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还活着，文明却死了。”这就是渡边京二用整本书告诉人们的。“一个文明灭亡了，身为只此一度的有机的富有个性的文明灭亡了。”人们狂热地扑倒在新生活方式上的同时，却无意间堕落成了一种文明的杀手。那么，是谁抛弃了日本，是谁对日本见死不救？

本书仿佛是从魔箱里一件一件把异邦人的日本见闻掏了出来，书中打破了既有的阴郁的前近代观，将日本近代失去的东西，从根本上重新加以审视。本书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近代之前，有一个被我们扼杀、灭亡的文明。

《菊与刀》是西方人看日本的杰作，他们的碧眼中，日本是一个唯美与尚武极端统一着的国家。而日本人自己又是如何评价这种观点呢？日本思想史家渡边京二在搜集、查阅了大量幕末至明治年间来目的外国人记载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了形成日本民族这种错综复杂性格的深刻原因。

在这部可以称得上是近代日本社会志的著述里，著者对日本这个令欧美人颇感讶异的异文明国家，通过“和睦与礼节”“裸体与性”“女性的地位”“孩子的乐园”等章节对近代日本的生活特征作了非常好的整理和解说，并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将它们记述下来。

正如著者自己所强调：我所生活着的现实是历史积淀下的日本。不管好坏，在人类所拥有的世界中，我们都不得不参与其中。

这本书为我们客观全面地了解日本人、了解日本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第一章 文明的幻影

第二章 快活的人们

第三章 简朴与富裕

第四章 和睦与礼节

第五章 多姿多彩与充盈丰溢

第六章 劳动和身体

第七章 自由与身份

第八章 裸体与性

第九章 女性的地位

第十章 孩子的乐园

第十一章 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和谐的社会秩序

第十二章 生灵与宇宙

第十三章 信仰与祭典

第十四章 心灵的篱笆墙

后记

平凡社文库版后记

共鸣是理解的最好方法

此时，我正致力于描绘一幅以近代日本为主人公的故事画卷，这个故事始于一种文明的消亡。

日本近代可以说是在活生生地斩断了与古代日本的制度、文化遗产的血脉相连后构建起来的，对这一陈旧的常识性观点我想已无须赘述。然而这种斩断所意味的一种独特文明的消亡以及它所包含的种种含义，我们不能说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岂止是足够，我们不是都还对近代日本文明只是同一主体换上了时代新装（而其实质并未改变）这一事实深信不疑吗？也就是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天真地以为，所有近代文明的变迁不过是日本文化这一主体在不同时期一脉相承的演变而已。

事实上我们俗称的江户文明或德川文明作为只有一次生命的有机体已经寿终正寝了。该文明确立于18世纪初，贯穿了整个19世纪，它只是一种古代日本的生活方式罢了。明治时期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张伯伦（Basil HallCha.mberlain，1850～1935）曾赞叹道：“那时（1750年至1850年）的日本是独特的、画卷般的社会”。文化不会灭亡，民族固有的特质也不会消失，它们只是会改变。而文明，即具有历史特性的总体生活方式，是会消亡的。倘若我们把在某一特定宇宙论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有独特的社会结构、习惯和生活方式，与自然万物生灵息息相关，并且通过包括餐具、服饰用品、玩具在内的器具反映出来的总体生活方式称之为文明的话，那么我们祖辈18世纪初至19世纪的生活就无愧于“文明”之名。

那么它是何时消亡的呢？当然，这不是能确定具体年代的问题，也无此必要。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论这一文明在昭和年代初期是否还隐约闪烁着余晖，至少到明治末期它已经消亡了。而告诉我们上述事实的，实际上正是来自异邦的观察家们的著述。不论他们以怎样的笔触来描述日本近代经历的跌宕起伏，事实终究是不会改变的：这段历史始于对一种文明的扼杀和葬送。所有人都可以承认扼杀和葬送是历史的必然，甚至也看得到其中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追问灭亡的是什么，不，被灭亡的是什么，那么想从本质上追根溯源地探寻这段历史的真正意义根本就是徒劳的。

敏锐地洞察到近代日本是在前代文明消亡的基础上构建起来这一事实的，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外国人。张伯伦于明治六年（1873）来日，明治四十四年（1911）离开日本。他在为1905年的《日本事物志》第五版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笔者要反复强调的是：古代日本已经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崭新的日本”。这不仅仅意味着时代的变迁，或是日本的变化，而是一种文明的寿终正寝。因此他将自己的作品《日本事物志》称为古代日本的“墓志铭”。“古代日本已经死去。处理尸骸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埋葬。……这本拙论，就相当于所谓的墓志铭，不仅颂扬逝者非凡的美德，而且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不足，之处也一并记录在案”。

日本近代登山先驱威斯顿（Weston，1861～1940）也在大正十四年（1925）出版的《寻访不为人知的日本》一书中写道：“明天的日本在物质上的进步与革新看起来要远远胜过今天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可以肯定日本将成为更富强的国家。可是要想回到从前质朴单纯、美丽如画的国度是绝不可能了”。“质朴单纯、美丽如画”的描述当然也包括了自然景观，威斯顿是将日本阿尔卑斯介绍给欧洲的人，正如英国商人克洛（Arthur H.Crow，生卒年月不详）于明治十四年（1881）攀登木曾火山时，一边感叹“这个未曾被人类破坏的天外美景”，一边也为将来某一天这里会有新修铁路，游客纷至，宾馆林立等变化而叹息，威斯顿也一定屡屡为如画美景遭到破坏的事实而像克洛那样扼腕叹息吧。当然，威斯顿的叹息不仅仅是为了美景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风景中有人，以及由人构建起来的生活。“质朴单纯、美丽如画”包含的首先应该是交织在风景中的生活情趣吧，而这种情趣已经永远地消亡了。P1-3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日本：逝去的面影》是一本多年以前就成为日本知识分子话题的书。此书一出，有些人指责它“陷入了对昔日日本的乡愁”、“把过去的日本说得什么都好”，著名电视主播筑紫哲也读过以后也曾动情地感慨：“它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近代之前，有一个被我们扼杀、灭亡的文明。为这样一本又厚又重的书籍热泪夺眶而出，我是生平第一次。”中国文学研究家井波律子也盛赞它是一部力作：“打破了既有的阴郁的前近代观，将日本近代失去的东西，从根本上重新加以审视。”松本健一说渡边京二“仿佛是从魔箱里一件一件把异邦人的日本见闻记掏了出来”。

“文化还活着，文明却死了。”这就是渡边京二用整本书告诉人们的。“一个文明灭亡了，身为只此一度的有机的富有个性的文明灭亡了。”人们狂热地扑倒在新生活方式上的同时，却无意间堕落成了一种文明的杀手。那么，是谁抛弃了日本，是谁对日本见死不救？

他所使用的文明概念，是“具有历史特性的总体生活方式”，它确立于18世纪初，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日本古代生活方式，正可以以“江户文明”或“德川文明”相称。他认为，日本近代历史，正是始于对这种文明的扼杀和葬送。所有的人都可以承认扼杀和葬送是历史的必然，甚至也看到其中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追问被灭亡的是什么，那么想从本质上追根溯源地探求这段历史的真正意义根本就是徒劳的。而其实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些外国人，敏锐地洞察到近代日本是在前代文明消亡基础上构建起来这一个事实。渡边京二便从明治初年的西方人撰写的日本见闻记中，摘录了有关那一时期生活细节和感受的描述，来阐明自己对江户文明的思考。

渡边京二出生于1930年，他是一位思想史家，写过不少思想史的著作。《渡边京二评论集成》中收入了他的《日本近代之逆说》《小东西的死》《荒野上的彩虹》《隐蔽的小径》，近作还有《日本近世的起源》《江户幻景》等，所著《北一辉》还曾获得第33届每日出版文化奖。从他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他对江户时代前后表现的日本文化的固有性的强烈关注。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当口，这本书受到学界瞩目，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然而，我却宁可把这本书首先当做西方旅行家游历江户的漫游记的集萃来读。我们不妨暂时丢开那些关于日本前近代的先人为主的议论和断语，来一把“先感受，后评判”，跟随那些初次登陆的洋人，去看一看江户街道上玩耍的孩子，听一听那里普通人的哭笑和叹息。

这些外国人，对于描写江户街道上那些可爱的孩子的确是不吝惜笔墨。登陆当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放风筝、甩陀螺、骑竹马、玩纸牌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且注意到他们手中的玩具都是那么精致。在有些人看来，父母对孩子的放任，是父母没有尽到应有责任的体现，而卡廷迪克却认为这是卢梭式的自由教育，阿礼国更是感到“日本孩子实际上还保留着英国孩子因近代教育而失去的优点”，就是说“日本孩子是自然的，他们可以充分享受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各种娱乐。”

今天的不少日本人读到这本书，不由得感叹，为什么再也看不到那些街上成群结队的快乐玩耍的孩子了。即便偶尔也能看到那飞起的风筝和跳起来的毽子，而那天空，也不是那无忧无虑的天空，那吹动羽毛的风似乎也失去了那份儿欢快。那时的儿童教育，后来有人称之为“无意识教育”，恰给了儿童成长有益的空间。而孩子的生活折射的却是大人的生活，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压力，还有他们精神上各种东西摆放的位置。

这是一本研究跨文化的好书。西方人看日本，日本人借西方人的眼睛来看自己，而我们呢，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来看看西方人的眼光，看看日本人的姿态吗？渡边京二这本书写在20世纪末期，今天的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文化对话和相互理解的角度来重读它。对于中国，西方游客也写过不少书。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了耿舁、李国庆主编的《亲历丛书》，关于西方中国观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将这些和他们对日本的观察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就有了更宽的视野。

上世纪80年代到过日本的中国学者，左看看东京的高层建筑，右看看京都的禅院古寺，就不禁感叹日本是一个既猛烈追赶先进文化，而又善于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国家，就这个题目做文章的专著也不止一部。日本几十年在保留传统文化上所倾注的心力，比起当时的我们，的确是要大得多。动态的是古装游行，古代仪式的复制表演，各种各样的仿古秀；静态的是博物馆建设，什么江户京都博物馆，江户建筑博物馆等，都使人们就像回到数百年前，身历其境地体会昔日的文化。服装、用品、仪式，甚至可以复制得比原汁原味的东西更为娱乐化，更适应于消费，然而其时对陌生人的信任和亲热、邻里招呼就来相助的情意、兄弟间毫无芥蒂地对饮畅叙、街巷孩童成群嬉闹的尽兴，以及松心悠闲的心境，那种不同于今日的满足感，那些无形无影的东西，却是难以复制的。一些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罕见踪迹了；又一些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所剩无几了。吹走了就是吹走了，也许永远不会有“归去来”那一天了。然而，有些却是可以培育的。是的，当时人们的感受和生活的细节，是无法再现的，这些只能通过阅读来弥补。而渡边京二正是从幕府末年赴日的欧美人写的日记、手记、游记和文化著述中爬梳材料，借助于西方人独特的眼光，来让我们了解这些感受和细节的一个方面。

日本有句俗语：“明天刮明天的风”，这样说也意味着今天的风不同于昨日的风。但是有一股大风，却是刮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从1869年明治维新算起，明年就是整整一百四十年了。这股风，就是欧化之风，就是追逐欧洲文明之风。这股风，把日本刮成了经济实力排名世界老二的强国，这股风也刮进了人们的头脑：西方有“先进国”，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的意识，算是根深蒂固了。风这么大，刮走的东西也不算少。渡边京二的这本书，就想来一番盘点：刮走的虽然一去不返，至少不要刮得人们连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切唯“风”是听。

《诗经·匪风》首章：“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风烈车疾，大道在后，回顾来路，却又隐隐感到失落。似乎这首诗，和渡边京二写作此书的心境有某些合拍之处。“豹变”是日语中也有的一个词，而且时常见到有人用。它出自《易经》“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是说君子在适应时代变化而改变自身。不过，在文化创造中，有时“留住”比“送走”更主要。我们见惯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豹变”，而做好一件事情，不仅需要“豹变”，而且需要坚持。有时孤独的坚持比轰轰烈烈的豹变，可能需要更艰辛的付出。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人们的印象中只有那些追赶新风的“志士”，而实际上那些被视为守旧的人们，也曾兢兢业业地做过传承文化的事情。由于他们的坚持，精美的漆器、精致的茶具和一整套礼仪才传至今天。当然，他们的贡献，离开了那锐意求新的时代风潮也会大失其色或许也可以说，因为这样两类人各自执着于自己的所爱，才使得日本文化有时能呈现新旧并茂的斑斓。

身为思想史家的渡边京二毕竟目光犀利，他并没有把这些西方人见闻的材料写成一本狭隘的日本人论之类的书，不过，他身在庐山，也有时难免不见真面目。明治时代开始的“脱亚入欧”，有多方面的含义，从内外文化关系上说，很主要的内容就是“脱汉入欧”吧。从日本明治前后文化结构上看，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了。而在这本书中，这一点几乎没有提到。江户时代到明治初期。也有中国人写下的旅日游记。他们又以别样的眼光，描写了当年的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就收进过一部随西船渡日的中国人写的游记，以及王韬在明治初年写的《扶桑游记》等。就是在1879年何如璋《使东述略》《使东杂咏》之前，也还有戴明世的《日本风土记》、陈其元《日本近事记》、李圭的《环球地时新录》等，他们都笔录下了对江户文化的感受。他们的目光自然与西方人大不相同。 我们最好将这些书也放在一起来读读。

这些清末撰写的游记，写于明治初年的，像署名“四明浮槎客”的《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不免对新的变革不屑一顾，而写于甲午战争之后的，则多把日本当成维新的楷模。不少作者都关注到汉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变化，而这恰好是渡边京二此书有意回避的部分。

不过，从今天已经整理出版的清末人的日本游记来看，数量并不多，或许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或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从已经整理出来的看，对日本的观察大多比较粗略。最有名的当然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但此书多侧重于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整理，而不是江户生活的细节。在黄遵宪还没有来得及对现实改革深入思考的时候，便已经调离日本，在他旅居他国对日本有了新的理解的时候，却没有机会重返东瀛细看昔日江户了。从这个角度讲，《看日本：逝去的面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黄遵宪的遗憾。本书多次提到张伯伦的《日本事物志》，而张伯伦于1873年赴日，1911年才离开，他把自己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日本事物志》称为“古代日本的墓志铭”。张伯伦和那些清末带着对远方绝国的好奇心和“取经”心理的官员不同，他们不像王之春的《谈瀛录》、姚鹏图《扶桑百八咏》那样对火车、电报和法院感到新鲜，也不习惯用类似竹枝词和笔记、日记混杂的方式记述见闻，更没有像傅云龙《日本图经》修史补志那样专注于文字材料，而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浴场的男女，肩头挂着婴儿的母亲，乃至妇女着装的色彩等普通人的日子。也就是说，观察日本文化的惊异感，虽然都是西人和清人走进日本文化的前提，但这种惊异感却有着不同的内容。

对于明治维新，史书上载录的是彪炳史册的豪迈壮举，而把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留给了普通人的记忆。今天我们无法从他们那里找回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的感受，那么那时的照片、文物和各种文字材料，便成为我们想象和重新体味的凭据。渡边京二这部书不仅是一部逝去文明的咏叹调，而且具有比较文化的意义。诚如作者所说，幕末到明治初期来日的欧美人正是因为当时日本文明与他们本身迥然不同，才会不由自主地充满好奇和惊讶地将它们记录下来。“他们通过发现异文化，更深刻地领会到西洋文化的特性，并通过两种文化的对比，对自身文化进行反省。”“异国趣味主义将目光投向那些不熟悉的琐碎生活细节，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够再现对一种文明真真切切的感受。”

渡边京二通过这些见闻录，要阐述的是自己对江户文明的思索。他的目光，游动于巨视和微视之间。一方面，他申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个独立的现象，而是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的有着特殊意义的总和。“并且只要所谓文明指的是该意义上的整体构架，那么即使在摩天大楼上继续祭祀稻种，即使茶道的宗师长生不老，这些表象也不过是作为一个部分镶嵌在现代文明中罢了。”另一方面，他又一再强调那些细节的意义，特别是外国人眼中的细节，提醒人们外国人见闻的有趣之处，正体现在具体而生动的细节，而不是那些笼统概括的结论。指出外国人那些或许因感动、或许因错觉而产生的“偏颇记录”，才使古老的日本文明的奇妙特性得以鲜活生动地呈现，甚至说，如果不了解日本文明那时具体状态以及逝去的历程，我们是无法理解近代的含义的。渡边京二所说的，和我们习惯的热衷于整体把握的习惯有些相左。细节就是细节，抵不上呼风唤雨的号令；感受就是感受，也比不上叱诧风云的行动。然而，即便是成为过去的细节、趴在纸上的感受，有时也让我们不能忽视它们。试想，车人无序，塞车堵路，监控寡效，是大都市的细节，而当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成十成百叠加的时候，细节还能仅是细节吗？相反，路遇微笑，多奉礼让，时有援手，是出门的感受，而当这种感受化为心底暖意的时候，就会给怨气、怒气甚至绝望一个刹车的机会，感受还仅是感受吗？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能放弃细节和感受，是理所当然的。细节和感受不是政治家的改革蓝图，却是每个人每天的生活。细节和感受正是本书的武器。怪不得有评论家不无夸张地说，读过渡边京二的书，就仿佛自己变成了江户人，而又自由自在地往来于江户时代和现代；还有批评者说“自己也想写一本同样的书，受到本书的冲击，一边读，一边嫉妒的感情不能消散，敬服于著者见识之高”(石川英辅《小说现代》，1999年9月号)。

说来西方人写的谈论日本文化的书，其实也并没有逃过了国人的眼睛。民国时期，小泉八云关于日本文化的著述便被翻译了过来。不仅西方人写的和清末人写的游记有很多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而且有些日本见闻录的西人作者，还留下了他们游历中国的观感。尽管渡边京二描述西人记录的时候，也戴着自身的眼镜，但也不妨拿来与《亲历中国》中的相关书籍做一番比较。

几年前，在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文日本新书》的序言中，我曾经说：“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研究日本文化，离不开描述它，而日本文化可以说是身边最难描述的文化之一。全面了解对日本文化方方面面的见解，才有可能提升识判这种文化的精准度。我们很难简单说清楚，明治初年，当政客和军人翻着个儿折腾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是以怎样的心态来接受现实的，社会又是怎样在看似相对平稳的状态下度过各种危机的。了解了这些，说不定为观察今天的日本也多一个视角。不管西人“日本有穷人，但并不贫困”之类的概括是否得当，至少告诉我们，将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遇事就简单类比的做法常常是靠不住的。

本书的可读性，不单在于它所赢得的赞誉，更在于它受到的批评。至于它是否像评论者所说的能“从过去照射出什么是近代日本”，那就还是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一直以来有个愿望，想以近代日本为主题写一个长篇。这个有些不着边际的想法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为何会在心头萌生，其中的原委我现在都记不清楚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曾在一个名为真宗寺的寺院里，以日本近代史为题开设过讲座，估计这个想法是从那时开始有的。讲座从1980年10月开始至1985年5月结束，每月两次，一共讲了110回。就在那期间，已成故人的苇书房社长久本=三多先生曾跟我谈起过想把我的讲演稿集结成书的事。

当然，我并不想把讲给聚集在寺院里的年轻人的内容都原封不动地写进书里。我想写的是有关昭和这个时代的事情。之后，我便开始在《暗河》杂志上以《逆说昭和》为题发表连载，期问因为各种事由曾中断过。我所说的昭和是指到1945年以前的时代。不管怎么说我成长于那个时代。1980年我50岁了，即便是为了对自己这一辈子的生存意义有个释怀，我觉得也必须对那个时代进行一番剖析。这个念头已经在我心中酝酿了很久。

另一方面，对近代这一人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的渐行消逝，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而这种思潮在我看来，都是打着后现代的旗号，实际上却还未弄明白近代业已完结的意义，属于超现代的言论。近代这一人类史阶段的完结虽说使我们具备了回过头来客观审视日本近代这一过程所具有的意义的条件，但超现代价值观下的日本近代解释反似更加肆虐横行。

自1982年起，我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在熊本短期大学讲述《日本文化论·西洋文化论》，这使我有机会通读幕末一明治初期外国人写的日本观察记。他们描绘出的古老日本的姿态是那样的新鲜，迫使你不得不思考对日本而言近代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如果要探究昭和时代的意义，就必须首先要探究近代开国的意义，搞清楚开国以前这个国家的文明样态。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了石原莞尔说的要把佩里当做第一证人传唤到远东军事法庭的含义。

久本三多先生知道了我想以日本近代为主题，写一个长篇的故事的想法后，一直期待要亲自出版此书，现在将第一卷交由苇书房刊印也是为了履行与故人生前的这一约定。同时，我的愿望最终能够得以实现，也多亏了与我有着三十年多年交情的首藤宣弘先生竭尽全力的支持，特在此明记，聊表谢意。本书的第一稿自1995年起连续两年在由首藤宣弘先生担任主编的《周刊经济学家》(每日新闻社)上连载。如果没有首藤先生的厚意与鞭挞，恐怕迟钝的我至今还犹犹豫豫埋头于浩繁的文献中吧。

《周刊经济学家》连载完相当于本书的“序章”“第一章”之后，“第二章·德川的和平”连载到中途时中断了。原因是原打算一年要写完的部分，逾期四个月仍未能完工。本想要连载发表本书的“第一部”，但写出来的就连预想的三分之一都还不到。

如果在此讲述我的故事全貌，恐怕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断定一共要写多少卷。想着那就写到1945年为止吧。但一想到自己的年龄，这恐怕也会成为笑谈。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写一部通史，所以就把题目定为《日本近代素描》，但是要讲述幕末的故事，那就不得不对德川时代有个概述，而要讲述德川幕府时期的事情，又必须追溯到室町时期，如此一来，故事究竟有几卷，何时完工等等就都没有了明确的计划。当然，由于我动笔比原计划至少晚了十年，所以，我只能自己安慰自己说，即使最终只写完了最初的数卷，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前面已经说了，这一卷是将《周刊经济学家》上连载的“序章”“第一章”整理成书的。但是稍作修改，结果就比原先连载的量多了一倍。因为此前就没有把它写成通史的意思，所以可以把这一卷当做独立的作品来读。我的《日本近代素描》不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在我的构思当中，每一卷都是独立成书的。  在这一卷中，我充分利用了尚未翻译成日文的英美人的著作。这多亏了大学图书馆所提供的便利的服务。在此，对熊本大学附属图书馆情报服务课的诸位朋友的尽力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对借给我绝版原著的各大学图书馆，虽然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姓，但还是要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对在研究马科莱伊方面给予我指教的北原佳奈子女士，同时，对不辞辛劳地寄给我拉法吉、阿诺德在杂志期刊上登载的论文的北泽荣先生也深表感谢。我还要感谢以三原浩良社长为代表的苇书房的各位朋友，他们忍受着我这个怪僻的作者的牢骚，认真细心地从事着繁琐的工作。还有山田雅彦、梨佐夫妇，如果没有他们两人具有献身精神的贡献，我的这个工作是无法完成的。

最后我想在此说明一下外国人访日记的翻译情况。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些欧美观察家的记述，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内容有的也很单薄，但我的介绍着墨却很多，因为在这些人的记述当中，包含了很多有关开国后不久的很珍贵的证言，例如，霍斯本、乔治·史密斯、特伦逊、提利等人的记述，杰弗逊的著作也很有可读性。另外，有一些人的主要著作尚未有日译本发行，阿诺德的在日游记没有日译本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培根的主要著作也未被翻译成日文，巴德的巨著也没有完整的译本，福琼的作品还需要重新再译……期望本书为能对改变此种现状多少有些帮助。

作者

1998年6月

本书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近代之前，有一个被我们扼杀、灭亡的文明。为这样一本又厚又重的书籍热泪夺眶而出，我是生平第一次。

——日本著名电视主播 筑紫哲也

本书打破了既有的阴郁的前近代观，将日本近代失去的东西，从根本上重新加以审视。

——中国文学研究家 井波津子

本书仿佛是从魔箱里一件一件把异邦人的日本见闻掏了出来。

——日本著名评论家、作家、历史家、思想史家 松本健一

自己也想写一本同样的书，受到本书的冲击，一边读，一边嫉妒的感情不能消散，敬服于著有见识之高。

——作家、江户文化研究者 石川英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