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总编写作的书，是一本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又立足当代现实的非常有趣的读物。该书具有很好的现实与历史的契合点。该书以现实的“问题意识”为主线展开全书的逻辑的，同时又在各章的论述中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可谓源于现实又不离理论。该书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无论在语言风格还是在内容安排上，都力图体现其通俗性，然而在朴实而又风趣的语言的背后作者试图揭示深刻的经济学思想。

真是匪夷所思，试想亚当·斯密——一个死了两个世纪的古怪的家伙——他的精神竟然仍在继续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甚至超越了这个电子化的现代世界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科技思想……

因此，亚当·斯密不能被遗忘！他的一生仅两部巨著，但却被公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定者，甚至今天的人们仍生活在斯密所阐述的时代里。

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了两百多年，人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斯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否真正遵循了斯密市场经济思想的真谛？未必！

学者

使用说明

警告

小小的团队

醍醐灌顶

灵魂的幸存者

屠龙者

死而复生的孩子

厨房调味师

论蛋者

城郊旅行用品商

尾声：随波逐流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我成年以后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从事经济学著作的编辑工作。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电视上扮演过这一角色，但我知道这个行业中的一些秘密。实际上，其中的一个较大的秘密还帮助我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方式，这些思考是有关各种观念的，而这些观念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个有益目标服务的方式——我在几年前可能不会预见到这些方式。这一秘密存在于哲学家亚当·斯密隐藏的身份中，我在作为一名经济学编辑的学习过程中很幸运地发现了他的这一身份。

循环游戏

就像很多和我同样是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一样，我是家里第一代去念大学的。大学意味着很多东西——贫穷、连鬓须、半熟的意大利式面条——除此之外，还有第一次对经济学的接触。1968-1969学年，度过了学习经济学原理的艰难而沉闷的两个学期，我熬过来了。除了那些差不多的曲线、GNP、价格紧缩、乘数效应，其他的诸如世界奇迹之类，我几乎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我把了解中世纪的历史作为减轻课业负担的方式，包括一些小故事和电影。因此，当我开始自己的成年生活时，自然就很难成为一名经济理论家。毕业后一年，我得到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做一名大学课本的推销员。

终于，凭借辛苦的工作以及好运气，我被提升为社科教材部的编辑。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出来没几年，感觉自己将终生为哈考特公司效命。后来，在1981年，哈考特公司离开了它原先位于纽约东边的总部，搬到了位于西海岸圣地亚哥的新处所，而我决定放弃加利福尼亚，就接受了位于纽约市另一区的麦克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McGraw-Hill)的经济学编辑工作。我承认接受这份工作不是为经济学的魅力所吸引，而更多的是因为它能使我通过出版自己编辑的书籍这一副业(但现在正是我所热爱的)得到丰厚的报酬。刚到的时候，我拿到了新的名片，上面把我称为“经济学编辑”(在我看来，简直崇高得难以置信)。

刚刚落定于麦克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洛克菲勒办公中心二十几层的一间办公室，我就开始重新回忆我记忆中亚当·斯密的锯屑科学(Sawdust science)，包括我以前在经济学理论课本上遇到的鲁布·戈德堡等人的图表：经济循环流程图。我还不知道那张图表的起源，但正如它的名字所描述的：一张阐明经济体中的每一个部门——家庭、厂商、政府和国际部门——是如何通过资本流动与其他部门相联系的图表。它以漫画的方式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基础经济学课本的扉页上：小房子、有烟囱的工厂、银行和国会大厦分别代表各自在经济体系中的部门，一些很粗的小箭头把它们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圈。

一个同事告诉我，一位20世纪中期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巴·勒纳，曾试图构建一个利用水能驱动的人工形式的循环流动模型。后来这一模型被搁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一个地下室里，很显然，在那儿它没有引导水流，相反却积聚了很多尘土。但至少这个循环流程图还如同矫形的鞋子一样，作为智慧的结晶显示出其智力上的魅力。而现在它再一次带着其全部的机械式象征意义，在我作为一名编辑所工作的麦克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的课本上出现了。就在当时当地，我决定我将在这种令人消沉的环境中最多度过几年时间并最终步入一个能够更加尊重我高尚的人文主义主张的社论领域；诸如历史和社会理论方面——神圣而没有类似于循环流程图那样程式化的精巧设计的领域，更适合我这样有着个人风格的学问人的领域。

但是，当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开始吸收经济学知识了——不是通过对图表的推算，而是通过与一些从业者进行谈话以及商业交易。麦克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的管理者似乎在跟我说(虽然没有这么啰嗦)：“喂，你都30岁了，打上领带，去麻省理工和那些定义了谈判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协商合同！”回顾那些日子，经济学——我最终发现具有亚当·斯密风格的科学——都是分成几个部分的：发出信号、信息不对称、“低谈判成本”、合作及非合作战略、名誉效应及寡头垄断控制下的竞争——这就是全部。我所接触的这些聪明的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如果仔细来想一下的话——他们就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很明显，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那个胆战心惊的循环流动。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我又回去学习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做到了心无旁骛。

在我的工作开展了不到一年时——确切地说，是1981年12月——我与尊敬的经济学家兼著名作者保罗·萨缪尔森有了第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是一位绅士和伟大的学者，时至今日，我还是这样认为的。但在第二天举办的一次为庆祝《保罗·萨缪尔森和现代经济理论》(Paul Samuelson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一本以保罗的名义出版的论文集——的出版晚宴中，保罗所作的致谢演讲给我在经济学方面好好上了一课。在他的演讲会上，出席者主要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们以及麦克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的行政主管者，保罗转向我们(出版商)并称我们是“卡特尔”。“卡特尔？”我感觉到非常的刺耳。欧佩克是卡特尔，而我们不是。但是事实如此，我们确实是一个卡特尔。所以，我真正发现了经济学家。我们所有出版商通过最大努力保持我们的低成本和高盈利，以支配我们的市场。经济学家们，对他们而言，他们为了在和我们的交易中获得竞争优势，那些已经出版了书的人就会共享他们在出版时的信息及经历，供相互参考。他们通过类似卡特尔的行动来应付卡特尔。正如常言道，只是一场交易而已。

那晚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在致谢辞中，这位知名的经济学家还冒着风险来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经济生活总是在伴随着我们的。我们是好人，但我们出版商的确是卡特尔。好的邻居会做好的栅栏——承认这一事实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明确的定义和透明度。事实上，这些东西首先会使得作者和出版商之间通常的友好合作的关系成为可能。

经济学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必然性是一个基础性的命题，尽管它很容易被经济学家的循环流程图和一句能难倒一群解密高手的专业术语弄模糊，但我还是发现了这一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这样形容经济学：“(它是一门)对日常生活交易中的人的研究。”但是除非你把它浸泡一会儿(进行理解吸收)，否则你是不会真正理解它的。所以，培养一种关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同样重要的——不，是必要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经济学。

P3-7

1985年1月，在我担任经济学书籍编辑期间，有幸参加了在达拉斯(Dallas)举行的“美国经济学协会新年年会”。一年前，全国共和党会议也是在达拉斯的会议中心举行的。达拉斯会议的组织者一定是西方世界最坏的、最愚蠢的人，因为这个人把5000名沉闷的经济学家的座位安排在会场的一侧，而另一侧则是全国拉拉队协会。

近20年来，我放弃假日休息，拖着疲惫的身躯参加了美国经济协会大小会议无数次，却从没有像这次这样如此享受经济学家的聚会。无聊的会议、问候以及与老资格、穿着灰色西服的清一色的男性经济学家们讨论书本上的东西，所有的这些常常令我非常厌倦。所以哪怕只是片刻时间，我也会漫步到会场的隔离墙那边，离开那个沉闷的空间，去品味那充满欢呼、激情、蹦蹦跳跳和迷人笑容的拉拉队的世界，而不愿再看到一件灰色西服。

在我和经济学家们一起并肩努力著书立说的日子里，如果我们协会中有哪个群体值得拍一张露齿微笑甚至挥手致意的照片留念的话，我想一定就是这些沉闷的经济学博士们自己了。无论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真正的胜利属于经济学家们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委托人，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总响结束。如果经济形势变坏，人们还会更加需要经济学家，更加需要经济学家的指点。如此一来，经济学家对人们的影响只会更大。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沉闷烦人，人们在郁闷时还是有求于他们的。

“经普”读物

本书是我作为经常参加经济学家会议的旁观者所写的报告——是站在经济学家一边的一家之言。穿着灰色西服的经济学家们貌似沉闷，但在会议讨论中常常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其中很多理论，既影响过去，也将继续影响社会上讲究实际的人们，甚至那些天生浪漫快乐的拉拉队员们也不例外。

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对于传统民主资本主义的意义，犹如操作系统对于电脑的重要性。资本主义成功的可能性就像我们运用电脑进行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样利用它们，但这些可能性对其他相关体系的运行只相当于一些指令。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试图让大家明白：直到今天，我们社会的运行不仅直接受益于亚当·斯密富有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同时——请允许我多说一些——还得益于亚当·斯密关于市民、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这些卓越的理论曾被亚当·斯密形象地概括为“道德情操”。而这方面的理论正是以往我们了解得过于肤浅、疏于重视的部分。幸亏当代的一些经济学家使这些思想重新复活，并相应地随着时代变化作了略微的改变，我们才认识到其重要意义——亚当·斯密这些关于道德层面的描述，为市场经济赋予了良心。而正是市场经济的良心，将在未来10多年中，在难以预料的而又令人兴奋的道路中逐渐显现。它是如何在历史的浪潮中涌现，又是如何从思想舞台的中心逐渐淡出，以及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回到舞台接受挑战，将是本书所阐述的主题。

诚挚的感谢

我很钦佩英国式友人们致谢的做法，仅将致谢辞限于少数的几个贡献重大的人。如果我有机会写下一本书的话，我将非常乐意遵守这个传统。但是现在我还是得向很多帮助过我的人一一致以诚挚的感谢。

一般而言，作者往往喜欢把自己的初次作品献给他们的家人。而我在这里破例要首先将此献给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我始终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担任自由出版社(The Free Press)编辑时，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彼得——一位华尔街著名的经济学家，询问他近期的写作计划。从那时候开始，我和他合作了三部经典且畅销的作品。  几年前，就是在我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演讲之后，那时的我正开始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工作——我称之为“理想的重组与教化：资本主义运作”(Recombinant Ideas and Enlightenment Ideals：Making Capitalism Work)，我将演讲的内容拷贝了一份给彼得，他非常欣赏并将其作为时事通讯——《经济与资产组合战略》(Economics and Portfolio Strategy)中的特别报道。而且他还计划把这篇演讲收录到文稿中，即是此书。彼得还催促我去和他的编辑迈尔斯·汤普森(Myles Thompson)及出版商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Inc.)讨论如何将这篇演讲稿扩写成书稿的建议，我后来这样做了。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彼得不断敦促我将这些章节的内容从原稿中衍生出来。他深厚的经济学历史功底和广博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使得他对于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并且不吝修改——总是如慈父般提出许多细致的建议。他使我学会了如何从一名编辑成为一名合格的作者。彼得永远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对他永远感激不尽。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同仁和朋友，他对本书的写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我还在自由出版社工作时，有幸和著名的作家及历史学家杰里·马勒(Jerry Z.Muller)共事。当时正和他合作编撰他在1993年出版的书：《亚当·斯密：在他那个时代和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正统社会的构想》(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Decent Society)。与杰里·马勒合作这本书的经历使我开阔了眼界和丰富了想象力，对伟大的哲学家亚当·斯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与杰里共事的经历使我开始推崇斯密的思维方式，即斯密给“社会”做出了革命性的定义，并且利用激励结构列这一定义进行了改进，而这个激励结构恰恰是人文视角所必需的。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在出版时开始重视哲学家们高深的思想，并在书中明确了这样的立场。杰里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手稿，希望出版后他能看到此书，他将会发现本书充分体现了他的思维方式，我为此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曾非常荣幸地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合作了将近二十年(当年我刚刚开始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编辑工作，他是我的顾问)，我非常感谢他对本书所做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贡献。当我把上文提到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做的那场演讲的内容拷贝给他的时候，他帮我转寄给了乔纳森·英伯(Jonathan Imber)，我非常感谢后者将这篇文章发表在1997年秋季那期《美国社会学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罗伯特·默顿非凡的才智和斯密的经济理论——我们尝试以其来塑造我们的人生——共同支配了我的思维方式以及我的出版物，也就是这本书。自从1979年夏天我们在广场酒店的橡树屋初次相遇以来，我与这位非常出色的人一直共事到现在。

还有好多朋友、作者及助手曾阅读过这本书的底稿，非常感谢他们的真知灼见。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施罗默·迈特尔(Shlomo Maital)、詹姆斯·米汉(James Meehan)、迈克尔·伊利亚(Michael Elia)、罗米希·维提林根(Romesh Vaitilingam)，尤其是丹尼尔·奇洛特(Daniel Cnrot)——他曾经阅读过两遍底稿，并给我寄来了许多极具价值的资料。我希望他们对于修改后的文章感到满意。施罗默还友善地邀请我以本书的第一章作为演讲内容去参加由他和休·施瓦茨(Hugh Schwartz)组织的“行为经济学促进会”——2001年6月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华盛顿特区分校举行的会议。

我亲爱的家人，伊丽莎白·霍克(Elizabeth Hock)和科尔曼·多尔蒂(Colman Dougherty)，他们比天使更为可爱，他们以善良和耐心忍受了我杂乱的办公室，以及到处乱扔着文件、书本、文章和磁盘的小房间；容忍我在写这本书时紧张烦乱的情绪。感谢丽兹(Liz，Elizabeth的呢称。——译者注)在编辑最后一稿时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感谢科尔(Cole，Colman的呢称。——译者注)作为我的助手，总是经常及时提醒我切勿遗漏了一些章节或放在电脑里不易查找到的资料。我的母亲，尽管没有给我很多思想上的启迪，但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培育了三个儿子，她的这些品质即使在亚当·斯密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同样的品质在我已故的父亲——约瑟夫·多尔蒂(Joseph A.Dougherty)身上已经并将继续得到体现，在我的记忆中，他无论是作为军人、酒店老板还是持家有方的男主人，他的形象总是能够激励我更加努力地追求理想。

在此我还要感谢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的珍妮·格拉瑟(Jeanne Glasser)、琼·奥尼尔(Joan O'Neil)、杰夫·布朗(Jeff Brown)，在本书完稿中他们所显现出来的是只有专业出版人才才具有的非同一般的耐性。我希望本书能够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同时我也要感谢本书最初的编辑，我亲爱的朋友——迈尔斯·汤普森。感谢负责本书封面设计的格雷迪·克莱恩(Grady Klein)，他设计的封面巧妙地抓住了本书的核心思想。感谢出版发行公司的各位工作人员，是他们的耐心使这部书稿终于得以出版。

最后，我想要感谢在我担任编辑二十年来所接触的那些作者们，是他们的书籍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接触的这些作家和顾问中大多数都是经济学家，因此本书主要是尝试着对他们的个人观点或主流观点适当地加以评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就是一本经济学著作或者经济史理论，也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更不是实证经济学。就如上文所说，这仅仅是作为一名经常接触经济学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观察者所作的“个人研究报告”，希望向读者们传达关于经济学如何有效改良文化的方法。当然，文责自负。

彼得·J·多尔蒂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美国学者彼得·多尔蒂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发行人和高级经济学编审。《谁害怕亚当·斯密？》是多尔蒂“作为经常参加经济学家会议的旁观者所写的报告”。多尔蒂认为，今天的人们仍生活在亚当·斯密所阐述的时代，奠定近代经济理论体系基础的正是亚当·斯密的两部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定者。继斯密之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和方面丰富、发展了他的经济思想。200多年过去了，经济学理论已经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问题是，人们是否真正理解和把握了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灵魂？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是否真正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未必！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西方经济学界的“亚当·斯密问题”表明，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道德二者关系思想的真谛，或者说，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亚当·斯密市场经济思想的真谛。这大概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忽略《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意义的根源。多尔蒂的作品力图以通俗的语言揭示亚当·斯密市场经济思想的真谛，这可以从书的副标题得到体现——市场经济如何兼顾道德。实际上，斯密问题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但这一矛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市场机制本身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基础，社会道德标准的建立和立法则提供了利己与利他一致的保证。

本书所阐述的主题，正如作者序言中所言：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对于传统民主资本主义的意义，犹如操作系统对于电脑的重要性。直到今天，我们社会的运行不仅直接受益于亚当·斯密富有指导意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同时还得益于亚当·斯密关于市民、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道德情操理论。亚当·斯密这些关于道德层面的描述，为市场经济赋予了良知。

《谁害怕亚当·斯密？》一书英文版于2002年出版，当年就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就像Chetan Parihk所赞誉的，该书是一次畅游经济思想历史的愉快旅程，它从亚当·斯密的思想出发，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罗默和马科维茨等一批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被作者一一描绘。这本书从现实经济发展与经济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揭示了亚当·斯密市场经济思想的真谛，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有助于人们审视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

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是将经济学晦涩难懂的理论平民化，可以成为任何虽没有经济学理论知识但对经济学有兴趣的读者爱不释手的读物。

本书的翻译工作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是很多人共同努力完成的。参加翻译的译者是：葛扬、林乐芬、陈娴、宋晓静、许亚芬、陈孝强、高松、段秋风、展海军、孙国瑜、王怀军。葛扬负责全书的组织工作、序言和1-6章的统稿，林乐芬负责7-11章、注释的统稿。全书译文由顾飞荣校对，林乐芬、陈娴和宋晓静协助部分校对工作。虽然我们对本书进行了多次校译，但仍然可能存在不少错误或不妥之处，恳请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葛扬 林乐芬

2009年1月于南京紫金山麓

多尔蒂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正坚持了亚当·斯密最初的道德理想，那么恐怕只有无知的幼儿才会害怕他。

——达林·麦克马洪，《华尔街日报》

多尔蒂向我们揭示了斯密之后的历代经济学家是如何从斯密那里汲取他们喜欢的东西，却把有价值的见解束之高阁的。今天的经济学家终于开始“自省”，为的是更好地理解复杂文明社会的本质，而这个文明社会正是我们经济体系的根基。

——大卫·沃什，《经济学原理》

阅读这本书仿佛是在咖啡店里与一位魅力四射的经济学狂热爱好者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他坚信经济学很重要——确实如此。多尔蒂先生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提出了种种引人入胜的见解，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解释了市场经济的运作原理。

——克里斯托弗·法雷尔，《商业周刊》

这是一次畅游历史经济思想的愉快旅程，它从亚当·斯密的思想出发，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罗默等等伟大的经济学家被作者一一描绘于其中。这本书可以吸引到任何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

——切顿·帕里克，《资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