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重治，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1932年底至1938年底）在上海担任日本驻上海新闻联合体“新闻联合社”上海支局长长达6年之久。

由于具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和探求的欲望，松本重治在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新闻圈，结识并采访了众多中日两国乃至西方国家的显赫人物。

晚年在朋友的鼓励下，松本重治耗费7年时间撰写的回忆录《上海时代》，记述了上世纪30年代，作者在上海从事新闻通讯事业和政治外交活动的历史细节，同时也展现了那个危机四伏年代的历史风云。

《上海时代》主要是一部政治和外交的回忆录，又兼具新闻工作回忆录的特色。书中每每以浓墨重彩描写30年代许多大权在握的中方官僚、军阀、财阀、买办、报业巨头、学术名流和著名记者，日本在华的少壮派军人、大陆浪人、陆海军长官，更多的则是活跃在外交战线上足智多谋的资深官员、谈判高手、情报专家等等人物；有头有脸，更富有各色人物的思想、心态和性格。从这方面说，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本人物略影录。全书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于史事的回顾记述中倾诉了对历史的深沉的反思。

然而，《上海时代》对于中日关系史上若干重要史事的观点和判断，却与我们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上海时代》：回忆和反思193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松本重治对华回忆录中译本序说

序章 

1．留学以前

2．结识比尔德博士

3．“这是中国”

4．京都太平洋会议

5．满洲问题上松冈和徐淑希的争斗

6．多姿多彩的各国代表

7．东京政治经济研究所

8．嘉治隆一的回忆

9．长谷川如是闲老翁

第一章 去上海

1．困难重重的上海太平洋会议

2．代表年轻的一代

3．结识徐新六、胡适

4．路透通讯社的钱塞拉

5．新渡户先生和历史的无情

6．进入联合通讯社

7．岩永和古野的最佳搭档

8．采访活动的三原则

9．即将奔赴上海

10．非法无线发报的苦心

11．最初半年的失利

第二章 中国的知交

1．为住所而奔波

2．与叶楚伧的会面

3．与中国友人的交往

4．蒋方震

5．日中经济视察团

6．浙江财阀诸巨头

7．《大公报》的张季鸾和( 的董显光

第三章 在沪的外国人

1．知日家哥济库兄弟

2．加入上海俱乐部

3．与外国记者的交友

4．各国大使

5．苏联驻华大使

6．美国的良心与才智

7．斯诺与拉铁摩尔

第四章 满洲、华北之旅

1．纳粹的兴起与远东形势

2．初访满洲与华北

3．在新京会见小矶参谋长

4．后藤新平的梦想与军靴

5．何廉教授的友情

6．与张伯苓先生再次相见

7．来自中国有识之士的消息

8．福建人民政府事件的报道

第五章 蒋、汪合作政权

1．日英海军联欢

2．昭和九年年初感想

3．汪精卫的对日外交阵容

4．军事蒋介石、政务汪精卫

5．蒋、汪合作政权的形成

6．汪精卫的“辞职”通电

第六章 有吉外交的成果

1．有吉明大使

2．有吉的外交风格

3．“天羽声明”的灭火队

4．水鸟外交

5．藏本事件和有吉

6．通车通邮问题的解决

7．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气氛

8．广田外相演说的反响

9．汪精卫与有吉会谈和蒋介石与有吉会谈

10．唐有壬和高宗武

11．蒋介石首次会见日本记者

第七章 开展对日外交

1．王宠惠访日

2．王宠惠的外交手腕

3．王宠惠的三原则

4．取缔抗日和抵制日货

5．对日接近及其经济背景

6．对日新政策及日本的反应

7．有吉公使的发怒

8．公使馆升级

9．何梅“协定”(梅津一何应钦“协定”)

第八章 二元化的对华外交

1．睦邻敦交令之含意

2．大使委任状递交仪式的明暗

3．矶谷、土肥原两少将的中国观

4．与汪精卫的初次会面

5．土肥原一秦德纯协定

6．“闲话皇帝”事件

7．汪的辞意及蒋的挽留

8．与影佐祯昭的交友

第九章 广田三原则

1．与情报部门之间的信赖合作关系

2．华北事件后日中外交上的接触

3．蒋大使提出中方的三原则

4．三大臣对中国政策的谅解事项

5．对广田三原则的反对

6．汪精卫遇刺

7．处理接连不断的抗日暴力事件

第十章 华北自治工作

1．币制改革和李兹·罗斯

2．华北问题的核心

3．滦州事件和国民政府的低姿态

4．驻华日军的强硬反对

5．有吉与蒋介石之重要会见

6．有吉大使申述意见

7．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

8．有吉大使终于离去

第十一章 昭和十一年的新局面

1．亲日派总动员的国民政府

2．从“联合”到“同盟”

3．中国视察记者团的现场报道

4．华北的现状

5．华北的实权人物

6．西南派的三巨头

7．矶谷武官和蒋介石的重要会见

8．李兹·罗斯和矶谷少将的交往

第十二章 “二二六”事件的影响

1．回总部出差以及父亲去世

2．“二二六”事件

3．“同盟”的最先报道

4．事件后军部对政治的干预

5．有田、张群的连日单独会谈

6．天津增兵的反响

第十三章 调整邦交的基本国策

1．川越新任大使其人

2．川越大使的赴任以及萱生事件

3．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对日方针

4．蒋介石解决西南问题

5．《第二次北支那问题处理纲要》

6．连续发生的抗日暴力活动

第十四章 日中外交谈判之搁浅

1．须磨、张群准备会议

2．致川越大使的训令中的问题点

3．中止谈判的背景和经过

4．第三次会谈中谈判决裂

5．抗日暴力活动和在华日侨的反应

第十五章 蒋介石和川越的会谈

1．“出云”号水兵事件的冲击

2．会谈中断后中国的动向

3．拙劣的第二次训令

4．派遣亚洲局局长和中国报纸的联名宣言

5．蒋介石与川越大使的会见

6．鲁迅之死和内山完造

7．鲁迅和长与善郎的相识

第十六章 日趋高涨的抗日运动

1．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强硬论

2．促进华北中央化的杭州会议

3．西安军事会议和连续发生的抗日暴力事件

4．太原会议和洛阳会议

5．因绥远事件而激变的对日心理

6．救国会七君子的被捕

7．川越、张群会谈的落幕

8．黄郛的去世

第十七章 抢先报道“西安事变”

1．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最后阶段

2．与张季鸾交流意见

3．乔辅三的电话“蒋介石被监禁”

4．独家新闻

5．协助《纽约时报》

6．蒋介石的安危

7．军令部特使团的来访

8．同盟上海支社的大错误

9．欢迎蒋介石返回的热烈场面

10．西安事件是兵谏

第十八章 作为兵谏的西安事变

1．西安事变杂考

2．张学良赌蒋介石

3．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

4．不寻常的军事会议和蒋的烦恼

5．蒋在监禁时的态度

6．蒋与张的对决

7．蒋方震与周恩来的活动

8．蒋、张、周三者的谅解

第十九章 决定命运的半年

1．从西北问题到华北问题

2．须磨总领事回日本和汪精卫回国

3．三中全会的大会“宣言”

4．“根绝赤祸决议”的表里

5．浜田国松的反军演说和军部的反击

6．佐藤外相上任和“经济访华视察团”

7．痛感华北形势紧张

8．与驻军桥本参谋长见面

第二十章 卢沟桥事件爆发

1．顺路去济南和青岛

2．庐山上异常的动静

3．川越大使的决断

4．卢沟桥畔的枪声

5．松井机关长会见秦德纯

6．当地日中两军互不信任

7．桥本参谋长的苦斗

8．松井、张自忠签订停战协议

9．内阁会议决定出兵

10．东亚局长石射的努力

第二十一章 踏上不归路

1．与裴复恒谈时局

2．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之间的斗争

3．若到最后关头

4．桥本参谋长再次建议中止出兵

5．近卫、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计划

6．走向不归路

第二十二章 和平努力的失败

1．蒋、汪之真意，“最后关头”的演说

2．阻止全面战争的最后的努力

3．川越大使“神秘”行动的真相

4．船津、高以及川越、高会谈

5．要我“撤退”的命令

6．第三舰队增援下开战

7．中国空军对租界的盲目轰炸

8．狙击英国大使许阁森事件的背景

第二十三章 战线大与和平之努力

1．许阁森遇难后之交涉

2．上海的战斗与同盟分社

3．对松井司令官谈感想

4．“是和平，还是扩大战线”

5．同徐新六的星期五会谈

6．贾科诺神父的构想——成功建立难民区

7．战祸中的绿洲

8．没有意义地去占领南京

第二十四章 在日中和平工作的漩涡中

1．松井最高指挥官的训诫

2．“南京大屠杀”事件

3．“进入事变第二阶段”

4．董道宁赴日

5．与高宗武谈和平

6．董道宁访日归来

7．香港旅途中和冯维罡的谈话

8．浅水湾旅馆中的会谈

9．古野先生来上海

10．再次香港之行与巧遇杨云竹

11．在香港与高宗武会谈

12．外白渡桥的小喜剧

13．东京、上海、香港

14．同梅思平的五次会谈

15．近卫声明中没有“撤兵”两字

译后记

我的上海时代(1932年底至1938年底)整整六年。在回忆上海时代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是，这六年是我人生的一个亮点。不仅是一个亮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

我所经历的这一时代，正是当时中国历史、日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发生了西安事变以及其他各种事件。在这六年中所接触到的，和亲聆教诲的前辈友人也为数不少。

当我作为“联合通讯”(完整地说应该是“社团法人新闻联合社”)上海支局长去上海赴任时，只是一介普通的新闻记者，突然被卷入了各种重大事件中，不分朝夕地处理每一个突发事件的新闻或流言。在这过程中逐渐开阔眼界，学会了把握审视复杂动荡的形势。当然，作为一个日本记者，我对于形势的理解是有限的，我的回忆也并不是学术性的总结。但是，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我的回忆也许能成为研究的资料，这种想法在我脑中浮现过好几次。同时，也担心虽然是实际经历过那段历史，但个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忘。

中央公论社在几年前热心地鼓励我出版回忆录。但我觉得写自己的事太狂妄自大，而且还有可能得罪一些人，所以几度犹豫。可连我的畏友冈毅武也再三来劝我，说“写回忆录是你的责任，也是义务。不管什么事都放下，先把回忆录写出来”。我不觉得我的回忆的价值像冈君所说的那样，但国内外友人都劝我把它写出来。我还是很难决定，但想到能够叙说良师益友的事情，而且如果能把我在当地感受到的当时的情景从我的视点来描述，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终于决定执笔书写。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作为记者在去上海以前的经历。在这里叙述我个人的私事很感到惶恐，但是我必须讲述一下把我派往上海的岩永裕吉的事，同时还有我和岩永裕吉相识的京都太平洋会议，以及带我们去京都太平洋会议的恩师、美国研究学者高木八尺先生。还要叙说把高木先生介绍给我的黑木三次。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我的父亲松藏教导我尽量和中国留学生交朋友，比尔德博士告诉我中国问题是日美关系的核心，蜡山政道教我国际政治，嘉治隆一鼓励我写时政评论，这些我都必须涉及。

去上海的经历写得稍微长了一些，但这些都是在我的人生中给了我很大影响的前辈，因此这既是我去上海前的经历，也是我整个回忆录的前期经历。

1．留学以前

我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是1920年(大正五年)9月，毕业是在1923年3月，大学的讲义中最感兴趣的是末弘严太郎先生的民法，和高柳贤三先生用英语讲授的法哲学史(当时不叫法哲学，叫法理学)。毕业的时候，刚开始读英语的《资本论》，只觉得正义感受到刺激，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提出的尖锐问题。当时的想法只是不去贪图官禄，也不想去银行大公司，把自由职业或自由作家当作自己将来的方向。我希望能当上律师，或新闻记者，或者大学讲师，为此我要求父亲让我继续读书，进了研究生院。

要成为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形式上必须确定专攻科目和指导教授。我决定专攻法理学，当时法理学专业有笕克彦和穗积重远两位教授，在当时这个专业被称作竞争科目。笕先生著有《西洋哲理》和《佛教哲理》两本大部卷著作，在本科生时期也听过笕先生讲课，但是我不想搞神道之类的，虽说指导教师只是一个形式，我还是请穗积先生指导。当时研究生的生活很自由，没有请穗积先生指教过，甚至研究生期间一次也没见过他。几年后我成为东京大学的助教，我对穗积先生说：“那时我真是太失礼了。”穗积先生却说：“没关系。”末弘先生比较熟悉，在本科生的时候，有时晚上和同学一起到他家，听他谈论。考上研究生以后，一次在法学部研究室前正好碰到末弘先生，我向他致意，末弘先生说：“法学部研究室给你另加桌椅，以后就在这里学习吧。”其实不是一个房间，而是像过道一样的地方放上了桌椅，以后我就每天在这里读书。记得当时读了《资本论》，还有恩格斯、河上肇的著作，也读了佐野学的《俄国经济史》等。

那时，教授们都去山上御殿，那里有一家名叫“钵木”的西式餐厅，在那里吃饭。副教授和助教都在法学部研究室的一个大房间里吃自己带的盒饭。末弘先生对我说：“你虽然没有资格，但我已经和各位先生说好了，就一起吃午饭吧。蜡山政道、我妻荣、木村龟二、平野义太郎他们都在，都是读书很用功的人，一起吃饭对你的研究有帮助。”于是我就忝列这些学者之后，每天中午和副教授、助教一起吃饭。然而，副教授和助教们谁都没有时间和我这个新来的研究生慢慢地说话，都伏在自己的大书桌上，书桌的前面和两边都堆满了书，大家都埋头啃书。吃饭最快的是蜡山政道，不到十分钟就吃好了，接着马上又开始继续看书。吃饭时副教授和助教偶尔稍微交谈几句，这时我就竖起耳朵听，不漏过只言片语。不管怎么说，在放暑假前的四个月是非常愉快的。P1-3

日本已故著名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松本重治晚年撰写的(《上海时代》，是他的几部回忆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篇章。这部蕴涵着回忆与反思双重意义的书著，记叙了上个世纪30年代，作者在上海从事新闻通讯事业和政治外交活动的历历往事，再现了那个危疑震撼的年代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画卷。它在政治上和文化、学术上的价值，自然是无可置疑。在《上海时代》问世近30年之后，终于以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首次面世，与中国读者见面；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

事实上，日本的“汪精卫工作”一开始就是进行对华政治诱降的“谋略”活动。实施该项谋略活动的实际担当者，最初登场的是：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为政治背景的西义显，以首相近卫及其密友、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为政治背景的松本重治。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新任内阁陆相板垣征四郎为背景的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则于稍后加入。而“满铁”嘱托伊藤芳男为西义显的助手，参议院议员犬养健则是继松本重治而起，成为沟通与联络首相近卫、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和影佐祯昭之间的桥梁。影佐和今井的参与，使该项谋略活动直接沟通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这些人根据高层既定方针，通过中方的高宗武等人，向周佛海、汪精卫进行试探和交涉；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之议，正是在这种试探和谈判中逐步确立，日本当局随即决定了“倒蒋立汪”的政策。最后，诱降汪精卫集团的方案则由日本政府和军部最高当局批准定案。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最后在南京成立汪伪汉奸政权，为日本对汪精卫的“和平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汪精卫终于跳进了日本“和平工作”的圈套，沦落为中国头号大汉奸，而在历史上留下永远的污名。作者参与的这项“和平工作”究竟是什么性质，不是最清楚不过了吗！

《上海时代》中文全译本即将出版，笔者有幸通读译稿全文，也略有感悟。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正视，更值得牢记。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上个世纪30年代让中国人民遭受浩劫，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的历史决不会重演！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完成本书译校之际，有几个问题在此作一简要说明。

本书是根据日本中央公论社《中公文库》1989年5月版翻译的。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最初是在中央公论社出版的杂志《历史与人物》上分期连载，后经过修订分三卷出版。由于事隔久远，资料不足，书中的记述难免有所差错，作者在后来版本中陆续作了更正。因此，前后版本内容不尽相同。我们选择的是在作者去世后不久发行的最后版本，应该是最完整的。由于本书的部分内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被译成中文，并被学界所引用。可能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的记述同以前略有不同，故在此作一说明。

本书中引用了不少中文资料，译文理应以中文版本为准。但我们在校核时发现，有些引文与中文本出入较大。原因是作者的引文全部是从当时的日文报刊中转引的，而当时日本记者是根据新闻报道的需要而摘译的。为保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我们仍根据原文直译，未加删改。

作者早年留学美国，有很好的英语基础，中文是来到上海后自学的，只能说略懂一二。因此，作者经常与西方人打交道，书中涉及到不少欧美人名、地名。对于人名，大部分按照当时的习惯译法翻译，地名则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及相关辞书翻译。但是也有少量人名、地名，不见于史料记载，且原稿只有日语音译，未附原文，难以核查，所以暂用音译方式译出，敬请读者予以谅解。

本书得以翻译出版，是集体合作的成果。首先是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站在21世纪学术研究的新高度，与作者的后人达成版权转让协议，使本书中译本能够在中国出版发行；其次是著名历史学家余子道教授，对本书的史料价值和存在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亲自为之作序，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和参考利用，起了引路开道的作用。本书的翻译由曹振威与沈中琦两人负责，以下几位先生、女士分别参与书稿的翻译：魏丽娟(序章、第一章、第六章的全部，以及第十七章的部分)、李敏(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张海蓉(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陈雁(第十七章部分)、王建英(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曹振威(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最后的汇总、校对及技术性工作，由曹振威和沈中琦两人完成。

由于译者的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本书的翻译肯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差错，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在再版时得以改进。

译者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