我一次次匆匆来回，独自留她在杭州(儿子和儿媳在那儿工作)承担起抚养孙儿的辛劳。一年前，85岁的老父亲病卧在床，我的写作是在八小时以外，对我来说，业余的时闻十务珍贵，没法，我只得将妻子拉回来代我尽孝。而我，在伺候老爸之余，悄悄躲进书房。老爸走了，我则抹干眼泪，又将家务和孩子全丢给了妻子，一头钻进了书稿里。写完这本书，我向妻子表示歉意，她却说：“我是你老婆呀，别说了!”

好，我就不说了。

如今，这两本书同时出版，我的小孙孙也快三周岁了，那就作为爷爷送给小孙孙的一份礼物吧！我还要欣喜地告诉他：“小宝贝，你的成长有亲情和友情陪伴着，你一定很幸福！”

连根

2013年于七夕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