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重构中国管理哲学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基因，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解决发展问题的突破口。

本书对于国学的价值系统、基本特征，以及国学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加以阐述，展望中国企业文化，提倡积极发展人际关系，树立企业家的文化使命，论述企业文化礼仪与楷模、企业文化传播的途径与效果以及员工的企业文化培训等，重塑中国企业人文精神，打造中国企业软实力，提升中国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本书主编王超逸同志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哲学系、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重点培养的专业人才，也是我与鲁军先生、汤一介先生的学生。他善于将科研与市场结合起来，将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经营管理结合起来，树立“市场优先”的观念，从而使他的科研咨询事业有了强大的动力，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本书将“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这两个领域进行科际整合、嫁接，将国学资源和灵魂注入企业文化管理学科，以此催生出新的学科，这是对内圣外王思想的实践，也是对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大胆尝试和探索。他试图为国学理论的落地、深植探索出有效的路径与方法。

国学文化自觉软实力(代序)

总序

原序

第一章 国学的价值系统

 第一节 人生价值观

 第二节 自然价值观

 第三节 道德价值观

 第四节 知识价值观

 第五节 经济价值观

 第六节 审美价值观

第二章 国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统一性

 第二节 连续性

 第三节 非宗教性(人文精神)

 第四节 泛道德性

 第五节 内倾性

 第六节 中庸和平

 第七节 乡土情谊

第三章 国学之一：《周易》与管理

 第一节 《易》为管理之书

 第二节 管理的最高目标

 第三节 管理的操作原则

 第四节 易学与现代经营管理

第四章 国学之一：先秦子学与管理

 第一节 《论语》与管理

 第二节 《老子》与管理

 第三节 法家与管理

 第四节 墨家与管理

 第五节 阴阳家与管理

 第六节 杂家与管理

 第七节 《孙子兵法》与管理

第五章 国学之一：佛学与管理

 第一节 佛教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节 佛教的教义和理论

 第三节 佛学对企业管理的启示

第六章 国学对企业文化建设之贡献

第七章 企业家的文化使命

 第一节 企业家文化

 第二节 企业家的文化使命

 第三节 企业家的文化素质

第八章 中国企业文化展望

 第一节 中国企业文化传统

 第二节 中国企业文化变化取向

 第三节 中国企业文化展望

第九章 发展积极人际关系

 第一节 积极人际关系及其意义

 第二节 积极人际关系准则

 第三节 加强基层团队建设

第十章 企业文化礼仪与楷模

 第一节 创立企业文化礼仪

 第二节 造就企业文化楷模

第十一章 企业文化传播的途径与效果

 第一节 企业文化传播的本体途径

 第二节 企业文化传播的栽体途径

 第三节 企业文化传播应达到的效果

 第四节 企业文化传播应注意的问题

第十二章 企业员工的企业文化培训

 第一节 员工文化培训的目的意义

 第二节 员工文化培训的形式

 第三节 员工文化培训的原则

 第四节 员工文化培训的方法

参考文献

附录 《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总序

后记

第一章 国学的价值系统

价值判断、价值观念以及价值标准寓于一切文化之中、没有脱离价值判断的文化，因为文化价值本身，即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或隐或显的无所不在。因此，研究文化，一定要了解它的价值系统。

对于中国文化，固然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但从价值角度来说，它可以更清楚地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因为价值系统往往是文化的具体形态的表现，举凡典章制度、宗教伦理、人格道德、风俗习惯、是非善恶、爱憎美丑，甚至婚姻礼仪、服饰举止等，莫不带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念，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文化内涵，反映着不同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特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

第一节 人生价值观

人生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价值问题也同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人的地位与作用、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作为理论形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发展得较为完备。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对神的信仰不占重要地位。因为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都以社会及人的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而不大关心或重视神或上帝的问题。既使像主张天志明鬼的墨家学派，也只不过是企图透过神道设教的招牌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兼爱，它所真正关切的还是人而不是天鬼神灵。在这种人文思想浓重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对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即认为人与物类相比．具有较高的价值。

孔子用“仁”界定人，主张“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日爱人”的说法。爱人即“爱众”，因此《论语·学而》又捉出“泛爱众”。这就是说，孔子以“人”或“众”作为行仁的对象，表现了孔门以仁本思想为核心的“人学”内容。到了孟子，把孔子这一思想又作了详尽的发挥，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他在与告子的辩论中，一再强调人性与兽性的不同，认为告子所提出的“生之谓性”抹杀了人性与兽性的区别。荀子继孔孟之后，进一步强调人与动物、植物以及一切自然物的不同。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又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总之，传统的人生价值理论，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人禽之辨上，都是把人本作为道德与价值的基础，否认外在的价值源泉以及由神或上帝所规定的标准。这一点与西方有较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的人生价值理论，往往把价值之源追溯到上帝，人的价值是上帝赋予的。直到近代，作为价值之源的基督教精神仍然弥漫在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而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它的根源与基础，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已实现了从神到人的分离与过渡。因此在价值观上，中国文化同样是排除了神学传统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仁”、孟子的“四端”及荀子的“人道莫不有辨”的思想，都是强调人有不同于动物的特殊本质，这个特殊本质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价值。由此可知，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是与人性、人文、民本等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这种观点，在把人与神分离以及提升人的尊严的历史过程中，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正是这种人禽之辨的人生价值理论把人与动物的界限绝对化了。这种绝对化的理论一落实到现实生活或道德生活中，就必然产生灵与肉、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

关于人的价值，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原则上说，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来分析。一是广义的人的价值，这是就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类(植物、动物、自然物等)相比较而说的。上述儒家“人为万物之灵”或“人贵于物”的思想即属这一层面的问题；二是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说的，孔子“仁”的思想，墨子“兼爱”的思想都属于这一层面；三是就人自身说的。从人自身来说，人的价值是一种潜能，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潜在创造力。这是人的内在价值层面。在这一层面中，人将自己也当成一个客体，力求认识自己，发展自己，用价值范畴来判断和衡量自己。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或一个自身不健全的残疾者，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同样具有人的价值。这就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创造的潜能。这种创造的潜能决定人的价值，而不是人的地位、权势、肤色、性别或其他别的什么因素决定人的价值。人的现实的创造活动是潜能的外化，它只能决定价值的大小。人所具有的内在潜能或内在的创造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它是文化价值的内化。也就是说，文化的价值内化成人的价值，而文化的价值是人的价值的外化，是世世代代人的实践活动创造文化。如果把人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的实现混为一谈，这势必在价值观上引起混乱，甚至抹杀人的价值，践踏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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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文化自觉·软实力(代序)

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在文化上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之后，又一次文化热潮的兴起与展现，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与文化的又一次跃升，同时它也向人们传达着一个新的信息：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开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国已开始迈向文化自觉与注重软实力建设的时代。那么，何谓“国学热”？为什么会产生“国学热”？怎样看待“国学热”？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所站的立场不同，观察的方法不同，所秉持的观念不同，所了解的情势不同，故对“国学热”的理解、诠释、分析和评价也就大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容易造成困惑的一些问题加以阐明。

“国学热"的兴起及其成因

历史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之后所出现的新一轮的“国学热”。

为什么会出现“国学热”？就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是基于对10年“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思想僵化、人性扭曲及文化的严重破坏等痛定之后的全面反思；那么，当今出现的“国学热”，则是对30年来改革开放及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同步出现的负面效应的一种全球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乃至文化的全面反映。

首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人类面对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在进入新世纪后，不但没有缓解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最为严峻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能源、环境、生态、人口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已经发展到难于挽回的程度，以天人二分或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工业文明形态似乎已面临绝境。由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思维方式的变革要到东方文明中寻找动力”的文化观点，得到较为普遍的呼应。

其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终极价值论”和“历史终结论”以及“9，11”以后美国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警觉和抵制，因此，他们提出“文化多样性”、“文明对话”等概念，企图以此消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并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看做是和平、安全及发展的最佳保障之一。文化多元化、多样性及文明的对话几乎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表示人类对现代文明的认识不仅超越了冷战思维水平，同时也超越了整个工业文明水平。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多元文化的未来世界里，一个没有文化核心，或只用政治信条或狭隘的意识形态来界定的社会，只能陷入“文化孤立”之中，丧失对多元世界的灵活反应，丧失在当今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甚至失去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对话的话语权。

第三，从国内背景看，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尽管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和一些难以预见的潜在危险，但它的发展变化确实令人惊叹不已。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话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古波斯等)能像中国这样，既有悠久的历史，又能在经历百年衰败和屈辱之后重新中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几乎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变化固然有许多原因，但这种变化与文化，特别是与“国学”或传统文化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有联系，其联系的关键所在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出现“国学热”的又一原因。

第四，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都信奉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持的观点，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因此东方只有在皈依基督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发展。但是，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挑战。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又提出所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以区别“西方模式”。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为“东亚模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还增加了“根据本国国情谋发展”、“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等许多新内容。对“东亚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本身的研究及其与“西方发展模式”关系的研究，成为“国学热”的一大动因，因为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便无法理解和诠释“东亚发展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的真正内容和意义。

第五，如何发展和完善“软实力”资源的组合和配备，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当务之急。何谓“软实力”？虽然当前国际、国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这并不妨碍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讨论。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战略与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学者贝茨·吉尔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和局限》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这就是说，来自“软”性因素，其中包括文化吸引力，国内政策的亲和力、国际外交的合理化及其所体现的道德威信等，是大国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是与经济、军事、科技同步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是在经济、科技、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加强“软实力”的建设。这种“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内涵，便是文化的影响力，其中包括全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文明的进步、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水平以及各级政府的清廉形象等。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智慧能否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文化资源？这也是促成“国学热”兴起的一种重要思考。

总之，“国学热”的成因一定有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上述诸项应是“国学热”兴起的基本的或主要的原因。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

面对当前兴起的“国学热”，国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出现的“国学热”，与一个世纪前国人对“国学”的争辩有本质的不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国学”论争，是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下进行的。当时国人面对的是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入侵，提倡“国学”的动机，是为了通过“保教”、“保学”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反对提倡“国学”者，认为“保教”、“保学”达不到“保种”、“保国”的目的，只有通过“民主”、“科学”等手段。才能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二者目的相同而手段各异，从而导致中西文化的长期论争。

当今的“国学热”，是在人类进入全球化、世界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中华民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痛苦挣扎和艰辛努力，摆脱了巨大的世纪厄难，在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对话的世界潮流中，“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成为时代主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个经受那么长时间屈辱的中华民族，能够复兴崛起，除了经济的奇迹，我们还要寻找这一“奇迹”背后的文化信息，以支撑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完成、发展和巩固。然而，人们的认识并非一致，尤其对“国学热”的理解、诠释也各有不同。  首先，对“国学”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就存在很大差异。如前所述，“国学”不是单指“五经”、“六经”或“十三经”，也不是单指诸子百家或诸子百家中的某一家某一派，更不是单指儒学或孔子。“国学”是一个集合性很强的概念，它应该是指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积淀的思想文化的总和。其外延很广，内涵很深。它虽然不是单指某一家、某一派或某一人，但它又是通过某一家、某一派或某一人所具体表现出来的。因此。必须对“国学”内容作辩证理解。在当前的“国学”文章和“国学”宣讲中，既有专指儒学或孔子的，也有精华和糟粕不分的，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比如，风水、算卦、相面，甚至推背图一类，算不算国学？这在“五四”时期就有过争论。就一种社会思潮的演进来说，这一现象也不奇怪，但我们确实需要仔细地甄别、小心地论证，不能把“国学热”引向某一极端。一些极端的思想，实际上是在扼杀“国学”。两千多年来的“国学”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地被“扼杀”与反扼杀中发展的。这样说，似乎还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并不是一见即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过许多弯路。因为对精华与糟粕的鉴别，也是有不同立场、不同标准的。在今天，它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国学”的理解和评价，因为“国学”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其中包括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或思想体系，都有精华和非精华的成分，这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应该吸取“五四”和80年代“文化热”时期关于中西文化讨论的教训，不能用二元对立思维来看待“国学”。其中，也包括不能因为某些极端的看法和做法，而全盘否定“国学热”的历史成因及“国学”的合理内涵。

其次，“国学热”的意义及其基本精神，不在于形式化的理解传统文化，更不能以“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口号为招牌倒退到“文化本位”或“华夏中心”的立场。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应该说，“国学热”包含有“文化自觉”的成分和意义，但“文化自觉只是指包括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成为对当前“国学热”意义诠释的经典表述。这种表述所包含的双重含义，即是为了避免最容易出现的两种偏向：一是不知“国学”为何物却盲目地排斥，谓“国学”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因此主张要像“五四”时期那样，把“国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二是以“国学”为“回归”而一味主张“复古”，径直主张“全方位的复兴儒教”，并在行为方式上“言古言”、“服古服”、“行古礼”。这两种极端，在当前的“国学热”中都先后出现过。这两者其实都缺乏文化上的“自知之明”。

第三，鉴于历史经验，对“国学”既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进主义，应该是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因此，“国学热”不应是排他主义。所谓“国学热”，应热在民族精神和世界文化的融合。因为在未来世界里，没有哪一种文化形态可以独霸世界，它必定是在充分理解自身文化的同时，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当前，最需要注意的是处理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乃至整个20世纪，实际上存在着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三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它们各自以其自身特有的话语系统和思想张力，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各自起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作用。但如果从更高的角度看，直到今天，中、西、马三者之间仍缺乏全面的沟通和整合。在国学热中，有人担心，讲国学的结果，会冲淡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三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互的比较、借鉴、吸纳和融通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通过“国学热”，更加自觉地选择一条在充分吸收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既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的文化智慧，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调适，使其成为新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认同。

本书主编王超逸同志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哲学系、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重点培养的专业人才，也是我与鲁军先生、汤一介先生的学生。那时我与鲁军先生都年富力强，担任副院长，负责院务和教学工作，汤一介先生任院长。20多年来，超逸矢志于国学研究、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他的学术视野宽广，感触敏锐，每每追踪、引领专业潮头，善于面对和抓住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思考、探索，不断推出新的科研成果，解决时下的突出问题。目前已是本学科领域有独特贡献的中坚力量。

更可贵的是，他善于将科研与市场结合起来，将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经营管理结合起来，树立“市场优先”的观念，从而使他的科研咨询事业有了强大的动力，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今天，他又将“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这两个领域进行科际整合、嫁接，将国学资源和灵魂注入企业文化管理学科，以此催生出新的学科，这是对内圣外王思想的实践，也是对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大胆尝试和探索。他试图为国学理论的落地、深植探索出有效的路径与方法。记得04年，超逸发表了《书院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文章，以此纪念书院20周年诞辰，也借此回顾、阐发了自己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治学路径。“市场优先”观念的确立，敏锐观察、独立思考的精神，迅速完善一套认知系统和操作系统的能力，是年轻一辈学人的特征，也是北大所以既悠久又年轻的特征和传统。这是大有益于新学科的建设，大有益于国学精神转化、国学资源开掘、国学功能实现，大有益于完善和提升我国管理者素质和提高我国企业文化管理整体水平的。

《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一书即将付梓，应邀写几句话。

是为序！

李中华

2008年8月3日

走近国学、研究国学，在我实在经过了一条探索、怀疑、徘徊、一个转换、涵融的道路。

国学的根基原应该在孩提时代进入那个语境。一般说来，一个人在6—13岁之间。记忆力最好，误了这个点，效果就差了。在我的国学研究道路上，真正走向文化自觉不能不提到这样几位人物及其著作。1984年，我读到了蔡尚思的《孔子的思想体系》，1985年，读到《孔子评传》(匡亚明著)、《孔子传》(曲春礼著)、《论语译注》(杨伯峻著)、《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辑)，那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课业。记得当我读蔡氏著的《孔子的思想体系》时还心有余悸。一边翻着书页，闻着书香，一边思想在徘徊。尤其读到孔子临终梦获麒麟一章时，生动的笔触让我历历在目。遥见2500多年前的孔夫子那种目光如炬、万般无奈的伟大的浩叹。它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是，在学术大师的笔下，写得是那样深入浅出，生动耐读。那一年，我2l岁。可是虽然眼下一边读着蔡著，但是，脑海中并不宁静，胸中在翻腾，让我想到在小学时批林批孔的乱糟糟的恐怖场面。那时，我还在农村读小学，大约是在二年级吧，是在一个被划成地主成份的乔家宅院读书。一天，老师说要举行游街示威，从同学中选出了几个标致人物，经过化妆，有林、黄、吴、叶、李、邱，还有一位是孔老二。孔老二当然是游行班子中的主角了。记得是一个姓冯的同学，头上戴着一个经过改造的篮球，穿上一身丝绸衣服，被人抬着，象征性的坐着轿子。在这个锣鼓喧天，浩浩荡荡的人流中，我的手里举着一面绿色的小三角旗，记得上面写着“打倒黄吴叶李邱！”。我一点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学校的门口是社员房屋的一面后墙，上面贴满了漫画，有春秋儒法斗争史，有孔子诛少正卯。有林彪一手拿《语录》，一手拿匕首，注释说“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林彪是何人我也不知道，他与孔老二有什么关系我更不知道。后来有同学送了我一本十六开本孔府画册。在那个年代，不知是为了作批判用，还是作正面宣传用。我不清楚。一天，我拿给小学班主任任老师看，班主任像《阿Q正传》里面的鲁妈一样，看后大惊失色，一派革命的正经面孔。他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坚定性，一天下午临下课，当众将这本画册扔给了我，说：“王超逸看的这本书有毒，应该烧掉！”老师这样一说，我感到像犯了罪一样，思想压力很大。回到家，躲到我家的东屋，点上煤油灯，插上门，决定把此画册烧毁，烧掉之前还想再看一眼。那时，我家还保存着一本禁书《祖国忠贞九儿女》(老爸是县城工人，从县城带来)，书前有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与众人的合影。那时刘少奇早已被打倒批臭，不是什么新话题。我在想，书前的刘少奇和小学课本中的漫画怎么对不起号？曾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仪表堂堂，一副政治家的风度。我不忍心把他撕掉、烧毁，就剪块白纸条用浆糊把他的名字盖住。当我要将手中的两件毒品下决心烧掉的时候，最终还是留下了《祖国忠贞九儿女》，而只烧掉了那本画册。心想尽管我还有罪，但是已该去掉了一半的罪过。……往事如云如烟，一边读着蔡氏著作，在脑海中凸显一个仁爱的宽厚的人性化的孔子，一边还要在脑海中去掉一个恐怖的、邪恶的、反动的诛杀少正卯的复辟的孔老二，心中的两个孔子在撕裂我的心肺。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一个21岁的大学生研究国学的语境和起点。难忘我在读匡氏著《孔子评传》时，书前面的孔子的几副人性化插图恢复了人间孔子、布衣孔子的面貌。书的代序——《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一文，曾刊登在《光明日报》(1982年9月13日)上。每当午问我翻开《孔子评传》，悠然读上一节时，每次都让我激动万分，连续一个时期，我都午休失眠。我惊讶！我抱愧！我颤抖！我震撼！我不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还有这样光辉伟大的人物？后来，我在北大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理论研究班开学典礼上，见到了我向往已久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我真正走近观摩到了儒家的风范，感受到了硕儒的呼吸、温暖和瞩望。“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寄语莘莘学子肺腑之言：“发扬我传统文化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精神，而吸收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为世界辟造社会主义之新局。”并亲自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那一年，我24岁，梁漱溟94，岁。我们相差70岁——70年是一条长长的幽暗的历史隧道。孔子原儒到宋明理学，到梁漱溟第三期儒学，中国的道统香火绵延。我不敢说自己是梁门弟子，那有攀贵之嫌。但是20多年来，我自觉接过了粱氏的衣钵，在延续道统，耕耘未来。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到90年代初至今的“国学热”，中国近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一个专版，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国学研究为基础，报道了北京大学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成果。从那时至今，十几年又过去了。国学热的兴起有其内生的根据，也有其外部的社会环境和国际背景。一代文化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乃至科学家，都在探讨时代的大本大元，都在探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捷径，都在自觉的接续道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救治时代弊端的良方。——这实在是个沉重的话题，不是一篇后记的短短数语所能概括。

去年秋天。我又到家中看望李中华老师，其间谈到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我说：“有专家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结构性、体制性障碍，传统文化资源要为现代所用，必须打碎其结构。吸收其有效文化元素。”老师听后，非常不认同。他说：不对，汉代杨雄在《法言》中说：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又说：“或问新敝。曰：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在《太玄莹》中说：“夫物不应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这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中国自近世以降，尽管遭到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的打击，尽管遇到了现代化道路的困惑，遭到了五四以来的重创，但是文化从来不会断裂，若说断裂，那是一种虚无主义。日本民族也从近代走向了现代，也是后发型工业国家，但是它们的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从来没有断裂。中华老师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是文化研究是个复杂的问题，对文化的考察体悟和研究，见仁见智，我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谋划《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一书，历时很久。远在1989年鲁军院长推出的《中国企业文化教学丛书》中就有《中国文化与东亚工业模式》、《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工业模式》，是两部架设了探讨东西方两种工业模式的完备教材。鲁军院长试图在破解这两种工业文明模式背后的文化传统、宗教思想和文化因子。2005年4月，我会在亚运村召开了《中国企业文化品牌丛书》修订座谈会，又将《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一书列入了出版计划。会议由我主持，柴泽民理事长、鲁军会长都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为此，编委会与各位专家作者进行约稿探讨，先后得到了余敦康先生、李中华先生、周建波先生、石秀印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上述先生都是在本学科领域有高深造诣的大家，尤其是余先生，已年过70，他与鲁军会长是至交。当接到本书的约稿函时，余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和学术活动繁多，慨然允诺为本书撰写《易学与管理》一章。三年来，本书数易其稿，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文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召开过三次讨论会，定体例、定纲目，明分工。最后，大家都以学术的规范，严谨的风格，如期完成了约稿的要求。

将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进行结合，从而催生出一门管理学分支的新学问，这是我们的愿望。国学用于管理，这已是当今的一门显学，既古老又年轻。将国学用于企业文化管理领域，催生一门新的学科，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具有探索性、开创性。一有益于学科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二有益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管理；三有益于将国学与企业文化的基本原理用于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文化管理的实践。但是，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本书作者也是抛砖引玉，希望后来者在此基础上再向纵深探索，使之更加完善。

本书的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 第二章由李中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执笔；

第三章 由余敦康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执笔；

第四章 由周建波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执笔(第五节除外)；

第六章 由石秀印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执笔：

其余各章及第四章之第五节由王超逸(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执笔。

1984年，北大哲学系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由硕儒大师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李中华、鲁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一时开风气之先，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中国大陆国学热的先导，为此，本书附录了中国文化书院原副院长兼秘书长鲁军先生于1986年9月为《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撰写的“总序”，从中可看出近30年来国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变化。

书中的第五章《佛学与管理》得到了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大宗教研究所所长、佛学大家楼宇烈先生的悉心关怀和指导，在此谨向楼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中国经济出版领导和责任编辑张路中先生的大力支持，我的助手万琴小姐、陈亚男小姐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

——章太炎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钱穆

中国文化真正的创造力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梁启超

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

——胡适

亘古以来，人类全体同舟共济的必要没有比今天更迫切，而国际社会的分歧也没有比当前更严峻。面向21世纪，如何消解这些矛盾，是每一位公众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挑战。

——杜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