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生活是脆弱的，几乎是没有保护的行为。我们不必为此事掉眼泪。作家做出了他的选择，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你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风浪，有些风浪的确是冰冷刺骨的。你完全得靠自己，你完全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你找不到遮风避雨之处，找不到保护伞，除非你撒谎。”2005年以前，既使国人知道说这句话是品特是说，或许会不断的疑问，品特是谁？诺贝尔文学奖将这一切都改变了。这一年，推迟一周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曾引起种种猜测。有人说，因为去年瑞典文学院院士克努特？昂隆德因为不满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奥地利女作家埃尔芙蕾德？耶利内克而递交了辞呈，今年才慎重延期。有人说，因为候选人实力相当，各有千秋，难以决断；也有人说，因为评委意见不一致，争执不下。总之，出人意料的是，热门候选人没有获奖，而获奖的竟是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为什么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说法是：“他的戏剧揭示了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恢复了戏剧基本的要素：一个封闭的空间和不可预测的对白”。尽管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论一切都没有停止过。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不容置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获奖作品的洞察不容置疑，就如他们对品特作品的解读，切中要害且一针见血。
品特的剧作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品特的主要剧作通常都以单独的一间房为背景，房子里的人受到一些无名的力量或人的威胁，剧中人常常为生存和身份而斗争，而对威胁他们的那些人的真正意图，读者却很难确定。情欲、背叛、道德之间的争斗与制衡，一直是品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热衷思考的问题。在一个传统道德与价值观摇摇欲坠的年代，个人如何在不断膨胀的情欲和道德伦理的框架之中寻找平衡？人对情爱的奢欲是否能够在和平的方式下实现，并且无伤大雅？所有这些都是品特所感兴趣的，并在戏中予以探讨的。他经常运用沉默增加紧张感，运用克制的表述发人深思，运用微不足道的谈话暗示生存的艰辛和意义。因此，戏剧的主题常常是无名的威胁、性爱的幻想、迷恋和嫉妒、家庭憎恨和精神错乱。之所以认为品特是诺贝尔奖的爆冷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与戏剧日益衰落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奢侈品消费有关，再加上品特戏剧本身的严肃性，远离了消遣和娱乐，自然也很难吸引大众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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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最根本的尊严就存在于对生活的指责之中，所有实际上想把世界理想化的理想，一旦不再是一种希望，便毫无价值。”安德烈·马尔罗在这句深沉的话里，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其实，中国的孔子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理想主义者之一。早在一千多年前，他就被老子奚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孔老先生当过鲁国的司寇，他在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之间折衷后，提出了“礼、仁与中庸”的儒家核心思想。礼，是因为春秋军阀都想僭越九五之尊，致使礼乐崩析，民心大乱，孔夫子才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周礼。仁，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劝当权者培养群众基础。中庸，说白了就是世俗化。夫子从过政，有管理经验，知道纯粹的政治理想与阶层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才有如此深刻的感悟。
孟子就不一样了，无论是“孟母三迁”的无中生有，还是“孟母断织”的励志大戏，抑或是孟子有一天回家到卧室，见妻子叉腿坐姿后，禀告母亲要休掉妻子的“坊间传说”，都是为孟母树碑。司马迁在给孟子立传时，并没有把孟子的身世搞清楚。《三字经》上有关孟子的记载，根据中国“曲笔之作”与“为尊者讳”的造假传统，是不能全信的。孟子自己都承认：“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也就是说，这个比孔子晚生一百多年的儒家二号人物，连孔子的孙子也未见过。但是，司马迁对孟子的学说却有着极高的评价。孟子没有当过官，所以理想比孔子更纯粹一些，著作也更有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不但千百年来为中国读书人设了一条道德底线，更为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出了精神要求。当年孔子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很谦恭地给军阀们提出治国建议，客气地劝野心家们不要为所欲为。孟子则不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毫不客气地告诉梁惠王，收敛点。兵强马壮未必就能打胜仗，不仁道，不团结，不以德服人，古往今来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比皆是。
尖锐的思想在当时混乱的时代掀起一股清风，孟子也两次入齐，在齐宣王的“稷下学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院)讲学。但孟子骨子里是一个老愤青，不是一个随和的人，所以早些时候，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远不如颜回。汉初祭礼。颜回配享首位，唐玄宗当政时，还下诏封颜回为“亚圣”。明太祖朱元璋读到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及将当权者视为民贼独夫的言论后，一度把孟子清理出了孔庙。
孟子的思想发挥作用，最早的记载是在汉代，它在东汉“党锢之祸’’的政治斗争中被李膺、陈蕃、范滂等人当做了精神武器。历史上“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陈蕃被推荐拜议郎、迁乐安时，红得发紫的豫章太守、大将军梁冀多次请托，陈蕃知道梁冀名声不好，一口拒绝。梁冀觉得没面子，杀了七个派遣的使者，陈蕃仍是坚持不去。洛阳的三千太学生评选出了民间版本的“三君”、“八俊”、“八顾’’等，形成了士大夫阶层。在第二波“党锢”清洗中，已升为度辽将军的皇甫规对自己没有被列为党人深以为耻。
东晋的名士风范，为士大夫精神进一步增加了内容，那就是对权力保持距离与不合作态度。嵇康看人的“青光眼”，临行刑前一曲荡气回肠的“广陵散”，让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同时，这种不宽容的名士风范也让“竹林七贤”永远地活在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率先为孟子平反，提出儒家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孟子这位民间思想大家，这时已经逼近“亚圣”的江湖地位。宋朝的新儒学，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使之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宋朝赵氏“不得杀仕”的祖训，让士大夫虽然磨难重重，但也风雅了许多。
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在元代拐了一个大弯。蒙古人以极少的人数控制着东方大片疆域之后，管理人才是个问题。于是，在各级政府中，他们不得不用汉人。尤其是赵氏贵胄赵孟频带头归顺，汉人也都不再扭捏作态了。所以，当时蒙古人的天下，靠无数汉人维持官僚机器运转。蒙古人尽管马快人悍，一度打到欧洲的多瑙河畔，但毕竟是刚从农奴社会转型过来的。一个低级社会的人管理高级团体，社会秩序可想而知。蒙古人本来对男女关系、道德伦理就不太讲究。在下属家喝过酒之后更是原形毕露。汉人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家眷免受上司的骚扰，才打着朱熹的“新儒学”旗号开始推崇“三从四德”，一度荒谬到“女人不上街，小姐不下楼”。
朱熹在宋朝为官时，人品很不地道，为了诬告政敌唐友仲，对台州营妓严蕊蕊进行严刑拷打，下狱两个多月。严蕊蕊死不承认与唐友仲有一腿，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元朝的汉族官僚们为了自保，把他“抬”了出来。到了明代，因为朱元璋的暴戾，出现了朱棣诛方孝儒十族等骇人听闻的知识分子迫害案，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胡诌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朱氏的统治需求，开始大行其道。顾宪成、高攀龙等所谓的“东林党人”打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幌子，直观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及权利欲望。
马克·吐温曾经幽默地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人”结党营私、合伙抱团地对被视为“小人”的宦官集团进行打击，制造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党争案”。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之间的争斗，之所以酿成惨案，多是因为他们对皇权造成了威胁。坐着说话不腰疼。这些东林党人一方面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夸夸其谈，另一方面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兼并土地，偷税漏税，致使明朝一度穷得发不出工资。最典型的是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制度，在职官员遇到父母之丧必须停职回家“丁忧”三年。张居正是何许人也？能臣，一生都在为大明政府的钱、兵操心。不愿离开权力的张居正通过宫中太保冯保进言，以皇帝不允为理由拒绝离开首揆之位。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上书反对。张居正对他们三人施行了廷杖。赵用贤因生得肥胖，在残酷的杖刑之下血肉横飞，医生从他被打得腐烂的腿上割下来的肉有手掌那么大。这块肉后来被赵家风干成腊肉，骄傲地作为家训进行敬供……
当大画家董其昌纵容儿子为恶乡里，被十里八村的人砸家毁院，最后沦落成专业“上访户”时，士大夫的斯文已经扫地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被士大夫发挥到没有人性的地步，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也就被套进了权力怪兽的口中，成为血淋淋的斗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及终南捷径的惺惺作态，在明代大文人钱谦益那里被变成了龌龊的笑料：在明灭亡之时，他口口声声以死殉国，拉着名妓柳如是的手在池溏边徘徊了一天，却以“水太凉”为由转回家吃晚饭。
清朝更不用说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砍头风暴让王念孙王引孙兄弟俩成为训诂文献大家，大部分士大夫都捣鼓鼻烟壶去了。“五四”期间，章太炎的疯癫，黄侃的狂妄只是大海中的浪花一朵。面对西方列强，不自信的中华民族到了连钱玄同、鲁迅这些“五四名将”都主张废除汉字、烧中国书、推行外国语言的程度。与此同时，衍生出的实用主义哲学与“活命主义”影响巨大，并且形成“汉奸逻辑”。汉奸们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掉转枪口对同胞大肆杀戮。
西方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主义，并从苏格拉底就开始流血。后来，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莫尔的《乌托邦》，都表现出了理想主义者的纯粹与专业，尤其是布鲁诺面对宗教势力火刑时仍执拗地坚持“日心说”，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拉开了殊死反抗的大门。“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滴在心上。”里尔克的诗准确地概括了欧洲经历过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知识改变命运”，这种划时代力量让众多的欧洲人对宗教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成就了欧洲文学艺术上的集体繁荣。但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概念还很模糊，老师、行政人员与宗教人士因其特殊的社会角色，被确定为“智力活动专门人员”。朱利安·本达后来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极端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圈子也限定在写作、教育、宣传、戏剧表演或从事艺术、文学活动的人。知识分子名正言顺地形成势力，是从俄国开始。19世纪，一些从大学毕业并接受了本质上源于西方的文化的人组成了一个人数较少且独立于传统分类之外的团体。在科学精神和自由观念共同作用下，拉开了反对沙皇专制政权与保守势力进行斗争的序幕。尽管沙皇的流放政策使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但他们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既使在前苏联时期，钢琴家尤金娜收到她的热心听众——斯大林赠送的2万卢布的时候，还给斯大林写信说：“谢谢你的帮助，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滔天大罪。”更不用说像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这些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与反抗者了。因为俄罗斯民族这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不仅反映在两次大的“卫国战争”上，五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成绩也彻底地表现了俄罗斯文化的高贵与人文精神的立体感。
俄罗斯只是沾了欧洲的一个边，真正的欧洲更不用说了。从左拉的“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知识分子们已经表现出了对公众政策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得知犹太军官德雷福斯少尉的间谍身份是被冤枉的，军方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坚持错误的判决。左拉开始不想参与，仅在《震旦报》上议论了一下。军方开始反扑，威胁要逮捕左拉。老作家被惹火了，不但连篇累牍、火力十足的对此事多次进行抨击，并以《我控诉》为题直接向法国总统上书。军方以诽谤罪起诉左拉后，左拉被判一年流亡，但这并没有削弱左拉的斗争精神。左拉的抗争引起整个欧洲对德雷福斯的关注，许多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后来，迫于各种压力，德雷福斯得以昭雪平反。和左拉同时代的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法郎士，为左拉树传《法国文学界向埃弥尔·左拉致敬》，确立了“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这一观点。
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一直都谱系严密。哲学家伏尔泰为“卡拉冤案”写出《论宗教的宽容》后，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左拉的“德雷福斯事件”成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件的楷模。接下来，自由主义者萨特，让知识分子精神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二战之后，刚从纳粹阴影下走出来的法国，遭遇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民粹力量再次突显。“殖民是人类最大的恶。”萨特不但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在住所连遭法国民粹分子三次炸毁的情况下，仍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上街发传单。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将1963年的文学奖授予他时，萨特冷冷地说：“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泾渭分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权力的态度与保持反对派的本色。
法国代表老欧洲，它旁边的小国家奥地利也表现得毫不逊色。奥地利的耶利内克在《城堡剧院》中大声疾呼：“奥地利输出了希特勒这个窝囊废。德国入侵奥地利时，20万人上街欢迎。二战结束后，还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是受害国。”有何种勇气的人，才能对本民族的历史原罪进行清算？2004年，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宣称自己不想当国家帽子上的羽毛。“我一直不想让这件事对国家有任何意义，我一直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耶利内克的主张，再一次完善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内涵：
第一，独立的人格。
第二，坚持社会良知与对公众事件的批判精神。
第三。与权力保持距离。
文章写到此时，读者大概已经明白我在《反抗者》一书中为什么只写了十八个外国作家或艺术家了。起初，国内的知识分子中，我准备写民国狂士刘文典及文坛斗士李敖。但在将他们的传记研究透后，尤其是重读了朱利安·本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的思维，即追求达到获得超越善的那种愉悦的人类某个阶层”，读了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的《个人体验》及他对中国的道歉书，读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雪》，对土耳其传统文学与外来文化的细腻描写，对多民族文明冲突精辟的分析后，我长叹了一声，决定放弃。
《反抗者(十八位知识分子的精神解读)》由潦寒所著，《反抗者(十八位知识分子的精神解读)》解析品特、拉什迪、萨特、西蒙娜·薇依、阿契贝、索尔仁尼琴等十八位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们一方面因特立独行的思想引发争议；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对权威，对社会不公做出反抗。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发出控诉，索尔仁尼琴流亡海外二十年……因为不迷信权威，坚持自己的良知，他们在艺术和思想领域开辟出了自己的道路。
《反抗者(十八位知识分子的精神解读)》由潦寒所著，萨特、西蒙娜·薇依、品特、法拉奇、耶利内克等西方知识分子面对强权不顾个人安危，为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格独立而奋起抗争。萨特拒收瑞典文学院的权威们授予的大奖，赛珍珠痛斥教会福音派教义的不切实际和假正经，索尔仁尼琴不论在牢狱中还是流亡时都坚持真我，耶利内克不畏世俗突破角色情小说传统的男性视角，拉什迪冒着被追杀的危险进行文学创作西蒙娜·薇依绝享受建立在劳苦者血汗之上的体面生活，左拉面对司法腐败直呼“我控诉！”……他们以“反抗者”的姿态彪炳史册、引人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