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走进一个都是陌生人的房间。这样的经历类似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转折点，比如进入一所新的学校、开始一份新的工作或进入一个新的社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时刻心中会充满焦虑。在我们心中有意或无意之间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我应该和谁说话?不应该和谁说话?如果我过一段时间不说话，人们会怎么看我?如果我和不合适的人说话，人们又会怎么看我?我待在这里的好处是什么?是想遇到对我来说在新环境里非常重要的人，还是随便待一下?我待在这里的坏处又是什么?如果我说错了什么话或者被认为和不合适的人待在一起的话，会引起哪些影响未来人际交往的不利后果?
为了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会环顾整个房间，寻找可能的线索和信号。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一种典型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看有没有我们认识的人。如果这里的场景是开始一份新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曾经在工作面试中遇到的人。如果真的有这么个人的话，根据经验我们会到他那里寻求初步线索。如果我们喜欢那个人的话，我们会假定和那个人一起聊天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人欢迎的。如果我们和那个人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就会转移注意力甚至会挪到房间的另一边，以确保我们第一个遇到的人不是一个糟糕的家伙。
如果我们确实一个人都不认识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线索和信号可以依赖。谁是谈话的中心人物?谁是谈话的边缘人物?谁总是被一群朋友包围着?谁的观点总是被人们忽略?谁在主导着谈话?甚至连笑话引起的笑声这样的细节都可以成为当下社交场合的线索。高尔夫球手LeeTrevino有一次被问及作为一个新手和作为一个成功的职业选手之间的差别，他打了个比方说：“当我是个新手时，我讲笑话的时候没有人笑。而当我赢得了多项联赛之后，我讲同样一个笑话，突然之间人们就觉得我的笑话非常有趣。”这暗示了地位特征和顺从关系(deference relations)的特殊用途，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地位特征和顺从关系能帮助我们知道应该关注哪些人的观点，或者至少应该装出关注的样子。更深一层地说，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房间内人们的特征——谁是聪明的，谁是愚蠢的，谁是应该结交为好朋友的，谁是应该回避的。
当我们努力解读人们发送的信号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其他人也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解读我们不可避免地发送出来的信号。通过和一些人交谈而忽略另一些人以及等着其他人说话，我们就创造出供他人判断我们情况时参考的可感知的基础。
即使这样的判断没有充分的根据，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判断会导致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一个人讲了一个笑话而没有人笑，这个人就会感到尴尬，不好意思再讲下一个笑话。而如果他再讲笑话的话，其他人也会忽略过去。结果，这个人很有可能成为这个群体里的一个边缘行动者，即使人们最初的冷淡反应仅仅是因为他的运气不好而已。
当一个人在一个社会情境中做评论时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人的评论被其他人质疑、嘲弄或忽略的话，这个人就会变得没有把握和信心，而其他人则更有信心对他评论的模糊之处进行挑战。同样的，最初的互动可能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但是因为预期对行为的动态影响，最初的互动还是会对随后的结果产生影响。当然，运气不一定总是不好。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被人们认为很聪明很风趣，甚至比他实际的情况还要更聪明更风趣。最初互动的积极反馈将会鼓励他做进一步的投资——比如去了解最新的流行话题，上网搜索最新的笑话——这将使他在一段时间内能在群体中占据中心位置。
P11-12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是经济社会学的必读之书。毫无疑问，它将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Ezra W．Zuckerman，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
本书不仅会吸引那些从事组织研究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也会引起研究社会不平等和地位获得的社会学家以及研究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关注。波多尼在本书中细致地展开论述，并对其观点进行精确的验证。其观点的价值以及这些观点所激发的后续研究，使本书将会对一系列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Mark Mizruchi，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和商业管理学教授，《公司政治行动的结构》一书的作者
2005年，我到上海大学参加“组织社会学工作坊”，会议的倡导者周雪光教授为与会者们推荐了8篇组织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作为会议的讨论内容。其中打头的第一篇就是Podolny教授于1993年发表的《基于地位的市场竞争模型》。这是我第一次读到Podolny教授的论文，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次会议结束回到北大后，我还专门提议刘世定老师在师门读书会专门举行一次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
2007年秋天，我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访学一年。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阅读和写作是这一年的主要生活内容，简单而充实。回国后不久的一天，我偶然读到一条关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社会学家Podolny教授”的新闻。我这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仰慕已久的社会学家就是我访学所在学院的院长。未能当面向这位社会学家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悔之何及！
2010年，当田青女士问我是否愿意翻译Podolny教授的《地位的信号》一书时，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欠了Podolny教授点什么，我当时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记得收到原版书的那一天，正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的Mark博士在浙大访问。他听说我要翻译这本书，善意地提醒我：“这本书可不太好翻译!”但只有在动手翻译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Mark博士的这句话真是毫不夸张。
幸亏我找了同师门的艾云和张惠强和我一起翻译这本书。艾云翻译第四、五、六章的初稿，张惠强翻译第七、八、九、十章的初稿，我翻译其余章节，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和校对工作。张惠强还帮我校对了部分的二校稿。这是我负责翻译的第一本书，没有经验，事先实在没有想到翻译这本书的工作量会如此之大。2011年暑假最热的日子里，有一个多月时间，统稿和校对就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在此我要感谢本书的作者Podolny教授，他的这本著作为喜欢经济社会学的同仁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推进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要感谢周雪光教授，他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向国内社会学界推介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优秀作品，推动“组织社会学工作坊”的定期召开和专业学术社区的建立；我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金融社会学：历史、理论与现实研究”(11BSH040)对本书翻译的财务支持；我还要感谢格致出版社罗康女士对我一再拖延交稿时间的宽容和理解，她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减少了我译稿中的许多错误。
因为本人学识有限，译稿中一定还会有不少错漏之处，还请广大读者们来信批评指正，我的联系电邮是xiangzhang@zju．edu．cn。
我们都熟悉待在宁静而崇高的象牙塔上的学者的形象。虽然这样的形象为那些批评所谓学者的受教育水平高但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的人们提供了口实，但对于那些选择以学术为业的人们而言，这样的形象也许是他们选择的内在动力之一。当然，当我决定读博士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学者形象对我而言很有吸引力。在之后的几年中，我得到的结论是学术研究和摔跤比赛(wrestling match)一样，有其宁静而崇高的一面。想法和研究发现并不是像一阵风一样从象牙塔的窗户吹进来，而是像格列佛笔下的小人国居民那样，互相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奚落和嘲笑着你，躲闪着不被你轻易抓住。有时候一个今天看来完全正确的想法到了明天却发现是完全错误的。有时候你发现一个出人意料的经验现象，以为是一条充满希望的研究路径，但一个星期或者更晚几天后却会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有时候你会面临将乍看上去毫不相关的发现——有的是预期之中的发现，而有的是意料之外的发现——联系起来的挑战。为了取得显著的进展，你就不得不从沉静的玄想转入到现实的困扰中，这些半拉子想法和初步发现在你脑子里日夜盘旋，直到最后被清楚地梳理成一种模式或者概念。如果你相信有好想法会一下子从窗户吹进来这样的好事，那么你善意的同事和匿名审稿人会很快毫不留情地让你回到清醒的状态。
我大概从1990年开始考虑如何将地位概念的不同层面和市场联系起来。我们通常在个人或者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的关系背景下讨论地位，比如一个美国高中里不同群体之间的排列顺序，比如中世纪法庭中表现出来的顺从关系(deference displays in medieval courlts)，比如种姓社会(caste society)中对人际交往的规定和限制。我们很少把地位看成是公司所拥有的一种财产。有时候我们会顺带地谈到公司之间地位的差别，比如一家声誉卓著的银行，比如一家服务优质周到的(white-glove fim)律师事务所，比如一个有“品位”(class)的品牌。但即使在我们意识到不同公司的地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也很少会把注意力集中到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地位差异存在?这些差异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继续保持或者被改变的?
我以前和别人一样，没有对“市场中的地位”(status in markets)这一概念考虑太多，但当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读了Robert Eccles和Dwight Crane写的一本关于投资银行业的书《做交易》(Doing Deals)。他们在其中的一章中指出，投资银行家们时时刻刻为他的公司和其他公司相对地位的排序问题而焦虑。如我在本书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那样，投资银行业的一个特点是有所谓的“墓碑公告”(tombstone advertisements)来作为公司行业地位的有形标识。但我对Eccles和Crane关于地位焦虑的发现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发现这样的困扰并不仅仅限于投资银行业。当我阅读关于会计业、时尚用品业以及玩具业等不同行业的书籍和文章时，我发现公司就像一个人一样在乎自己的地位。但是所有的行业研究报告对于这些地位差异背后的原因、后果和机制都未能提供非常系统的信息。既然社会学家们对于个人之间的地位有深入的思考，那么把社会学关于地位的思考进一步拓展到理解市场中地位的运作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了。
受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学研究进展的激励和鼓舞，我开始沿着其思路前进。自从Harrison White在1981年《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rl Journal of Sociology)上提出挑衅性的问题“市场从哪里来”以来，有很多社会学家都试图证明，如果把市场的运转理解成一种社会机制的话，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市场的运转。例如，White认为如果我们把生产者们看成是在选择扮演一些相互有联系的角色的话，那么产量和生产者的报酬就能在市场这一结构中得到更好的理解。根据他的看法，生产者并不懂什么需求曲线，他们观察其他生产者的选择，然后确定某一价格／产量的组合，也确定了他们产品的品质比一些生产者好一些而比另一些生产者差一些。
为甚么珠宝商在卖绿松石时会很犹豫，尽管后者需求很大？为甚么尽管利润很高，那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投资银行却一直避免从事垃圾债券业务？乔尔·波多尼编著的《地位的信号(对市场竞争的社会学研究)》是第一本考察对地位的考虑如何影响市场竞争的社会学专著。乔尔·波多尼在《地位的信号(对市场竞争的社会学研究)》中解释了对地位的焦虑如何影响一个生产者作出关于是否接纳某个生产者作为合作伙伴的决定、对地位的焦虑如何影响一个生产者对产品的标价、一个生产者在进入一个市场时的状态、某项发明被接受的程度，以及一个生产者能够（或者应该）进入的市场领域。为了获得想要的地位，公司必须有更好的业绩和产品质量，他们也必须发出和管理社会及文化信号。
乔尔·波多尼在《地位的信号(对市场竞争的社会学研究)》中对地位的考虑如何影响市场竞争细致地展开论述，并对其观点进行精确的验证。其观点的价值以及这些观点所激发的后续研究，使本书将会对一系列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是经济社会学的必读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