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鲜活、生动、凝炼，具有亲历性、故事性的历史纪实报告文学。书中，作者讲述了他与希罗多德两个相互交错的旅行，回忆了早年的旅行采访和对旅行采访的认识过程，记述了他把希罗多德的书当做自己人生指南的经历。

全书内容丰富精彩，充满文学气息。有的段落惊险刺激，有的语言优美动人，使人爱不释手。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4)是作者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集四十年战地记者生涯的切身感悟，利用一生所藏资料的精华写成的一部深含寓意和思想的作品。全书由28篇互为关联的纪实性散文组成，每一篇记述的都是他到一个国家的亲身经历。这些故事或耸人听闻、或耐人寻味、或扣人心弦、或发人深省，构成一幅幅动感的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画面。作者在夹叙夹忆中，精心选择地插进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的描写，跟踪占人的脚步，寻访人类的遗迹，利用切换历史时空的方法，引导读者去做深层次的思考。作者以其洗炼的语言，巧妙的构思，新鲜的思想，抚今追昔，试图得出他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国家集权、世界霸权是我们这个地球战火连年不断的根源。

波兰驻华大使致辞

不能克隆的丰碑(代序)

跨越国境

被迫滞留印度

火车站与宫殿

拉比诵读《奥义书》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中国式思维

世界之路上的记忆

克洛伊索斯的幸运与不幸

战役的结束

诸神的由来

清真寺塔尖上的一幕

阿姆斯特朗音乐会

佐披洛司的脸庞

野兔

在已死亡和被遗忘的国王之间

希司提埃伊奥斯的荣誉

兰克医生的诊所

希腊人的技巧

在他被狗和鸟撕得粉碎之前

克谢尔克谢斯

雅典的誓言

时间的消逝

沙漠与海洋

铁锚

黑是美丽的

热烈和审慎的现场

希罗多德的发现

我们站在四周闪光的暗处

译者后记

希罗多德出发远行，踏上陡峭的山石路，扬帆在海上航行，骑马行进在亚细亚的莽原上；他要走向那无人知晓的斯奇提亚，去发现巴比伦的奇迹、探索神秘的尼罗河；他途经数百个地域，亲历了成千上万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而在此前，他曾在有关古希腊的历史课上短暂出现过。这是比耶茹安斯卡·玛沃维斯特教授在给华沙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开的课，她的课每周两次。

希罗多德出现了，忽而又消失了。

他就这样在瞬间消失了。

多年后，当我再翻开当时的课堂笔记时，我没能找到希罗多德的名字。在我的课堂笔记中，我记下了埃斯库罗斯、伯里克利、萨福、苏格拉底、赫拉克利乌斯、柏拉图等人的名字，就是没有找到希罗多德的名字。可我分明记得，我当时非常认真地做了课堂笔记，因为课堂笔记是我们当时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五年，城市还尚未从战后废墟中修复，图书馆在战火中被烧毁，我们没有教科书，各类书籍十分短缺。

我们这位女教授讲课时声音温和、轻柔悦耳，无抑扬顿挫。她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用她那深沉的目光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她坐在高高的讲台后面，对着数百名年轻的学生。这些学生中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梭伦是何许人也。面对我们这些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她不知道，从何谈起安提戈涅，为什么安提戈涅会那么绝望，也不知从何解释，地米斯托克利用什么妙法指挥了萨拉米海战，战胜了波斯舰队。

说真的，那时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希腊到底位于什么地方。希腊这个国家，在那个历史年代，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的过去，值得我们在大学期间下功夫去学习关于它的历史。我们都是一群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在二战期间，所有的学校都被迫关闭，尽管在某些大城市还曾开办过一些地下学校。可现在，在这个课堂里坐着的学生，大多数都来自偏远的农村和小城镇，读过的书不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那是在1951年，上大学并不需要什么考试，那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家庭出身，如果是工农子弟则更容易被优先录取。

我们课堂的椅子都是长板凳，可以容下几个人。大家都挤坐在一起，因为位子不够。坐在我左边的同学Z，他来自拉多姆农村，他整天满面愁容、沉默寡言。他告诉我说，在他的老家，如果谁家的孩子病了，他们就会把一小块风干的香肠当做药，放在小孩儿的嘴里让他嘬，说这样可以治病。

“你真的会相信？这能管用？”我半信半疑地问。

“当然相信！”他非常肯定地回答了我的问话，然后又陷入了沉默，一声不吭。

坐在我右边的同学W，他十分消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满脸麻坑。每当气候变化的时候，他就会难受得呻吟。他告诉我说，他的腿在参加一次森林战役中受过伤，现在，在膝盖骨里还有一颗子弹，可他不想说谁跟谁作战，也很避讳说是什么人打伤了他。

我们同学中也有几位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他们衣着整洁，光鲜漂亮。女孩子还穿着高跟鞋。当然他们这几个学生在同学们中间很显眼，很惹人眼目。因为那时大多数同学都很穷，生活清贫，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旧军装，打着补丁的毛衣和家纺的粗布衣裳。

课上，教授还给我们看了各类希腊艺术照片，包括古代雕塑和嵌有人像的铜铸花瓶。花瓶上的希腊人像都是那么线条流畅，体态俊美，高贵典雅，瘦长的脸庞透出优雅的风度。他们属于那无人知晓的神秘世界。那是一个充满阳光和白银的世界，是一个温暖明媚和光芒四射的社会，在那里曾经居住过帅气英俊的男子和飘飘欲仙、翩翩起舞的美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欣赏这些照片。看着这些照片，z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w歪斜着身体，弯腰搓揉着他那疼痛的膝盖。其他人看似专心又似乎漫不经心地盯着那些照片看，因为，他们很难想象出，那些离人类久远的时代中虚幻的现实。其实未来的预言家们在预言这一文明的碰撞之前，冲突早已发生过。就发生在这个一周两次的历史课堂上。也就在这里，我得知了曾经有过一个希腊人，他的名字叫希罗多德。

当时我还不了解他的生平，也不知道他还曾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本珍贵的书。这本名为《历史》的书早已翻译完稿，但尚未付梓出版，所以我们无法读到。塞维仁·哈迈尔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完成了《历史》一书的翻译，他把译稿交给了读者出版社，具体细节我不得而知，因为这本书的译稿全文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出版社说，在1951年秋，出版社就把译稿交给了印刷厂排版。如果其间没发生任何问题的话，这本书早应在1952年即可问世，无疑我们这些学生也就可以及时看到这本书，因为那时我们正好处于学习古代历史的阶段。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印刷厂突然停止印刷，如今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人下达了停止印刷的命令。是书报检察机关吗？我觉得可能是，其实我也没有十分把握这样说。不管怎么说，三年之后，即在1954年年底，这本《历史》终于问世了，并且在1955年，人们已经可以在书店买到这本书了。

可以想象，《历史》一书从出版社把译稿交给印刷厂到书店发行，为什么会间隔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因为在这一时期，正好经历了斯大林去世，而在他逝世之后，这本书就很快付梓出版了。出版社把译稿交给印刷厂时，正值当时的西方媒体沸沸扬扬地传出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尽管人们不知详情，但还是害怕再次掀起白色恐怖浪潮，人人自危，所以为了谨慎起见，也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免遭落人口实，采取了等等再说的稳妥办法。那时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形势十分紧张，书报检察官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

P1-4

我十分高兴，能把《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译本介绍给中国读者，在向读者推介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更希望大家关注此书的作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先生。非常遗憾，我自己没有机缘认识作家本人，但我年轻时的一位同窗好友，现在我们都在外交部工作，他曾经是卡普钦斯基的生前好友。我常听他给我讲起这位作家非同寻常的经历，使我对这位非凡的作家及其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起初，这位作家最吸引我的是，他那令人钦佩而又震撼的经历。他不知疲倦地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采访，他所到之处，总能发回常人没有发现的、引人入胜的各种事件的报道；他所涉足的地区，大都是令人生畏、望而却步的地方。后来我逐渐明白，他的旅行和采访不是为了寻求某种刺激和冒险。他说过的一句话至今深深地打动着我，他说：“那些令你着迷的国家会激起你对生活的激情，那些刚刚崛起的新大陆，尽管那里还存在着贫困和饥饿，但这一切都与对美好明天的憧憬相随。”

卡普钦斯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声名鹊起，成长为一位广受好评的著名记者、评论家、作家、诗人和思想家，并跻身于世界著名文学家之列。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多次再版发行，有的作品甚至再版过二十次之多，有的再版过三十次之多。当有年轻记者问他，他是如何取得这样辉煌成绩的，他回答：“要想在自己的文章中书写好每一页，就得认真阅读一百页别人就此问题发表的相关论述。”

在他的职业记者生涯中，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作为波兰《青年旗帜报》记者被派到中国来工作。卡普钦斯基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原因是当时波兰政治局势紧张，他被提前调回国。尽管如此，他还是显示出了对亚洲问题的兴趣，其中包括中国。他曾这样描述亚洲：“中国和印度人口的总和已经超过了二十亿，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的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或是印度人。从此可以看出亚洲问题的分量。”尽管在他的后半生，他更集中于关注非洲事务和拉丁美洲事务，但他对亚洲的兴趣从未减弱，他后来撰写的一本名为《帝国》的长篇报告文学，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喜欢《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的中译本，并有欲望再去寻找和阅读更多的卡普钦斯基的作品。同时我相信，在中国市场上会有更多的卡普钦斯基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以飨读者。我深信，乌兰博士将会把更多的卡普钦斯基的作品从波兰文译成中文。她精通波兰语，更重要的是她能领悟什么是“波兰精神”，同时她也理解现实的波兰，就是伟大的作家、波兰传奇式人物、世界著名记者卡普钦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我热切期待并希望，乌兰博士将一如既往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译书工作，旨在使更多的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和阅读卡普钦斯基的其他作品。

感谢你乌兰，请继续努力！

波兰驻华大使

克日什托夫·舒姆斯基

与卡普钦斯基先生结缘要追溯到2006年，在我为波兰使馆翻译一本介绍波兰的小册子的时候，看见了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名字。在网上查找资料后！惭愧于自已忙于工作，同时进行波兰文学翻译，竟然疏于了解这位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已鼎鼎大名的波兰战地记者、诗人、摄影家，也是文学家。他曾以知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游记作家、诗人身份，六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进入最后评奖阶段。这位伟大的作家最终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使世人无法透过这个奖项来了解并接触他更多的作品。

1932年3月4日，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出生于波兰东部小城平斯克附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39年9月，希特勒的军队攻占了波兰，当时卡普钦斯基只有七岁，战争让年幼的卡普钦斯基过早地经历了苦难，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和战后的饥荒。1950年，他十七岁，高中毕业。那时他就显示出写作的才华。他开始写诗，当时一家叫《今天与明天》的杂志，第一次发表了他的诗和文章。由于诗文的发表，波兰《青年旗帜报》文化版的总编相中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留他在报社做通讯员，并派他去采访作家，因此他结识了当时波兰著名作家玛丽雅·董布罗夫斯卡、佐菲亚·娜乌科夫斯卡、莱欧波塔尔·斯塔夫和尤利安·图维玛。

1951年他考上了华沙大学语言文学系，后转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他被分配到波兰《青年旗帜报》社做见习记者，同年，他就获得了波兰“卓越贡献金质奖章”，表彰他作为年轻记者撰写的一篇优秀文章，题为《这也是新钢厂的真实情况》的报道。

同年，卡普钦斯基被报社派往印度短期工作，其间他还去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1957年他从日本转道来到北京，作为波兰《青年旗帜报》社派驻中国的记者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去过上海，后因波兰《青年旗帜报》社编辑部撤销，编辑部请他自行考虑去留问题。他决定回国，为此，他只能自己支付回国路费，买了火车票，乘火车九天，从北京经西伯利亚回到波兰。三十五年后，他在自己的《帝国》一书中提及了这次旅行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1958年初他回到波兰，在波兰通讯社工作了十个月，后被推荐到波兰《政治》周刊编辑部工作。1960年初，第三世界国家的刚果宣布独立，不久，国内就发生了政变。卡普钦斯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原始森林辗转进入刚果。十八年之后，于1978年他在自己的《足球战争》一书中，详述了这段艰苦的经历和刚果内战。

自1962年起至1974年，他重回波兰通讯社工作，并作为波兰通讯社常驻记者被派往非洲国家工作。他是20世纪60年代，波兰通讯社驻整个非洲唯一的波兰记者。作为战地记者，他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出生入死，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报道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政变和各种突发事件，给读者带来生动而真实的报道，并把珍贵的新闻故事传回波兰国内，很快成为波兰家喻户晓的记者，被祖国人民誉为“世纪记者”。

1967年初，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他患了肺结核，并因疟疾感染引发了脑膜炎，回国治疗。病愈后，他前往苏联的亚洲和高加索地区的七个共和国，当年年底他又被波通社派往驻拉丁美洲做常驻记者，他曾驻智利、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国，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

他曾四次因被怀疑从事反对当地政府的敌对活动而被判死刑。其中有一次，因当时执行枪决的士兵喝得酩酊大醉，无法掏枪射击，他才幸免于难。

他曾十二次深入战火的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往国内发回新闻报道。1974年至1981年他调入波兰《文化周刊》工作，又被派到非洲，首先到了已经获得独立的安哥拉，那里国内战乱频发，他一次又一次在战乱中、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向国内发回了真实的新闻报道。  1976年他出版了《生命中的另一天》，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观察，描写了葡萄牙在安哥拉殖民统治垮台和后来引起的安哥拉内战；他描绘了安哥拉独立战争结束后，葡萄牙殖民者在离开安哥拉时的种种景象。

1978年他又写了一本书《足球战争》，描写了安哥拉独立战争，其中包括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因世界杯预选赛引起的一场历时一百小时的著名战争，数百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1978年他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皇帝》，记录了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个皇帝海尔·塞拉西在埃塞俄比亚统治的衰落史以及皇帝被推翻后的生活。这本书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这使他在世界上一举成名。1987年英国伦敦皇家剧院把他的作品《皇帝》改编成话剧，搬上英国舞台，受到欢迎。1989年该剧被搬上波兰话剧舞台，在波兰上演多次。1982年他出版了《伊朗王中王》，记录了1979年推翻伊朗巴列维国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这本书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在世界上好评如潮。当时在伦敦和纽约的各大报纸和杂志，《时代》周刊、《新闻周刊》都对这两本书的成功翻译和出版进行了报道。1983年《皇帝》被评为当年最佳图书。而在这之后的四年中，他没有出版任何书。1993年他出版的《帝国》见证了前苏联衰落时期的人民生活和苏联解体后他在俄罗斯以及邻国的旅行经历。1998年他出版了《太阳的阴影》一书，全面介绍非洲的情况，2000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展出了他的《来自非洲》的画册。

2004年他出版了《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7年他去世之后出版了该书的英文译本。

在人们刚刚踏入2l世纪的第七个年头之初，2007年1月23日，正当波兰“标识”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与卡普钦斯基一起旅行》的书时，书中搜集了来自十三个国家的卡普钦斯基的作品的翻译家们回忆他的文章，为庆祝卡普钦斯基七十五岁诞辰，卡普钦斯基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和摄影家却没能走下手术台，在还有不到两个月迎来他七十五周岁生日的时候，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告别了他多姿多彩的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看到这本翻译家们回忆他的集子，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雷·卡普钦斯基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是一本鲜活、生动、凝炼，具有亲历性、故事性的历史纪实报告文学，集纳了他作为记者四十多年来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述和回顾。这本书内容丰富精彩，充满文学气息。有的段落惊险刺激，有的语言优美动人，使人爱不释手。

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他与希罗多德两个相互交错的旅行，回忆了早年的旅行采访和对旅行采访的认识过程，记述了他把希罗多德的书当做自己人生指南的经历。1956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作为初出茅庐的记者，多次出差旅行采访，几次到了临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空旷边境地区，他突发奇想，想到边境那边看个究竟。于是，在一次与总编谈话的时候，他提出想出国采访的请求。但出乎意料的是，报社决定派他去遥远的、他一无所知的印度去工作。临行前，总编送了他一本书做礼物，这是一本厚厚的黄色缎面的精装书，书名是《历史》。这本书被公认为欧洲第一本历史书，作者是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从此，这本书一直陪伴着他走遍干山万水，度过了寂寞、危险的艰难时光，让他见识了令他眼花缭乱、神秘而又难以一下子读懂的两个亚洲大国印度和中国。这本书伴随着他走遍非洲，陪伴他见证了刚果和安哥拉、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独立战争和各种政治事件。

在这本书中，雷·卡普钦斯基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希罗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位记者和第一位全球主义者。同时他还认为，希罗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位虚构史学家，他的书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报告文学。希罗多德是通过描写个人命运来阐释世界历史的。他书中的每一页都记录了人类的历史。雷·卡普钦斯基认为，把希罗多德这本书的题目译成“历史”，不能完全说明本书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代，源于希腊文的这个词“History”，实际上，它的原意是“研究”、“探索”的意思。如果用希腊语原本的意思，那可能更符合作者的意图和目的。因为，希罗多德不是靠翻阅档案来撰写学术著作的。这种写作方法，是在他身后的数个世纪以后，学者们才开始从事这件事的，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努力寻找、学习，描写历史是怎么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人是怎么创造历史的。因此，卡普钦斯基在书中想象希罗多德的采访常常是在篝火旁进行的；“后来那些被称做神话和传说的故事，其实希罗多德在那儿倾听的时候，无论讲述者还是聆听者，当时都认为是绝对真实的。篝火在燃烧，有人添加了更多的柴火，那升腾着的火苗所传输给人们的融融暖意，激发了人的大脑，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

卡普钦斯基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希望还能有机会再来中国看看，他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并希望写一本报道中华之崛起的报告文学，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华语读者阅读和认知。但因他的作品在他生前尚未有中译本，致使他不为华人读者认识，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而我由于工作繁忙，深入了解卡普钦斯基先生的愿望被暂时搁置。2007年，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市参加我女儿王晓波的大学毕业典礼。女儿怕我在家寂寞，就带我去书店买书。

我在书店的引擎系统搜索后，惊喜地发现，很多卡普钦斯基先生的著作在70年代就被翻译成了英文版本。而《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刚刚被译成英文版本上市。于是我迫不及待地买了这本书仔细阅读。

我深深地被书中的内容和作者深邃的思维所吸引和感动，萌生了一种想要尽快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的想法。

2007年9月，我陪同我的恩师易丽君教授到波兰参加波兰外交部长为其在世界推广波兰文学做出特殊贡献颁奖仪式，刚下飞机我就急不可待地到书店寻找《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的波兰文版本，立即买下来，兴奋不已，想要翻译此书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幸运的是，在参加中国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波兰作协成员——波兰著名作家、诗人萨多夫斯基，在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曾经为他做过翻译。当时我向他询问如何能购买到卡普钦斯基先生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版权，如何联系他的家人或者他的代理人。他说他自己和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关系很好，也认识他的夫人。他给了我卡普钦斯基夫人的电话。我立即从招待会赶回到住处，打电话给他的夫人阿丽茨娅·卡普钦斯卡。巧合的是，她也刚刚从柏林参加一个纪念卡普钦斯基先生的活动回来，第二天还要飞往其他国家，而我转天下午也要飞回北京。我们两个人只有中午十点到十一点有共同的空闲时间。于是我们约好了时间，我去拜访这位作家的亲人。

卡普钦斯基的夫人和女儿热情地接待了我，同时与版权代理商议，欣然同意将《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一书的中文版权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十分兴奋，带着这种喜悦与翻译此书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回到了北京。

一直到2008年的5月，我的翻译工作仍然进展缓慢。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繁忙，另一方面是由于对作家本人的崇拜导致诚惶诚恐，语言上斟字酌句。断断续续的翻译工作进行中，我收到了作者版权代理柴斯瓦夫·阿皮耶奇奥奈克发来的邮件，建议我申请一项为波兰文学翻译提供的奖学金，以便去波兰完成翻译工作。在各种材料报批之后，我顺利到达波兰，完成了《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的初校。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要感谢很多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因为这些动力，我才能顺利将本书翻译完成。

首先要感谢波兰驻华大使克日什托夫·舒姆斯基先生和文化参赞保罗·米莱夫斯基先生，感谢他们的全力支持。因为卡普钦斯基先生在波兰享有极高的声望，自从他们得知我要翻译这本书，便为我提供很多网络和文字资料，借阅以及赠送了我关于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很多书籍，一直非常支持把这样一位波兰国宝级的人物推向中国和世界。

感谢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夫人和他的女儿，以及他的版权代理和照片代理，还有卡普钦斯基先生的档案助理博热娜·杜德科。他们的全力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感谢我的恩师易丽君教授，虽然她没有时间亲自帮我校对书稿和进行修改，但每当我遇到难题打电话求教时，她都仔细查阅字典，力求最精准地为我解答。

感谢我的同事胡凝及外交人员服务局与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的领导和同事在多方面给予的理解、帮助和支持。

感谢我的好朋友姚莉介绍我非常喜欢的央视著名记者王志先生，感谢王志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此书作序。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先生王慧全，我的女儿王晓波，他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支持。感谢我已进耄耋之年的父母，及我的妹妹苏丽娜、我的侄女津格尔娃帮助我对书稿进行最后的校对。

虽然在诚惶诚恐的翻译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在繁忙的工作中，虽然疲惫劳累，但依然没有放弃。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从有翻译此书的愿望到获得版权，直到今天完稿，都得到了各方对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没有这些亲朋好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顺利地完成翻译工作。凭着对卡普钦斯基先生的崇拜和景仰，谨以《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这本中译本的完成，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我希望像波兰大使克日什托夫·舒姆斯基先生在前言中说的那样，我要坚持不懈，努力翻译出更多的卡普钦斯基先生的著作，使我国的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位波兰最出色的战地记者、作家、诗人及摄影家。

乌兰

2009年2月16日

卡普钦斯基抵得上一千个唯唯诺诺、耽于幻想的平庸作家。由于他成功地把新闻和艺术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使得我们得以窥见他常说的那种难以言传的真实战争画面。

——英国著名记者 萨·鲁史迪艾

卡普钦斯基是一个迷人的向导。他集无限的耐力，孩童般的好奇和真正智者的文化修养于一身，是闪烁着寓言和新光泽的作家。

——《纽约时报》

卡普钦斯基在为时代撰写历史。

——《时代》周刊

当我们孩子的孩子想去了解20世纪晚期的残酷时，他们就应该去阅读和研究卡普钦斯基。

——《华尔街日报》

卡普钦斯基的文笔精练适度，丝毫不见愤世嫉俗，体现了文学的力量和视野。

——《波士顿环球周报》

他是一个用眼睛感觉和用心思考的作家。徘徊在我们脑海中的是一个诗人带给我们的超现实的萦绕不去的景象。因为一些奇怪的、不适宜的命运纠缠，这个诗人最终成了记者。

——美国《金融时报》

卡普钦斯基的去世，是波兰文学、波兰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他是人类痛苦的见证人，也是人民希望的见证人。

——波兰总统 卡欣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