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先生继畅销书《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之后的又一力作!在本书中,作者慷慨地铺展了自己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领域广阔深厚的背景知识,冷静地陈述了对许多人们广泛关注问题的理性思考。作者在中国通向大国之路上继续追问:这么一个国家应当为人类,为世界贡献什么?作为“崛起外交”,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呢?本书分析了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如何从衰落到崛起,更主要的是试图引起当政者的警惕,面对自身的日益强大,如何记取历史教训,像对待瓷器那样谨慎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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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 |
分类 | 经济金融-经济-中国经济 |
作者 | 张剑荆 |
出版社 | 新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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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先生继畅销书《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之后的又一力作!在本书中,作者慷慨地铺展了自己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领域广阔深厚的背景知识,冷静地陈述了对许多人们广泛关注问题的理性思考。作者在中国通向大国之路上继续追问:这么一个国家应当为人类,为世界贡献什么?作为“崛起外交”,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呢?本书分析了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如何从衰落到崛起,更主要的是试图引起当政者的警惕,面对自身的日益强大,如何记取历史教训,像对待瓷器那样谨慎呵护。 内容推荐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面对全球范围内力量大规模转移的历史趋势,倒退着走路可能更容易使人保持警醒。对于倒退着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而言,有一门学科显得特别重要,它就是专门研究国际间权力关系、研究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医学是人类生死之学,国际关系学也是生死之学,前者关系到个人的生与死,后者涉及的则是国家的生与死。国家往往并不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大,也不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富于理性,所以我们说“强权如瓷器”,因此之故,当国者需要谨慎从事。同时,国家并非一人一姓之国,其荣辱生死,事关每一个人,因此所有的国民,都有责任关注其命运。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宗旨。 本书系统分析了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如何从衰落到崛起,更主要的是试图引起当政者的警惕,面对自身的日益强大,如何记取历史教训,像对待瓷器那样谨慎呵护。强国只有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恭敬地呵护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强盛的国力,走得更远。 目录 自序 导言 倒退着进入未来 第一篇 中国的崛起革命通过改革实现崛起 一 从衰落到崛起 二 韬光养晦 三 稳在亚洲 四 探寻一个体系共识 五 中国崛起与日本 六 通过改革实现崛起 第二篇 别了,旧世界:中国崛起的世界背景 一 在送葬曲中行进: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二 重新崛起俄罗斯的普京时代 三 颜色革命:从稳定弧到革命弧 四 欧洲的焦虑 五 亚洲的冲击 六 流乱四起 第三篇 强权如瓷器:对力量的思考 一 强权如瓷器 二 国家的双螺旋 三 骗子、小气鬼和傻瓜 四 国家为什么自恋 五 国家形象也是国力 六 多极系统和平衡者 七 事实是囚徒 八 战争与意识形态 九 世界的展 十 对战争的态度 十一 穴居人 十二 权力幻觉与萨达姆的结局 十三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 试读章节 最近25年来,中国力量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如果这一增长势头持续到21世纪20年代,届时,中国就将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大国。 目前,在全球各地,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中国力量的崛起正在改变和重组世界格局。正是基于此,我在《中国崛起》一书中将中国崛起称为“一场革命”。 中国与世界的三重连接 对于这一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描述: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的地缘政治特征和中国的制度、文化形态。 中国目前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方式产生的。 这是中国与前苏联对世界影响的不同之处。由于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1992年选择走市场经济道路,标志着市场经济基本上已经扩展到了地理意义上的最后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中国市场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2001年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市场构成要素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 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其对世界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例如,中国的市场秩序扩展就与日本十分不同。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拥有技术领先优势,因此不可能像日本那样通过技术转移形成以产业垂直分工为轴心的生产和市场网络。中国的特点是,大量引进外资,充分利用本土雄厚的资本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资源的巨大需求。这一切都通过市场力量联结成以中国为一极的网络。包括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内的诸多经济体,通过与这一网络连接起来实现繁荣。 比如,在2006年11月17日通过的《中越联合声明》中,确定了2010年中越双边贸易额150亿美元的新目标。再比如,中俄两国领导人提出了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根据2005年中印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双方确定到2008年实现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不久将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受惠于这一网络的国家,当然不限于周边国家,非洲、拉美等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网络的重要。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13%。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国市场力量的增强和扩展,世界市场将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另一重要方式,是中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特征。 从地缘地位上看,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具,横跨中亚、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大国。其中地缘特征类似于放大了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相互竞争的欧洲体系。在其周围分布着若干全球大国,这些全球大国分别作为全球地缘板块组成了“世界力”,他们推挤着形成全球地缘格局,而中国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心。“中央之国”的概念,从地缘上讲,是名副其实的。 在中国的北部,是巨大的俄罗斯板块,长期以来,俄罗斯板块都是世界力量最重要的一部分,其背靠寒冷的北极,向西、南、东三个方向作用。在中国西南部,则是印度板块,作为南亚次大陆上的大国,印度一直谋求区域强权。在东部,是以美日安保体系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强大力量板块。由此可见、中国的地缘特征类似一个七字路口。这种地理位置,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是很少见的。 中国因这一地缘特征而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当中国陷于内乱的时期,中国是列强争夺的焦点。“蚕食”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景象。而当中国强大的时期,它又被视作“大锤”,敲打着周围,让周围惊惧不安。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中国威胁论”、“黄祸论”,此乃对此一地缘特性的反应。 中国的这一地缘形势,意味着中国被卷入多个世界的冲突之中。这构成了中国转型的特殊难题。这一地理难题,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就维持了世界的稳定。 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另一重大影响,源于中国的制度和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共主的朝贡体系,这一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中华文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这构成了它的软力量。然而随着中国近代陷于衰微,中华文明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中华文化曾节节败退,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面临着复兴的机遇。这将唤起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并通过这一历史链条而对世界产生影响。 比如,一位日本外交官曾经就开玩笑般地问我,中国是否将重现曾经有过的“朝贡体系”。对他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当时我几乎是本能反应一样予以了否定性回答。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后想来,这个问题或许并不是一个玩笑,历史的记忆隐藏于心灵的深处,借助某个偶然的机缘,它有可能复活。在这位外交官看来,来华访问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络绎不绝,中国领导人的出访也非常频繁。在2006年召开的“中非论坛”上,来京出席会议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就达40多位。如此多的国家领导人同一时间聚会北京,自然会使国外观察家们感到震惊。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产品、中国公民、中国概念在全球每个角落显示着自己的存在,一些人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如此的结论,也许并不奇怪。P3-P6 序言 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持续了四五年的过程。虽然编辑成书是今年的事情,但就写作时间上看,与作者2005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崛起》一书比起来,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写作时间上的这种情形,说明了目前这本书与《中国崛起》的血缘关系:部分是母亲,部分是儿子,两者血脉相承,都可以归之为作者围绕中国崛起这一主题所做的思考。《中国崛起))是作者将这一主题进行系统化的尝试,而摆在眼前的这本书,则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过程和进一步延伸。与系统化、学术化味道比较重的前者比较,这本书则有着更鲜活的色彩。 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作为在媒体工作的评论员,我比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这一主题。我记得我最早一篇谈论中国崛起的评论,发表在1996年8月份,在这篇文章中,我自不量力地提出要构建一种如何对待力量的国家哲学。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当回头检视这些年写的文字时,发现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这也算是一种潜意识或无意识吧。当编辑这本书时,又一次不自觉地把“对力量的思考”当成了书名。 国内对中国崛起话题作出积极回应是在2002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在2006年的播出,更是将这一主题推进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这一主要属于国际关系的话题,开始进入了其他学科人士的视野,也正是更多人士的关注,才形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大潮”。当然,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人们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仍然是有分歧的。记得2007年2月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召集了一个“大国崛起”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是一批当前十分活跃的学者。大家在“大国”问题上,在“崛起”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位我十分尊重的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是不是大国,对中国是不是正在崛起,都提出了质疑,其理由是中国国内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次研讨会,当时一位海归学者向一批记者编辑谈中国崛起,这位学者报告了华尔街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在他看来,中国崛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没有等他讲完,我的一位好朋友就站起来说,“我们不听了,我们要吃饭了”。显然,我这位老友的“行为艺术”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在国内还有人挨饿的情况下,说什么崛起昵,更谈什么大国呢!这两次研讨会上的情形是类似的,所反映的是同一种看法或情绪,那就是,在中国国内还面临着严峻的转型问题的时候,.还是不要谈什么大国谈什么崛起吧。 我是赞成将中国崛起置于中国总的转型背景下来看待的。这种看法构成了《中国崛起》一书的特点之一。但是,不能因为国内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去研究崛起,甚或否定崛起的现实存在。在我看来,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衡量——比如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都是如此。如果连中国都称不上大国,那还有几个国家能够称得上大国呢?中国毫无疑问也在崛起,如果连一个经济连续增长了30年的国家都不能说崛起,那还有什么能够称作崛起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研究中国如果不顾基本事实,只讲价值规范,这样的研究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其研究结论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许多朋友,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多重维度,只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他们担心,“大国”、“崛起”的提法有可能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利用来炫耀权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是无视中国崛起的理由。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封闭起来埋头自己事务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怪物;同样,一个只是处处点头,一味追随与理想中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也是一个怪物。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国家有自己的行为逻辑,这一逻辑未必一定符合统治精英或领导人的价值取向。例如前苏联国家的行为逻辑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的行为逻辑,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是有不同,但不要夸大这样的不同,其实,变化的主要是力量,而不仅仅是价值取向。如果不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实力降低到仅相当于荷兰的水平,如果俄罗斯的实力重新恢复到前苏联第二大国的位置,那会怎样昵?再例如,美国几乎不会在国内冲突中使用军队,但是在国际冲突中却频繁地使用军事手段,每届美国总统都要对外用兵,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国家间关系有着完全不同于国内权力运作的机理。然而,在国际政治问题上,许多幼稚的、浪漫的看法,总是占据着知识分子们的头脑。他们总是忽视了国家间关系不同于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关系。国家虽然要对国内压力做出回应,但它也要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做出回应,这使得国家永远都在冲突与合作中权衡力量以便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回应。 我仍然坚持《中国崛起》一书的观点,即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性事件之一。对这一代以及未来几代地球人类而言,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中国因素”、“中国问题”便成为甩不开的现实,而对我们这一代及后几代中国人来说,思考这一问题更是一种责任。从简化的或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如何对待力量的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思考。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的维度,只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他们担心,“大国”、“崛起”的提法有可能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利用来炫耀权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是无视中国崛起的理由。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封闭起来埋头自己事务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怪物;同样,一个只是处处点头,一味追随与理想中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也是一个怪物。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国家有自己的行为逻辑,这一逻辑未必一定符合统治精英或领导人的价值取向。例如前苏联国家的行为逻辑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的行为逻辑,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是有不同,但不要夸大这样的不同,其实,变化的主要是力量,而不仅仅是价值取向。如果不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实力降低到仅相当于荷兰的水平,如果俄罗斯的实力重新恢复到前苏联第二大国的位置,那会怎样呢?再例如,美国几乎不会在国内冲突中使用军队,但是在国际冲突中却频繁地使用军事手段,每届美国总统都要对外用兵,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国家间关系有着完全不同于国内权力运作的机理。然而,在国际政治问题上,许多幼稚的、浪漫的看法,总是占据着知识分子们的头脑。他们总是忽视了国家间关系不同于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关系。国家虽然要对国内压力做出回应,但它也要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做出回应,这使得国家永远都在冲突与合作中权衡力量以便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回应。 我仍然坚持《中国崛起》一书的观点,即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性事件之一。对这一代以及未来几代地球人类而言,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中国因素”、“中国问题”便成为甩不开的现实,而对我们这一代及后几代中国人来说,思考这一问题更是一种责任。从简化的或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如何对待力量的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思考。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的思考对象不是中国,不过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也同样有着值得重视的价值。我的每一篇文章都预设了一个中国取向。所谈论的对象或许是某个别国,但问题意识却是中国的。我想这也是我的‘‘国际评论’’同许多流行的国际评论不同的地方。 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秩序正处在自形成以来又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中国是这一转折的推动力量,但同时也为变动中的其他力量所推动。本书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2001年“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与中国的关联上。也正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在不经意间巧合在一起。“9·1”’事件造成了世界重新发现中国的形势,而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则标志着我们对自身的再认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似乎转眼间,问题变得不那么一样了,一个新的国家就像隐在烟霭中的山峰,清晰地展露出不一样的景观。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崛起的舆论形成了。 这本书之所以写成,得益于我作为“专栏作家”写下的若干时论。读过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南风窗、财经杂志、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的朋友,对本书或许不会陌生,尽管我对若干文章做了编辑,但仍能看出当年的一些痕迹。就我个人的阅读口味而言,我十分喜欢并珍视这里的文字,那些看起来是急就章式的文字,总是艰苦思考之后的灵感闪现。简洁明快一直是我追求的写作风格,可惜这样的语言风格在对学术化的过分追求中常常遭到扼杀,成为了沉闷的文字堆积。 黄钟先生仔细审读了本书,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我对他的每一处“朱批”都进行了考虑,但其中仍然存在的错误是不可以算在他头上的。何江涛先生是编写本书的积极推动者,这里要感谢他的热心、好心和关心。 2007年7月中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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