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诗意的表达方式、犀利的视角，不仅深刻地写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血色青春，同时客观展现了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80后群体所面临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困境。

这篇纪实散文是作者用自己的生命写就的真实的故事，有着超越她年龄的深度，极富教育意义，是一部不可复制的佳作。

本书为长篇纪实叙事散文，它用诗性的语言，冷静真实记录了作者如何承担独生女的责任，帮助癌症晚期的父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也用心理医生般的眼光，尖锐地反思了两代人之间从对峙到和解的深层根源，同时还坦诚倾诉了自己两次自杀、两次辞职的叛逆，患上循环性精神病的经过，对文学梦想倔强偏执的追寻。

引子

第一章 住院

第二章 治疗

第三章 回忆

第四章 自杀

第五章 继续自杀

第六章 辞职

第七章 病危

第八章 新生

后记

第一章 住院

这真是一个酸楚的开端。一种崭新的、柔软的情感从爸爸住院起开始滋生了。如果能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我深信，自己是怕爱甚于怕恨。

2007年的8月，和以往的盛夏一样，空气焦灼，被热浪卷起的尘土在眼前飞舞，时常让人恍惚。我站在客厅的镜子前，端着一杯冰水，爸爸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去找医生问过，他们说那只是淋巴发炎。我放下杯子告诉他，无论如何，在我出门之前，你要去医院作一次体检，这样我才能安心地出去。爸爸默默地走开了。半年前我就隐隐地听他说耳朵后面长了一个黄豆大的包块，很多次当他提起的时候，我都心不在焉地建议他去医院看看，他一贯身体康健，很少去医院，所以对这个小包块，我们一直忽略。有时候他会让我看，在我问他疼不疼被否认后，我告诉他，应该是淋巴发炎，他说药店的医生也是这样说的，并给他开了一些消炎药，只是服用后，小包块还在。每当他和我说起这个不疼不痒的问题时，我都会说，再等等吧，也许过段时间它自己就消失了。爸爸相信了一个学医的女儿的诊断，他没有反对过，也没有提出让我陪他去医院彻底检查。而那时候，对我来说，有很多远比这个小小包块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解决，我已经被无法写作的问题困扰了两年之久，我不知道这种能力是怎么消失的，又是为什么消失，它无缘无故、不由分说地弃我而去，在恐慌中，我每天都在寻找一条试图重新回归的路径。

一直到了8月13日的下午，我端着一杯冰水，站在客厅的镜子前对父母说，我要辞去报社编辑的工作，重新开始写作。当时，我认为可能是一周排十二个版面的工作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决意在一年合同到期时离开报社，到外地去写作。犹如困兽，结局不被预知，但只要还有一线可能，只要我还惦念着充分的自由，就会奋不顾身地争取。所以，我说：走之前，我要带你们去医院作一次全面体检。突如其来的提议，只是为了减少自己再次叛离的愧疚。我知道，爸爸妈妈是不愿意我离开报社的，尤其是在经历了两年没有保障、颠沛的写作生活后，这份薪水优厚的稳定工作，他们希望我能永远干下去。

我已经叛离过一次，2004年的冬天背着父母辞职，离开了工作六年的精神病院。这次重蹈覆辙，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个事实——我是无法安定的，所以爸爸妈妈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安排。

第二天，等我从寝室赶到医院，爸爸早已作完了抽血检查。我陪着他吃完早饭后去拿化验结果。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爸爸冲我摆了摆手，叫我在外面等他，过了很久他才出来。我走上前去问他医生怎么说，他神色有些慌乱地告诉我，医生让他住院观察。我很诧异地问他，医生没说是什么病吗？他摇摇头说，没有。我宽慰他说，那就听医生的话，住院观察一下，他们这样安排可能就是想创收，我们在医院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爸爸点点头。我们一起去了外科病房，然后我又陪他下楼去买了饭盒。那天，爸爸有些沉默，步伐竟有些蹒跚，我们一路相互安慰对方，认为在医院观察几天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毕竟爸爸除了耳后那个小包块外，身体没有任何不适，所以，当时我没有一丝紧张。

爸爸住的医院是市里最好的三甲医院，人满为患，连走廊上都住着病人，无法陪床。例行检查后，主管医生决定第二天割取耳后的包块，标本化验正常的话，就可以出院。爸爸对我说，没事的，以前我腿上也长了一个，比这个还大，医生说是囊肿，最后把它取出来就没事了。我的回忆中一片空白，因为长期一个人住在外面，竟然不知道爸爸曾经作过这样的手术。在我觉得家里不够安静，搬出去专心写作的那段时间，爸爸和妈妈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诸如此类，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们是怕我担心。我喏喏地应着，无言以对。回到病房里给妈妈打了电话，说我会照顾爸爸，让她安心待在家。她本来已经退休了，却又被返聘回去上班，她说过要多挣点儿钱，让我能更安心地写作，不必被物质所干扰。

我在病房里陪爸爸聊了很久，关于离开报社后的一些打算。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曾遭到过他激烈的反对，那是三年前的旧事，现在我坐在爸爸的对面，可以心平气和地与他探讨再次辞职后的打算。经过这些年，他发生了很多变化，皮肤松弛、皱纹堆积、鬓角露出白发，连目光也不再尖利。是的，他老了，在一个不安分女儿的逼迫下，心力交瘁地老了。或许直到现在，我们也并没有完全和解，如果和解意味着我必须听从安排，放弃自己。人的一生都是被曲解的，我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确立中，不想浪费时间去解释什么。我不知道爸爸是否真的理解了我的追求，但显然，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坐在病房里，竭力寻找共同的话题，小心翼翼地贴近对方，安详的家庭生活就是这样被维系下来的。我已不再年少冲动，不愿在斗争中反复确定爸爸对我的认同。我努力地讨好他，所有他提出的建议，我都不再质疑，一味先点头答应。因为放弃了迫不及待地表白自己，所以我们愉快地聊了很久，直到天色渐晚，他催促我回去。我站在门边对他说，我明天一早就会过来，有事情一定要给我打电话。他坐在洁白的床褥上突然冲我笑了笑，这是我们之间罕见的表情，让我心里一酸。这一天是美好的，我们难得相处这么久，一起在楼下散步，去食堂买饭，相互宽慰对方住院只是一桩小事。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几次，浑然不知一场灾难将席卷一切。

第二天，我一去医院就发现爸爸肚子上插了一个微管，另一端连接在床头的白色盒子里。医生告诉我，这是胰岛素泵，要持续注射，并且每两个小时监测一次血糖。他有Ⅱ型糖尿病，在昨天的常规检查里，他的血糖高达30，你们以前不知道吗？

一个人的餐前血糖正常值是3.9到6.1，连续三次超过7.0且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mm01／L，可确诊为糖尿病。我和主管医生都知道糖尿病的表征，爸爸餐前血糖竟然高达307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只有爸爸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一直问我，怎么会有糖尿病呢？他从来没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是的，糖尿病典型的症状是多尿、多饮、多食与体重减轻，这在他身上并不明显，但随后几次的血糖监测都在30左右徘徊，连我也不得不相信，爸爸确实患有糖尿病，而且血糖高出正常值很多。医生告诉我，糖尿病会引起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衰、失明等多种并发症，最后导致的死亡率高达43％。我不敢转述给爸爸，更不愿意承认他应该是数年前就患上了糖尿病，而我们却浑然不知。医生说，只有把血糖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才能进行耳后包块的切片，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创口很容易被感染，而后直接导致死亡。

现在，那个包块好像已经无足轻重了，如何控制血糖成了重大的问题。因为要用胰岛素泵，不能下床走动，我就一直守在床边照顾。爸爸看起来很乐观，生病让一个人被迫缓慢，在药水百无聊赖的流动中，他描述起一个从不被我所知的少年。

他保留着生母的一张黑白照片，那个年代的人面容平静得近似冷酷，短发、眉目清淡。在我看来，她的神情里总有一股阴冷之气，或许只因为她不是流动的，凝固在粗糙的纸片中。那时候，她也不过二十来岁吧，却不富有青春气息，严肃的表情和僵硬的脖子，有男性的生硬。我对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我不知道父亲握着她的照片心里作何感想，面对着在他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死去的母亲，他是陌生还是熟稔。生母去世一年后，后母过门，再后来，他多了四个弟弟。他的童年在一片嘈杂声中度过，我没有问过，和同父异母四个弟弟一同成长，他内心是否充满疏离感，从他的述说中，仿佛还是亲密的。唯有一次，他告诉我，因为一件小孩子常做的坏事，他被后母责打，因为爷爷是老革命，长年在外办公，没有庇护者。黄昏时分，他还躲在柴房里。他想偷一块明矾，当时人们用它来净化水质，他不知从哪里听说，生吃明矾可以致死。夜幕降临，他偷偷潜入厨房从碗柜里拿了一大块明矾，在潮湿的柴房，就着瓦隙间透过的月光，掌中剔透的明矾散发着钻石股的光芒，他伸出舌尖快速舔了一下，苦涩，使他浑身发抖。死亡，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呢？一场没有止境的睡眠，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爸爸是个少言寡语的人，所以对此他没有给过我诗意的描述。正在他犹豫不定时，窗外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喊，是后母、后母的母亲（我称为“老太”）、弟弟们，他们一遍遍焦急地唤着他的名字，而他还蜷缩在一堆木柴之中。不知过了多久，当人们的呼唤声逐渐远去，他终于丢掉了手里的明矾，缓慢地从黑暗中走了出去。

每两个小时，就有护士进来打断他的讲述。护士捏着他的手指，用酒精消毒后，取出一只笔状的针，在他手指上扎一下，使劲挤出血滴，用试纸吸干后放进仪器里，过一会儿就有数据显示。变化不大，几乎都在20多徘徊。他的手指因为被反复采血变得苍白，我问他，疼吗？他摇摇头，突然对我说：“你小的时候特别乖。每次打针的时候，别的小孩都大哭大闹，只有你自己把袖子捋起来，主动跑到护士面前，打针的时候一声不吭，眉头都不皱一下，医生护士都特别喜欢你。”我笑着说：“也许我不是乖，是傻呢！”我和爸爸之间很少开玩笑，显然他不太适应，所以没有搭话。我想，他一定非常怀念我小的时候。妈妈无数次念叨我小时候有多么乖巧，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异常听话。而童年的美德让现在的我备感陌生，我曾经是那样的一个小女孩吗？可我再也回不去了，也不想再回去了。那段时光比他们想象中的短暂，很快，他们就发现我像洪水猛兽一样气势汹汹地成长了起来，对此，我真的很抱歉。

我的男朋友在电视台上班，我曾经就职的报社隶属于广播电视局，我们在一栋大楼上班，他在五楼，我在八楼，所以我们在离电视台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寝室。住处的大门每晚十一点准时上锁，天色渐晚的时候，爸爸就会催促我快点儿回去，走之前，我都会交代爸爸，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爸爸住院那天，我遇见了以前上卫校的同班同学，她在这个科室做护士，我拜托过她，当我不在的时候帮我多多关照爸爸。然而，第四个清晨我刚走进普外科，我的同学就急匆匆过来对我说：“你爸爸昨晚差点儿晕倒。”我吓了一跳，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长期用胰岛素泵会引起血糖过低，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马上进食含糖量高的食物。你怎么没给你爸爸买点儿零食什么的？我们昨天只能暂时给他口服了葡萄糖，还是不行……我面红耳赤地低声解释道，我对糖尿病不了解，我完全不知道这些。

虽然，我上了三年的卫校，做了五年的护士，辞职前还拿到了护师职称，但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医盲，因为我从来没有热爱过护理工作。可是，我又热爱过什么呢？我一直心不在焉、无知透顶地生活着，既没有察觉爸爸早就患上了糖尿病，也没想过胰岛素治疗后会出现低血糖情况。我愧疚地走进病房，问起爸爸昨晚的事情。

如果我不提，爸爸一定不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对我说，昨晚刚用完胰岛素泵他就觉得很饿，眼前发黑，呼吸急促，全身无力。医生马上开了一只葡萄糖让他口服，并嘱咐他立即吃点儿糖或者其他甜点。他手边什么吃的都没有，只好给我堂妹珍珍打电话，她在这家医院的妇产科做护士。爸爸说：“我想，她要是正好在科室上夜班就能帮我买点儿吃的，她说正和朋友在外面逛街。接到我电话后，她很快就去买了一堆甜食送了过来。”

我有些气愤地说：“我不是说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吗？我二十四小时都开着机，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万一珍珍当时关机了怎么办？”

爸爸低下头轻声说道：“当时都十二点了，你们那里都锁大门了，我想你也睡了，叫醒你，你还要下去请人开门，太麻烦了。所以，我就先给珍珍打了电话，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听完这话，我使劲仰着头假装在看墙上的“住院须知”，我在抑制着快要流出的眼泪，他好像不是我以前所了解的那个父亲，他为何变得这么善解人意？他仿佛不再是我记忆里那个刚愎自用、冷酷暴躁的人，更像是个满怀委屈的孩子，虽然，他自己不觉得受了什么委屈。

其实，我通常都是清晨才睡觉，大家都以为我在通宵写作，事实是，我在一宿无眠中疯狂地玩网络游戏。只有一年，我刚辞职的那一年在写作，其余的几年，都用于虚掷。后来，我到超市实了一大包甜点，爸爸问我花了多少钱，我把价格都降低了几分之一告诉爸爸，他依然说，太浪费了，你也没什么钱。

这真是一个酸楚的开端，我看着爸爸放在被子上开始生长老年斑的双手想到，一种崭新的、柔软的情感从他住院起开始滋生了，如果我能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那种情感的蔓延，我更愿意继续以往的淡然、隔离，甚至对立的父女关系。我深信，自己是怕爱甚于怕恨，最终会死于心碎的人。

一周过去了，爸爸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不是血糖过高就是矫枉过正变成低血糖，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我一遍遍地跑去找医生询问，医生的脸色越来越差，语气也很不好。爸爸每天带着胰岛素泵躺在床上，失去了自由，对习惯走动的他很是煎熬。对此情况，我完全无能为力，只能坐在病床前不停地找话题和他聊天。回到寝室的时候，我一边在网上查询糖尿病的相关知识，一边做笔记，我不知道这场治疗什么时候能结束，爸爸什么时候能离开医院恢复以往的生活。

有天晚上从医院回来，我在洗漱间洗衣服，遇见一个住在同楼的朋友，他问我这段时间在做什么，老是看不到我，我就把爸爸生病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

“糖尿病？我母亲也是糖尿病患者。”

我猛然抬起头盯着他，“那么她现在怎么样了？”我急切地问道。

“她？”朋友淡淡地说，“她很早就去世了，先是失明，然后多器官衰竭。”

“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治疗吗？”

他说：“要是发现得早，还可以控制，但是，我妈妈患病很久才知道的。”

这句话马上让我联想到了爸爸，我默默低下头，机械地揉搓着手里的衣服。

他端起盆子将要离开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最后，我们还是放弃了治疗，让她走的。”

我凝视着他的脸，很平静，没有哀伤，或许是他的母亲已经离开太久，或许只因为他是个男人，总之，他波澜不惊地说完这些话后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安慰？警示？如果我是在假设，如果爸爸最后也是这样离我而去，当我若干年后面对别人提起他的时候，会不会像我的朋友一样，带着云淡风轻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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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来到病区走廊的尽头，推开安全通道的铁门，里面有窄窄的楼梯，很暗，我会在一级台阶上坐下，点上一支烟，什么声音都不能传到这里打搅我。

最后的和解里必将包含百转干回的痛苦。终于走到了这一天，我们经历过误解，经历过争吵，经历过相互伤害。当我们终于各自放下极端的自我和狭隘，可以温暖而又平静地围坐在一起，谈论起我们彼此曾经犯下的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的时候，爸爸却要离开我了吗？上天曾给我二十多年的时间来爱他，可是，我没有珍惜，我沉湎在挑战和反叛中，直到有一天，我成熟了，真正体会到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毫无保留地爱着我时，他却要弃我而去了吗？这就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吗？

在寂静中，我想起了很多和父亲在一起的往事——上学前班，我拼音不好，他剪了一叠卡片，笨拙地写上拼音配上画，一个一个地教我读。小学六年级，我的数学成绩下降，他去找了我们数学老师。爸爸拖了一堆花铁，在大雪纷飞的时候，踏着泥泞的坡路，吃力地推着自行车送到老师家，只因为老师说他家里缺一个鸡笼。上初中开家长会，我趴在窗户上偷窥，因为下滑的成绩我被老师点名批评，爸爸坐在讲台下面红耳赤，低垂着头，他因为我而受辱。回家后，在争执中，他举起拳头打了我。我把自己关进房间，到了晚上，他推开门，怯怯地叫我吃饭。妈妈后来告诉我，爸爸打完我后流着泪对她说，我如果不好好读书，以后会和他们一样，有什么出路呢？爸爸舍不得吃穿，一年四季都是蓝色的工作服，一双解放鞋补了又补，我喝过的饮料瓶和家里的废纸他都收集起来卖，妈妈倒一次剩饭都让他气愤不已，他却在逢年过节时亳不心疼地买一堆礼品送到我老师们的家里……可我就是不爱学习，无论他怎么苦口婆心，我还是不肯努力。虽然，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我不像其他独生子女一样娇生惯养，物质富足，但在父母的竭力庇护之下，我也没有受过什么苦。所以，生活对于我来说，很简单。在一个孩子好奇的目光里，许多事情都是轻松而有趣的，已经饱经沧桑的父亲，无论他怎么说教，也不能使我体会生存的艰难和残酷。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幼稚的奋不顾身的叛逆，或许已把一个满怀期望的父亲伤得干疮百孔，可我自己浑然不知，还自以为是地继续折磨他。现在，当我已经成年，父亲已经不可抑制地衰老后，我再次回忆往事，不得不承认i虽然，在多年的厮斗中，我也受到过伤害，但和父亲相比，不值一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我亳不领情。今天才开始忏悔，一切是否还来得及？这个假设绝望得让我心酸，绝望得让我窒息，绝望得让我此时此刻，生不如死。

妈妈来医院后，我曾和医生交代过，爸爸病情的进展只能告诉我一个人。我不想让体弱多病的母亲最先听到不好的消息。有天上午，我下楼买东西，留下妈妈照顾爸爸，等我回来后，妈妈说她有点儿感冒，叫我陪她到一楼急诊室打吊瓶。我和爸爸交代了两句就和妈妈一起走了出去。

刚走出门，妈妈就紧紧抓着我的手臂，眼圈猛然红了。我奇怪地问她，怎么了？她看了看来来往往的人，摇摇头，只说，快走。我被她拖着走到一个无人的拐角，妈妈一下子就扑进我的怀里大哭起来。“怎么了？怎么了？”我搂着她瘦弱战栗的身体，紧张不安地问道。妈妈说：“医生刚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你爸爸可能是淋巴癌。”

我大脑“嗡”地一响。其实，我早就有类似的预感，但因为一直没有作成病检，所以心存侥幸。现在，好像一切被证实了，爸爸得的是癌症，而且在我下楼的间隙，妈妈成了第一个知道的人。我一边轻轻拍着妈妈的肩膀，一边对她说，没事的，没事的，医生只说是怀疑，没有切片，谁都不能下诊断，也许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糟糕，再说，就是癌症，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也可以治好的。

我对着洁白的墙壁，期望能说出坚定的、不容置疑的话，可那些安慰的言语在空旷的白色里回荡，妈妈并没有停止哭泣，相反，她开始在抽泣中断断续续地说起来：“我觉得都是我把你爸爸害成这样的，他来住院的前一天，我还在家里和他吵架，我还骂他，你怎么不早点儿死！都是因为我说了这句话啊，现在他变成这样，我好后悔啊！我再也不会和他吵架了，只要他能好起来……”

我的心犹如刀割，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争吵一直都很频繁，并且几乎每次都是爸爸无理取闹，譬如妈妈经常接济贫困的大舅，爸爸就会骂她，说她不应该老给舅舅钱。因为这些，我非常恨他，恨他没有怜悯之心，恨他冷酷无情，恨他口不择言伤害他的妻子并拳脚相加，而妈妈又是那么善良、宽容的人，我一直觉得妈妈和他在一起，受尽了委屈。所以，我不止一次对妈妈说，为什么不和爸爸离婚。妈妈对我说，是想过，但还是不忍心，他从小亲妈就死了，心里有阴影，个性也不好，他身边的朋友都被他得罪完了，那么孤单，我们再离开他，他可怎么活啊？是的，妈妈和我一样，我们时常因爸爸的冷酷而恨他，但内心里又可怜他，只是和妈妈相比，我对他少了宽容，因为我还有漫长的人生将度过，我不想一辈子被爸爸左右。

妈妈坐在椅子上打着吊瓶，我一直在旁边安慰她。我告诉她，没到确诊的那天，我们都不要放弃希望。误诊，不是经常会出现的吗？切片，不是到现在都没做吗？我搂着妈妈的肩膀，给她擦眼泪。“可是，你看他现在的情况。”妈妈泪水不断涌出。我看着她因长年贫血而苍白的脸，使劲握住她冰冷的手，安慰她：“不管怎样，爸爸现在只剩下了我们，我们不能告诉他这一切，我们必须坚强。你想哭就哭吧，但是回了病房，我们不能在爸爸面前流泪。还有，就算爸爸真的得了癌症，也不是你造成的，你和我都明白，你从来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妈妈全身止不住地颤抖，但她听完这番话，还是冲我使劲点了点头。整个过程里，我没有掉一滴泪，虽然，我从小到大都是极爱哭的人。帮助妈妈安定下来，我借口办事，让妈妈先走，我到一个谁也看不见的拐角，一下子顺着墙壁滑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我一边揪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在心里问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我背负着巨大的痛苦和沉重的罪恶感往爸爸的病房走去，快到门口时，我仔细地擦拭眼泪、调整哽咽的音调，努力挤出自然的笑容后，慢慢推开了门。爸爸躺在床上，看见我进来，吃力地探起身体，冲我伸出颤抖的手臂，微笑着说：“你回来了，怎么去了那么久？”我扑过去，一把抓住他手，迅速把脸埋在被子上说，我好累啊，想睡一会儿。爸爸用另一只手轻轻摩挲着我的头发说：“好，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很辛苦，晚上坐在椅子上怎么睡得着啊，你快睡一会儿吧！”他的手一次次地抚过我的头顶，我的心一下下地抽搐，连绵不断的泪水将床褥湿透。我知道，爸爸一直不喜欢看见我流眼泪，而这一次，我也绝不会在他面前落泪。

病中书

这是一本我再也不想翻看的书，没有一个真正写字的人愿意提到自己，我在诗歌和小说中隐匿多年，痴迷于虚构的人生当中，它们予我最大的恩赐是：我可以把所有的主人公当做自己，随意安排她们的宿命，赶在破败初现端倪时消失。她们比我活得更加有力量，更加真实。我把仅有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奉上，因为在现实中，我长年的心灰意冷无法与人倾诉，它似乎毫无来由，却坚不可摧地潜伏在我体内，所以，保持了这样的习惯——不书写真实的幸福，它是由苦涩所累积。而痛，置放在虚拟的人物中，才能面对。一个脆弱的人，最后只得词穷。

为什么最终还是把自己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呢？为了纪念，纪念一位让我爱恨交加，即将离去的父亲？为了忏悔，忏悔我数次叛离和反抗，而把亲人们置于死地？为了清算，清算我曾经犯过的错误和对家人造成的伤害？为了治愈，治愈我淤积在内心的戾气？这些可能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也可能全都不是，我始终对寻求答案没有兴趣。像摊开的盛宴，让你们熟悉每一寸将被消亡的部位。总之，我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也是最后一次。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在对他人讲述过往时是百分之百的真实，能告知他人的，能说出来写下来的，往往是被我们加工、稀释、篡改后的，它只是一个貌似与我有关的故事，要想继续好好地活下去，我们必须具备淡化、省略或者夸大、升华生活本身的能力。最初，我试图竭尽全力地还原历史，而当某些真相逐渐溢出时，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我数次中断书写，并带给我不曾预料的痛苦。承诺过的事情必须要完成，我只有不断地调整，让自己成为一个旁观者，重新来梳理让人肝肠寸断的亲情关系。

有爱，所以恨诞生；付出，所以伤害诞生，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偿所愿地蜷缩或舒展。赐予我们生命的人，未必是最理解我们的人；最理解我们的人未必是我们最爱的人。在人与人之间最具切肤之痛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悖论。

所以，我不写亲情似海，也不写成长的残酷。我得到的爱，不会比你更多，也不会比你更少。正如这本书的名字《一个人的医院》，我们谁也无法拯救谁，个人的暗疾只能靠自己治愈，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与我们最亲密的敌人一起耐心地活下去，总有一天，你会不再厌恶自己，我们都将得到永恒的宁静。

苏瓷瓷

2D0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