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21个广为流传的经济学谬误》(1970)的一个续篇。相对于前一个版本，本书中所探讨的经济学谬误数量有所减少，这部分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经济问题赫然突出，并已置于公众视线的关注之下，它们包括“美国经济统治地位”、“工资所得税”(错误地被当作鼓励投资的手段)、所谓的“人才外流”以及若干有关改善“经济增长能力”的问题。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作者决心要从更深的层次去看待那些更顽固的谬误。

米香在本书大胆揭露了很多经济学谬误。这些谬误貌似有理，以至于很多人都禁不住对它们笃信不疑。米香要让人们了解到，本书中13个惯常的、流行的谬误只是谎言！

米香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论辩无关乎政治。他的目标倒不如说是要检验那些隐藏于左派和右派立场背后的假设，或者揭露那些被他称之为“惊人的愚昧”、却在当时被算作“智慧”的东西。

米香的观点给现有的经济学争论增添了新的活力。正像他指出的，从《华尔街日报》、《时代》到《经济学人》，本书中的那些谬误常常出现。通过本书，他希望使人们反思那些一贯的经济学假设，让民众深刻地认识到，很多我们熟悉的常规的经济学判断实际上只不过是谬误罢了。

序言

一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备忘录

谬误1：美国商品无法与产自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的产品有效竞争，比如产自中国的产品

谬误2：劳动力移民有益于东道国经济

谬误3：全球化有助于提高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准

谬误4：建立共同市场的国家可获得经济收益

谬误5：住房短缺有必要进行租金规制

谬误6：女性薪金明显低于男性就是性别歧视的明证

谬误7：削减建筑成本会降低房价

谬误8：工厂歇业、企业倒闭，失业就增加；反之亦然

谬误9：竞争性私有经济更有效率

谬误10：大学教育津贴促进了机会均等、实现了总体社会效益，所以是合理的

谬误11：国家公债是子孙后代的负担

谬误12：通货膨胀是由货币的过度供给导致的

谬误13：经济增长率是衡量民众满意度提高的一项很好指标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有关于一个人的思想可能会影响其观点形成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取决于“其他条件不变”条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因”的概念有时被采用的方法。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政府开支过度”，或者“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原因是境外军事开支过度”。举个例子，那些一方面反对通货膨胀，一方面又赞同政府高额开支的人该怎样去反驳这样的观点呢？或者他一定要在支持后者和反对前者中放弃一样吗？

首先，应该认识到，即使有一个单独的或主要的原因，那也不能由此认为，一个单一的或主要的补救措施就能消除这个诱因。事实上，在提出补救措施时，了解“原因”并不总是必须的或者相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导致一个人贫困的原因是他失去了手臂，从而使他无法胜任工作，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复原他的手臂。一般而言，当我们在面临一些我们希望去补救的状况时，比如：贫困、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逆差，我们要考虑的相关问题不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如果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唯一一种，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在经济学需要应对的各种问题中，这种情形显然并不常见。

回到我们的例子中，政府开支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虽然削减政府开支是缓和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但是没人敢严正地提出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那么，“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政府开支过度”这个说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联系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失去手臂而突然变贫穷的人：这就像说，直到上个月还没有通货膨胀，随后由于政府增加了开支，使得经济需求增加从而引发了一场通货膨胀。这表述的已经足够清晰了，但是绝不能说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就必须削减政府开支，除非(a)这是达到这一目的唯一方法(我们把它视为压倒一切的目的)，但我们必须得说，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或者(b)政府开支相比于其他形式的开支对社会没有多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也要削减政府开支。

当然，我们还要更细致的考虑，这些影响因素究竟是怎样同“其他条件不变”条款联系起来的。其实，我们要说的已经包含在上述讨论中了。

20世纪30年代关于“失业原因”的争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它可能意味着：在不考虑外贸的情况下，如果市场上的货币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在短期内增加货币工资将会降低就业水平。而货币工资的削减则将使得就业水平得到提高。假使我们接受一个固定货币量是“其他条件不变”条款之一，那就可以这样说：过高的货币工资是导致失业的原因。然而，固定的货币量并不是上帝或是自然制定的恒定不变，恰恰相反，它是可以根据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调整而变动的。只有作为我们思维实验一部分的时候，它才可能保持不变。相应地，如果我们允许货币量发生变动，而在新的思维实验中保持货币工资叵定不变，那么，货币量的增加就将提高就业率，而货币量的削减就会降低就业率。按照“其他条件不变”条款——这里，就是货币工资恒定不变，我们就可以得出失业的“原因”是货币量太少。

现在，有两种提高就业率的途径，即削减货币工资，或者是增加货币量，两者将对价格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样是提高就业率，与通过增加货币量、保持货币工资不变相比，削减货币工资可以在一个较低的物价水平上进行。因此，那些反对高物价水平的人倾向于把货币量看成是“其他条件不变”中的因素，从而将高工资视为导致失业的罪魁祸首；而那些对更高的价格水平担心较少，对削减工资导致的工人抵抗运动担心较多的人，则更倾向于将工资当作是“其他条件不变”中的一部分，认为货币供给量不足才是造成失业的元凶。  在分析例如国际收支平衡赤字的问题上，也可进行相似评论：那些热衷于固定汇率和物价稳定的人在分析问题时，很可能把这些因素放在保持不变的行列，而倾向于把通货膨胀看作是赤字产生的“原因”；相反。那些强烈反对失业、对通货膨胀担心较少的人更倾向于将充分就业划到条件不变的因素中，而认为汇率高估才是导致赤字的“原因”。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中，价值观念的差异，就像依附在政策各项目标上的权重一样。通过影响人们对不变条件的选择，来影响其所做论述的方式。

五

有些论者力陈，为了减轻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当影响，经济学家们在讨论经济政策时应该进行一下自我剖析，以发现哪些观点是由其政治价值催生的，哪些是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判断得来的。诚挚地请求他们将自我剖析的结果与广大受众交流一下。这一规定是多余的，或许压根就无法实现。之所以不可能实现，原因就在于，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判断通常都会受到其价值观念的影响，反之亦然。如果这一规定——经济学家要表明他们的政策推论哪些是来自客观事实，哪些是来自价值观念——被看成了一种需要，那么答案还是来自于这两个方面。这个规定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在任何一个讨论中，人的动机是完全与之无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提出的观点。而避免那种竭力从“原因”中找到相关补救措施的误导性观点产生的方法，就是记住这样一点，当涉及政策问题时，所要做的就是从已向我们开放的行动中做出最好的选择。如果有人给我们提供了多个选择，但没有一个是我们想要的，那我们就应该使思想屈从于去寻找相对不那么令人反感的替代方案。

六

对于那些认同米香博士全部观点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序言没多大意思，因为他们不希望去评论他。因此，这主要是针对那些可能对这里面部分观点或全部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所做的陈述。

序言的关键在于指出什么是相关的分歧和批判，什么不是。如果有读者发现米香犯了逻辑错误，那么这确实是一个贴切的批判；同样，如果一个读者认为米香的一些有关经济运行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这也是一个相当中肯的批评(尽管它总是被人们看成“认为某些东西是错的”，而不是它事实上就是错误的)。再有，如果读者在一些政策上不同意米香的观点，比如他在租金管制方面的观点，那他就应该问问他自己能否想出更好的替代政策。总之，可以预期到一个更加可行的结果。然而，如果像下面这样看待米香博士的观点，那就不是一个中肯的评价了。还拿房租管制来说，比如他们认为，米香只不过就是业主的代言人，或者选择他的一些特殊言辞进行口头狡辩。正像米香博士在他的引言中谈到的，他希望本书能够催生更多关于当前经济政策问题的明智之论。那些我刚刚提到的不相干的批评，在任何开明的言论中都将没有立足之地。P14-17

本书是拙著《21个广为流传的经济学谬误》(1970)的一个续篇。相对于前一个版本，本书中所探讨的经济学谬误数量有所减少，这部分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经济问题赫然突出，并已置于公众视线的关注之下，它们包括“美国经济统治地位”、“工资所得税”(错误地被当作鼓励投资的手段)、所谓的“人才外流”以及若干有关改善“经济增长能力”的问题。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我决心要从更深的层次去看待那些更顽固的谬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西方经济迅速增长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生活中持续上升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一趋势在所难免，深刻的技术变革导致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和复杂程度日益提高，从而增加了人们的生活压力和焦虑感，尽管这与芸芸众生的本来愿望背道而行。

战后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后果是，它对我们的生活状态，以及现代政府为应对那些由于科技革新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匆忙立法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断高涨的市场需求使得国会疲于奔命地进行立法，政府很少有时间和耐心去通盘考虑，遵循那些他们期望通过的规章将会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并向公众说明这些后果。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通过相当肤浅的方式为了鼓励达成共识或至少是默许而通过的规章制度。政府不止一次信誓旦旦地向民众保证，它已经听取了专业建议，或者已经就那些立法建议与相关的利益群体展开了详细的商谈。更糟糕的是，我们过于依赖这样的观念：国会议员专注于立法，就足以使我们确信这些立法符合“国家利益”。

如果政府当前正欲实施的政策对我们福利产生的影响有限，那么他们急于“做好本职工作”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就像上面提到的，当前立法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众多约束和规制，的确对我们的福利产生诸多影响。此外，无论区域化还是全球化，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新技术革命出现和世界人口暴涨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正接近于生态灾难的边缘”已不再是危言耸听。从我们城市里及高速公路上日益拥挤的机动车辆，到由于医学的解放创新产生的益处而导致的当代伦理与宗教间的冲突，新技术的采用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外部负效应：这一效应从核毁灭的威胁一直延伸到地球上的人类本应该保护的臭氧层的持续消散。在这样的形势下，所有国家的政府做出的政治决定都有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可怕、最痛苦的后果。

近来，对重要经济议题的真知灼见式的讨论有所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政府和反对派都易受到那些已经过时的、所谓“有远见的”自由主义教条的影响所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国家任由那些受错误经济学假设指导来制定政治政策的人来治理，着实令人不安。人们常常对下面的部分满怀信心：经济增长加速(作为传统测量指标)、人口流动性增强、国家出口增加或是大学生数量扩张等，必定会把我们尽早带入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权势集团以及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民众不加任何质疑地就接受了这些经济命题，从而使得当前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易于浅尝辄止、流于表面。

毋庸置疑，通达之士间的明智辩论已日趋减少。对此，公众可将其归咎于所谓专业的经济学家。他们既没有清晰明朗地解释那些正在提上议程或是已经实施的经济政策的涵义，也未能及时地提出那些实际上可以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的备选方案。单从这一点来看，公众就不用指望透过那些由“专家”罗列出来的经济政策的神秘面纱看出什么。因为所谓的“专家”都不过是为雇用他们的政府偏好进行辩护的人罢了。

联邦政府的执行部门会雇用或咨询那些赞同其观点的经济学家。而这一点常常并不为人所知。这些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的经济学家。即便在关于具有政治可行性的经济建议上最初没有任何预设立场。但最后可能也慢慢地向着政府的方向靠拢。雄心壮志的驱使或者只是要感知自己对其所服务的部长们不负所托，以及与同行们、公务员、政客相处的需要，所有的这些都使得他们开始从政治可行性着眼来思考经济问题。举个例子来说：经济学家可能深深地懂得，在货币政策上，可变汇率或者说是浮动汇率(可能要伴随着若干保障措施)比固定汇率政策更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但是，如果从实践角度出发，或是从合作伙伴所确信的方面考虑，那么这位经济学家就会得出浮动汇率“根本办不到”的结论。他很清楚，如果将自己这些主观意识的个人观点带入到公共决策中，那么只会让政治决策者无所适从而倍感郁闷。经济学家当然不愿去承担被人怨恨、漠视的风险，而宁愿与现实妥协，为经济政策的备选方案加诸政治性约束。这样，他立刻会被政府、更确切的是被权威机构认定为一个谏言者，一个温和的、明智的经济学家，一个可以被信赖和依靠的合理经济建议提出者。

鉴于这样的政治现实，公众确实有必要更加明智地应对经济问题。

为达到这一要求，诉诸实践一度流行于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们不再痴迷于在专业性期刊上彻底解读那些晦涩难懂的经济理论。而是转去阐明前沿经济问题，从而使明智的民众更好地评估替代方案，进而促成一个更富智慧的辩论。

于是，在非专业交流、不诉诸公式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事实上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在内的所有科学家们。在给定行动和程序的条件下，就不会带着丝毫居高临下或者流于表面的态度，与民众就政策后果、影响进行可预期的顺畅交流。此外，至少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通过这种揭示逻辑链条的迂回方式，他也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本书中，我们将寻求一个补充性途径，即：使相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那些揭示许多传统的经济常识其实只是谬论的惊人之论。如果说前一种方法在处理热点经济问题时具有优势，那么后者(即本书所采用的)在阐释方面则更具有深度，对那些没有时间或意愿去钻研经济学著作的理性民众们来说，这样可能更具感染力。然而，就像已经提到过的，这两种方法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它们都非常有助于增加民众中习惯性的、明确的批评声音，而这些批评恰恰被视为政府的祸害、民主的生命线。

如果说这本书就是致力于揭示更多顽固的经济学谬论，这未免有自以为是之嫌。即使它获得了民众的青睐，也将因社会的疏离而渐行渐远。就像托马斯·布朗先生在他的《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中所论述的：

异端不但不会与他们的创始者一同消亡，反而会像艾里苏萨河那样。虽然在一个地方断流了，但会在另一个地方崛起。一个总教会不可能根除一个单独的邪教，也许你能取消它一时，但是随着时间齿轮的转动，来自“天堂”方面的欢喜，又会使它恢复朝气蓬勃的发展，直到它再次受到谴责为止。

我发现，如果仅仅简要地揭示经济学谬论的错漏所在，远不足以抹去社会对它的接受度，因为它将不断地在传统经济论述中找到归宿。但我有理由希望，这本书足以扰乱政治家和官员那平静的心态以及许多战后的正统学说。比如：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源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力移民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或者是我们不得不承担国家债务增加所带来负担，这些都将被清晰地揭示为谎言。

在讨论谬论时，我在广泛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以涵盖那些不精确的或是错误的论调，以及那些有关经济领域的错误观念，偶尔我也把它延伸为包括对问题复杂性的一个不完全赞赏(比如建立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那一章)。

我的论述范围已经划定，那么现在就可以这样说——或许会带有一点点骄傲的叛逆感，那就是：几乎所有我所选择的谬论都渗透在社会上最受尊敬阶层的讨论之中，出现在参、众两院议员的演讲中；出现在内阁部长们庄严的言论中；出现在《纽约时报》、《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久负盛誉的报纸和杂志的主要专栏里。然而，更常见的是，这些带有争议的谬论挖掘出一些拟议中的政治措施所隐含的基本假定中的奥秘，但我必须克制使用“指名道姓”的做法，那是非常不公平的。我这里所讲的谬论都有一个特点，它们既不愚蠢也非无知。事实上，这些谬论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相当正确的，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力地影响、引导着公共舆论。因此，即便有智慧的民众支持它们，也是情有可原的。

一些解释性的评论或许可以使那些坚定崇尚现实主义的读者更加相信这一点，即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文章的简单结构将足以得出有效的结论。我十分清楚理论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问题时往往采用“象牙塔”式方法，即在谈论一个经济分析时“先让我们假定这个，再让我们假定那个”的方式。然而，读者可能对这种为逃避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而过度简化的书籍中得出的结论已经相当厌倦了。

如果当前的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描述现实世界中人们的实际行为是怎样的，那么这些顾虑或许就是合理的。但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是秉持独立相关前提这一观点的——即使他们秉持的是被简化了的假设，那些前提也都是从已经被实证论据证明是正确的结论和推论中得出来的。因此，只要所有的推论都是从那些被采用的、不与实证经验论据相矛盾的前提中合理推断出来的，那么这些被采用的前提都将继续被使用。然而，所有的经济推论都要受到一种叫做“其他条件不变”条款的制约；也就是，“其他情况一律相同”，或者更确切一些，其他(密切相关的)情况保持不变。

然而，除了一个基本的公理，在后面的章节中只有一个行为假定被默认接受。这一公理是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基础中固有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发生在1870年的理论经济学革命。在那次革命中，价值主观论有力地推翻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从那以后，一个良好价值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值得用他愿意支付的最大额度来衡量的；而一个不良价值，则将用一个人勉强忍受它所愿支付的最小额度来衡量。

就像通常被人们称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作为一个行为假定，它只是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对一种商品的价格下调做出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条件不变条款包含了这样几个必要条件：经济总收入和经济分配二者皆保持不变，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维持原状，当然还有人们的兴趣偏好不能改变。

但是，它很好地论及：尽管这些状态没有达到其他条件不变条款所规定的要求，一个商品价格的下降也很可能引起其需求量的上升。

此外，读者应该牢记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的两个术语。一个是描述促使总收入增加的经济转变，叫做“经济增长”。虽然“经济增长”这个术语确实使人联想到它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与情感内涵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不然的话。当谈到状态Ⅱ(经济增长后的状态)的总收入超过状态Ⅰ(原有状态)的总收入时，定义上比较方便，也就是说状态Ⅱ在经济上优于状态Ⅰ。我们用一些论据来充实一下这种定义，尽管一些人在状态Ⅱ的情况下生活境况比在状态Ⅰ时更差，但是状态Ⅱ中假定的总收入再分配确实可以使状态Ⅱ中的每个人情况都优于状态Ⅰ。总之，对于每个人来说，状态Ⅱ相对于状态Ⅰ都是一种潜在的更优状态。

“经济效率”这个术语也沿用同样的释义，即用总价值(等于每种商品经济消费的总量乘以它的相应价格)来衡量。因此，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这样表述：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效率是增长的。那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满足一定条件，经济消费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将会增加。

然而，这些简短的限定性术语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们对于可能发生在效率递增的经济后果中分配递减效应是漠不关心的。如果能够预见得到这一点，他应该也一定会将这些来自于任何经济变化中、带有标志性的重要分配效应都放在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作为经济学家，他本身不能将收入分配排在其他因素之前：这里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标准来为收入分配排序。的确，有这样一个假定，即西方国家都更赞同平等的或者说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设定，或者仅仅是一个更优于现存分配方式的假定。归根结底，它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接下来的各章节中，我将严格要求自己不受价值判断的困扰，根据事实(要么正确、要么错误)来进行评判。正所谓：一个人从描述性的观点中是得不出规范性的论述的。因此，从“大规模的移民行为会造成东道国人均实际收入减少”这个论断中，而得出应该限制向英国移民这个结论是很不恰当的。尽管我们接受了移民行为会导致人均实际收入减少这个事实，但由于道德方面的原因，我们可能仍然支持移民：即我们可以说，相对于不幸出生于贫穷国家的人，那些出生于西方富裕国家的人并不就应该得到更富裕的环境；对于那些移民来说，出生于落后的国家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或许我们可以秉持多种族、多文化有益于社会发展这样的信念，来欢迎移民们到我们这里来，因为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灵感、生机与乐趣。

显然，上述观点表明，当一个人发现理性的民众们继续认同向英国移民可以为他们的国民带来经济效益这样的“政治上正确”的观点时，他的悲伤会多于气愤。因为这很可能是由于人们急于让自己被划入开明人士的行列之中，也或者是惧怕被人当成是心胸狭窄的人或种族主义者。

这里有一个启发性的例子，2007年12月14日，在英国广播电台4频道“任何问题”这期节目中，四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专家组对一个听众的提问作出了回应，他们四个人里面有三位毫不犹豫地断言：进入英国的移民对国家经济有益。

在诸多有关移民有利于保障经济利益的错误辩解中，有些还给出了为何如此的一些简单解释。为准确起见，这一点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考虑之中。尽管每一个这种解释性的主张都显得可笑甚至荒谬，或至少有些言不由衷，但却给那些让我们去评估“移民经济效益”影响的人以有力回击。举个例子，他们所谓“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所有外来移民进入英国之后所有收入的总和)——不过就是一项足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惊世骇俗的愚蠢说辞罢了。

不揣冒昧，我仍保留了拙著《21条广为流传的经济学谬论》一书中的序言；那篇序言是已故的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先生写的，他是我以前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期间的同事和密友。尽管总是给人以严谨、挑剔的思想者的印象，但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阐述却格外清晰、堪称典范——事实上，我坚信，经济学分析中的“游戏规则”一定会赢得读者的青睐。的确，读者在本书中无须大费周折找寻其他别的什么，也一定会觉得本书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