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畅销作家东方明最新力作，“东方明红色侦探系列”第一部——《氢弹部件失窃之谜》！余秋雨亲笔点评！

“文革”时，北方曾发生一起被列为“全国特别重大案件”的氢弹部件失窃案，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案件终于得以侦破……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两名保安人员护送一台体积很小的自动仪从太原乘火车到北京，这台自动仪是氢弹的重要部件，装在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两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个说话带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过行李，很快就下车了，没有其他情况。

万万没有想到，车到北京，手提包依旧，而里面的自动仪却不见了！经公安部门鉴定，这个手提包已不是原来的那只，只不过完全一模一样罢了。

火烧眉毛之际，人们只好请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边的名探郭应峰先生……

许世友批侦的间谍案

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一桩涉外强奸案

“保密局”谍案

惊动陈赓的“第一枪手”案

惊动彭德怀的诈骗案

洋教授拐骗儿童案

袭杀红军执法队“悬案”真相

氢弹部件失窃之谜

评论：氢弹的部件

许世友批侦的间谍案

1985年10月22日，一代名将许世友逝世于南京。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因患尿毒症正住院治疗的亿万富豪河下谷清，凝视着报纸久久不语。然后，他轻轻抓起床边的电话，给四个都已成家立业的子女逐个拨打电话，要求子女并配偶务必于次日赶到医院，并且要带上各自的孩子。

次日，河下谷清的子女带着各自的配偶和孩子赶来医院。河下谷清向大家说明了用意，让护士给每家送上一束素色鲜花，然后强撑病体，带着子女孙辈来到医院花园里，对着中国方向举行了一个朴素的遥祭仪式。

河下谷清，是一个曾被我国公安机关追踪许久落网后又被判刑的日本间谍，他后来怎么会成为一位拥有亿万财产的富豪？这跟许世友将军又有什么关系？

许世友证明老部下身份

1957年8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到一封不平凡的人民来信。

这封人民来信的不平凡，是由于上面附着一纸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的亲笔便条。许世友在便条中说，写这封人民来信的是他以前的一名老部下，现来信反映一个情况，请上海方面予以调查处置。这封人民来信所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这事还要从半个月前许世友接见一位名叫徐永卿的老部下说起——

半个月前，许世友接到秘书的报告，说军区警卫处打来电话：有一位从福建来的名叫徐永卿的人给他们打电话，说他是许司令的老部下，这次出差路过南京，请求见许司令一面。

许世友凝神思忖：“徐永卿？老部下？他说是哪年跟过我的？”

“没有说。”

“徐永卿……哦！想起来了！”许世友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是他！当年是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的一个班长，他的少林拳不错！他留下电话没有？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派车去接他过来，一起吃顿饭。”

当晚，许世友在中山陵8号的住宅里接待了徐永卿。

徐永卿，山东威海人氏，194JD年18岁时从威海到济南打工。不久，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抗日外围组织。两年后，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济南郊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徐永卿自幼习练少林武术，身强体健，徒手格斗能够以一敌多。他凭着这一身本事，在日本宪兵将其押解进城的途中，出其不意夺枪而遁，连夜疾奔，经过一番艰难跋涉，终于逃到了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由于徐永卿精通散打，人又机灵，作战勇敢，不久就被调至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在许世友的贴身警卫班当警卫贵。

1945年春，徐永卿在一次和日本鬼子的遭遇战中身负重伤，因此离开了许世友。1949年，徐永卿随部队开往福建，因为地方需要南下干部，他奉命转业，在福州市一家工厂当副厂长。这次，徐永卿赴上海出差，返回时绕道南京，特地拜见老首长一面。

许世友以贵州茅台酒和亲自猎获的野味、自养的鲜鱼、自种的蔬菜热情接待这位老部下，两人喝着酒，回忆了当年在胶东半岛抗战时的艰苦岁月。谈话中，许世友问及徐永卿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这就引出了前面说到的那封人民来信——

徐永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忽然谈起一个情况：这次他路过上海时，意外遇见了一个当年在济南进行地下工作时结识的人，那个人后来被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人员认定是日本特务，名叫河下谷清。

许世友对此突然产生了兴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看。”

徐永卿于是告诉许世友，当年他在济南铁路局机务段当钳工，参加了地下党的抗日外围组织。他的单线领导指示他利用能粗通日语的优势尽可能多地跟铁路局的日本人接触，伺机获取情报。这样，他就和一个名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开始接触。

河下谷清很乐意跟徐永卿交往，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时间稍长，徐永卿知道了河下谷清的情况：河下谷清的父母均是早年就来中国东北行医的大夫，他出生于吉林，此后曾长时间生活在中国，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人民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河下谷清强调说，他的反战观点在济南铁路局的日本人中几乎是公开的，他不怕遭到宪兵队的调查和可能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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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的部件

余秋雨

如果不是魏肇权(笔名：东方明)先生的介绍，我还不知道“文革”中发生过氢弹部件失窃案。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与上一篇文章所说的苏联专家笔记失窃案非常相似，这种相似发人深思。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两名保安人员护送一台体积很小的自动仪从太原乘火车到北京，这台自动仪是氢弹的重要部件，装在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两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个说话带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过行李，很快就下车了，没有其他情况。

万万没有想到，车到北京，手提包依旧，而里面的自动仪却不见了！经公安部门鉴定，这个手提包已不是原来的那只，只不过完全一模一样罢了。

如此大事，理所当然惊动了国务院和公安部的主要领导，而事件的性质又理所当然地指向政治间谍案。国务院总理给的最后破案期限是十天。但是直到第六天。仍一无所获。

火烧眉毛之际，人们只好请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边的名探郭应峰先生。

郭应峰取过全部调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中整整八小时，当他走出这间静室后就宣布：这是一个很小的盗窃案件，作案者就是那个放过行李的男子，但他是女人装扮的．山西人，可能做过演员；她偷错了，这台仪器对她来说还不如一块废铁。

他的分析很细密，这里无法详细介绍，最简单的推断线索大体是：两个保安用这个手提包、上这趟火车，都是临时决定的，因此只能是惯偷偶尔发现行李架上的手提包与自己的包一样，调换了。如果有什么政治预谋，根本来不及这样做。那只换下来的手提包的提把上有山西乡镇妇女喜欢用的一种护肤油脂，联系到说话带有女腔，又如此善于装扮，便得出了这个结论。

郭应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当地偷窃犯中打听有没有这样一名女贼，果然很快找到线索，最后破案，事情正是一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人干的，只不过她发觉偷来的铗匣子无用．已经随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园的荷花池里了。警察立即找到那个荷花池，一捞便着。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这又是一个让人大失所望的滑稽结局。

滑稽在何处？滑稽在预期重量和实际重量的严重失衡上。就像一个人面对一堆庞然大物，吸足了气，提足了劲，狠命一举，没想到这堆庞然大物只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氢气球，反而让人仰天摔倒。据康德说，这就是滑稽的本源。

由这件事想到许多历史事件。我们的历史观，是由很多必然性判断组成的，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包括那些挺严重的事件，是否具有那么多必然性呢？实在深可怀疑。许多完全出乎意料的偶然性因素，很可能是一系列重大历史关节的起点。无视这种情况，只选那些合乎主观心意的材料来装配历史，装配出来的只能是假历史。

你看眼前这个案子，按照必然性的逻辑来判断，有一千一万个说不通：严守密防的氢弹部件被盗，居然是小偷偷错了；小偷没有用别的办法，居然是在保安人员的近距离注视下换走的；这个小偷又居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惊动国家高层的氢弹部件，此刻居然以废铁的身份躺在公园的荷花池里……每一点，都像是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胡乱编造，但真实，却轻快地越过每一个疑点站到了我们眼前。幸亏这件事情最后有一个躺在荷花池里的铁匣子，如果没有，前面的种种疑点都会被“争议”，最终成为一个“无头案”，人们的注意力仍会集中在神通广大的外国情报机构身上。历史，因拒绝偶然性而失落了大量被解读的可能；人类，因自以为是的逻辑而加添了多少愚笨！

如果承认世间有不少大事是一种偶然组合，那么，我们的某些评论家就没事可干了。因为谁都看到，这些评论家的使命是把一切多姿多彩的生活实况一一推上他们铺设的必然性轨道。别人读起来很顺溜，唯独在被评论者心中是风马牛。按照这些评论家的意见，这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贼，一定是美国情报局安插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而太原人民公园那个荷花池底下，一定有一条秘密地道与台湾海峡相连。——这不是笑话，请看历史上那么多荒诞不经的冤案，不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至于日常报刊间的随意攻难，虽然说不上什么冤案，基本的制造过程也与此相类。必然来，必然去，最后必然出一个大荒诞。

郭应峰先生他们所做的显然是另一番活儿。也幸好有他们这样的人，敢于让世界留下一点真实，敢于在“文革”高潮中把一场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结在一个琐碎的滑稽中。须知，在那个时候，就连国家主席、军队元帅，根本没有去碰过一下类似“铁匣子”这样的东西，也已经按照必然性逻辑而分析成了“内奸”。

郭应峰先生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中整整八小时，我非常关注这个情节。评论家谈必然性，听众越多越好，声音越响亮越好，因为最粗糙的逻辑和最世俗的声势历来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颠倒，也总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完成它的“雄辩”。但是郭应峰先生要的不是这个，他由实证而发现了偶然，许许多多偶然点的组接，脆若游丝，稍一用力就会绷断，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心底轻轻梳理，就像外科医生做心脏手术，关键之处比绣花女的针尖还要精细入微，容不得一丝噪音，因此只能安静得鸟尽人灭、天老地荒一般。此间情景，近似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郭应峰先生“格”了八小时，就理出头绪来了。

好多事，坏就坏在热闹，坏在人声嘈杂、香烟缭绕的会议桌旁，坏在随声附和或齐声嘲笑的勃勃兴致上。

一个案件尚且如此，要思考人生的大问题更需要长时间单独的安静，难怪佛学大师过一段时间总要在深山孤室里“闭关”。我们的人生太喧闹，浑浑噩噩间，往往连一个难题也破解不了，只能踩踏着众多难题胡乱度日。

试着破解一个两个吧，不必求助外力，先把自己关到静室里几个小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