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通俗和生动的语言，重点介绍了北京人的发现、发掘的历史，北京人生活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作者还介绍了目前有关现代人起源的几种不同的观点和北京人研究的最新动态，希望更多的人能对北京人有所了解。

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丛书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又挑选了数十项，原则是每个项目为一本书。这些项目除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外，项目的选择上也兼顾到考古文物学术内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这些项目还必须有一定的可读性、社会的认知性。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一。

第一章 人类起源与进他的历程

第二章 世界和中国古人类的重要发现

第三章 轰动世界的古人类发现——北京人

第四章 我国境内最早的古人类——元谋人

第五章 公王岭和陈家窝——蓝田人

第六章 北方早期智人的代表——大荔人

第七章 南方早期智人的代表——马坝人

第八章 龙骨山顶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

第九章 旧石器文化的几个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杨钟健，字克强，1897年6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华县龙潭堡一个教育家的家庭。1979年1月15日因患病在北京逝世，时年82岁。

杨钟健先生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他出生时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试图变法革新拯救中国之时。其父杨松轩，是近代陕西教育的先驱，陕西维新派教育家刘古愚主张变法维新，积极引进西学，对杨松轩影响极大。1902年他在龙潭堡创办蒙养学堂，力行教育改革，提倡民主革新等思想。父亲的这些思想对幼年的杨钟健是有影响的，当他进入蒙养学堂读书时，已摆脱了旧教育的束缚，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和知识，无疑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铺垫了很好的基础。

191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作为一个激进的热血青年，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除参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斗争之外，他还主编了一个以揭露陕西社会黑暗为主的油印刊物——《秦劫痛话》，虽然办刊的时间不长，但其中一些稿件被京、津、沪、汉的报纸所转载，有一定的影响。1920年，又积极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当时很有影响的全国性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曾先后两次担任这个组织的执行部主任。1921年9月14日，他以少年中国学会主任的身份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是请毛泽东补填“少年中国学会”的志愿书。毛泽东及时回复了杨先生。这一年他还同刘天章、李子洲等人创办了进步刊物《共进》半月刊，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把反对军阀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1922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编辑会刊，撰写了许多揭露反动军阀镇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革命群众运动罪行的政论性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影响。1923年，在上海经李大钊、邵力子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在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杨钟健没有放松他的专业学习，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的几年里，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葛利普和李四光都曾在那里执教。特别是葛利普在北平长期公开演讲的《地球及其生物进化》，使杨先生对古生物和地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四年的学习进一步坚定了他从事祖国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决心。1923年夏天他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接受了自己老师李四光的建议，于这年的秋天远渡重洋到德国留学，在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随布罗里(Broli)和舒洛塞(Schlosser)学习古脊椎动物学，在这期间他刻苦勤奋，不放过任何有利的学习机会，却很少游览异国风光。1927年，他获得了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于1927年用德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这篇论文标志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诞生。

1928年他学成回国后，就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担任副主任，主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第二年春天，因为他要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一起去晋西北和陕西西部做新生代地质考察，就把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交给了裴文中。1929年夏天他返回北平之后，又重新参加了周口店秋季发掘的指导工作，就在这年12月，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应该说裴文中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也是与杨钟健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

从1929年到1934年间，杨钟健先后发表了许多论著，其中不少是与周口店有关。如(《中国北方新生代后期之哺乳动物化石》、《周口店第二、第七、第八地点之小哺乳动物化石》、《周口店第一地点偶蹄类》、《周口店中国猿人地点之小哺乳类化石》、《中国人类化石及新生代地质概论》等。从1934年起，他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爬行动物，并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是南下到长沙，后又到昆明，任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和西南联大名誉教授，继续从事野外工作和研究禄丰蜥龙动物群的工作。直到1950年初，他从事的学术活动，多是围绕着禄丰动物群材料展开的，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关于禄丰各类爬行动物的论文和三本专著。1944年，杨钟健赴欧美考察和讲学，把在禄丰采集的一部分标本带到美国做进一步研究，他的有关论文在英国发表以后，引起了古脊椎动物学界的普遍重视。1946年3月返回祖国后，立志为发展中国古生物学的研究努力奋斗，并有一套宏伟的设想。但当时正值内战时期，他只好把“设想”埋在心里，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写的论文国内不能发表，就寄到国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杨钟健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去。

1950年，杨钟健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他又兼任该室的主任，针对当时我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长远的战略规划。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工作，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获得了不少的成果。195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陈列大楼建成，他还兼任该馆第一任馆长，从制定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到每一个展览的科学内容、形式设计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杨钟健先生还是一位辛勤的园丁，无论是在编译局、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还是在自然博物馆工作，他都积极培养和鼓励年轻人钻研业务。为更多培养科技人才，他于1952年和1955年先后编著出版了《演化的实证与过程》、《古脊椎动物的演化》等古脊椎动物入门读物，以帮助青年一代很快地成长起来。

“文革”时期，杨钟健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在十分窘迫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科学研究，完成了四十余篇论文，不仅对新疆三叠纪动物群做了一系列的著述，还填补了中国三叠纪水生爬行动物的空白等。有一次“造反派”看到他写学术文章，就问他：“你到现在还写这个？”他却巧妙地回答：“你们斗我是‘抓革命’，我在这里写文章是‘促生产’。”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满怀激情写下了《八十不老》的诗句，“年迈八句心尚丹，欲和同辈共登攀。应知世上无难事，记骨而今仍依然”，不畏年迈永攀科学高峰的决心跃然纸上。正如他在诗里所表述的那样，在此以后，除了做室内的研究工作外，他还到北京西山和山西考察了冰川遗迹和古人类遗址等。直到他逝世的前半个月，他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P86-9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只有几个人、十多人，到现在已经拥有数以万计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从1928年以前，中国考古附属于地质学、生物学的科研机构，到现在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独立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在全国十几所国家重点大学设置了考古专业；目前我国的各种文物考古专业性刊物和出版机构，已多达数十家；上个世纪初，我国没有中国科学家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项目，20世纪前半叶全国每年的考古项目也是寥寥无几，当前的考古工作规模绝非昔日可比，为了在大规模生产建设中，搞好文物保护，近年来仅每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项目就逾千项；至于为科学研究或文物考古教学工作而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也是为数可观。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蓬勃开展，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见于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考古新发现报道接连不断。

2001年初，我国考古学界为了总结20世纪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展示其辉煌的学术成就，弘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和民族自豪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全国性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评委和通讯评委来自8个国家级考古文物机构，28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考古文物机构，以及11个大学的考古文博院系。多数评委、通讯评委担任过或正担任着国家级、省级和大学考古文博院系的考物的科研机构或教学科研机构的各级领导职务，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我国考古文物学科的业务中坚。因此，这次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项目的学术性、科学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评选出来的100项考古大发现，涵盖了25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发现7项，新石器时代30项，夏商周时代23项，秦汉时代24项，隋唐至元明时代16项。

本丛书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又挑选了数十项，原则是每个项目为一本书。这些项目除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外，项目的选择上也兼顾到考古文物学术内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这些项目还必须有一定的可读性、社会的认知性。

这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第一线的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其中不少人现在已是相关项目方面的专家，有的作者至今仍然承担、主持着这些项目的科研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肩负着繁重的田野考古或考古文物科研任务，我知道不少作者是牺牲了休息时间，接受这个任务，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挤时间完成我们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的。

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强调丛书的“图文并茂”是非常必要的。具有丰富而高标准的线图、图版，是考古文物书刊的特点，这是考古文物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考古文物内容的通俗读物，对于线图和图版的要求内容又更丰富一些、形式又更生动一些、线图又更简洁一些、图版也更清晰一些，这样使读者结合文字更容易看懂、读懂，使我们的丛书更有吸引力，使广大读者对丛书产生更大乐趣。考古文物专业的学术术语比较艰深冷僻，作者尽量多使用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词语，但是在这种专业通俗读物中完全不使用专业用语也是很困难的。我希望现在奉献给社会的这套丛书，“文茂”更进步一些、更通俗一些，大家更满意一些。

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弘扬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考古工作者的时代重任，这套丛书也是考古工作者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科研成果。

二十年前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工作，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一直负责中国通史陈列旧石器时代的内容设计。在若干次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中，北京人都是这部分内容的重点，可以说北京人是中国境内最重要的古人类，北京人的生活就是直立人生活的缩影。然而，每一次的陈列修改都受到展览面积和展品的限制，无法充分展示北京人发现、发掘的历史，北京人生产、生活的情景，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近年来，国内有媒体报道最新的科研成果表明：北京人不是我们的祖先，令许多人感到十分的困惑。作为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认为有责任对这些问题做普及性的介绍。感谢天津古籍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通俗和生动的语言，去重点介绍北京人发现、发掘的历史，北京人生活的故事，作为我多年从事历史陈列工作的一个延伸。在这本书里，我还介绍了目前有关现代人起源的几种不同的观点和北京人研究的最新动态，希望更多的人能对北京人有所了解。

最后，我要感谢裴申先生、李超荣先生、祁国琴女士、董青女士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图片资料上给予我的支持，感谢编辑赵娜女士为这本书所做的努力。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张森水教授，是他在学术上为我把关，并冒着酷暑为我字斟句酌地修改每一个文字，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书稿。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引用了部分图片，由于图片资料来源比较广泛，对于无法查找的作者及其作品，特表示感谢，并将支付相应报酬。敬请图片著作权人与我们联系！

安家瑗

2004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