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爵士根据自己在东方圣地上的亲身经历，对东方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他不仅详实地描写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异国风景，各种或宏伟壮观、或令人惊叹、或朴素无华、或令人感慨的清真寺建筑，清楚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四大主要派别，向读者展示了他眼中的伊斯兰教各种仪式，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考察，对东方人、对东方风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留下的这部巨著，不仅再现了他在朝觐之旅中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也向人们展现了十九世纪阿拉伯世界穆斯林的生活、礼仪和风土人情，详尽而经典，可谓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尽管这部书不是一本旅行指南，但你从中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丰富内容；从作者亲历的事件中，从他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代译序

第一部 埃及

第一章 走向亚历山大城

第二章 离开亚历山大城

第三章 尼罗河汽轮——“小哮喘号”

第四章 客栈生活

第五章 斋月

第六章 清真寺

第七章 准备离开开罗

第八章 从开罗到苏伊士

第九章 苏伊士

第十章 朝觐船

第十一章 去延布

第十二章 逗留延布

第十三章 从延布到阿巴斯泉

第十四章 从阿巴斯泉到麦地那

第二部 麦地那

第十五章 从麦地那郊区到哈米德的家

第十六章 拜谒先知清真寺

第十七章 先知清真寺历史篇

第十八章 麦地那

第十九章 库巴清真寺

第二十章 拜谒哈姆扎之墓

第二十一章 麦地那人

第二十二章 拜谒圣徒之墓

第二十三章 大马士革旅行队

第二十四章 从麦地那到苏韦尔吉亚

第二十五章 希贾兹的贝都因人

第二十六章 从苏韦尔吉亚到麦加

第三部 麦加

第二十七章 首次拜谒禁寺

第二十八章 首日礼仪

第二十九章 次日礼仪

第三十章 第三日礼仪

第三十一章 令人憔悴的三天

第三十二章 麦加生活和小朝

第三十三章 麦加的朝拜圣地

第三十四章 吉达之行

译后记 伊斯兰圣地与西方人伯顿

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清真寺是由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附近的库巴建造的。此后不久，当他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进入麦加时，他捣毁了阿拉伯万神殿的三百六十座偶像，在这座神圣庄严的建筑中清除掉了所有讨厌的东西。他可能在叙利亚要塞中看到了基督教徒用于礼拜的两样东西：十字架和平行四边形的教堂。因此，他更喜欢让“赎救信仰”的教徒在一个正方形的寺院里礼拜，某些权威人士认为有回廊，而其他人则认为没有回廊。最后，在瓦利德统治时代，圆屋顶、壁龛和尖塔出现了，被称为穆斯林风格的东西从此永远地成为了穆斯林世界的建筑风格。

古阿拉伯的尖塔是一种简单的圆筒式塔或多边形塔，没有阳台也没有讲坛，与土耳其塔、现代埃及塔以及希贾兹的圆柱和棱柱的结合体大不相同。一位法国旅行者巧妙地将它比作“一支罩上蜡烛罩的蜡烛”。最后，古老的尖塔如所有的哥特式建筑一样变得坚实可靠，加上钟塔，成了我们祖先的尖顶和高塔。

从远古时代起，在炎热多雨的土地上，户外的庭院无论是圆的还是方的，都有柱廊环绕四周。庭院有教堂和市场的双重功能——真主与财富轮番享受着供奉。在有些地方，我们发现了石头围起的圆圈，如波斯的铜圈，在其他地方，凹面圆形建筑则代表了天穹，那里人们崇拜着火——神圣的象征。在阿拉伯半岛，顶上覆盖着壮观的蓝色穹顶的柱式走廊与棕榈林十分相似。希腊人在创造者巴克斯神殿里使用了这种理念，而在那不勒斯附近的波佐利，这种想法可以在俗称为塞拉皮斯神庙的建筑里觅见踪影。凯尔特人对它同样非常熟悉：在有些地方，圣地是一个圆圈，而在其他地方却是个方庭。直到如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还是如此。

甚至连清真寺里环绕这个区域的门廊也恢复了古旧形式。“严格说来，塞拉皮斯神庙周围的一系列建筑并非神庙的组成部分，而是牧师的公寓、存放祭品、圣器之地以及供奉次要神明的小礼拜堂，而这些神明的引进则比较复杂，其崇拜有以讹传讹的嫌疑，这座神庙的建造者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清真寺里的回廊成了小隔间，用作说教室和馈赠给学院的书刊仓库。它们面积也不相等，因为有些需要大一些，有些则需要小一些。出于同样的原因，当这座建筑被分成四个面向该区域的多柱厅时，各厅面积也不相同。朝着克尔白方向的门廊是大多数礼拜者聚集的地方，需要比别的三个厅更深长。翼房由于缺乏建筑材料或者因为两侧住房的需要规模并不相等也经常出现大小不一样的情况。圆柱的材料各不相同：有些采用漂亮的大理石，有些则采用粗糙的石头，在外面简单地涂一层泥灰，柱头也不相同，是不同尺寸的普通雕刻支柱。这里有一座山墙，那里又没有山墙；一会儿完全颠倒，一会儿又由两半在中央聚合，柱间几乎永远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这是阿拉伯人对自然与崇高的理念愚昧无知，漫不经心地将拜占庭建筑风格与本地建筑嫁接汇合的结果。他们热爱并仰慕形体庞大或者说喜欢设计图中的大，并不十分关心具体细节的实施。他们并不具备聪明才智去发现笨拙的工艺、弯曲的线条和明显的接头（明显无关紧要的部分）对整座大厦的影响有多大。他们对色彩的运用也并非出于真实的情趣，这通常表现在人类的宗教建筑之中，神像也是一样。印度人将他们的宝塔里里外外全部涂上漆，并且将他们的神像全都涂上朱红色。波斯的凯奥马斯大雕像以及巴尔克赫路上他的配偶雕像、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还有尼罗河上的庙宇，外观都表现出了人为的痕迹。古希腊的神殿被染上了颜色。罗马广场上，最漂亮的建筑之一如今仍然有着泰尔红紫色瘢痕。仅以现代为例，在意大利教堂和钟塔里，我们看到黑白条建材相间使用，使它们的外表看上去就像巨型斑马一样。“阿拉伯式图饰”被认为是源于伊斯兰教的法则。穆斯林由于受律法限制，不能用雕像和图片装饰清真寺，于是便引用《古兰经》中那异常复杂的创造性原理来填补空白。阿拉伯语的字母表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就有了那种几乎难以想像的多样性，如回纹细工、镶嵌细工、蔓藤花纹、几何图形等装饰，十分赏心悦目。

麦加清真寺成了伊斯兰教世界的楷模，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纷纷模仿这座神圣建筑，就像是基督教界模仿圣墓一样。耶路撒冷的欧麦尔清真寺、尼罗河上巴比伦的阿慕尔·本·阿斯清真寺以及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建造时作了一些细微的改进，比如在克尔白的图样上加了拱形回廊、内接檐等。从埃及到巴勒斯坦，平面图流传得很广。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这种图在各国由于欣赏趣味的不同而作过修改。在阿拉伯半岛非常简洁优美的东西，在西班牙就变得装饰极度华丽，在土耳其变得色彩鲜丽，在叙利亚变得坚固耐用，而在印度则变得过于纤细。甚至在经历过一千二百年时间之后，这种细枝末节上的分歧并没有从物质上改变其基本形态。

可能没有任何其他东方城市能像开罗一样展示得出如此之多的清真寺建筑的经典范本。清真寺数量在三百到四百之间，有些是雄伟的高大建筑，有些是倾圮的露天小棚；许多建筑依旧很新，更多的则是一片衰败、遭遇过地震一般，尖塔倾斜堪与比萨斜塔媲美，这些地方任由游客参观。欧洲人按照旅馆老板的忠告已经进入或者说可以进入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如果建筑确实是我相信的那样，是人们艺术情感的最高表现——最高是因为它包含着所有其他的一切，那么，将不同时代的几种风格相比较，观察每一个先知如何建造自己的清真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并将此丰碑的风格等同于自己的风格，那么，回溯这一千二百年来直至当今艺术的逐渐衰落，对东方人来说一定会具有极大的兴趣。不过，我的计划的局限性使我不得不将争执的结论先置于读者面前。但愿它将激发某个博学的旅行者用他认为值得的一切方法去调查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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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四百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

“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研究晚清社会，离不开诸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之类的传教士的著作，研究十九世纪阿拉伯的宗教习俗与历史，离不开伯顿的《走向圣城》。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欧洲人有关别人的知识，分别出现在游记、传教书简、殖民报告、早期地理学与世界史、东方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越来越具体丰富、越来越系统深入，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

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是同时展开的。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教士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所有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同步并协调进行的。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基本构筑完毕。从知识体系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社会科学认识社会并改善社会，人文科学反观人与人的精神。当然，所有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包括研究非西方的人、社会与历史。这样，就出现一种知识状况，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西方世界已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

被西方表述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结构，任何权力关系的建立，都会生产相应的知识。权力总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而知识的拥有者，又反过来运用知识行使权力。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将福柯的理论延入东方学学科反思，提出东方主义的问题，认为东方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提供人们认识与想象东方的素材与形式，而且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掠夺、殖民、控制、统治的方式。于是，西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出现利奥塔所说的“叙述危机”。

这样，关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或认识：敬慕或排斥、学习或批判。一方面，面对西方庞大的域外知识体系，我们佩服其博大精深，佩服那些探险者或发现者的勇敢、坚毅、想象力与洞察力，佩服那些专业与业余的研究者的渊博、执著、深刻与细致。同时也反省，为什么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没有发现美洲？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没有开创现代科学？为什么曾经为印度人记载典章文物、教中世纪欧洲人学习亚里士多得、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反倒让西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欧，率先建立起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强大的文明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所隐藏的缜密的、令人生畏的权力结构时，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怨怒与排斥心理，带着某种情绪或“情结”，去分析批判这些令人炫目的精致博大的知识体系中的“权谋”，思考西方的东方学，究竟是如何构筑一个低劣的、混乱的、僵固的、危险的东方，如何将貌似深奥、客观的东方学从知识与学术、科学与美学向政治与道德或意识形态分配的，如何生产一种表述东方的标准化、殖民化话语，参与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构造并维护西方的文化霸权的？

信任或怀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的世界知识体系的认识与接受方式。究竟是学习还是批判，究竟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或真理，还是当作所谓“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曾经诚恳、虔敬，甚至痛心疾首地译介、接受西方的这套“世界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我们也曾将这套知识，当作西方现代扩张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骗局，彻底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可能是新的，但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如何理性中肯地面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呢？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将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扬弃结合起来。全面了解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了解这个体系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我们从近百种相关图书中选出精华或经典，翻译出版这套“东方之旅译丛”，就是希望做一些资料方面的工作，让理性的研究得以开始。

“东方之旅译丛”包括四本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杰拉尔·德·奈瓦尔的《东方之旅》，英国著名探险家、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的《走向圣城》(又译为《麦地那和麦加朝觐记》)，英国作家詹姆斯·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智慧七柱》。这四部书写于1850至1930年间，正值帝国主义顶峰时代。

杰拉尔·德·奈瓦尔(G6rard de Nenral，1808—1855)启程去东方的时候，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浪潮中，正流行着一种东方情调的狂热。夏多布里昂的《殉教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爱德华·雷恩的《现代埃及风情录》、雨果的《东方吟》、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与戈帝耶歌颂东方之美的诗作，成为人们追逐的读物。1843年初，杰拉尔·德·奈瓦尔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从马赛登船前往埃及，游历叙利亚、土耳其，第二年春返回巴黎。《东方之旅》出版于七年以后(1851)。在这部著名的游记中，他不仅把自己的近东之旅写了进去，把自己1839年至1840年间的奥地利之行也写了进去，还加入了他到亚得里亚海和凯里戈岛游历的见闻。对他来说，神秘的东方是浪漫之地、幻美之地、救赎之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一方地域，不如说是梦幻中的一片带有灵性的风景，漂浮在印象和梦想、事实和诗意、尘世和彼岸之间。奈瓦尔是位做东方情调白日梦的作家，1840年初，他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在疯狂的边缘上，他看到东方的启示之光。于是，到东方去，就成为他自我拯救或灵魂自新的必由之路。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到奈瓦尔的《东方之旅》有四十多处。西方文化中的东方情调传统，在浪漫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东方情调的幻想，成为文人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同时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夕阳与废墟中的东方，是幻美离奇的乌托邦，落在梦幻与现实织成的巨幅丝帛上，神秘、感伤，像冥界的风，像大海深处的歌声，沉醉中充满欲望，宁静中充满恐惧。东方情调可能表现为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与神圣神秘的信仰，可能表现为繁复幽微、细致灵敏，甚至神秘危险的感性生活的诱惑，可能表现为某种难以忍受的恐怖和难以抑制冲动，某种隐秘的暴力与野蛮，甚至某种难以预测的罪恶体验，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感受，东方情调中包含着某种无尽的忧怨与哀伤，往昔的失落、痛苦的追忆与深切的渴望。

奈瓦尔将个人生活信念与艺术灵感寄托在他的“东方之旅”上，从书本到现实，从希望到失望。现实中的东方永远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正如原《东方之旅》“序言”的作者H.勒马伊蒂热说的：“奈瓦尔期望从东方得到启示。他渴望在东方找到真实的生活、别样的色彩——在视觉的愉悦之外，更能温暖人们的灵魂，还有别样的人们。他的期望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到了东方之后，他不禁要失望了。可在他的书中，他并没有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他笔下的东方，与其说是他看到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他从书上和版画中看到的意象。”从东方回来，奈瓦尔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他对戈蒂耶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一个又一个地域，在宇宙更美丽的那另一半，不久我将再也找不到我的梦想能够栖息的港湾了；但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埃及，它已经面目全非，再也激发不起我的想象，我只能悲伤地将其留在记忆之中。”对于一位只有想象、从未亲身经历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但对他，从东方归来的奈瓦尔，莲花只不过是洋葱的一种。《东方之旅》出版四年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奈瓦尔用母亲留下的丝裙带，吊死在巴黎老路灯街街头。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满地积雪，寒风凌厉。

英国绅士没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那么多愁善感。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tel Francis Burton，1821—1890)是位探险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殖民官与著名的《天方夜谭》的英文版译者。《东方之旅》在法国出版两年以后，这位天生的冒险家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完成了他的圣城麦加与麦地那朝觐之旅！他的冒险动机有知识的，也有情感的。就知识而言，他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世界观念中，还有一片空白，他必须“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不光彩的记录，消除我们地图上还在记录的阿拉伯半岛东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就情感而言，他说他前往伊斯兰教圣地的原因是“彻底厌倦了‘进步’和‘文明’，渴望亲眼见到别人满足于‘用耳朵听’的东西，即真正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

在伯顿爵士的两种动机中，我们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全部意义。一方面，伯顿爵士明确意识到或表示，他艰苦而危险的圣城之旅，纯粹是为了追求知识。但同时，他的作为又无法与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事业分离清楚。某种殖民心态是自然流露出的。他说“埃及是一个有待赢取的宝藏”，“是东方摊放在欧洲野心面前最诱人的奖品”。东方学家的个人追求无形中已经陷入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野心中。东方主义是西方扩张的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必须获得关于东方的全部的细节化的知识，尽可能准确、尽可能广泛，因为知识就是权力。萨义德曾经用“帝国的书记员”说明这些东方学家的角色意义。另一方面，伯顿作为一位有冒险精神、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严肃深刻的思考能力的人，他有感到必须超越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某种流行趋势，尤其是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良心，判断帝国主义扩张的真正意义并选择自己的立场。实际上他那个时代的东方学家都面临着这一选择：是忠于知识还是忠于权力，是将忠诚和同情给予被征服的东方，还是给予作为征服者的西方。伯顿禀赋的现代启蒙精神使他必然选择以知识对抗权力、同情弱者的立场。即使在他这样一个有着英国绅士的严肃与傲慢的人笔下，也不时流露出某种东方情调的幻想。他在东方发现了淳朴与善良的天性、宁静梦幻般的美，发现了没有文明束缚的真诚与勇气，体验到精神自新过程。

伯顿爵士前往麦加、麦地那的圣城之旅，九死一生，留下的巨著《走向圣城》(1855—1856)，不仅是个人的冒险记事，也是对十九世纪穆斯林生活、礼仪的经典论述。他仔细清楚地描绘了阿拉伯世界的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与四大主要派别，他的观察与分析虽然难免欧洲文明的傲慢与偏见，但基本上是客观而富于同情心的。正如该书的译者指出：“《走向圣城》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每一个民族，在其最辉煌的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文化巨人，他们的能力与成就几乎就是奇迹。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他们在本土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他们在北美驱逐了法国殖民势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东从哈得逊湾到魁北克省的广阔地区，美洲出现了讲英语的“第二个英国”。他们在亚洲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普拉西战役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并为进一步征服清皇朝准备了战略基地，两次鸦片战争胜利，英国从一个偏僻的岛国成长为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就像伯顿经常骄傲地提到的，“强大的大不列颠——海上霸主、六分之一人类的统治者”。生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扩张的时代，伯顿爵士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有渊博的知识与坚韧的性格，他在印度北方服役八年，写成《信德和印度流域的人种》一书，以阿富汗的穆斯林的身份，进入麦加和麦地那城，冒着被绞死的危险绘制了大量的珍贵速写。此后他又率探险队潜入东非禁城哈勒尔，写成《东非的第一批足迹》，并与著名探险家斯皮克一道，深入非洲内陆，探寻尼罗河源头。他的语言天赋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兴都斯坦语、古吉拉特语、马哈提语、波斯语、木尔坦语、达罗毗荼诸语、泰卢固语、托达语、梵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和亚关尼亚语在内的二十五种语言和十五种方言！

十九世纪东方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自身学术传统与影响力的学说。有人说，了解中古印度中亚史，要看中国文献，了解近代印度或阿拉伯世界，要看西方文献。近现代西方扩展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方面的扩张，尤其是十九世纪，西方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文学家、传教士、使节等，纷纷旅游东方，在东方居住、考察，写出无数关于东方文明的著作，此时东方文明正处于衰败状态，是他们为东方文明保存了历史。如果我们要了解东方文明在现代化变革之前的“原生态”，有真正的文化猎奇与历史考古兴趣，这批资料是值得阅读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了解真正传统的阿拉伯生活、埃及生活、波斯生活、印度生活，你只有去读这批书。这批书大多写于十九世纪，作者有良好的修养，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文学家，有的在东方生活多年，是细心敏锐的观察者，有的则直接参与东方社会的生活，包括政治与战争，有诸多经验与感受，有的对东方文明抱有同情心甚至神秘幻想，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管怎样，他们的记述还算是全面的、生动的，我们可以批判地阅读。

《走向圣城》与《东方之旅》，代表着东方主义的知识与想象两个极端。东方主义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本构成的庞大的话语体系。各种素材、判断、意象、母题、结构，相互参照相互影响，个别作家的文本，往往受制于并参与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本译丛收入的另两本书，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同样表现出东方主义叙事的两种境界。一种使虚构像真实，另一种使真实像虚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的作者詹姆斯·莫利阿(James Motier，1780—1849)出生在土耳其，曾任英国驻波斯的大使。在波斯的多年生活经历，为他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出版后，许多伊朗读者都把它当成了本土作家的作品，书中对波斯风土人情、观念制度的描绘之细腻，人物用语之地道、恰当，似乎只有本土作家才做得到。

《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是一部小说，但人们经常把它当作纪实作品读。作者采取第一人称，以一位波斯老者回忆的形式展开叙事，描绘十九世纪初波斯卡扎尔王朝第二位国王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时期的波斯社会状况，逼真而生动。最精彩的是对波斯统治者昏聩无能又妄尊自大的嘲弄。朝廷御医论证“欧洲人劣于穆斯林”，将欧洲人和禽兽相提并论：“……动物雌雄混居，欧洲人正是如此，雌性动物从不遮盖其脸部，欧洲人也不。动物从不梳洗，一天也不做五次祈祷，欧洲人同样也不。牲畜与猪类亲密相处，欧洲人也同样如此……”朝廷大臣嘲笑英国大使的装束“和周围服饰豪华的人比起来，简直像只脱了毛的鸡，或者生病的猴子。反正不像人”：西方国家为瓜分波斯而争斗，波斯帝国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当英法代表来到波斯要求派驻大使并互相排挤时，波斯国王却这样说：“……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吉大利之事。我方居于王位之上，那些肮脏的异教徒狗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涌来，携着重礼，以换得在我的脚底下撕咬争斗的自由，那就让他们来好了。”

波斯是西方人所知的最古老的东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对波斯就充满着羡慕与嫉妒、恐惧与轻蔑的矛盾心理。面对西方强盛而波斯帝国衰落，西方人也经常能够体会到某种难以言传的轻松自得，甚至可能还有些惋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幽默与嘲讽的风格，正表露出这种心态。莫利阿确实哀其不幸，但没有到怒其不争的地步。他的幽默与嘲弄的真正意味，是大英帝国子民的骄傲。当然，这种骄傲并没有令他丧失最基本的同情心与宽容心。莫利阿的书影响了一个世纪间西方人眼中的波斯形象，这期间我们也还可以找到相关的其他读物，除了波斯的形象越来越阴暗之外，似乎基本特征与叙事的基调都没有多大变化，不论是《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多万(E.0’Donovan)还是剑桥大学的波斯文学爱好者布朗(E.G.Browne)先生，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如何衰败并衰败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上。

十九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者，要么是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文化专家、印欧语言学家；要么是天才的狂热分子，如奈瓦尔、拉马丁等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在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的劳伦斯(T.E.Lawrence，1888—1935)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一位博学的东方学家和天才的狂热分子的身影。1909年，就读牛津大学的劳伦斯，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研究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城堡建筑，从此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他在阿拉伯地区漫游，学习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并深入西奈沙漠进行探险与地理考察，同时为英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土耳其的军事情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直接加入英军作战部，到埃及从事情报工作。而真正成就劳伦斯声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后来率领阿拉伯酋长们的联合部队，抗击土耳其军，解放大马士革……这些内容我们从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都已经知道。

劳伦斯的经历令人想起一百年前那位穿着东方服装画像、死在阿尔巴尼亚战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只不过拜伦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劳伦斯成功了。他团结了阿拉伯地区不同的部落反抗土耳其争取独立，在那些淳朴勇敢而又自由散漫的贝都因人面前，他感觉自己就是个救世主。然而胜利留给他的并不是喜悦与幸福，他离开沙漠和他的阿拉伯战友，回到西方世界，就像从浪漫的史诗回到无聊的现实。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再起，协约国战后背信弃义，让他更生失落与幻灭感。他将自己的沙漠战争经历、回忆与梦想、痛苦与思考，都写入《智慧七柱》这部书中。这是一部巨著，被公认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现代史诗”。

《智慧七柱》完成于1926年，从莫利阿写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到劳伦斯写作《智慧七柱》，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间大英帝国盛极而衰，我们在劳伦斯的身上看到某种末世的悲愤。他可能喜欢某一位阿拉伯战友，例如人们传说他与那位名叫达洪的阿拉伯青年有同性恋的感情，甚至是他阿拉伯战争冒险的潜意识动机。但他对整个阿拉伯民族，似乎很失望。否则他不会在解放大马士革后突然离去。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人冒险，而不是民族解放。他同样不喜欢他的祖国。他拒绝了英国政府战后给他的奖励，当乔治国王给他授奖的时候，他竞当面拂袖而去。他辞去了丘吉尔手下中东部顾问的高薪职位，隐姓埋名地加入了英国空军与坦克部队，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默默地翻译出版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他说：“政治已经令我厌倦，东方已经令我厌倦，智慧也已经令我厌倦。上帝啊，我感到真疲惫！让我躺下来永久地睡去吧……我想忘却自己，忘却这世间的疲累。”

1935年5月的一天，劳伦斯疯狂地驾驶摩托车，失事身亡。一个精彩杰出的生命结束了，一种同样杰出精彩的文明类型也要结束了。杰出的个人往往是他所生存的那种文明的象征。劳伦斯像浮士德那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与奋斗精神，他要征服与改造世界、人和自我，永远不能休止，而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而那种征服欲并不是因为需要什么，因为某种切实的贪婪，而是因为在身后时刻感到的、追逐着自己灵魂的无尽的空虚感。劳伦斯曾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唯一主要的任务，是征服最后的一个元素——大气。”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牧师塞西尔·罗德斯也感到这种空虚与渴望。西方四个世纪的世界性扩张已经达到其辉煌的高峰，在过去的光荣照耀下，未来甚至显得有些令人迷惘，他望着星空感慨：“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在这样一种浮士德精神面前，东方能够呈现出的形象，不管是在知识中，还是在想象中，只能是这个样子，又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翻译出版“东方之旅译丛”，希望让大家看到那个时代的东方，那个时代映现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那个时代西方注视东方、创造东方的“尤利西斯式目光”。那目光可能不时流露出傲慢与偏见，但其中表现在知识与想象的大格局上的宏阔渊深、细微处的敏锐灵动，无不令人钦佩，甚至震撼。

周 宁

2007年12月

古老的东方，神秘的土地。这里孕育过世界最古老灿烂的四大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关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这里有数不清的文明遗迹，这里有道不尽的古老传说，令人肃然起敬，更令人无限神往。

在亚洲的西南部，有世界上最大的半岛——阿拉伯半岛。半岛历史悠久，它既是古老阿拉伯文明的摇篮，也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早在七千多年前，沙特人的祖先闪米特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该地区的两座城市——麦加和麦地那如今被尊为世界十亿穆斯林的圣地，它们在伊斯兰教中的神圣地位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约于公元五七○年出生于麦加城古来什部落，六一二年开始在麦加传播伊斯兰“惟有真主”的信仰。遭到麦加贵族的迫害后，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被迫转移到麦地那，史称“迁徙”。六三。年，穆罕默德率兵进军麦加，麦加贵族首领投降，皈依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为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乃至为伊斯兰教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麦地那是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城，意为“先知之城”。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代为伊斯兰教政治中心，在伊斯兰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被穆斯林们冠以“被照亮之城”、“和平之城”、“胜利之城”等名。穆罕默德归真后，就安卧在他亲自督建的先知清真寺内，而他的继承者——哈里发们则承担起伊斯兰教的宣教重任，并从麦地那城开始了对波斯、埃及、沙姆等地的征服。为此，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常怀着虔诚的信仰来这里谒陵。

前往圣城朝觐，可以说是每个穆斯林一生梦寐以求的宿愿。为此。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惜倾家荡产。每年朝觐前夕，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如潮水般涌向圣城。富有者在仆人的陪同照料下，乘坐各种便利的交通工具前往，骆驼、马、毛驴等有时竟能成为朝觐者不同经济地位的标志，而穷苦者则完全依靠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支撑，历经人间千难万苦步行往前走。有的为了筹集朝觐的路费而变卖掉自己的财物；有的在朝觐途中因缺少费用而无法继续向前时竟然卖掉随身携带的衣物；有的明知自己没钱去朝觐，却义无反顾、奋不顾身地前往，沿途不惜向人乞讨；有的因为长期处于饥渴状态而体力不支甚至倒毙在朝觐途中。为获得受人仰慕的“哈吉”称号、为了实现灵魂深处的信仰，穆斯林们的朝觐热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穆斯林朝觐仪式庄重，要求极为严格。伊斯兰教规定，在朝觐之前，穆斯林无论穷富都首先要受戒。严格来说，受戒者要脱下平常服装，沐浴净身后再穿上戒衣。戒衣是两块没有缝制过的白布，一块搭在肩上，用于遮蔽上身；一块用在腰间，用来遮蔽住下体。受戒者不得在戒衣和身上喷洒香水，最后要跪拜两次，表示已开始受戒。在此期间，对朝觐者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不准剪指甲、不准杀牲、不准与人争吵、不准男女同房等。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诵读《古兰经》，并在“真主啊，我们来朝觐了，赞美归于你的赞美声中，走向真主。

前往圣城探险考察、感受浓浓的圣城宗教气氛，游览观光、领略圣城独特的东方风情，也是世界各地人民的愿望。英国探险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身处欧洲人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资源的时代，一生中多次冒险，为大英帝国在东方世界、非洲大陆勘探自然资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帮助英国政府解析东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制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并不承认自己的东方圣城之行有任何政治目的，或有任何帮助开拓帝国殖民主义疆域的企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导致他奔赴伊斯兰圣地的直接诱因是“彻底厌倦了‘进步’和‘文明’，渴望亲眼见到别人满足于‘用耳朵听’的东西，即真正伊新兰教嗣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他渴望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那块神秘的土地，因为那可是“度假旅行者从没有描述过、从没有测量过，也从没有拍过照片的一片土地啊！”

伯顿爵士以超乎常人的机智与勇敢博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赞许，赢得了英国人民的尊敬。他的冒险精神固然可嘉，然而，他的圣城之行并不是盲目或鲁莽的个人冒险行为，而是为了“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不光彩的纪录，消除我们地图上还在记录的阿拉伯半岛东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而作的精心策划。这种策划其实自然而然地与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他那长期以来所作的充分而细致的准备毫无疑问为圣城之行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伯顿爵士的语言天赋是惊人的，二十岁前因随家庭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之间不断迁居而能流利地说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四种语言和两种方言，后来因加入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生活了八年，学会了包括阿拉伯语、兴都斯坦语、古吉拉特语、马哈提语、波斯语、木尔坦语、达罗毗荼诸语、泰卢固语、托达语、梵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和亚美尼亚语在内的二十五种语言和十五种方言。他酷爱读书，知识渊博，在印度的生活经历不仅使其语言能力大为增强，更为重要的是，他刻意了解东方习俗，为他的圣城游览、探险之旅作出了充分的准备。可是，阿拉伯沙漠上有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有极为难熬的寂寞孤独，还有波斯人所说的“死亡快乐”，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对意志品质极限的巨大挑战，然而，他在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那块“戒备森严、惟我独尊的圣地”，从开罗到苏伊士，从延布来到阿巴斯泉，接着进入麦地那，然后从麦地那到苏韦尔吉亚，又从苏韦尔吉亚来到麦加。伯顿夫人曾经将这次观光探险之旅描写成“他最辉煌、最危险的冒险经历之一”。

在这条路上，他的经历异常丰富：虽然身处东方异域，虽然对于朝觐表现得异常虔诚，但是，他那与生俱来的大英帝国子民的高傲却无时不在，而且会在毫无意识之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因此，他曾经为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一个阿尔巴尼亚非正规军士兵摔过跤，在征服对方后又与后者勾结起来恶作剧般地逼迫虔诚的穆斯林瓦里哈吉饮酒，导致自己名誉扫地而狼狈离开；他在与马格里布人争夺船上地位时曾暗中使坏，将堆放的盛水陶罐当作武器向处于打斗状态的对方推过去，使后者头破血流而俯首称臣；他曾经在炎热的沙漠上昼伏夜行地艰难地向前，也曾在干河谷中狭窄的道路上遭受过伏击，在怪石嶙峋的群山上经受过磨难，在暑气逼人的西蒙风中赶过路。但他认为，在恶劣的东方自然环境下，思想会受到身体感受的影响。“尽管你的嘴发热、皮肤发干，但是你却并不觉得无精打采。你的呼吸轻松、视觉清晰、记忆恢复了常态，精力变得十分旺盛，想像与幻想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你周围景色的荒凉与壮观激发起你灵魂中所有的活力来努力奋斗，直面危险或斗争。你的精神状态得以改善，你变得率直而真诚，热情好客、全心全意，虚情假意的客套和文明的束缚都被你统统丢到了身后的都市里。”在这条路上，他还沾沾自喜地自诩得到过许多东方女子的青睐，得到很多善良的穆斯林的关照。他在发现东方人的原始落后的同时，还发现了他们的纯真和善良。

伯顿爵士根据自己在东方圣地上的亲身经历，对东方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他不仅详实地描写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异国风景，各种或宏伟壮观、或令人惊叹、或朴素无华、或令人感慨的清真寺建筑，清楚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四大主要派别，向读者展示了他眼中的伊斯兰教各种仪式，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考察，对东方人、对东方风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东方的经历并非浮光掠影，而是有意识地深入生活。比如，在设法使自己签过证的护照得到地方治安警官反签的过程中，他体验到了东方官员的官僚习气、拖沓的办事效率，明白了贿赂、恫吓和纠缠的妙用。在与当地各民族以及外来的穆斯林交往过程中，他不仅更多地了解到了穆斯林的生活习性和朝觐习俗，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待人之道。当然，作为一个来自欧洲文明世界的西方人，他的观察、他的描述、他的评论毫无疑问会带上西方人的印记。他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厌倦了西方文明生活，但即便在描写阿拉伯人的情趣时候，也会用一种俯视一切的口吻说，那是“舒适惬意的倦怠，梦一般的宁静，海市蜃楼般的虚幻。”

《走向圣城》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其实是一部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历史。在不同文化交汇、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基于物质优势的文化的主动进入与渗透，还是处于相对物质劣势的文化的接受或回应，文化间相互的浸染与影响都是难以避免的，而一种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总是发生在根据本身的文化语境加以筛滤之后以“变形的”形式出现。伯顿爵士作为大英帝国的代表，他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对东方圣地的考察、对东方知识、理论、制度、实物的描述，以及对东方经验、感知、风俗、观念、生活方式等的研究，必然会与其本体文化理念相互比较、观照。他向读者展示的东方穆斯林圣地，必然发生在他对圣地的西式理解之后。因此，翻译介绍《走向圣城》，研究作者伯顿的亲历亲为，研究他的心路历程，可以发见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变化和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嬗变的个体心态和理论语境，从而了解文化间的异同、认识东方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东方文明的辉煌与衰落，认识强势文化或霸权文化的实质，进一步发现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揭示东方文化在西方的影响。为文化哲学多元论佐证。对于西方人来说，《走向圣城》确实是一部百科全书，一部适合他们了解东方、了解朝觐的百科全书。当然，对于东方读者来说，《走向圣城》也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了解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窗口，一个认识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窗口。翻译《走向圣城》，通过将西方人眼中变形的文化与本体文化理念相互比照，认真分析，就可以了解不同文化语境可能产生的交流障碍与误解，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翻译《走向圣城》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正如前文所介绍的，伯顿爵士有着罕见的语言天赋，在作品中引用了从拉丁语到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来表现他心目中的东方世界，而他展示的种种穆斯林生活习俗、引用的伊斯兰教教义、经文等等对一般读者来说又是那么的陌生，这就需要译者不仅要勤奋地工作去攻克语言难题，而且还要广泛深入地学习研究包括《古兰经》在内的大量有关伊斯兰教的资料，研究古老东方穆斯林的生活习俗等背景资料。然而，多方的支持和帮助，对本书的翻译工作顺利完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部对该系列丛书及其研究以《东西方文化比较与交流》为名给予立项资助；翻译过程中，幸得我的好朋友、法裔美国人吉尔贝·福朗（Gilbert Foulang）先生鼎力相助，他那法兰西人的热情执著、他对欧洲诸语言和阿拉伯语的敏感和学识，为我扫清了诸多语言上的障碍；我的导师、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英语系教授提摩西·韦伯（Timothy Webb）先生为本书翻译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资料等方面的巨大帮助；译成之后，又承蒙伊斯兰教问题专家于晓楠先生对本书所涉及的多方面的宗教问题给予严谨的规范和细致的厘清。在此，我对所有给予帮助的人表示真诚的感谢！

本书是宏篇巨制之作，我的翻译难免有不当与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与指正。

石云龙  2007年12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