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是英国人，能够走进紫禁城作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的老师，这是中国两千年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一份”，这本身就是以产生许多悬念：他教什么、怎么教？师生关系如何，皇室欢迎吗？只搞教学，还是难免涉足政治？

这部称为《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的历史文本出自著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洋师傅庄士敦之手，这位老先生一写就是洋洋大观，将自己进入清廷纵深之处目击身感的大事小事娓娓道来，读来过瘾得很。

庄士敦经历了溥仪从“留守皇帝”到建立“满州国”伪政权之前的全过程，所以，写入这部《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的文字，到处可见沿着历史线索发生在紫禁城中的一个又一不为人知的故事，在那些历史细节中，溥仪、载沣、袁世凯、冯玉祥、鹿钟麟、曹锟、段祺瑞、郑孝胥、胡适等人，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辛亥革命

清室“优待条件”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张勋与丁巳复辟

1919-1924年的紫禁城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

黄昏中的清朝宫廷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

羽毛未丰的龙

君主主义者的希望与梦想

烦躁不安的龙

振翅欲飞的龙

龙凤呈祥

阴谋与策略

回忆御花园

颐和园逸事

溥仪出宫前后

龙困牢笼

龙脱困境，驾雾腾飞

历尽艰险、龙归故里

鸣谢

幼小的溥仪于1908年10月登极，按照中国历代王朝均有年号的惯例，他即位后的年号定为“宣统”，因此人们通常便把年号当做他本人的名字，外国人尤其如此。其实，这样做反而有其方便之处，因为在中国，皇帝本人的名字在其生前属于避讳之列，人们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用与“皇帝陛下”意思相同的“皇上”二字来称呼。即使在皇帝去世以后，也不能称呼其本名，而应尊之以庙号，根据祭祖的礼仪进行祭祀时用皇帝的庙号，在记述历史以及在谈话和书写时也都用庙号。在宣统之前的那位皇帝名载湉，这个名字——更确切地说是名字的第二个字——是要避讳的，公众不能用这个字，甚至在朝廷中也不能用这个字。载湉在世时的年号是光绪（对此当然无忌讳），他去世后的庙号是德宗，在有知识的中国人看来，如果用“光绪皇帝”这样的称呼，则会被视为粗心，或者是无知，甚至是缺乏教养的表现。因此，对他的正确称呼是“德宗皇帝”，外国人一般都知道的乾隆皇帝，正确称呼应该是高宗皇帝。

一个新年号的变更，是随着上一个皇帝的去世而开始的，因此，1908年即相当于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光绪末年，1909年则为宣统元年。

溥仪即位后，作为摄政王的醇亲王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以袁世凯的足疾为借口，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令他回籍养疴。对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他对皇帝的背叛，人们都记忆犹新。但是从那时以后，袁世凯便一直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青云直上。他于1901年任直隶总督，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毫无疑问，他很清楚自己的官运——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是有赖于慈禧太后这样一位庇护人的权势来维持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义和团起义之后，他极力反对太后撤帘归政使光绪恢复亲政的事了。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不幸的是袁世凯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望，这是由于袁世凯一开始就识破了义和团的意图，并于1900年运用自己山东巡抚的地位，保护了当时在山东的所有外国人的缘故。此外，他还是个投机分子，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袁世凯清楚地意识到，慈禧太后把她自己与义和团联系在一起，并对列强采取蔑视态度的做法都是愚蠢的，像袁氏自己这样一个具有开明见解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戊戌政变那段不愉快的事件而使他无法得到他背叛过的皇帝的宽恕，那他就很可能运用他的超乎寻常的影响，同外国列强和解（包括让慈禧太后引退而使光绪皇帝重新亲政）。事实上，袁世凯的命运是与太后的命运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之所以竭力地维护太后的利益，是因为他完全清楚，这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袁世凯与皇帝之间不仅没有重新和好的可能性，并且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幸存者之间也存在着无限的仇恨。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们自然认为，袁世凯不仅是皇帝的叛徒，而且是在慈禧太后那年发动政变后对他们的六位同事处以死刑的主要责任者。另一方面，袁世凯自己也担心，如果允许康有为及其一伙恢复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并在朝中获得立足之地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对他进行报复。这就是为什么当慈禧太后亲自主持新政之后，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们未被邀参加这一新政的推行，并未对他们过去的过失给予宽恕的部分原因。

有一种传说，谈到光绪皇帝去世以后，人们在他的文卷中，发现了一份关于立即处死袁世凯的谕旨。一些皇室成员认为，这是皇帝的临终心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由于他们对袁世凯本来就存有戒心和不信任，于是他们表示必须执行光绪皇帝的临终谕旨。但是醇亲王对此犹豫不决，经过一番拖延之后，决定饶袁世凯一命，只是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以恢复健康为由，令他引退还乡。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醇亲王显然是既轻率又愚蠢。因为，袁世凯对北洋的实力派和新军的影响是很大的。摄政王应当预见到，像袁世凯这样一个有魄力、有能力和有权势关系的人物，是不会甘愿以研究佛经或练习书法来度过余生的。然而，袁世凯却服从了对他的处理，并且毫无怨言，也没有片刻的拖延。这件事如此迅速而又平静地得以解决，其本身就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表明，即使是在这个王朝存在的最后几年，这片土地上的地位极高和权势极大的官吏们，也仍然是服从皇帝谕旨的。如果这事件发生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的所谓共和时期，那么，对袁世凯的免职，随之而来的倒很可能是他的“独立宣言”和一场灾难性的内战。袁世凯左右北洋军——这个帝国中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力量无疑是很大的；不过，这些军队还没有成为指挥官的私人财产和可以用来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事实上，君主政体依然存在，皇帝仍旧在位。

立宪改革的运动在继续推进，的确，运动的势头已使得任何企图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行动都将是危险的。醇亲王和他的对手隆裕太后都不愿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风险。1909年初，清廷曾发布一道上谕，要积极建立立宪政体，一批反对革新的守旧官僚被撤职，或受到其他的惩处。皇帝的一位叔父载洵，作为一个使团的团长被派往英国考察海军，以便为中国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新型舰队。他在欧洲逗留过一段时间，他经常向我谈起一些在英王爱德华宫中的见闻。他的兄弟载涛，则作为另一个使团的团长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盛情款待，这使他一直与德国保持着友谊。这两个使团的派出纯属徒劳无益，因为在中国内政尚未革新，健全的财政制度尚未建立之前，要想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和陆军都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却希望欧洲这两个拥有最强大海军和陆军的军事强国，会由于自己把他们当做榜样来学习而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请愿书不断地送到北京，敦促早日实现已决定召开的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这些请愿促使摄政王于1910年11月4日发布诏书，宣称原定召开国会的准备时间要缩短，国会将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诏书还宣布宪法、法规和上、下议院议员的条件，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立宪改革之事，均须在国会召开前准备就绪并付诸实施。

同年，孙逸仙的追随者汪精卫，曾企图行刺摄政王未遂，而醇亲王却打算和解此事，把汪精卫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汪精卫后来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P1-5

《我在溥仪身边的十三年》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师傅雷金纳德·F．约翰斯顿(中国姓名为庄士敦)亲笔撰写，于1934年3月由伦敦维克多·高兰兹有限公司出版。书成之后，一年之内就印行了三版，其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庄士敦系苏格兰人，早年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曾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对中国的灿烂文化怀有仰慕之情。大学毕业后不久，便踏上了他久已向往的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土地，在这里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他对中国的历史和古典文学均有较深的研究，对佛家释典和孔孟之道，造诣尤深。既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又会说广东等地的方言土语。人们称他为“中国通”，不是没有道理的。

庄士敦出使东方，始于1898年，历任香港英总督私人秘书、辅政司和英租界威海卫行政长官等职。1919年3月，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通过外交途径，受聘为宣统皇帝的英文教师。由于他尽职尽责，溥仪曾颁布“上谕”一道，赏他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月俸银元1 0(]0元。在几位“帝师”中，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最深。当时溥仪在紫禁城的小朝廷里演出的种种闹剧，无一不与庄士敦有关。

庄士敦在华期间，前后从溥仪于北京天津之间者，凡13年，对清廷之晚景、皇室之内幕以及溥仪离宫前后之经过，耳闻目睹，知之最详。因此，本书所写，亦可谓作者亲身经历之实录，对读者了解和研究晚清宫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书的重点，也就是作者所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记述清王朝盘踞紫禁城200余年后的“黄昏时期”——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1912年初开始，至1924年11月末代皇帝被逐出宫为止——的没落情景。但是，为使不熟悉中国近代政治历史的外国读者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作者也涉及“黄昏”之前已被阴云遮暗的“阳光”和“黄昏”之后随之而来的“暴风雨之夜”。现为突出本书的重点，并考虑到阅读中译本对象——中国读者的兴趣，我们决定将前五章多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史事略去，开门见山地从“辛亥革命”这一章译起。因为没有辛亥革命，也就不会有紫禁城的黄昏和夜晚。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力求能够忠实原意，但由于水平有限，又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再加上个别引文和史料一时还难以逐一查对，译文势必有不妥和谬误之处，敬希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