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夫自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来，为授业解惑、培养人才耗费了大量心血。他通古今之变，博观而约取，厚积而博发，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总是严谨博赡，深入浅出，深受历届学生们的崇敬。他善于在繁忙的教学中，巧妙地利用时间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2002年4月19日《文摘报》上有一则消息，标题是“弘扬传统文化——季羡林拍公益广告。”广告导演张会军说：“现在的公益广告还没有纯粹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人们会反思中国在世界上靠什么立足的问题”。这本书可以看作为立足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中的一星星亮光，有志于传统文化者，也许愿意借着这一亮光，继续前进！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除前四个部分外，还编入了一些其他文章：有谈古典文学教学经验的，有谈如何治学的，有回忆中学生活的，也有为陕西省代写的《祭黄帝陵文》，维修大雁塔碑文，以及很少的几首诗词，这些似乎与学术无涉，但我觉得从中可以窥见他在教学与写作上的一斑，也不无裨益，故亦编入，无以类属，名之为“杂文”。每个部分，均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尤其是论文部分，似有时代烙印，从中或可看到学术研究及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探讨的消息。

论文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不容掩饰——与霍松林先生讨论

　谈陶诗中的“静穆”

　对《庾信诗赋选》的选文标准和序言的几点意见

　读《诗品》札记

　关于嵇康的评价

　略谈阮籍及其咏怀诗

　关于韩愈的评价

　刘勰忽视内容而偏重形式吗？——与景卯同志商榷

　岑参边塞诗的思想性

　再谈陶诗

　略论鲍照和他的诗

 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

 谈刘基的《郁离子》

 中唐诗人韦应物

 柳宗元“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

 柳宗元论“文”

 柳宗元辞赋的思想评价

 韩柳欧苏古文论

 高适的审美情趣

 岑参诗风格的发展变化

 柳宗元研究

 柳宗元诗的艺术风格

 “大中之道”和柳宗元的斗争精神

 刘柳诗风略说

 悲剧生涯和悲剧美的创造——柳宗元审美意识研究之一

 唐代散文发展概说

 略说韩愈的散文美学观

 李儋元锡考——读韦应物诗札记

 韦应物江淮之游考述

 安史乱中韦应物行踪考述

 韩诗艺术二题

 高适与岑参

 “九州生气恃风雷”——近代启蒙诗人龚自珍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与秋瑾

 辛弃疾《木兰花慢·席上呈张仲固帅兴元》

赏析

 辛弃疾《木兰花慢·滁州送范悴》

 苏轼《教战守策》

 说柳宗元诗《行路难》

 说孟浩然诗《过故人庄》

 高适《燕歌行》赏析

 《诗经》二题

 说柳文二篇

 说王维《老将行》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曾公亮《宿甘露僧舍》

 王奋《七夕》

 三胄《别周记室》

 王由礼《赋得岩穴无结构》

 沈俭期《独不见》

 说元稹《连昌宫词》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风格特征

 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说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读《游黄山日记》

 《采葛》

 《苕之华》

 高适诗《封丘县》

 《燕歌行》

 《使青夷军入居庸》

 《营州歌》

 岑参诗《逢人京使》

 《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柳宗元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江雪》

 《渔翁》

 刘禹锡诗《竹枝词》原第二首、第九首

 《竹枝词》原第一首

 《西塞山怀古》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谈柳宗元《封建论》

 柳宗元《愚溪诗序》

 《诗经·氓》

 王粲《七哀》(其一)

 曹植《白马篇》

 曹植《送应氏》(其一)

 阮籍《咏怀》(其一)

 鲍照《拟行路难》(其四)

 庾信《拟咏怀》(其七)

 北朝民歌《木兰诗》

 王昌龄《越女》

 元稹《遣悲怀三首》

 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柳宗元《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

 柳宗元《别舍弟宗一》

 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柳宗元《捕蛇者说》

 柳宗元《童区寄传》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说姜词《翠楼吟》

 高启《牧牛词》

 高启《养蚕词》

 高启《田家竹》

 高启《青邱子歌》

 高启《送谢恭》

 高启《张中丞庙》

 高启《岳王墓》

 高启《晚次西陵馆》

 高启《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

 高启《清明呈馆中诸公》

 高启《秋柳》

诗话

　辛弃疾《沁园春》

　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

　高适《封丘作》

　岑参

　岑参《过缑山王处士黑石谷隐居》

　岑参《火山云歌送别》

　秦观《春日五首》(其二)

　陆游《农家叹》

　陆游《书愤》

　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

　范成大《双庙》

　杨万里《冻蝇》

　谈《李商隐研究》

　《红楼梦艺术冲突论》序言

　《浩歌集》前言

书序

　《三秦胜迹诗选》序

　《古今作家名联选》序言

　《雁塔诗词选》序

　《范成大诗选》前言

　《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前言

　《千家诗鉴赏辞典》序

　《古文观止》少年版前言

　一个青出于蓝的《左传》选本——读《左传纪事精选》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前言

　《东坡词编年笺证》弁言

杂文

　唐诗教学中的古为今用问题

　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漫谈学习唐宋文学

　课堂讲授的语言艺术

　再谈写毕业论文

　治学絮语

　《大学语文》教学琐议

　不过是一句老实话

　一点平淡的回忆

　祭黄帝陵文(1990年)

　祭黄帝陵文(1992年)

　维修大雁塔记

　诗词十四首

《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不容掩饰——与霍松林先生讨论

霍松林先生在他的《略谈<三国演义>》一文中说：“如果认为《三国演义》的基本思想是‘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那是片面的看法。”又说：《三国演义》之所以肯定刘备，拥护刘备，并不只是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主要是因为他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当然，认为《三国演义》就只表现了个“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认为作者之所以拥护、肯定刘备就只是基于刘备乃“帝室之胄”这一正统观念，从而否定了《三国演义》的意义与价值，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如若以反对这一错误论断为名，不复顾及事实真相，断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只是“好皇帝”的理想，是人民的爱憎与愿望，对其中封建正统思想的糟粕则回避之，掩饰之，以达到美化古人、颂扬古人的目的，这也同样是错误的。然而霍松林先生却正是这样做的。霍先生在他的论文中，不惜用大量的篇幅去分析、肯定《三国演义》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与价值，而对其正统思想的批判却三言两语也不愿花费，表现得那样吝惜笔墨。这实质上岂不是在告诉读者：《三国演义》中并没有什么正统思想，或者用霍先生的话说，“由于人民的爱憎和理想表现得那么强烈，以至压倒了正统思想”，可是，事实终究是掩饰不了的。《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实际上是明显而突出的存在着，它并没有为人民的爱憎和理想所压倒，以至消失掉。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我想从两方面简略地谈一下《三国演义》中正统思想的表现。

第一，从对汉室和曹操的态度看《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

诚如霍先生所说，“《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把‘人心思乱’的原因归于‘朝政日非’，并抨击了‘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的桓、灵二帝”。在这里，作者对汉室的腐朽败坏的确是有所不满、有所批判的。然而，根据这一点是否就可以断定作者所表现的“不是正统思想，而是人民的爱憎，人民的理想”呢？我看是不行的，因为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尽管作者对汉室的腐朽败坏有所不满，有所批判，但是他却并未因此就否定了刘汉政权存在的权利，相反地，作者还认为刘志(桓帝)、刘宏(灵帝)、刘协(献帝)一脉相传、相继为帝是合法的，是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因而他才在第一回中对以张角等为首的黄巾起义表示了鲜明的敌意，否定了他们的行动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作者曾借张角入山采药时遇见的那个老人的口警告张角说：“若萌异心，必获恶报。”所谓异心，就是指推翻刘汉统治，取汉天子而代之的企图。与此同时，他对所谓“与国家出力”(张飞语)镇压了农民起义，维护了刘汉统治的军阀，则显然采取了肯定与颂扬的态度。那么，这怎么能说作者在这里所表现的“不是正统思想，而是人民的爱憎，人民的理想”呢？

大力维护刘汉统治的封建正统观念绝不只是表现在这一处。在此后的许多章回中，作者对一切忠心耿耿地为刘汉统治出力效命的人，一律采取了赞颂的态度，反之，则口诛笔伐，称之日贼，斥之为奸，显然，这也是正统思想的表现。如在第20回中，献帝在许田打围时因看到曹操“身迎呼贺，无礼已极”，因而忧虑他“早晚必有异谋”。于是他便于衣带内缝一密诏，以赐国舅董承，诏曰：

……近日曹贼弄权，欺君压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勒赏封罚，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大臣，朕之至戚，当念高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复安社稷，祖宗幸甚！…………密诏的内容，显而易见，不过是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巩固刘家对人民的剥削权。董承奉诏后，随即结连侍郎王子服、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西凉太守马腾等，昼夜策划，以图“殄灭奸党，复安社稷”。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却称这些人为“忠臣”，为“救国之人”，称赞他们的行为是“为国除害”，在第23回中，太医吉称平与董承合谋，打算毒死曹操，结果，吉太医因事败遭刑，终于撞阶而死，这时作者写诗赞颂道：  汉朝无起色，医国有称平：立誓除奸党，捐躯报圣明。

极刑词愈烈，惨死气如生。十指淋漓处，千秋仰异名。接着，衣带密诏一事完全败露，董承、王子服等五人亦为曹操所杀，于是作者又写诗赞叹他们说：

密诏传衣带，天言出禁门。当年曾救驾，此日更承恩。

忧国成心疾，除奸入梦魂。忠贞千古在，成败复谁论。

书名尺素矢忠谋，慷慨思将君父酬。赤胆可怜捐百口，丹心自

是足千秋。这里所谓“救国”“为国”“忧国”的“国”，其实只不过是刘汉的统治权而已；吉称平、董承的“忠”，也只不过是对刘汉统治的忠实罢了，在这当中，绝对没有丝毫人民的爱憎与理想的成分，这是可以断言的。那么，《三国演义》的作者对这些人一唱三叹，赞颂不已，除了是他正统思想的表现而外，还能作什么解释呢？

再如，“伏皇后为国捐生”(第66回)、“讨汉贼五臣死节”(第69回)，作者对汉室的“赤胆忠心”，只从这些标目中就已经可以看得很明显了。和对待董承、吉称平等人一样，作者也称赞伏完、耿纪、韦晃等人为“忠义”“精忠”的“贤”者，并对他们“恨满心胸丧九泉”的结局表示了无限的悯悼与怜惜。

例子不必再举下去了。总起来说，在《三国演义》作者的笔下，行将崩溃的刘汉政权及其代表人物，总是那样可怜和值得同情，一切只要是为了维护这个政权的人，又都是那样的可敬可爱，仿佛都将要千秋不朽，这一切，都只能是作者思想上还鲜明地存在着的封建正统观念的体现，而决不是人民的爱憎与理想的反映。

和董承、吉称平、耿纪等形象相对立的是曹操的形象。如果说董、吉等性格的特点是“忠”的话，那么曹操的性格的特点便是“奸”。所谓“忠”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了，下面我们不妨再简单的谈一下这个“奸”的具体内容。

从杀吕伯奢全家人(第4回)看，从借王重的头以安军心(第17回)看，曹操的性格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险的特点的确是鲜明突出的。对这，《三国演义》的作者予以无情的鞭挞和坚决的否定，其进步意义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构成曹操奸险的性格特点的并不只是这些东西，《三国演义》其所以把曹操写成反面人物和否定形象的根据，也并不止是这一点。即使撇开历史上的曹操不谈，单就小说中所描写的曹阿瞒来看，在他的身上也还是有一些可取的东西。P6-8

高海夫1928年出生于山西夏县一个户大家虚的农家。抗战初期(1938年)随父亲逃难到陕西北同官(今铜川)落户。在西安完成了中学、大学学业。

他的学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我跨进中学的校门时，已是炮火连天，烽火遍地，中国人民正在与日寇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殊死搏斗。及至读完高中，虽然日寇已经投降，人民终于赢得了战争。但是祖国的大地上仍是满目疮痍。我的中学时代大抵就是在这样一个万方多难的岁月里度过的。”

他也曾说过，他是一个天分平平、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与爱好的人，因而也不曾想过将来要做个什么“家”，在哪一方面有所建树。他从长辈和老师那里所听到的，常常不过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悬梁、刺股、囊萤、映雪之类的告诫和劝勉。时间一长，也就形成了一个信念：学生，就是要学习，要努力学习，要不怕困难，不畏艰苦。这是学生的天职。至于今后如何，那是后话。当然现在看来，无疑显得有些糊涂、懵懂，以至平庸，不过在当时，却正是它支持、促使着他，在极差的条件下：平日里听着日寇飞机的轰隆声，炸弹的爆炸声，住着窑洞宿舍，就着青荧如豆的油灯光，读着又黑又厚的纸印成的字迹模糊的课本、书籍，以至在大雪纷飞时仍自几个人在室外空场上围成圈儿就餐，读完了中学，学到了一点基本知识和本领，正是由于这一信念，使他变得充实了一些，也坚强了一些，使他在当时和后来的求学道路上，不至轻易地陷入苦闷，彷徨，更不至落荒而逃，或误人歧途。

考大学时，他报考的是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是辅仁的名系)，考取了，但没有钱去，只得作罢。于是就近又报考了国立西北大学。当时西大政治系名教授之一是徐兴凯，学问渊博，据云对二十四史颇精通，且对其注疏多能背诵，又能写小说，西京日报连载过他的长篇小说《抗战花》，名噪一时，他很崇拜，更加他的极要好的同班同学报了政治系专业，于是他也报了，结果考取了奖学金。入学后，除了徐教授所授政治思想史外，绝大部分课程和教师都不令人满意，他便于课外多读了些文学书籍。解放后，正好政治系停办，他便转入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经过了折腾比较，总算找到了适合自己安身之命的位子。1951年大学毕业时，正值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际，极需干部，便被分配至人事部工作。今天看来，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工作岗位，但是当时凭着纯真知识青年的想法，总认为是“用非所学”，虽然未敢闹情绪，但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是当一名教师。1954年乘着西北军政委员会改制，人事调整之际，被调入西安师院(后改为陕西师大)执教古典文学。天随人愿，一下安下心来，夜以继日，孜孜耕耘，直至1994年退休，整整40年。

在这不算长亦不算短的40年中，除了手捧红宝书，成诵《老三篇》，红海洋里跌打滚爬，代“罪”劳动的十年外，他又坚持了一个信念：教师，就是教书，就是为学子“传道解惑”，道要传得好，惑要解得明，就得博览群书，苦心钻研。这时，他又坚持了一个信念：要耐得清贫、耐得寂寞。家室可以不顾，亲朋好友可以少有来往，只有独拥书屋，以书为师，以书为友，几十年如一日，因之他的教学给受业者的印象很深，时隔数十年，他们仍能清晰忆及上“文论”课的情景说：高先生讲课很有特点，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知识渊博，思路周密，语言简洁，表达力很强。文论本身不大好讲，既要扫除文字障碍，让大家明白文章的意思；又要联系作者的总体思想，结合与之有关的作品，从而把握主要理论和观点。高先生对其所讲内容，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在讲解时条理清楚，深入浅出，所以大家听得明白，了解得透彻。……他讲课时注意前后比照，举一反三，因而我们在读其他篇章时，感到容易了许多。同学们在一起常说：倘若将高先生讲课的笔记稍加整理，其实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文革”后的第一班学生也有这样的回忆：先生手拿两本书，一是《中国文学史》，一是唐代文学作品选，便上讲台了。分析作家作品，语言如剖瓜，一切切出瓤儿来，使我们的心弦随之颤动。全场悄然肃然，知识的尊严在这里以难以言传的课堂秩序呈现出来。记得一位作者曾说过：“做一个老师，最大的乐趣和享受，应来自学生专注于课堂的回馈。”这一点他是充分地享受到了。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教学之余，勤于为文。将平日的心得体会及有感于时论辑结成篇。由于观点早已形成，材料已烂熟于心，提起笔来，如春蚕吐丝，不紧不慢，一句接一句，一段连一段，从容完篇，很少改动，所以从无草稿；应约寄出稿件，也从不留底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事一桩，事竞心平。他在世时，我曾提起是否将发表过的文章收集成册，以作纪念。可他只微笑而不答。我明白，他一面笑我从俗，一面他不愿“张扬”，更不愿赶时尚，也许他认为来日方长，该写可写的东西还很多很多。的确，只在他退休患病的三年里，整日埋头书案，编著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韩愈散文精品选》，还为已出版的《范成大诗选注》翻译了原诗在台湾重新出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唐宋部分他已选定了目录，注释了大半，这个大工程有待完成。中唐诗人韦应物研究及其全集的校注工作一直是他要完成的任务。病重卧床期间，还曾兴奋地对我说，他已想好一篇文章……，如此等等，也许这就是他不急于出“文集”的重要心思所在。

然而，天不假年，其心愿未遂，而绝尘西去，亦惜！亦痛！

他去世后，出“文集”的念头经常萦回在我的脑际，是为纪念他呢？为他四十年教学生涯作一小结呢？亦或是回报培养他的老师呢？为感谢关心爱戴和敬重他的亲朋好友及学子呢？或者还是为了满足我这个曾作过编辑乐以为人作嫁的情趣呢？大概都有一些吧！于是我不妨大拂其意，多方收集查对，将之汇编成册，以备付梓。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除前四个部分外，还编入了一些其他文章：有谈古典文学教学经验的，有谈如何治学的，有回忆中学生活的，也有为陕西省代写的《祭黄帝陵文》，维修大雁塔碑文，以及很少的几首诗词，这些似乎与学术无涉，但我觉得从中可以窥见他在教学与写作上的一斑，也不无裨益，故亦编入，无以类属，名之为“杂文”。

每个部分，均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尤其是论文部分，似有时代烙印，从中或可看到学术研究及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探讨的消息。

2002年4月19日《文摘报》上有一则消息，标题是“弘扬传统文化——季羡林拍公益广告。”广告导演张会军说：“现在的公益广告还没有纯粹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人们会反思中国在世界上靠什么立足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好，值得每个文化人思考。我想这本书是否可以看作为立足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中的一星星亮光，有志于传统文化者，也许愿意借着这一亮光，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