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琛所著的《瓦窑堡旧事（陕甘宁边区留守儿童记忆）》一书是一个红色“留守儿童”在陕甘宁边区生活十一年的真实写照；真人、真事、真情、真景，没有任何虚构。通读此书，可以了解远去的延安时代，了解边区普通百姓和基层干部的真实生活、精神风貌，从而从底层，了解一个真实的陕甘宁边区。本书主旨：为边区百姓和基层干部立传，为远去的延安时代作注。

由黄琛所著的《瓦窑堡旧事（陕甘宁边区留守儿童记忆）》一书讲述的是是一个红色“留守儿童”在陕甘宁边区生活十一年的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纪实，也是作者的家乡回忆录。内容包含：《刘家院》、《跑反》、《难熬的冬春》等十八篇文章。

引言 从吴家坪到瓦窑堡

一、刘家院

二、恩父刘世昌

三、后河滩

四、子长“一完”

五、放学以后

六、暑假——吴家坪、外爷和我

七、要打仗了

八、跑反（上）

九、跑反（下）

十、国民党统治下的瓦窑堡（上）

十一、国民党统治下的瓦窑堡（下）

十二、城外的战斗

十三、革命功臣郭立本传奇

十四、光复以后

十五、难熬的冬春（上）

十六、难熬的冬春（下）

十七、留住儿时记忆中的瓦窑堡城

十八、告别瓦窑堡前后

后记

刘家院

我们母子是怎么进瓦窑堡城的？骑驴、步行？城门、城墙是什么样？街道、店铺是什么样？……对这些，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留下。

我对瓦窑堡的第一个记忆，发生在后河滩刘家院。那一天，院子里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傻呵呵地站在两个窑洞之间的窑腿下。这时，过来一个比我高一头的小孩，拉起我的手和我说话。他身穿黑色的新衣服，头戴瓜壳帽，帽顶上的那颗红圪挞特别红，伴着满脸的嘻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凭当时的记忆和现实中的人与物对照，判断出那是我母亲改嫁到瓦窑堡刘家时发生的情景。

六十九年后，我拜访七十九岁的聚财，求证我的这一记忆。他说：“对着哩！大嫂过门时吃了糕、饴铬，一大家子人，还请了些大哥的朋友。我拉你耍，只记得你一只脚烧了。”

长大后我得知，这个聚财和我有相似的经历：他的母亲也是带着他改嫁到刘家院的，他也改姓了刘，但他的后父是我后父的二叔，所以他比我高了一辈。他长大后也回了亲生父亲家。并改回了原来的杨姓。我们两人虽无血缘、亲戚关系，但因为小时候一起生活了几年，感情颇深，每次回瓦窑堡，我总去看望他。他一辈子搞卫生防疫工作，现在虽年近八旬，却满面红光，满口白牙，身体壮实，头脑清楚，只是耳聋得厉害。我采访他，要事先给他书面提纲。否则交谈起来真是累死人。他笑着说：“聋了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长寿经。”

从此以后，我在刘家院度过了八个年头，直到1949年夏天，亲生父亲派人来找到了我，把我接到了刚解放的北平。

我下面所说的瓦窑堡旧事，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个小孩的所见所闻。当然，为了核实这些童年的记忆，我几十年间十五次回瓦窑堡，每次回去，都尽量找些知情人了解当年的情况。特别是2011年春天回去，先后找了三十几位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敞开心怀，谈古论今二十多天，弄清了许多悬在心头多年的疑问。

我们都已经是儿孙满堂，饱经风霜，看破红尘的人了。用不着为了什么目的，去忽悠什么人；也用不着编造故事，取悦于什么人。因此，你尽可放心地把这些文字看下去，不用担心在这里出现当下充斥尘世的、可恶的假冒伪劣。

当然，我也不能保证所记述的每件事都准确无误，尽管我希望能这样。我能做的，就是把一个小孩子看到的、听到的，如实地告诉你。瓦窑堡人说：“童子眼最尖”，甚至能看到成年人看不见的暗中鬼怪；北京人说“童言无忌”。我愿本着这种精神，把尽量真实的记录，留给后世，同时也把一片真情留给后人。“突出一个真宇”，“务求真实”，是我写这本书的唯一指导思想。

如果通过《瓦窑堡旧事》这滴水，能折射出陕甘宁边区生活的多彩阳光，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但这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读者的视角和感受。这是我要说的几句题外话。

刘家院，位于后河滩水门洞北侧第二院。它的窑洞与相邻院子的窑洞连成一体，组成了瓦窑堡的东城墙，窑顶靠城外的一侧有城垛，可作为射击掩体。刘家院的主体是3孔窑，窑口坐东朝西。北侧是房顶向南一边倾斜的3间瓦房，刘家人称它为“大房”。对着窑口的西侧，是大门和一间小房，刘家人称它“小房”，还有一个专供院内女人娃娃用的“茅则”（厕所。按乡俗，男人一律上院外的公厕）。南侧是与南全娃家相隔的一堵砖墙。

刘家院两扇厚实的木头大门，既没油漆也没写字。大门门额的方砖上刻着“芝兰之家”4个字，其中第二个字写的是繁体字“蘭”，它难了我好多年。何況这4个字连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从来只看它，不念它。

平常日子，刘家院大门一掩，放下大门内的铁门搭，院内即成刘家大小的一统天下。白天刘家人回来，只要伸出食指挑起门搭，即可进院。到了晚上，最后回来的人间一声“都回来了吗？”没人答应，即可插上门闩，刘家院的人就算过了一天。

刘家院的第一代、我后父的爷爷，据说是从山西省柳林移民来瓦窑堡做生意的。老太爷生有三子，我要叫他们爷（读音：牙）。长子、次子是原配夫人所生，三子是第二位夫人所生。我们母子入住时，老太爷早已故去，连他的长子——我后父的父亲也已故去。我的后父刘世昌，我在瓦窑堡时称他“大”，即爸。到北平后，按我父亲的指示，称他“恩父”。

3孔窑分属老太爷的三个儿子：北窑属长子，由我的恩父继承；当中窑属二子；南窑属三子。大房属三家共有，后来给二子的长子蓝珠结婚用，最后归在了二子的名下。小房是二子盖的。

刘家院在我入住的那年是三家三代8口人，我们母子的加入，一下变成了四代10口人，我就是那个第四代“人底子”。

那时，老太爷的第二位夫人还健在，我称她“姥姥”。她人极干净利落，最大的特点是有一双极小极小的脚，走起路来就像扭秧歌一样。在我住进刘家院的八个年里头，没见她出过一次大门。她的亲生儿子、我的三爷和我恩父年纪相近，叔侄两人关系很好，影响到两家人也很亲。

……（P12-14）

《瓦窑堡旧事——陕甘宁边区“留守儿童”记忆》终于完稿了！从2005年开始调研，到2010年1月动笔写第一篇“片断稿”，已经分别过去了八年和三年。这段时间，收集资料和写书稿，逐渐成了我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怀着对故乡、亲人、童年伙伴的深厚感情，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我几次回瓦窑堡，走访了一百多位七旬以上老人，与他们共同回忆那逝去的岁月。老人们都给了我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他们，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我从内心感谢他们！特别是年过九旬的老红军、老革命李赤然、石柱国和钟彪；年近九旬的革命老人惠端峰、张金汉和王友；郭立本烈士的家人和高疤（德元）烈士的磁窑村乡亲和战友孙明德。他们向我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珍贵史料。

我的老弟、子长县文化馆退休职工刘有贵，替我寻找、联系各位老人，并陪我走访他们，给我帮了大忙；我的老伴缪经中教授，阅读了“片断稿”、“修改稿”、“文字定稿”、“照片稿”及“送出稿”的各次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对完成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对他们一并致以谢意。

尽管我很想做到书中所写的事实准确无误，但由于事过六十多年，难免还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知情人指正。

作者

2013年6月6日

书稿完成后，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一直拖到现在才印刷出版，让一些想早点看到本书的老人久等了，而几位老友则没来得及看到本书，就已经离开了人世。对此，我深感痛心和遗憾。

2015年6月，作者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