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喧闹的纽约漂泊至荒凉的犹他州沙漠，获得救赎的机会总是擦身而过，一份最深刻的孤独即将开始。

马可的母亲早逝又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只好跟着舅舅巡回演唱。进入大学之后，为赚取生活费，担任曼哈顿的有钱瞎眼老人托马斯·埃奉的看护，为他念书报。但当自认死期将届的埃奉，要马可为他写下传记时，一个横跨美国东西两岸的惊人故事也随之展开……

马可的母亲早逝又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只好跟着舅舅巡回演唱。进入大学之后，为赚取生活费，担任曼哈顿的有钱瞎眼老人托马斯·埃奉的看护，为他念书报。但当自认死期将届的埃奉，要马可为他写下传记时，一个横跨美国东西两岸的惊人故事也随之展开……随着埃奉的叙述，马可从曼哈顿繁华的都市街道前进到犹他州月光下的沙漠，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接二连三的事件，情节丰富精彩，更出人意料。

那是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夏天。当时我还很年轻，却不相信会有什么未来。我想活得危险，把自己逼到极限，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事实证明，我差点没挨过来。一点一点地，我看着自己的钱化成零，没了住的地方，最后流落街头。要不是一个名叫吴凯蒂的女孩，我也许早就饿死了。在快饿死的时候，我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遇到了她，但后来我发现那次机缘是一种准备，一种借由他人的心灵拯救自我的方式。这只是开端而已。从那时候开始，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替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头工作。我找到我爸。我穿越沙漠，从犹他州走到加州。当然，那都是陈年往事了，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段日子犹如人生初始般铭记在心。

1965年秋，我来到纽约。我当时才十八岁，刚开始的九个月住在大学宿舍里。哥伦比亚的大一外地生都规定住校，但大一学年一结束，我马上搬到西112街的公寓去。往后三年都在那度过，直到我穷途末路的时候。想我一生命运如此乖违，竞能撑那么久，还真是个奇迹。

我和一千多本书一起住在公寓里头。它们本来是维克托舅舅的，是他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慢慢搜集来的。在我要进大学时，他冲动地要我收下那些书，当做是离家的礼物。我拼命回绝，但多愁善感又慷慨大方的维克托舅舅，不让我拒绝他。“我没钱好给你，”他说，“也没啥话好指点你。把书收下，让我高兴吧。”书是收下了，但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连装书的纸箱都没拆开过。我还打算劝舅舅把书收回去，可不想有什么闪失。

不过，那些纸箱还蛮有用的。112街的公寓没附家具，与其浪费钱去买不想要又负担不起的东西，我索性将那些纸箱变成“假想的家具”。有些像在玩拼图游戏：先把纸箱分组，然后排列、相叠，反复调整再调整，到最后，家具的样子就出来了。十六个箱子，充当床脚支撑床垫。十二个箱子变成桌子，其余七个则变成椅子，还有两两一组的床头柜，以此类推。整体色彩其实很单调，满屋子都是灰扑扑的浅棕色，但我还是忍不住为自己的想像力得意。朋友觉得有些怪异，不过对我这些怪事，他们早就习惯了。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想想看，窝在床上，连做梦都是枕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上的那种满足感；坐在餐桌前，垫在食物底下的可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华荟萃，又是何等的愉悦。说实在的，哪些箱子里装的是哪些书，我哪知道，但我当时是编故事的高手，我喜欢这些话讲出时的语调声响，即使是假话我也不在意。

这批假想家具大概有一整年的时间都维持原状。到了1967年的春天，维克托舅舅撒手人寰。他的死对我来说是个可怕的打击；就很多层面来说，都是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打击。维克托舅舅不单是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也是我惟一的亲人，是我和自己以外的世界间的联系。失去他，我举目无亲，从此任凭命运摆布。要是能对他的死稍微有点心理准备，也许比较能坦然面对。但谁会料到一个才五十二岁、身体状况一直不错的人竟然会说走就走？舅舅在4月中的一个晴朗午后暴毙身亡，就从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开始转变，开始遁入另一个世界。

我家没什么好谈的。家里头人丁单薄，大部分的人也活得不久。十一岁前都跟我妈住，后来她死于车祸，被一辆因波士顿大雪而打滑的公交车给撞死。印象中没有爸爸，只有我们俩，我妈跟我。她还冠着娘家姓，这证明她没结过婚。不过，我一直到我妈死掉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个私生子。我当时还小，没想到要过问这些事。我叫马可·佛格，我妈叫艾米莉·佛格，而芝加哥的舅舅叫维克托·佛格。我们都是佛格家的人，来自相同家族的人当然拥有相同的姓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后来维克托舅舅告诉我，他父亲本来的姓是佛鹫曼(Fogdman)，但被埃利斯岛移民局的某官员截去字尾，于是只有一个g的佛格变成我们家族的美国姓氏，第二个g则是到了1907年才加入。舅舅说佛鹫(Foge)是一种鸟，我喜欢自己的姓氏嵌入一只鸟的那种感觉。想像某个英勇的祖先真的能飞翔。划破迷雾的飞鸟，我常这么想，一只大鸟，飞越海洋，不曾停歇，直抵美洲。

我一张妈妈的照片也没有，所以很难记住她的样子。不管什么时候想到她，我总是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矮矮的女人，手腕细瘦得跟小孩子一样，手指秀气又白皙，常常突然间，我会想起被那些手指触摸的感觉有多好。她看上去总是很年轻而且美丽，也许她就是那个样子，因为她死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九岁。我们在波士顿和剑桥的许多小公寓住过，我想她应该是在某个教科书公司工作，虽然当时年纪还很小，搞不清楚她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记忆里最鲜明的画面是两人一块儿去看电影(兰道夫·斯科特的西部片和《世界大战》、《木偶奇遇记》)，坐在戏院的黑暗中，想办法一边手拉着手一边吃爆米花。她讲的笑话总让我咯咯发笑，但这情况很罕见，只有黄道吉日才会出现。她多半是恍恍惚惚、自个儿生着闷气。有好几次，我可以感觉到她真正的忧伤，感觉像是她正和某种庞大的内在混乱搏斗。等我比较大了，她更常把我留在家里让保姆带。不过，我到她死了很多年以后才了解，她的神秘离家意味着什么。但不管是生前死后，关于我爸的那部分都是一片空白。那是我妈惟一不谈的事，不管是哪个时候提起来，她都没松过口。“他早死啦，”她是这么说的，“在你出生以前就死了。”家里没半点爸爸存在过的证据，没有照片，连名字也不知道。因为少了借以想像的东西，我干脆把我爸想成黑头发的巴克·罗杰斯，一个跑进第四空间却找不到回头路的太空旅行者。P1-4

台湾作家朱天文说，好的小说家就像一台自动取款机，你可以不断从他那里提出巨额现金。保罗·奥斯特就是这样一台提款机。假使一切不出闪失，我愿斗胆预言：2008年将是一个让文学小资们欢悦无比的“奥斯特年”。

——黄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