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欧洲早期文化传播旅程；考古历史相结合、实地考察与典籍研究相结合。

作者戈登·柴尔德被盛赞为欧洲现代考古学之父。

《欧洲文明的曙光》是戈登·柴尔德重要的代表作，该书在欧洲印行了12版。丹尼尔指出，本书不仅是一本在考古学上造诣极深、无可匹敌的作品，而且成为史前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崭新起点。

戈登·柴尔德著的《欧洲文明的曙光》几乎完全根据考古学证据来探究欧洲旧石器至青铜时代中期这段史前史，尽管当时一些保守的学者批评该书陌生的术语太多，缺乏必要的论证并揭示要点，但是大家基本肯定该书重要的特色是系统涵盖了区域文化的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对所见的考古证据进行阐释。这种材料收集、组织、分析和阐释的方法使该书成为一本标准的专业参考书和一种史前考古研究的模式迅速为欧洲考古学家所采纳，并影响了整整一代考古学家。

前言

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的孑遗

第二章 米诺斯的克里特岛与欧洲早期文明

第三章 基克拉迪群岛的海洋文明

第四章 特洛伊的安纳托利亚文明

第五章 希腊的大陆与海洋文明

第六章 文明的海上传播——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

第七章 地中海西部的海洋文明：撒丁岛

第八章 西方的文明

第九章 东方和西方

第十章 草原地带的人们

第十一章 黑土地带的农人

第十二章 多瑙河文明

第十三章 东西方文化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交汇

第十四章 波罗的海与俄国北部的食物采集者与武士

第十五章 德国东部和波兰的战斧民族

第十六章 湖居遗址与阿尔卑斯文明

第十七章  阿尔卑斯南麓文化和意大利青铜时代

第十八章 大西洋巨石文化

第十九章 不列颠的大西洋和中欧文化

后记

图释

缩略词

索引

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的孑遗

至少在欧洲人们习惯上把人类文明史主要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另一是新石器时代和金属使用时代。上溯到遥远地质时期的漫长旧石器时代，人们一直处在一种无助的野蛮状态，是依赖渔猎产品加上大自然母亲所能提供的野生坚果和浆果之类维持生计的纯粹食物采集者。除了出现在晚期的狗外，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没有家畜，不从事农耕，不懂陶器，也不磨制石器。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通过驯养动物和种植作物掌握了自己的粮食供应，并且通过制作砍伐工具的技能，通过组织劳动协作，以及通过早期商贸，摆脱了环境的桎梏。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就属于人类的这段历史。欧洲文明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特定和个性表现仅仅是在从石器时代才开始的。

但是，这两个时代不应再被看作是彼此截然不同或被难以逾越的鸿沟所隔开的。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并不是像前人所想象的那样突然完整地出现在一个空白的大陆，一套完整的中间阶段已经显现，填补了过去的空缺。过渡期的文化有时被称为中石器时代，但是用术语“旧石器时代晚期”（epipalaeolithic）更好一些，因为这些恰好填补缺环的遗存并非确凿无误地引导出了新的文明。在我们大陆的初生文明中，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能辨认出旧石器时代的孑遗，尽管其行将消失。但有些权威实际上否认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任何根本的文化差别，把一些传统上认为属于后来新石器时代的发现归功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维也纳的拜尔博士（Dr.Bayer）走得如此之远，竟然把农业起源归功于南欧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民。他说，在几次大冰期之后，这些居民携带其文明迁徙到非洲和亚洲，只是到我们的驯鹿时代末期又重返故土。即便拜尔的说法是对的，那旧石器时代早期与新石器时代之间也被久远的年代所隔着，而在此期间欧洲的食物采集者创造出一系列的文化——奥瑞纳（Aurignacian）、梭鲁特（Solutrean）和马格德林（Magdelenian）——构成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雷金纳德·史密斯先生（Mr.Reginald Smith）针对传统反差说的批评与我们的探讨更为贴切。他指出，英国和法国发现的那些类似后来家畜、短角牛、羊和猪等物种的骨骸见于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加二水平相当的许多地层中。但是关于动物的驯化则尚无定论，大多数权威人士对旧石器时代的畜牧业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一些法国和比利时洞穴中所谓旧石器时代的陶器和诺福克（Norfolk）格兰姆斯格雷夫斯（Grimes' Graves）的火石矿也是如此。过去认为属于阿休利时期遇潮即溶的比利时“陶片”，还有被认为是驯鹿时代的陶罐，现在看来与在赫斯拜耶（Hesbaye）新石器时代茅屋中发现的多瑙河晚期陶器是一样的东西。如果这些成就真的属于我们的史前穴居先辈，那么对于英国和西欧在文明史上地位的传统认识就要改写。但是，至少可以说（尽管要十分谨慎），那些被认为在旧石器时代非常先进的国家，现在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是非常落后的。这种落后非常明显地体现在陶器方面。在比利时，除了赫斯拜耶的多瑙河时期茅屋之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明显十分贫乏和稀少。而英国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爱琴海、多瑙河流域和斯堪的纳维亚青铜时代之前诸系列的精美陶器比肩。即使旧石器时代的陶器能把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连接起来，较早时期对欧洲文化的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中断还是存在？传统观点因此得以保留。但实际上也的确存在一些真实和确凿的遗存，值得更好地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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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背景是过去的成就和发现逐渐积累的结果。欧洲人与中国人，甚至包括澳洲土著人，都对这一文化遗产有所贡献。但是在此我们并不直接关注这个共同基础缘起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系列著作中，摩尔根（M.de Morgan）就曾较早对此做过阐述。本书的主题是将欧洲文明的基础视为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殊的和个性的表现。然而在这个论题上存在一些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西方文明仅始于历史时期公元前1000年后地中海之一角，它真正的史前史不在欧洲，而应到古代东方去寻找。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同行似乎已发现了人类文化所有较高层次因素在欧洲本土的起源。我对这些极端观点皆难以苟同，依我之见，事实的真相介于这两者之间。在这方面，自称已有最终结论当然会失之于正确。我所能做的，只是以谦卑的态度呈上我尽力将所有事实整体加以认真考察之后的结果。

我认为，在标志着人类摆脱环境束缚的艺术和手工艺的肇始以及在那些凝聚人类奋斗的精神纽带的创建上，西方都受惠于东方。但是，西方人并非盲目的模仿者，他们改造了来自东方的馈赠，并且将其与非洲和亚洲所创造的成就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继而能够开创自己的发展之路。大约公元前16世纪，新的有机体已经开始活跃，并达到了西方人所承认的那种高超的境界。在爱琴海、多瑙河流域、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青铜时代早期的人群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些将西方世界与埃及、印度和中国区别开来的、具有非凡活力、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表现。但是，这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论点——自历史初期就已存在的古代东方和现代西方彼此的角色在更为遥远的过去曾是颠倒的。

因而，我的任务是展示许多具有新兴活力的地区所共有的那种文化资本的创造，其发展最终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为在青铜时代中期新兴力量的萌芽明显已很活跃，于是这个阶段自然就成为探询这一问题的自然界标。但是，不同学派之间分歧的存在让我们有必要对相关证据做仔细的研究。

东方学者确实带着某种轻蔑来看待欧洲早期人类的粗陋制品，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先验”（apriori）的理论。但是，他们的反对者却在我们先祖粗糙的人工制品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通过潜心的研究建立一个有力的案例以支持他们很难被一些规律总结所推翻的论点。材料本身一定要详察，读者也一定要判断哪种观点在整体上更有逻辑性和协调一致。在发展的最后阶段，欧洲大陆分成了几个区，它们在不同时段的空间关系可以用四幅地图来表示。这些区域之内，所观察到的现象发展序列十分清楚，争论来自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在此，我试图将物质材料按其适当的顺序客观地加以铺陈，并且对其进行阐释以提出几种较有依据的观点。

但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的材料仅仅是曾经有血有肉，而且现在仍然不时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有机体的骨架。我们在地图上所见的这个匀称大陆，其本身就是史前期的一份遗产。农民用石锄和石斧将它的无数河谷开辟成耕地，猎人和牧民从原始森林中开辟出穿越的小径，乘坐独木舟的水手渡洋抵达西部群岛，携带角质和石质镐的勘探者发掘地下的珍宝以及穿越山口探寻商路。这些探索者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先驱，他们所发现的路径为罗马大道和现代铁路所遵循。

早期人类的遗迹只是一些火石和其他石头以及铜和烧土制造的无足轻重的碎片。然而，这些残片却是我们高尚先祖成就的具体表现。这些粗陋的器具，是构成作为我们现代生活物质基础的巨型机器和整套机械设备的先决条件。进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斧头装柄的新方法是蒸汽机和飞机发明必不可少的前提。最初的发明孕育着后来一切进步的萌芽，而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却是最为艰难的。因此，我们无名先辈的成就确实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之中。

最后，我想对同一领域中的许多学者深表我的感恩之情，也包括那些我不能接受其观点的人。此外，还要提及我经常引用他们的著作，伯基特先生（Mr.M.C.Burkitt）、亚瑟·伊文思爵士（SirArthur Evans）、福斯代克先生（Mr.E.J.Forsdyke）、休特利先生（Mr.W.A.Heurtley）、费伦兹·拉兹罗博士（Dr.FerenczLaszlo）、沃加博士（Dr.P.Vouga）、韦斯先生（Mr.A.J.B.Wace）等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非常热心地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乔基姆小姐（MissM.Joachim）阅读了校样，对她我深表感激。我对那些慷慨允许我在此使用他们出版物中的插图的人与机构特表谢意：意大利的艾利奥博士（Dr.Ailio，the Accademiadei Lincei），大英博物馆托管组织（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雅典不列颠学院（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意大利古生物志编辑（the Editors of the Bullettinodi Paletnologia Italiana），剑桥大学出版社（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韦斯（Wace）和汤姆森（Thompson）等先生，古生物与史前史调查委员会（the Comisionde Investigaciones paleontologicasy prehistorica）和马德里的奥伯迈尔教授（Prof.H.Obermaier），亚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利沃夫的科兹洛夫斯基教授（Prof.Kozlowski），希腊公共教育部（the Greek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汉斯·赖纳特博士（Dr.Hans Reinerth）和德国力宾根大学（the Urgeschichtliches Institut Tubingen），布拉格的施拉尼尔博士（Dr.J.Schranil），克里特岛的西格先生（Mr.R.B.Seager），布雷斯劳的塞格先生（Mr.H.Seger），皇家人类学研究所（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伦敦古物协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哥本哈根北欧古物协会（the Societedes Antiquaires du Nord），布鲁塞尔人类学协会（the Societe d'Anthropologiede Bruxelles），布拉格的斯托基博士（Dr.Stocky），瑞士国家博物馆（苏黎世），赫尔辛基的塔尔格伦教授（Prof.A.M.Tallgren），雅典的桑塔斯教授（Prof.Tsountas），波尔多大学文学院（theUniversity of Bordeaux,Faculty of Letters），维特赫兹（theK.Vitterhets）,斯德哥尔摩历史与古物学院（Historie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柏林民族博物馆史前史研究所所长（the Director of the Prahistorische Abteilung of the Museum fur Volkerkunde）、纽沙特尔的沃加博士等。

我还要提到的是，索引做了特别设计以便行外人士能够很快找到必要的专业术语的解释（一般都用了图表加以说明）。附录则可使读者在本书付梓之后对史前史研究的进展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戈登·柴尔德

随着青铜时代的入侵者来到不列颠，可以说创建西部文明最早基础的文化传播过程到此结束。此后，欧洲的主要地区处于这样一群人掌控之中，他们擅长粮食的自给自足、完善自身流派的冶金术并与某些贸易关系联结在一起。从第一章的食物采集者世界开始直到文明状态的几个转变阶段，在地图一一四中做了图示。在最后一幅地图中，爱尔兰金器、德国戟、塞浦路斯短剑和琥珀珠的分布标示了将青铜时代欧洲各地区联到一起的某些商贸路线。

同样的图表还揭示了文明化因素由此向外扩散的先进生活中心。在爱琴海，来自埃及和苏美尔的启迪缔造了一个真正的欧洲文明。在中欧，多瑙河的农人是进步的先锋。这两个地区在二期和三期时相互联系，期间都持续进步。地中海东部成就向西传播的结果是不同的。在西班牙，类似后来阿拉伯那样的洛斯米莱尔斯伟大文明，被迫走向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可能它过于东方化而难以在西方土壤中存活。大西洋的巨石建造者，除了他们留下的巨大纪念碑，用纪念建筑的实际证据来表现自己外，在历史上发挥的实际作用远比当代作者想象的要小。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是整个西欧中仅有的两个巨石文化分布区，可以追寻真正进步文明的起源。要解释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所见的迅速进步与主导西部和更北部停滞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假设存在一个来自俄罗斯南部的入侵。来自东南部的入侵曾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将美索不达米亚的启迪传送到中欧，在那里又糅合爱琴海、多瑙河和西欧的因素，创造出一种更高的原创文明。正是后者而非大西洋文化，成为不列颠青铜时代的主要源泉。

来自俄罗斯的迁移仍然是一种假设。也存在一个反论，我必须强调的是，它能够更好地解释某些现象；因为根据这个观点，地图四俄罗斯南部留出的空白可由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填补，就像在我们的地图三中用假设的游牧者北进一样。

除了有关“北欧”因素的起源不敢确定之外，集中在中欧的“北欧”、南方和西方因素所反映的商贸联系和人群移动，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已经可以探知，至于后来已属于历史起始阶段的表现，则不过是同一动力进一步的结果。

他的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重新构建了西方文化的源流脉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之一。

——美国《人类学》杂志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文明发展史……的确，人类文明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处处充满着惊涛骇浪。

——《佐治亚历史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