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渴望了解当今真实的世界。《译林》杂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79年创刊起，《译林》发行量一直居国内外国文艺刊物的首位。30年来，《译林》作为嘹望世界的一扇窗口，既为促进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某些启示。业界和一些媒体，曾把《译林》的发展称为“译林现象”。

在本书中，多位知名作家、译者、学者与书人讲述数十年来与译林出版社及《译林》的交往，细数相识、相处、相知旧事，并以此结集。

30年来，《译林》作为嘹望世界的一扇窗口，既为促进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某些启示。

本书精选多位知名作家、译者、学者与书人讲述数十年来与译林出版社及《译林》的交往，细数相识、相处、相知旧事。

李景端 代序一 打开瞭望世界的一扇窗口

章祖德 代序二 “译林”与我

杨 苡 一棵大树

高 斯 打开窗口，了解世界

文洁若 萧乾和我与译林的缘分

臧仲伦 江苏·南京·译林

顾蕴璞 求贤若渴，视“新”如命

范大灿 一段难忘的历史

罗兴典 追寻《译林》诗歌的口味

易丽君 令人难忘的成功而愉快的合作

蒋迪安 展翅因风起，无悔为翩翩

陶 洁 我和译林

刘士聪 回忆我与译林的愉快合作

杨武能 译林品格和译林人

韩沪麟 出版界的“瑞士”

黄源深 翻译家从这里诞生

赵振江 友谊祝福希望

孙致礼 译林伴我行

施康强 南京的文化品牌

郭宏安 翻译《红与黑》的故事

肖复兴 书为媒

虞建华 读者的梦园，译家的摇篮

吴鼎民 解读“译林”

谭晶华 从稚嫩苗木到绿树成荫

许金龙 《译林》和“译林”引领我前行

莫邦富 我和《译林》的点与线

陆建德 “洗我老眼，尽昼夜读之为快”

余中先 朋友加亲家

许 钧 与译林人同行

王守仁 与译林同行

刘 东 译林：雪球还要滚下去

黄蓓佳 我的“译林”情结

王 宁 我与译林的姻缘

陈众议 心灵的港湾

池 莉 纪念一个刚刚发现的故事

黄集伟 手艺与财富

止 庵 我读译林的书

刘文飞 林子和鸟

余 斌 给译林当“枪手”

刘苏里 出版的永恒之道

张 淳 充满热情，勇于挑战

孙 刚 译林三醉

姚君伟 窗口·桥梁·园地

高 兴 译林：醉的理由

苏 玲 温暖的一天

何 锋 译林版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使用记忆

李敬泽 翻译即创造

毕飞宇 译林，我的朋友，我的书库

陈美嫦 开拓，成长，收获

董宁文 我与译林之缘并怀季羡林先生

洁 尘 译林于我

邱华栋 我与译林和《译林》

我和译林出版真正的接触，时间很晚，是2006年。那一年，他们请钱定平先生重新翻译并再版了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他们看到了2000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一则短文《小说还能带给我们什么》，那是我读了他们在2000年出版的《生死朗读》(姚仲珍译)的读后感，就是这则读后感，他们派新版《朗读者》的责编袁楠女士从南京到北京中我的家找到了我，我和译林出版社的友谊从此开始。

想想，这样说，其实并不准确。一个人和一家出版社的友谊，不见得只是从直接接触具体往来开始。作为一个读者，和出版社的友谊或日情分，更在于书籍本身，书籍才是出版社的根本，是联系读者和作者高山流水的纽带和媒介。

如此说来，我和译林出版社的友谊要上溯到更早，在它刚刚建社的20年前。我最早是从一本叫做《译林》的杂志认识它的。当时，我国专门出版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主要有老牌的《世界文学》，和后来上海的《外国文艺》，《译林》当时是初出茅庐，它凭靠什么本事和人家老资格的两家要平分三家天下？这是我当时买它读它的原因。它让我想起同样出自南京的大型杂志《钟山》，当时，《钟山》已经影响不小，是要和上海的《收获》，北京的《当代》《十月》叫板的。《译林》的横空出世，有点儿和《钟山》振起双飞翼一般，无形中带动着南京这座城市文学重镇的作用。当然，这是以后文学史和出版史如何评价的事，对于我，买一本杂志，看重的更是它的内容哪里吸引了我？《译林》是大开本的，容量更大，几乎每期有一篇外国长篇小说；此外，它更重视当代外国文学和当代的现代派文学。这让它有了特色，也有了和两位老大哥甚至老太爷分庭抗礼的资本，或者说勇气。

我就是从那时知道了南京有家新成立的出版社叫着译林出版社。从此，我买了它出版的许多书。最早买的是一套普鲁斯特的《追忆年华似水》，那是它1991年出版的。这应该是普鲁斯特这部大部头第一次在我国翻译出版，这样的书，我相信读者不会太多，普鲁斯特也无需那样多的粉丝一般大呼小叫的热捧。但是，它需要一个出版社的眼光和勇气，还得有点儿底气，因为很可能因为发行量而赔钱，出版社得有经济作为支持的底气。如果说，眼光，很多出版社都不缺乏，但勇气和底气，不见得都有。或许，这样的勇气和底气，衡量着一个出版社是否大气。

以后，我买了它出版的美国作家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葡萄园》。这是两本不好读的书，当时我在书店里买它的时候就心存暗想，恐怕并不是哪个出版社都敢出这样的书的，因为这样的书注定读者不会多，在码洋衡量出版社的利润的时局之下，在发行量成为出版社的脸面和宣传的说辞之中，在许多出版社大量重新再版或萝卜快了不洗泥速译古典外国名著的背景之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派文学已经落潮的新世纪伊始，谁会出版这样的书，都是要仔细掂量一下的。但是，品钦的这两部小说，在阅读美国当代文学中又确实是绕不过去的。出版这样并不讨好的书，的确需要勇气和底气。

在这以后，我又陆续买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和《窥视者》，买了《卡尔维诺文集》。可以说，这些书，都是外国当代文学中现代派绕不过去的著作。从此，我更将其视为译林出版社的特色，只要选择这样的书，肯定首推译林。坦率的说，在此之前，安徽、花城、浙江、湖南，都开风气之先，曾经出版过不少这样的著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日后它们都半途而废，难以为继。流年暗换之中，将斯任转换至译林的肩头。

还有一本书，也值得一说，那是2002年底，我买了一本德国小说《疯狂》，作者本雅明?莱贝特是德国的一位少年作家，典型的80后，出版这部小说的是年仅16岁。这是一本非常好读、且有意义的青春成长小说。我一直认为，译林出版社选择这部小说在中国出版，是有其针对性的。因为我国80后的少年作家不仅成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引人注目、众说纷纭的社会现象，看看国外少年作家的路是怎么走的，特别是看看国外少年作家的作品是怎么写的，无论对于我们认识这一少年作家现象，还是对于少年作家自身的成长，都不无裨益。可惜，这本书，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的少年作家和成人评论家，似乎都太忙而无暇顾及。但是，一个出版社的好意善意和深意，不该拂逆。

转眼，译林出版社已经成立20年，做为出版社，自然要悉数它自己走过的脚印，做为读者，我只是盘点一下，我买了它出版的书有多少，又有多少经过20年的淘洗，至今还保留在书架上。我以为，这应该是对一家出版社最好的支持和祝贺吧？从另一种角度而言，衡量一个出版社的价值标准，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条，那就是读者真正自己花钱愿意从你那里买走了多少书？买过的多少书至今还能够依然放在书架上？

以此短文，表达我对译林出版社的谢意和敬意。P67-70

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人对西方大国的认识，多停留在“纸老虎”、“一天天烂下去”这类口号宣传之上。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渴望了解当今真实的世界。《译林》杂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79年创刊起，《译林》发行量一直居国内外国文艺刊物的首位，1988年底成立的译林出版社，现也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单位。30年来，《译林》作为嘹望世界的一扇窗口，既为促进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某些启示。业界和一些媒体，曾把《译林》的发展称为“译林现象”。

勇于创新，激发“窗口”持久活力

《译林》创刊时，我想到，只看《红楼梦》不能认识今天的中国，只看巴尔扎克、狄更斯的老作品，同样不能了解今天的外国。于是对《译林》办刊方针做如下定位：(1)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优先选择近五年外国健康、流行的社会小说，重视作品反映西方现实的认识作用，拒绝渲染暴力、色情的庸俗劣作。(2)每期全文译载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兼配其他体裁的作品，使每期《译林》既是一本杂志，又是一本书。(3)保证翻译质量，勇于起用译界新人。这三条在当年可谓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以后办刊、办社的长期实践中。

面对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外国文化，必须坚持“洋为中用”，贵在精心选择。我们提出“不与人比胆大，要与人比胆识”。翻译出版，不仅要重视文字的转换，还必须考虑传播中的社会效果，多年来，《译林》正是坚持了这种严肃、慎重的态度，保证了在出版导向上没有发生偏差。出版的竞争重在挖掘出版资源，而译者正是翻译出版的重要资源。《译林》作为一家新办地方刊物，起初毫无优势，于是我们一面诚恳邀请钱锺书、杨绛、卞之琳、戈宝权等一大批译界名家出任《译林》编委，同时大胆起用年轻译者。当时上海外语学院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没书译，我们主动网罗过来，给任务，送词典，发表译作，报销打字、复印费，还推荐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翻译界的重要骨干。

时代在发展，要求办刊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展现新创意。《译林》的题材，从早期的侦探小说，拓展为社会小说、经济小说、法律小说、悬疑小说等；内容从虚构到纪实、传记、剧本、访谈、自述、回忆、评论、名词解释等，力求丰富多样；刊期也从季刊改为双月刊，还努力增加刊物的附加值，出版了增刊号、文摘版、《译林书评》等等。《译林》这些传统，已注入刊物积累成一种品牌，实现了30年来年年盈利。

排除干扰，维护“窗口”定位特色

创新的东西，一开始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有时还会受到干扰。《译林》定位的特色，正是在排除干扰中坚持下来的。1979年《译林》创刊号全文译载了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小说原著。不料被一位外国文学研究界老前辈上书胡乔木同志，指责《译林》“趋时媚世”、“倒退”，“自‘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未如此堕落过”。幸好当时党中央正在拨乱反正，对文艺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当时中宣部王任重部长，在期刊工作会议总结时宣布：“耀邦同志同我商量过，《译林》的问题，就到此结束。”在这种气氛下，那位老前辈特地邀请我们上他家里，说由于他的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压力，他对此表示歉意。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绝无意抱怨那位老前辈，而且事后他已经同《译林》成了朋友。实际上这场风波是文坛上“左”的流毒尚未肃清的反映。有人就说，“打开窗口，让苍蝇、蚊子全进来了。”对此，我们坚持排除偏见，努力提高选题质量。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利益驱动下，格调低下、庸俗色情的商业化小说一度充斥市场。有好心朋友认为，《译林》面孔“太板”，想保住订数，就得设法满足读者的“胃口”；有些发行人员，更要求《译林》的“洋货”和“胡椒面”要多一些。译林人拒绝向庸俗低下让步，坚守原定的品位，注重提高质量，终于顶住了压力与诱惑，使《译林》保住了原有的特色。

开门办刊，增强“窗口”辐射作用

一本杂志因其特定内容，往往能吸引一批与其相关的作译者与读者，形成一个与刊物既联系又互动的群体，这既是办好刊物的有利资源，又是扩大刊物影响的工作对象。《译林》充分利用在翻译界联系面广的优势，开门办刊，主动开展与翻译及行业相关的活动，使不同层次的活动，成为联络作者、译者及读者的活广告，增强“窗口”的辐射作用。

创刊以来，我们举办了多次影响较大的活动，例如1983年与上海《外国语》杂志联合举办建国以来首次英语翻译征文评奖；1986年与日本小诸市联合举办“岛崎藤村文学翻译与阅读奖”，并由《译林》举办扶植青年译者的“戈宝权文学翻译奖”评奖；1987年会同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在京举办“穆旦学术讨论会”及出版穆旦纪念文集；1990年由《译林》发起并经上级批准，成立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并由《译林》承担该会秘书处的工作；2006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由《译林》承担该组织的国际刊物《国际博物馆》中文本的出版发行，除当年在巴黎举办了该杂志中文本出版首发式外，2008年又与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在京举办了“国际博物馆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这些活动都受到了好评。

提升建社。放大“窗口”传播效应

1988年底，在《译林》杂志的基础上，译林出版社成立。1989年，全社只有17人，出书不足30种，年利润才四万多元，条件相当艰难。但全体译林人，发扬了《译林》早年创刊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开拓创新，经过建社后二十年的拼博，终于创造了译林的第二度辉煌。2008年，全社销售码洋3．8亿元，历时10年编撰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荣获当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译林版图书，已成为图书市场一个有特色的品牌。

译林人十分珍惜《译林》杂志已建立的声誉，对译林版图书，不去跟风作秀，不允许牺牲质量争码洋，不打“擦边球”，拒绝粗制滥造，终于赢来了读者对译林品牌的信任。译林社重视树立超前观念，敢做他人未做的事情。例如，率先翻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蒙田随笔全集》、《万有引力之虹》等一批填补我国文学翻译空白的巨著，既得大奖又赚了钱，可谓名利双收。又如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译林人认识到，翻译出版的竞争就是占有外国版权之争，因此较早地舍得大投入，积极买进一大批现当代外国作品的版权，其中有多位作家后来因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其书更走红，这些都成了对译林人敢为人先意识的市场回报。

译林社充分利用外语人才多、涉外联系广的优势，积极走多元发展的道路。除外国文化类图书以外，又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发了译林版从小学到高中的英语课标教材和配套教辅，以及拓展了外国漫画、中英双语读物、高职英语教材等新的领域，还瞄准世界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引进版权同时，努力扩大版权输出，加强对外合作出版，为创建全国一流的出版社，再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