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来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怀抱着诗歌理想四处乱窜地跑了一些城市，并将生活记录在一张张零散的稿纸上。而现在当我试图拾掇整理它们时，才恍然发现，彼时的一切都已离我而去了，时间赋予了我们同一事物的另外的含义。

兄弟俩，一个在莫名的大火中丧生，另一个活下来的，因承担着死去之人的记忆而无限困惑，以至无法分辨自己是生存或是死亡。

这个发生在某艺术学院的一个敏感少年与多个女子的灵与肉的故事，通过作者动人的表达，神秘地拨动了我们内心隐秘而微妙的心弦。我们无疑可以将这部小说看做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她深刻反映了现代青年所面临的精神虚无，并艰涩地进行着对人生与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她是“通灵”的，而当今生活的一次迷人的比喻，因为在巨大的真实与虚无之间，她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

1999年秋天，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行李箱里带着简单的衣物和几本书籍。家乡的九月已是秋高气爽，微入寒凉了。北京依旧很热。下火车后我从一群给旅店拉客的妇女的包围中挣扎出来，坐在车站对面的花坛边上脱掉外套，又脱掉贴身的坎肩，只穿着衬衣。还是热。火车站穿梭的人流也使我压抑。一路上不停有出租车司机询问我去哪里，我说了文学院的位置，一个戴太阳帽的胖司机告诉我一百块，我问能不能便宜，旁边有人喊五十块我拉你去。我没坐。走到大街上伸手打车，开到文学院门口二十几块钱。

一路上我都在看高大的建筑，密集的人群和人们的穿着。内心有着无可名状的喜悦。一念之间，突然的欣喜。我穿着一条深灰色的西裤，尺寸稍大，显得松松垮垮的，膝盖处有些磨损，略微发白。上身是件浅蓝色的衬衣，脱掉的坎肩是绸缎的，类似套头马甲似的，特别土气，一点也不时髦。皮鞋亦由于坐了近三十小时的火车沾了厚厚一层灰。我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出现在文学院，出现在同学面前，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在穿着上的不入时。后来安诺告诉我，她说你的穿着很不协调，很难看。碰到民工她就指给我看，说我属于那一个行列。随后这些衣服很快被淘汰了，再以后被安诺丢掉了，那个黑色行李箱她也丢掉了，是我们分手第二天的事。我在分手当天就走了。

文学院隐匿在朝阳区一条狭窄的街道中，街道被一条河隔开，河水受了工业文明的恩泽，同大多流过北京的小河一样肮脏，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上面的石头桥有五米左右长，食堂老李师傅常常站在桥上沉思。路过小桥时候，看到他站在塌陷了约有四分之一的围栏前，喊他，李师傅，思考文章呐？他会说：没，没有，休闲休闲。有时他闷头回应你一声：看看风景。由那难堪的小河向远望去，还是小河。视线之内能看到的是——远处左岸有棵高大柳树，柳树下面是一个九十年代的中国式公共厕所。

这座小桥上面一直有些商贩，卖小工艺品的，卖减价T恤和盗版光碟的。抱孩子的女人向每一个路过的男人询问：大哥，看不看VCD？治安员来的时候这些商贩一哄而散，然而过不多久，他们必定是回到原处了，谁也赶不走他们。

文学院是一幢五层高的白色楼房，迎人的一面覆满了鲜红的爬墙藤。门前的大理石柱子上刻着某位文学巨匠的头像。大门是铁制的，显得很严肃，高，跳不过去。十一点半锁门。回来晚就得找老石开门，就是那个五十多岁模样，头发白了一半，单眼皮，鹰钩鼻子的门卫。门卫房里靠窗的破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崭新的电脑，如果那桌子上面放些蔬菜、旧画报或者一件过时的外套看起来也许会顺眼一点儿，但那儿放着的就是一台电脑。老石是作家协会会员，是名副其实的作家，电脑是用来创作的。老石的妻子是勤杂员，至于她是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就不清楚了。她养了群鸽子，它们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逢了好天气，鸽子们在院内水泥地上转悠，人过来也不躲闪，吓唬它们也不害怕，反而瞪起一对圆溜溜的小眼睛看你。这里的多少事情，都被它们记下了。

女生宿舍在四楼，是男人们扎堆儿吹牛的地方，那层楼满满萦绕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塞林格、叶赛宁、达利这样的名字和浓重的香水味道。张佐曾坐在曼束的房间里说：“对于艺术家，他们的问题不应该是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肯定，那样的话，他们就真正死去了。”

我没去过曼束的房间。是杨戈说他们去了曼束的房间。他对我说了张佐的话，我即时还表示了赞同。

杨戈告诉我那天他对张佐说：“我们大家都已经肯定了你。”

冯场的口琴声常在深夜以三楼和四楼间的楼梯为中心四溢开来。这是夜深人不静的地方。在五楼教室写作的南生这会儿必定穿着大睡袍百米冲刺地跑下来劝告冯场不要再吹口琴，南生甩着塑料拖鞋急切地奔跑，身后回荡着空前绝后的噼啪声。冯场不是没听见，而是不觉得。冯场的口琴吹了多久，南生便孜孜不倦地劝告了他多久。

食堂是平房，只有一个大厅和一个单间，大厅摆放了十几张圆桌，单问摆放了一张圆桌。圆桌都是一样的。老李师傅每天都梳着整齐的后背头，背着手在宿舍楼瞎逛，笑容可掬地随便走进哪个宿舍谈论一阵子卡夫卡，临走时用十足的北京味说：有事您言语一声。然而吃饭的时候，他绝不会在你的饭盒里多加半点饭菜。

食堂旁边红色的人工凉亭，傍晚时分，有些男女同学坐在里面，不是这几个人，便是那几个人。安诺曾坐在石头凳子上问我：泽婴，泽婴，我是个幸福的人吗？

安诺说，在我们初识之时，你只有十七岁。穿着肥大的西裤和一件蓝衬衣，里面还穿着白棉布背心，隔着衬衣也能看出来。你的穿着非常土气，不好看。那时我们还都用着不能发中文短信的手机。后来，你总算表现出了穿衣上的那么一点眼光，服装逐渐得体起来。对于穿着的改变，你还是愿意的，大多事情你并不固执己见，但你固执己见的事便似乎业已成形，本该如此，无法变通。这不好，你的敏感。虽然我何尝不是一个敏感的人。

关于我们在一起的那回事，我想说的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都是不愿说出的。你知道。P1-5

二十一世纪来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当时我没有电脑，还在用笔写作，那时我很瘦，怀抱着诗歌理想四处乱窜地跑了一些城市。现在我已经很胖了，并且呆在一个地方特别不愿意动。我是说，从我十八岁开始写下的这些文字，如今它们变成一本书，被你们看到了。

这些文字起初是记录在一张张零散的稿纸上的，其中有几页被随意丢掉或因为少年时期不稳定的流离生活疏忽掉了。而当我试图拾掇整理它们时，我才恍然发现，彼时的一切都已离我而去了，许多人事已模糊得需要辨认。时间赋予了我们同一事物的另外的含义。

本书在初稿的基础上未做太多修改，只是后来在人物和空间的叙述上调整了几次。我从未想刻意地让人记住什么，也没有直接地反映什么社会现象。通过文字去抚摸生活，触及我们内心隐秘而空虚的小小角落，因为我们本就是隐秘而空虚的，这些隐秘和空虚终将像暗示一样归还于我们。这便是我的文学。如果有些地方你感觉阅读艰涩，可以直接跳过。就像促膝而谈的老朋友一样，但愿你我可以通过这次书写彼此慰藉。

同时，这本书献给榕儿以及不再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