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曾经是一块风云际会的革命热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既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预演了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同时又经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和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的考验。《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从一个侧面铺开了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画卷，集中展现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在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集体由幼年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确曾经历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甚至是痛苦的渐进过程。1927-1937年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的不平凡的经历，正是这个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如果说全党公认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是我们党和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标志，那么通过《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党和中共中央主要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大量的最直接的量的积累后，才有遵义会议质的飞跃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中央苏区时期足够的最直接的量的积累，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可能就难以在遵义会议上实现质的飞跃。由此观之，江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而且是锻造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并使之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革命熔炉。

绪论

第一章 中共前敌委员会(1927.7—1927.10)

 第一节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成立

一、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政策

二、酝酿在南昌举行起义

三、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

 第二节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活动

一、成功举行南昌起义

二、尝试建立革命政权

三、挥师南下遭受重创

 第三节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历史功绩

一、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的阶段性转折

二、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三、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四、促成了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第二章 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1—1933.1)

 第一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一、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原因及条件

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及职能

三、中共苏区中央局实际负责人的变更

 第二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历史功绩

一、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二、组织召开“一苏大”和具体筹备“建国”

三、指导宁都起义和组建红五军团

 第三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三任领导人对肃AB团错误的抵制和纠正

一、富田事变的发生及其定性

二、项英抵制肃AB团错误

三、毛泽东与肃AB团错误的责任及其纠正这一错误的努力

四、周恩来为遏制肃AB团错误作出的贡献

 第四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一、青塘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的传达

二、赣南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的推行

三、宁都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的升级

第三章 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1933.1—1934.10)

 第一节  中共中央局的成立

一、临时中央迁入瑞金的原因

二、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中央领导进入瑞金

三、中共中央局的成立

 第二节 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

一、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

二、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第三节 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的历史功绩

一、明确提出抗日救国主张

二、努力扩大红军和根据地

三、注重党的建设

四、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

五、重视苏区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四节 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的错误决策及其危害

一、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二、进行查田运动

三、实行“左”倾关门主义

四、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第五节 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突围转移

一、突围转移的决策

二、突围转移的准备

三、突围转移的实施

 第六节 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一、博古的任职符合组织程序

二、为革命作出了一些贡献

三、任中央总负责人期间成为王明“左”倾错误

在国内的总代表

第四章 中共中央分局(1934.10—1937.12)

 第一节  中共中央分局的沿革

一、中共中央分局的成立

二、中共中央分局领导的区域与组织

三、中共中央分局的撤销

 第二节 中共中央分局的主要工作

一、临危受命

二、领导苏区军民掩护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突围长征

三、领导留守红军和苏区人民开展群众游击战争

四、协助中革军委指导闽浙赣苏区红十军团的行动

五、应对严峻局势逐步实行战略转变

六、指挥中央苏区留守红军九路突围

七、领导赣粤边、闽西南等地红军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

八、领导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组建新四军

 第三节 中共中央分局的历史功绩与失误

一、中共中央分局的历史功绩

二、中共中央分局工作失误的原因与教训

大事记

后记

2．“一苏大”的延期和会址的确定

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和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酝酿筹建的过程中几次变更会议的时间，会议地点的选择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定于193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这是在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首次作出的决定，会议地点定在上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会议准备时间只有半年，显然过于仓促，地点设在白色恐怖包围的上海更是不适宜。对此，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提醒中共中央：一是必须将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在较为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不是在大城市；二是必须建立一支真正的红军，使其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支柱。

第二次改期为1930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召开。由于“一苏大”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同时也为纪念广州暴动3周年，在1930年9月12日“中准会”成立大会上，决定将“一苏大”推迟到12月11日召开，同时会议还决定将“中准会”转移到苏区工作，在白色区域设立中央办事处，负责中央指定区域的各项准备工作。由此，“一苏大”会址的选定从城市转入农村。

第三次改期为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召开。这一期间，由于蒋介石结束中原大战，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新的“围剿”。鉴于形势的突变，1930年10月18日，“中准会”再次将大会推迟到1931年2月7日举行。为此，中共中央还提出把湘鄂赣和赣西南两块根据地连接起来，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并确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中央苏区内。由于远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自1930年10月起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正集中精力应对国民党10万大军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更无从知晓中共中央的这一决策，因此，在江西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的准备工作也就无从做起。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宁都小布。这时，由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项英从上海来到小布。此时，毛泽东、朱德才从项英处得知1931年2月7日要在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的消息。就在他们急切盼望“中准会”秘书长林育南早日赶到苏区时，却传来了林育南前往苏区途中受阻。被迫返回上海，并于1931年2月7日被害的消息。“一苏大”只得再次延期。这一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1月20日通过的《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也提出：在中央苏区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应机械的一定要在二月七日来开，再延期与否应由苏区中央局去决定”，并明确“委托苏区中央局领导召集”。

第四次改期为1931年8月1日(八一起义纪念日)。由于“一苏大”的一再延期，共产国际代表对此极为不满。为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1931年2月6日和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召开“一苏大”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王明参加苏区委员会的工作，并责成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赴江西中央苏区尽快筹备召开“一苏大”的相关事宜。但任弼时等人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后。正值国民党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领导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这样，“一苏大”的筹备工作再次被迫中断。直到6月1日，也就是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第二天，在永丰龙岗发布了《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决定在今年8月1号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产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来对抗反革命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来统一各苏区及全国红军的革命行动，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来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然而，就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八一”召开“一苏大”宣言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大战爆发在即，会议无法如期举行。

第五次改期为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1931年6月2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第14号通令，由于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即将爆发，通告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即公历十一月七日)举行”。

1931年7月至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一苏大”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为使会议能在11月7日如期举行。中共苏区中央局加快了工作步伐。9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瑞金叶坪，通过时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介绍，使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对瑞金及其周边各县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一，定都瑞金，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坐落在赣闽粤三省接壤要冲，山岭虽多，但不十分险要，运输方便。东出长汀、龙岩，可达闽南出海口；往南顺绵江水道，可与赣南各县和赣州、吉安、南昌沟通联系。此外，距瑞金只有40公里的长汀又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定都瑞金，还有利于赣、闽两省革命斗争的开展，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红军战略行动的展开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况且，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经济条件较好。P60-63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曾经是一块风云际会的革命热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既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预演了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同时又经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和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的考验。《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从一个侧面铺开了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画卷，集中展现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在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随即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政策。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负责组织、指挥南昌起义的一切事宜。8月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功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由此，南昌成为人民军队的摇篮。

同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在起义先胜后败的情况下，审时度势，率起义军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创建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创建了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江西遂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

1931年1月15日，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移驻瑞金。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斟酌，确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等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任书记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瑞金因此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被中央赋予管理和指导全国苏区的职责。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取得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展壮大了红军、建立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为发展中国苏维埃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以及项英、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既表明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高度重视，又为中共中央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和逐渐转而接受来自中国革命实际的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正确主张准备了相应的条件。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即，成立了中共中央局（随后，苏区中央局并入其中），博古、洛甫、陈云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正式的中共中央，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为常委，博古仍负总责。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都设在瑞金，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即党中央的本体而不是派出机关。从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长征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主张，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领导了苏区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苏维埃区域执政的伟大实践，积累了治党、治政、治军、治国的初步实践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虽然是被迫而不是自觉地，但毕竟完成了由大城市向农村的最后转移。这一转移与中国革命所要走的和当时正在走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之要求是一致的，直接促进了中共中央在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实际更为紧密的结合中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突围转移。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等为委员，负责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分局自1934年10成立至1937年12月撤销，历经3年，在十分艰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党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和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毋庸讳言，我们在充分肯定在江西设立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分局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绝不能否认或掩盖这些中央机关在所在的历史时段曾有过的失误或曾犯过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错误。比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设立，虽然旨在加强对全国苏区和红军的统一领导，但实质是以贯彻执行当时在党中央业已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前提的；虽然在实践中，这种“左”倾错误因受到抵制而未能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但对于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当时的对敌斗争也确实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更为严重的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到江西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统治不仅在党中央发展到顶峰状态，而且在中央苏区也得到更全面、更直接地贯彻执行，最终导致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对这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绝不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要实事求是地阐述清楚，并剖析其产生的根源和留下的教训，从而警示后人。

当然，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后期惨重的失败也是探索，因为它宣告的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彻底破产，锤炼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革命意志，推动的是中共中央的加快脱胎换骨、走向成熟。比如，毛泽东本人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屡屡遭受排斥和打击，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却在同各种错误特别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中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越来越为全党同志所接受。又比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陈云都是在经历了中央苏区时期血与火的对敌斗争以及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考验后，经过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逐渐凝聚起来，从而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另外几个重要领导成员如张闻天、王稼祥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走向失败的煎熬中，逐渐怀疑和抛弃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并在长征路上给予毛泽东以坚定的支持。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的逐步形成，正是在错误和失败的反复实践中党内积极健康因素不断增长壮大的结果。还比如，经历中央苏区时期的斗争后，党在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我们党由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在世界东方的一个支部，大政方针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中央领导人都要由共产国际指定或认可，没有独立自主可言。实际上，我们党年幼时期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的同时，所犯的右倾或“左”倾错误也都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而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前途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更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共产国际背景。因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宣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彻底破产的同时，也宣告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错误干预的彻底破产。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我们党在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毅然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清算中央苏区时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并没有也不能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对此，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他主张“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他批评了我们党历史上“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的缺点，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20世纪40年代前期，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延安整风成功地解决了对中央苏区时期重要事件与人物的评价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而，在时光过去70多年后的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浓厚氛围中，我们更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央苏区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博古等“左”倾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者，既要看到他们所犯错误给革命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又要看到他们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不能全盘否定他们；更何况他们在当时无疑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在后来又都实现了思想观点的转变，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其中有的人还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集体由幼年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确曾经历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甚至是痛苦的渐进过程。1927-1937年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的不平凡的经历，正是这个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如果说全党公认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是我们党和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标志，那么通过《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党和中共中央主要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大量的最直接的量的积累后，才有遵义会议质的飞跃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中央苏区时期足够的最直接的量的积累，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可能就难以在遵义会议上实现质的飞跃。由此观之，江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而且是锻造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并使之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革命熔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江西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同寻常的历练过程，研究这段历史并撰写一部相关著作多年来一直是江西党史工作者的愿望。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就是这方面的初步研究成果。

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梳理并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分局等中央机关在江西奋斗的曲折经历、丰功伟绩和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艰难演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热爱红土地江西。我们倾注满腔热情撰写《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旨在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和精神力量，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为推动革命老区江西的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

本书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主编沈谦芳谋篇布局，审稿改稿，撰写绪论；副主编王瀚秋审改写作提纲及初稿；副主编万建强协助主编统稿改稿，撰写第三章并编写大事记；史爱国撰写第一章；罗惠兰撰写第二章；凌步机撰写第四章。其中，罗惠兰是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教授，凌步机是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调研员，他们都是知名的中央苏区史专家。正是他们携带着多年潜心研究成果的加入，加快了本书的写作进程，提高了本书的学术质量。

本书是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得到了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办的指导和帮助；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吸取了党史界前人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并得到著名党史专家王健英教授、余伯流研究员的鼓励和指导；江西人民出版社游道勤副社长、三编室陈世象编审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大力的支持；本书照片由李主彬提供；打印、核对、出版等后期工作由廖述江、卫平光、胡小珍承担。在此，谨向所有为本书立项、编撰和出版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单位或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书所研究的问题十分复杂，加之编者的能力和水平有限，错误、偏颇、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史专家批评指正。

编者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