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国著名作家梁斌的第一部传记。该书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采访的基础上，对梁斌的革命生涯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和分析，并对《红旗谱》系列长篇成书的前前后后进行了真实的记述，从文学、文化的视角透析了梁斌成为当代文学巨匠的成因。

该书从文学家和书画家这两方面，全面介绍了梁斌的艺术追求，书中配发了几十幅梁斌的书画作品，使人们更真实地感受到传主人与文、文与画浑然统一的精神风貌。书本还以其富有故事性的语言，记录了梁斌不同凡响的传奇经历，从而不仅具有学术性、史料性，还具可读性。

这里记录了一个人不平凡的传奇经历：他是一位历经战争洗礼的著名作家，尽倾半生心血熔铸成一部皇皇经典——《红旗谱》，以其特有的燕赵豪情风靡文坛；他又是一位风神独具的书画家，与黄胄一起在北京举办“二梁画展”；他淡泊名利，为潜心创作，婉拒高官要职；他重义疏财，为家乡教育慷慨倾囊……

序 李希凡／1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一、十子之家的大家族／5

二、梨园小戏迷／19

三、初绽艺术天赋／27

四、瓜棚月下儿女情／35

第二章 二师学潮与高蠡暴动的洗礼

一、少小萌生作家梦／45

二、慈母病故／51

三、从文学走向革命／59

四、学潮——刻骨铭心的记忆／68

第三章 在“左联”指引下

一、北图苦读／81

二、小说与杂文／88

三、被捕入狱／99

四、山东剧院求学／103

五、重返北平／107

第四章 新世纪剧社社长

一、投入抗战烽火／119

二、全能社长／125

三、戏剧语言民族化实践／144

四、在华北联大／150

五、甜蜜而苦涩的恋情／156

六、传播艺术火种／164

七、触动创作灵感的老人／169

第五章 迎接曙光

一、转战冀中反扫荡／179

二、从短篇到中篇／188

三、不懈的追求／192

四、“兵运”先锋／206

五、随军南下／215

第六章 征程江南

一、深山剿匪／223

二、南国之恋／230

三、第二故乡——襄阳／238

四、《新武汉日报》社社长／250

第七章 生命之歌

一、碧云寺缜密构思／261

二、倾注痴情写初稿／267

三、《红旗谱》的修改与出版／279

四、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283

第八章 风雨兼程

一、傲雪斗风霜／307

二、罹难见情真／318

三、秘密创作《翻身记事》／325

四、重见天日／328

五、《烽烟图》手稿失而复得／332

第九章 寄情丹青

一、翰墨情缘／343

二、与黄胄兄弟重逢／345

三、《梁斌画集》出版／349

四、“自家笔墨”／355

五、豪气长存／370

第十章 大地之子

一、出访日本／379

二、笔耕不辍再度辉煌／382

三、梁斌文学奖／389

四、满天星斗日 一华落地来／396

后记／403

梁斌的家乡——梁庄，坐落在河北省蠡县境内一片神奇的土地上。

这里是中国北部的一片古老而肥美的土地，它体现着中华民族开垦者的气质，衍生着黄河流域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这里有从新石器时代保留至今的百尺台文化遗址，它包含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到汉朝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它虽还未被发掘，其丰富的内涵也还不被人们了解，但我们已经感到它的博大与精深。古来燕赵多豪杰，这里曾经出现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筑黄金台以招贤纳士的燕昭王，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将相和”的廉颇和蔺相如……他们的奔腾热血和激昂壮志赋予了这片土地神奇的力量，哺育出后世一代代英雄儿女。急公好义、重信然诺、明事达理，是淳朴乡民辈辈相袭的传统美德。地僻而景常新，世远而人不没，乡土文化也像遗传密码一样编织进了梁庄人的生命之中，这个小村庄在梁斌这一代人中就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著名作家梁斌和著名画家(中国国画大师)梁黄胄。梁庄——地杰人灵。

据县志记载，梁庄是明朝因难民迁徙而由几家人建起来的一个小村庄，从此世世代代的人们在这里生息繁衍。它北起燕山，西接太行，东临渤海，南有一望无际的平川。梁庄就在潴泷河与唐河之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开垦的可耕种土地已有上千亩之多，尤为神奇的是，这一片土地，从不遭冰雹的侵袭，被附近乡里称为风水宝地。那时全村已有近百户人家。村民们终年勤劳耕作、节俭持家，视养种土地为命根子，他们那种精耕细作的精气神儿，在周围几十里地是出了名的。也许正是这种对土地的虔诚感动了天神与地神，从而得到了上天的恩惠。从那时起直至今日，如果你能有幸到这里来，一定能亲自体验到梁庄与附近村庄的不同景观，感受到村民的勤劳，村风的质朴，村貌的井然有序。也许是天人合力的作用，尽管那个年代战乱不断，可梁庄却变得地主、富农、中农多了起来。梁庄人继承着先辈开垦拓荒的性格，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范围不断发展农副业，村子里有兼营花庄的地主，还有人在镇上兼营铁器铺或开小杂货铺……特别是梁庄地处产棉区，当地流传“要发家，种棉花”的说法。收获的棉花用来织布，因此，纺织土布就成为农家的主要副业。这里离高阳县城很近，大约只有四十里路，当时高阳的棉布业在全国很有名。于是，这里遍布乡里的土布纺织技术不断被外界看好，一些棉布商人甚至从天津的外商那里买进洋线，利用附近农村的廉价劳动力，织成棉布(当时叫“洋布”)再外卖。梁庄的大部分人家也都把织洋布作为家庭副业之一，于是一走进梁庄，就会隐隐听到机杼之声。

梁家是一个大家族，梁斌祖父这一支系不算很发达，那时有地八亩，到了父亲梁老旬离开学房当家主事时，已经发展到二三十亩地，并有一头驴了。据说，梁老旬的第一个妻子是西百尺村王财主家的女儿，她与梁老旬结婚后生了五个孩子，她的父亲是有名的骨科医生，不仅能看病，还带了不少学生弟子，包括他的大外孙(梁斌的大哥)。他用自己的教具和人骨模型教学，桃李满门。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王氏给梁家带来了一定的生活转机，让梁老旬积蓄了一些家产。王氏辞世以后，梁斌的母亲嫁到梁家时，梁家家境仍然很好，不愁吃、不愁穿。不过，家族经济发展的鼎盛期似乎已经过去了。梁斌的母亲来到梁家后又生了四个孩子。

1914年4月18日，又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他让这个普通的庄户人家充盈着笑语。那个年代，冬天很寒冷，屋檐有时会结上长长的冰凌。而他恰恰出生在树木新绿、花香蝶飞的仲春时节，也是农家开始忙碌、播种希望的季节。在回春的天气里，暖暖的阳光照在上房的窗前，它的脚步虽然缓慢，却并不停顿，它洒满了整个农家屋院，婴儿清脆的啼哭声更让室内充满了新的生机。因为，梁老旬当时已年近七十，“老来得子”，这在当时的中国人观念里被视为一大喜事。全家上下，人人脸上、心里都平添了一重喜庆。啊！这个男孩面貌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宽的头额，这就是乳名叫“魁”的梁维周，后来成为作家的梁斌。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此刻他在想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善良、温和、慈祥的母亲。她把他紧紧地搂抱在自己温柔的怀抱里，在这乍暖还寒的时节，人间的母爱却是这样温暖。

是时，魁成了这个已有五儿、四女的大家庭中的“老生子”，也是“第十子”。正如所有传统的贤妻良母那样，魁的母亲自从嫁到梁家后一生为丈夫、儿女操劳，她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上。对于梁老旬前妻生的两个男孩、三个女孩，她要亲手把他们养大，还要照顾她自己生的一个女孩、四个男孩。作为旧中国的农村主妇，她得抚养大十个子女，再加上男婚女嫁的种种负担，这一大家子的生活对她来说有多么沉重呀！可是在她看来，这些孩子都是梁家的希望，所以她总是充满信心地干着永无休止的家务活，从来不道一声怨言。对这个家，她倾注了热烈的爱、全部的爱。

对最小的儿子，母亲更是爱逾珍宝，直到三岁还让他躺在自己怀里吃奶、酣睡。她对魁最大的希望，就是大了能当个小学教员，她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儿子受穷。母亲的愿望平凡而又实际，她为儿女祈求的，是一份简单快乐的生活。童年的魁，几乎与母亲寸步不离，母亲跟他一块玩儿，或是牵着他的手到大街上去玩儿，到谷场边上玩捉迷藏。即使他耍小性子哭闹起来，母亲也从不责备，而是把香喷喷的油摊鸡蛋送到他嘴边哄劝着。在当时的乡村，这实在是难得的美味。要是一家人去赶庙会，母亲看了半天，左掂量右寻思，也舍不得买什么东西，魁却总能得到一把木刀、一个小鼓或一个小水桶，他往往欣喜万分、如获至宝。可见，母亲是在现实允许的条件下给予魁最多的关爱、最好的照顾，总在想方设法让他高高兴兴地享受生活。魁对母亲也最为依恋，他有时眨着天真的大眼睛，自己问自己：到底是母亲亲，还是父亲亲呢？在他幼稚的心灵里，已经敏感地意识到：“爹和娘的爱是不一样的。”可见，温和而循循善诱的母亲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无比重要，对小儿子来说，母亲是最贴心、最可靠、最能包容自己的人。

魁的父亲读过私塾，劳动、持家，是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他为人勤劳干练，刚健倔犟，又略有几分粗暴。在家里，不管大小事情，想发怒就发怒，他的烟袋一时找不到就会发脾气，一时找不到老鼠夹子了，也骂一顿。但父亲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是个厚道、本分的庄稼人。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下地劳动，没有休息的日子，有时睡到半夜还起来筛草喂牲口，登梯子上房寻觅一遍，只怕有夜盗。即使过年也歇不安稳，大年初二就起来捻经子、打苇箔。地里、园里、场里，哪里也离不开他。每到了农闲季节，梁家却是地闲人不闲。梁老旬组织全家人浆线络线，织洋布搞副业，不分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都干着适合自己的活儿，一派繁忙景象。秋去冬来，他就把布匹、棉花分到各房给孩子大人们做冬衣。在村里，如果看到谁不会过日子，他便嗤之以鼻，在街上走对面也铁着脸不喜欢搭理人家，背后还要骂那人“好吃懒做”。因为这一大家子的生活都是由父亲一人操持着，他的勤俭持家作风令一家老小敬佩，所以对他的倔脾气，母亲和家人也都能隐忍、体谅。有一次，母亲因为父亲对她闹脾气而感到委屈，站在后院台阶上一个人偷偷地落泪，被似懂非懂的魁看在眼里，竟也跟着伤心地哭起来，母亲看到后赶紧把他搂在怀里，自己的委屈已经烟消云散。其实，梁父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对家人的爱是深沉的。每次赶集他都带着魁一起去，到了集上，总不忘买碗豆腐脑或是一个夹肉的烧饼，给小儿子尝一尝鲜，换换口味。在这样一个兄姊众多的大家庭里，小小的魁依然不时感受着严厉而宽厚的父爱与温暖。

那年开春儿，村北的大苇塘开冻了，长出一棵棵紫根绿苗的苇笋_乡村里叫苇椎椎。刚出土是紫红色的芽芽，白色的根，搁在嘴里一咬，甜甜的，是孩子们最爱吃的。魁与对门的好朋友蕊珍都刚刚五岁，就一块儿商量起来：

“小魁，咱们今天玩什么？”

“咱们去掰苇椎椎吧！”

“好！”于是，手拉着手，走出通向村北的小胡同，来到大苇塘上。弯下腰来掰苇椎椎，一边掰一边吃一边说着话，直到掰满了一口袋为止。踩着苇地上的泥，把鞋子都踩湿了，还是舍不得离开。当然，玩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他们低着头正在掰苇椎椎的时候，苇塘主人若是看见了，离老远就伸起脖子大喊：

“你们又在掰我的苇椎椎，那一个苇椎椎就是一个大苇子呀！看我非打你们不行！”

说着，手里拿着铁锨，抬起脚就赶过来。到了这刻上，不管是真是假，他们就连说带笑地仓皇逃跑了。这种时常发生的意外给玩耍增添了情趣与挑战。《红旗谱》中运涛和春兰被拿着铁锨的老驴头追赶一节，或许就由此脱胎吧——作家把对大苇塘的感情，不知不觉地写进了作品里。只不过那时魁和蕊珍他们受到的“追赶”，带着些许诙谐的味道，在孩子的心目中，这样的“壮举”是了不起的，他们的合作多少有些“患难与共”的意味；从成人的角度审视，两人的彼此信任和亲密无间，才更值得珍惜。然而，魁和蕊珍的“冒险”活动，并非就到此为止，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激励、互相照应，比独自一人的势单力孤，不知要强大多少倍！

P5-9

梁斌，是我尊重的作家，《红旗谱》更是我爱读的作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曾写过几篇文章评论《红旗谱》的艺术创作，而且也曾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心理去北京西郊农科院后院拜访过梁斌同志。那是1958年，时值盛夏中午，暑气蒸人，而梁斌却正在这后院散步，大汗淋漓。后来知道，他这时正患着严重失眠症。那是两间简陋的居室，我们在堂屋交谈，室内还传出幼儿的哭声，显然梁夫人还在产假期间，这是临时住所。在交谈中间，梁斌同志还给我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皮箱，那里存放着《红旗谱》长篇系列的第二部《播火记》和第三部《战寇图》(即后来出版的《烽烟图》)原稿，我不知那已经是第几稿。

从梁斌处回来，总算开了点窍，稍微了解了一点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就写了那篇《漫谈(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创造》。意犹未尽，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又写了《朱老忠及其伙伴们》和另外几篇短文，虽然自觉尚不能完全说清楚我的看法，但也有过想看完《播火记》和《烽烟图》的期待。《漫谈(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创造》一文，我并没有收辑在现代文学评论集里，而是把它辑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一书里，并在“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此文“所以放在这本集子里，这正像那篇文章里所分析的，我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典型，朱老忠的性格，在革命的气质上是和古代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有其相通之处的——在他的性格里，融贯着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经历。应该说，朱老忠的形象，是对历史上革命农民典型做的一个‘小结’。他们为什么失败，朱老忠又怎样走上新的道路，朱老忠的性格发展，是可以反映出这个历史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第372页)。

这段哕里哕嗦的话，本意是想说明《红旗谱》与朱老忠形象的里程碑意义，但由于我对梁斌同志的生平和《红旗谱》的创作过程毕竟没有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就没有勇气把观点阐释得更明确。从这一点，我就要感谢王洋她们的这部《梁斌传》，它补足了我的缺憾，给了我极大的满足。

鲁迅曾经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这是很高的要求，也是“论文”的高境界。我看过不少现代人的传记，包括最近看过的《王国维传》、《胡适口述自传》、《老舍评传》等，虽然各有各的特点，却有的还是侧重于人(生平概述)，有的侧重于文(学术建树)，不大能看出“全文”、“全人”和“社会状态”的融会贯通，总是使我感到有点缺憾。前些天，梁斌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宋乃谦同志来电话，谈及南开大学有位女老师写了一部《梁斌传》，希望我给看一看，能否写篇序。很快，我就在家里接待了本书作者王洋。在我这八十岁老人眼里，她实在是太年轻。这首先给我留下了好感。当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革命文学(即“文革”前十七年文学)被一些人，包括某些“名大学”、“名教授”，“弃如敝屣”的今日文坛，居然还有中青年下大功夫为十七年的“代表作家”写传，这使我深感欣慰。我本是一个因糖尿病而眼底出血的老人，按医生的要求，每天只能两小时看书报，中间还要休息二十分钟，这对我自然是苛求，只要活着就无法做到。何况王洋同志自我介绍，她是搞对外汉语教学的，《梁斌传》是她在学校承担的一个研究课题，如她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我从未见过梁斌本人。我是在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大量采访过程中，确立传主形象和对其产生越来越多的敬仰之情的。”这更加唤起我的好奇心。《梁斌传》，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根本顾不上医生规定的时限了。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是鲁迅谈到“革命文学”时的一个比喻——“我以为根本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梁斌传》，自然是为写“革命文学”的“革命人”作的传，尽管作家曾经有过自叙，有过阐述《红旗谱》长篇系列创作过程的文章，为写传提供了多方面的线索，但是，读过《梁斌传》的人，确信这本传记“是在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大量采访过程中确立传主形象”的。它不仅“顾及”了梁斌的全部文学作品——《红旗谱》长篇系列、《翻身纪事》与梁斌的书画创作，以及它们的写作背景，也“顾及”了梁斌的“全人”——他的八十二年的人生轨迹。《梁斌传》共分十章，从第一章“家世童年”到第十章“大地之子”，那就是梁斌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作者不仅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写出了时代精神光照下的梁斌的成长，而且通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全面地、生动地反映了梁斌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和个性化的人格魅力。作者还非常善于将调查采访和作家的艺术思维联系起来，发掘《红旗谱》长篇系列中人物原型的素材来源。《红旗谱》中的那些深刻感人的农民形象，如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星、伍老拔、老驴头、老套子，也包括春兰，可以说，无一不能在梁庄的邻里乡亲以及梁斌所接触的农民兄弟中找到他们的影像和“事迹”。只不过在梁斌的笔下，他们的形象性格更集中，更典型，更富于个性的亮彩。姑且不说朱老忠，譬如春兰，这位在梁斌笔下爱情坚贞：向往美好生活、大胆叛逆的农村美丽少女的形象性格，显然与《梁斌传》第一章“家世与童年”中所描绘的“瓜棚月下儿女情”中那位青梅竹马的蕊珍有关。作者在这段情节中虽然没有说明它和《红旗谱》中的春兰有什么关系，但它的生动的描绘，它的浓浓的童情稚趣，却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小说中运涛和春兰的那节“瓜棚月下儿女情”。特别是梁斌把自己少小书法写出“革命”两字的细节，概括在春兰的火热的性格表现上，更升华了春兰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个性形象。像这样的情节和细节，作者在调查、搜集和访问中把它们发掘和记录下来，可谓多多，实有助于广大读者对梁斌艺术创造的深刻理解。

《梁斌传》叙及梁斌“少小”就萌生过“作家梦”，青年时期曾闯荡北京，在北方“左联”旗帜下拿起笔进行战斗；抗战爆发，梁斌又和他的父老乡亲一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他始终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冀中平原、太行山麓。共产党、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歌可泣的多少英雄业绩，在这里闪烁着历史的光辉。它们都曾是梁斌亲历，但这不只没有改变梁斌少小萌生的“作家梦”，而是更加提升了他的理想和愿望，因为他梦想写的书就是“关于家乡人民的书”。而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极端惨烈的战争环境，共同战斗的军民鱼水情，使他对他们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梁斌虽然担负过多种领导工作，甚至当过游击队队长，但时间最长的还是新世纪剧社社长。梁斌并未因此而中断他那个“作家梦”，《梁斌传》的作者在描写这段长长的经历里，敏锐发掘了梁斌在生活中点滴素材的积累，创作的尝试，民族语言的搜集和冶炼……《红旗谱》在酝酿中。

《梁斌传》作者用第七章写了梁斌关于《红旗谱》的创作过程，并命名为“生命之歌”，这既是作者对梁斌“全文”、“全人”的由衷的赞美，也是作者对梁斌创作《红旗谱》系列长篇小说的审美评价，诠释了梁斌的“作家梦”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为了写出他家乡农民的苦难和抗争。当然，梁斌绝不是一般地写农民的生活，正如他在《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中所说：“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在他脑子里“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人物”——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星、伍老拔、老驴头、老套子等，尽管各有各的生活思想状态，而且形象丰满，个性鲜明，但他们都生活在锁井镇，生活在大地主冯兰池的阴影下，可这世代血仇并没有使他们屈服。《红旗谱》的“楔子”“平地一声雷”，虽然写的是一场农民斗争的悲剧，但却何等震撼人心、余音缭绕……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仍留在四十八村人民的记忆里。一个短短的“楔子”，正寄寓了千百年来农民抗争史的“刚强之气”，而当朱老忠率大贵、二贵从关外归来、高声吆喝，扬鞭驱马奔过冯老兰家门时，连凶霸多年的冯兰池(冯老兰原名)，也知道一场新的斗争开始了。朱老忠归来的名言是“出水才看两腿泥”，“冯老兰就是像一座石头山压在咱们身上，也得翻他两过子”。历史是悲壮的，朱老忠和他的伙伴们，虽然各有其血泪的经历，但他们仍然在续写着斗争的谱系。

南方革命军势如破竹，而蒋介石的叛变、血腥镇压，已使工人阶级、共产党人改变战略，深入到北方农村，唤起了广大农民的觉悟。反割头税、二师学潮、高蠡暴动……在梁斌笔下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以及活跃在小说里的朱老忠和他的伙伴及其新生代的子女们，虽然有流血牺牲，有苦难，有失败，却充溢着英勇奋战、不甘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尽管《红旗谱》系列并没有写到最惨烈的抗日烽火的年代，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斗争，正在书写着新的历史，为有关民族存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梁斌传》把《红旗谱》系列长篇创作，誉为“生命之歌”，既可以看作是对梁斌创作审美理想的歌赞，也可以视之为中国革命深入农村获得新生的“预言”。

《梁斌传》对《红旗谱》的终极评价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绝非过誉。十七年涌现的革命文学作品虽灿若群星，各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但确如作者所说，《红旗谱》是屹立“潮头”的杰作，因为它写出了中国农民的革命英雄谱系，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改变战略，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领导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可贵的是《红旗谱》没有任何说教，它是用朱老忠及其伙伴们的艺术典型的感人力量，形象地证实了毛泽东思想所阐述的这一伟大真理。梁斌说：“我如果写不好这部书，无颜见家乡父老。”这浓浓的乡情，虽然源自家乡人民的自幼哺育，源自与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同战斗的经历，源白他亲历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平原烈火，亲眼目睹了处于抗战第一线的冀中平原、太行山下，父老乡亲是怎样以简陋武器、血肉之躯抗击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兵”，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农民英雄，也是有了革命自觉的民族卫士。梁斌写的虽是生根在父老乡亲身上的无畏的抗争与战斗，但他笔下创造的朱老忠及其伙伴们的文学典型，却是具有现实生活和历史深度的“红旗”谱系，这就是它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的不可泯灭的伟大意义。

《红旗谱》已出版五十多年，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改写文学史的做法也在进行，但是，《梁斌传》却以激越的热情、流畅的文笔、确凿的资料，为梁斌立传，昭示人们：勿忘革命史、勿忘《红旗谱》，这也正是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文学的“生命之歌”！

《红旗谱》和梁斌，必将永远活在现代文学史上，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7年11月29日于北京

经过三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梁斌传》的写作。回想起来可能我并不是写此书的最佳人选，因为从未见过梁斌本人。我是在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大量采访过程中，确立传主形象和对其产生越来越多的敬仰之情的。能够走近梁斌，审视一位文学大师的足迹，汲取对后人有益的人生启迪，真是一件难得的幸事，备觉光荣。

梁斌属于那种以一部长篇就确立了自己文学史地位的作家，在他的小说、散文、传记文学等众多文学创作中，系列长篇小说《红旗谱》从20世纪5O年代出版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立于潮头并标志着潮头高度的少数代表作之一，在当代文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史家、学者在论及同类题材文学作品时，仍以《红旗谱》作参照，如许子东评论《白鹿原》时说：“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就是以《灵旗》、《大年》方式所写的《红旗谱》。”从对《红旗谱》新的解读不断涌现来看，梁斌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对梁斌的革命生涯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过程做了较翔实的描述和分析。梁斌十二岁在蠡县高小开始接触革命文学，十三岁加入共青团，在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学潮运动，受到通缉，而流亡北平。十九岁参加“左联”，在北平图书馆一边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哲学、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一边发表小说、杂文创作，走过了一个从有意学“洋”却又刻意转“土”的过程。抗战期间，他担任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一手秉笔、一手持枪，创造了适合大众接受的民族化戏剧语言，使新世纪剧社在冀中独树一帜，也使梁斌在20世纪40年代的华北一带颇有名气。而后，他随军南下襄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完成历经数十载已经孕育成熟的《红旗谱》，他多次舍弃高官厚禄，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可以说，《红旗谱》凝结着梁斌那奋斗一生的经历和追求。

在《梁斌传》的采访、调查、写作过程中，让人最感动的莫过于梁斌的著书精神。所以，本书除描绘了梁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之外，还对《红旗谱》系列长篇成书的前前后后进行了真实的记述，从文学、文化的视角透析了梁斌成为当代文学巨匠的原因。

作为文学家的梁斌已经为人所熟知，可是作为书画家的梁斌却鲜为人知。从文学家和书画家这两方面介绍梁斌是本书的又一特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梁斌重续儿时翰墨情缘，寄情丹青，创作了几千幅书画作品，使他成为用两种艺术形式表达思想的伟大艺术家。梁斌在书画中“抚今追昔之情刻骨铭心，与日俱增，割舍不掉也欲抛不能，渐渐形成自家独有的情感特色和文化内涵，于是原本不想当书画家的梁斌，在精勤进取中出入意料地胜似许多时尚型的书画家”(王振德)，形成了他那“满纸书香”(李松)的“文人画，一种革命的文入画”(黄胄)，从而“有着职业画家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水天中)。

“梁斌的书画作品也与他的小说《红旗谱》等文学作品一样，以作者宽博的胸襟和深挚的情感投入而具有持久的感染力量。”(李松)

本着“求真贵实”的原则，本书的形成基于大量的调查、采访和资料的收集。比如：写梁斌1938年到1942年期间领导新世纪剧社这段重要的经历，我专门对新世纪剧社的演员们进行了采访。他们分布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广州等地，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八十二岁，最大的已九十多岁。他们中有军级领导，有总政和空政文工团的领导，还有著名艺术家和新闻工作者等。当我面对这些一谈起抗战时期新世纪剧社的艰苦生活和充满炮火硝烟的演剧活动就焕发出青春激情的矍铄老人时，我被他们的真诚和热情震撼了，我理解了梁斌对革命的无私无畏和为创作《红旗谱》所付出的一切。他确实写出了那个年代的人的风貌，不仅是农民，更多的是这些在农村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为有这样的前辈而自豪！  在此，我应该特别感谢刘光人先生(前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连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厌其烦地接受了我前后多次的采访，为我提供了新世纪剧社及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使我的调查采访工作能顺利进行。另外，我还得到了新世纪剧社成员的家属、子女们的支持与热情帮助。梁斌生前的好友傅铎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北京师范大学的傅占武老师十分热情地将傅铎的《往事沧桑》一书和一张光盘(他把家里保存的有关梁斌的各种资料和照片刻成光盘)提供给我；梁斌生前好友路一的妻子——河北省文化厅的孟昭芳女士及女儿也给我提供了各种与梁斌有关的资料、照片和路一的回忆录《漫漫征程》一书；梁斌生前好友刘纪的妻子、南开大学的王瑞珍老师，也多次帮助我查找和提供有关资料和各种信息。像他们这样给我热情帮助的知情人真是数不胜数，我不能一一述说，却都成为我写作此书潜在的动力。我的工作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却不能给他们什么回报，每当我对此表示歉疚时，他们竞都说：“可别说这些，我们都还得感谢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的无私感动了我，让我看到梁斌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人们对他的景仰之情，他们是希望我把《梁斌传》写得好一些。他们不仅用资料和事实讲述了梁斌的不平凡经历，而且用情感和行动感染着为梁斌作传的我，使我由开始阶段为完成一项科研课题而应该做，变成为使“文以传人”而必须做，这个“人”是包括以梁斌为代表的所有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尽管自己的水平有限，但一定要在梁斌著书精神的感染下写出真实的梁斌。

为了证实和了解《红旗谱》出版后被译成八种文字的情况以及在国内外的影响，由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田英宣老师组织该校不同语种的老师和研究生(俄文：钟晓雯，日文：赵冬茜，越南文：[越]阮垂玲、[越]张阮映娥，英文：刘英梅，法文：刘靓，西班牙文：任雅倩，朝鲜文：[朝]崔花、于秒)，进行了专门的调查，他们从国内外不同级别的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里进行查找，从网上搜寻，终于搜集到了《红旗谱》的八种译本，并对译者及翻译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描述。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20世纪80年代时，河北师范大学的唐文斌老师写了《梁斌评传》，那时，梁斌先生还健在，唐老师曾多次和梁斌先生见面交谈，并且在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及有关刊物上查找到了梁斌先生的部分早期作品。去唐老师家拜访他时，唐老师把他早年写《梁斌评传》时搜集整理的资料全都拿出来：十几封书信、梁斌给他的字画，还有他多次采访梁斌整理的一本采访记录。正是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和帮助，才有《梁斌传》的今天。本传也只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完成。

感谢梁斌的夫人散帼英女士及其子女的慷慨帮助。他们不仅提供了很重要的文献资料、采访线索，并不断地接受采访。同时，感谢河北省蠡县各级领导和有关人员的支持与帮助。感谢梁斌文学艺术研究会前会长宋乃谦、现会长罗世龙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南开大学的张学正先生、郑天刚先生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王之望先生，在我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另外，对周轶洲等人给予的资料整理方面的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正是这些热心的师友、热爱关注梁斌的读者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梁斌及其文学的魅力，衷心希望本传传达了这种真意，不负广大爱好者的期望。

《梁斌传》的写作，虽然一开始就致力于进行资料收集、实地考察、采访等工作，可及至全书结稿之际，仍然感到占有的资料是很有限的，而对这些有限资料的消化吸收和在书中的运用就更觉得不尽人意。现在看来，如果此项工作能早几年动手，起码在传主健在时完成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就更好了。在《梁斌传》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对梁斌和《红旗谱》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开掘和拓展。

本传既遵从传统，又企图有所创新，但因水平和时间有限，在观点、资料、叙述方式等方面仍有许多不妥之处，谨请方家时贤见教。

作者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