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耿云志、杨天石、徐宗勉、郭德宏、张椿年、步平、刘志琴、朱成甲、曾业英、钟卓安、曾景忠、闻少华、李长莉、左玉河、顾锦屏、丁燕娣等学者撰写的纪念文章，左玉河等编的丁守和先生生平简述、论著系年及访谈。这些文字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丁守和先生在学术研究、期刊编辑、学术组织等方面的卓越贡献，缅怀他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和为人楷模的道德风范。书中还编入丁守和先生两篇遗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丁守和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长期着力于五四启蒙运动、近代中国的民主与科学、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问题的研究，坚定而又深刻地批判专制主义，长久不懈地发扬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的新传统，反复强调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新文化的核心理念。为了缅怀这位五四精神的守护者，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同人和相关朋友编辑了这部纪念文集。

前言

一　缅怀丁守和先生文选

　回忆守和先生

　忆老丁

　怀念守和

　谔谔直言，孜孜追求——我所了解的丁守和先生

　我心目中的守和同志

　回忆丁守和先生

　农民本色丁守和

　爱国·求真·五四魂——悼念守和同志

　良师益友——追念丁守和同志

　缅怀给了我恩情和友情的丁守和先生

　忆念丁守和先生

　深切怀念丁守和先生

　永远要提倡民主与科学——缅怀丁守和先生

　热情执著的学术前辈——忆丁守和先生

　丁守和与中央编译局

　怀念我的父亲

二　丁守和先生生平资料

　丁守和先生生平简述

　丁守和先生论著系年

　从“小木匠”到荣誉学部委员——丁守和学术访谈录

三　附录

　“五四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座谈会综述

　“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以此文纪念岳父丁守和先生

丁守和先生遗稿两篇

　二十世纪初中韩人民的反日斗争

　韩国青年三一运动后在中国最早创办的刊物

一

丁守和先生于2008年3月4日在北京病逝。我同守和先生相识和共事四十多年，他的死，令我十分悲痛。

守和先生是当代学者中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只不过读过中学，可能还没有毕业便参加了革命。他与学术接触，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事。那时，他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周围都是做学术工作的人。守和极聪明而又勤奋，就渐渐走上做学问的路。据他告诉我，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发生的直接影响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守和先生独立的学术生涯，就是从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始的。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材料，研究材料。他主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至今仍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必备之书。据说，当时中宣部利用其权力，从全国各地搜集到许多稀见的五四时期的地方小报和各色刊物。这为守和他们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充分地占有材料和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守和先生写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本书不但为他自己的学术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也为国内外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一件事上使我看出了守和先生的五四研究的历史影响。1978年，日本学者小野信尔教授来中国访问，要求访问丁守和先生。那时，守和先生知道我正在研究胡适，并且翻阅过胡适的档案，对五四时期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向所领导建议，一定要我和他同去见日本学者。事后我想，守和之所以如此建议，大约有两种考虑：一是在与日本学者交谈中我可以起到一些补充的作用；二是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人们对于与外国人接触，尚心存顾忌，有一个第三者在场，将来万一有人质疑，可有个见证人。我们在北京饭店与小野先生见面并交谈。从小野的谈话中我了解到，日本像他和比他略晚一些的研究中国五四运动的学者，都曾深受守和先生的影响。从而可见守和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性地位。

二

我在大学读书时，虽已略知丁守和之名，但不曾读过他的著作。我1964年来到近代史研究所，很长时间不曾与守和先生打过交道。记得1964年去甘肃张掖“四清”之前，所里召集全体职工大会。守和先生当时正在郊区参加田家英主编的某书的编写工作，也特地赶回来参加会议。当时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是别人告诉我，他就是丁守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身材修长，面目白皙，风度翩翩，完全是个书生模样。我和他有个别接触，是“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时候。1966年6月初的某一天，是个星期日，所里只有我们常住在所里的几个单身汉。忽然听说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来所里看大字报。我们大概有六七个人到前院大会议室附近，见到戚本禹。戚说话不多，能够记得的有这样几句：这次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当权派态度也不一样，范老的态度就很好嘛！你们不要有顾虑，起来造反！大不了将来下乡去劳改，到时候我和你们一起去！话虽不多，但很有煽动性。其主要意思是鼓动我们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但要把范老与其他人区别开。据我的记忆，在整个“文革”期间，除了某工人贴过一张范老的大字报，所有研究人员，似乎没有一个人贴过范老的大字报。

戚本禹来研究所看大字报的事，很快就在所里传开了。第二天，人们纷纷向当时在场的人打听消息。不知道是谁介绍，让丁守和来找我打听情况。我就把我记得的戚本禹说过的话，说给他听。

那时候，“文革”初起，风暴来得特别猛烈。即使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人，也感到惶惑不安。除了我们这些刚刚入门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危机感，其他人，各级干部、发表过著述的人，或历史上有某种“问题”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危机感。按理说，像丁守和这样出身的人，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但这次“革命”，实在是太异乎寻常了，有谁能够想到，一直与毛并肩战斗的人，或在他直接领导下从事工作的人，竟一个个纷纷倒下！所以，像丁守和这样，曾经发表过文章、著作的人，难免会在风暴面前，感到惴惴不安，希望及时了解一些有用的信息。后来的形势发展，出乎我的意料。丁守和先生不但因其著作被康生点名定为反党的大毒草，于运动初期遭到批判，而且又因为他与主要由一些年轻人组成的“文革领导小组”的关系较密切而被打成所谓“五一六”，继续被批斗。在1968年以前，“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打倒“走资派”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那时，研究所的群众还没有分裂，丁守和从未被单独批斗过。但他却被人民出版社的“革命群众”拉去批斗，而且还拉了后来成为我的长辈朋友的人民出版社的社长王子野先生来陪斗。因为丁守和的那本被康生点名的“大毒草”就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据说，在那次批斗会上，还有人动了拳脚。在所内，大多数人是把守和先生作为普通群众来对待的。记得，有一次，戚本禹下令，要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工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通查一遍，看看马恩列斯对叛徒都有过哪些论述。结果大家查出的语录非常之多。于是两个研究所分别推出两个人来对这些语录加以整理和挑选。近代史研究所推定我和丁守和参加这项工作；历史研究所推定李学勤和另外一个人(名字忘记了)参加这项工作。由此可见，丁守和是被作为革命群众来对待的。

1967年夏天，戚本禹又让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两个研究小组：一个是农民战争史研究小组，一个是中共党史研究小组。主要人员都出自两个研究所，极少数从外单位调来。据我记忆，党史组成员全是两个研究所的，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是组长，另外有陈铁健、从翰香、陈惠芳、陈文桂和我；历史研究所的：张捷夫、张荣芳、诸葛计、樊克政。农民战争史组组长是特聘的孙达人，其成员我只记得本所的有朱瑞熙、吕良海，其余都不记得了。

我们当时真是把这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做。记得陈铁健交出打印稿，组内曾进行过几次讨论。从翰香和我，也曾写出过初步草稿。不过，当我们写出初步草稿时，形势正在急遽发生变化。工作随即停顿下来。

在两个研究小组存在期间，戚本禹曾多次接见农民战争史小组的全体成员，却一次也没有接见过党史小组的人。当时颇有些不解。事后想来，倒也不难理解：农民战争的问题，戚本禹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党史，他恐怕不敢随便发表意见。P3-6

丁守和先生去世快一年了。对于我们这些最熟悉他的朋友来说，他好像仍然活在我们的身边。他曾经是那样一位生气勃勃的人，那样一位总求上进的人。他的质朴的态度，他的执著的精神，他的憨厚的笑容，无论如何都无法在我们的记忆中消逝。

一年前，丁先生去世时，近代史研究所为他操办丧事。嗣后，我们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同人和相关朋友便集议，要为我们学会的主要创办人、首任会长丁守和先生编一本纪念集。在众多朋友的支持下，并得到丁先生家属的配合，今天这本纪念集终于可以面世了。我很感欣慰。

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多地经历到亲戚朋友的凋谢。这使我对生命愈多一些感悟。生命确实很珍贵，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这一次生命旅行的机会。所以，我们应当珍惜生命旅程的每一段路，要走得踏实，活得坦然，留下实绩。我很欣赏李连杰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把每一次表演的机会，都当成最后一次机会，力求做到最好，以免留下遗憾。

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但这幸福必要依存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而我们的事业则必然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关系。我们的生存与事业要取资于他人和社会的给予。同时，我们的事业又必然对他人和社会发生影响，小则及于周围的同事、亲戚、朋友，大则及于社会、国家。丁守和先生的一生，他人和社会所给予他的实在不能说很多。但他回报给他人，给社会的，实在很多很多。我们这些有缘和他共事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曾得到他的帮助，或受到他的某些影响。所以，他的生命就同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业存在相当的关联。对于他，我们都会长久地保存一份深深的纪念。

这本纪念集的内容，包括几个部分：一、丁先生生前工作、生活以及从事学术活动的一些图片；二、丁先生的朋友们写的一些怀念他的文章；三、丁先生生平简述；四、附录几种有关材料，其中有丁先生生前最后写下的两篇文稿。

我们将把此书分赠给丁先生的朋友和家属，作为一种永久性的纪念。

耿云志

2009年2月24日

丁守和先生的一生，他人和社会所给予他的实在不能说很多。但他回报给他人，给社会的，实在很多很多。我们这些有缘和他共事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曾得到他的帮助，或受到他的某些影响。所以，他的生命就同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业存在相当的关联。对于他，我们都会长久地保存一份深深的纪念。

——耿云志

1968年夏的一天，来了一大群人，要搜查我们家，还要带我父亲走，口口声声说他是“反革命”，我当时与来人大吵，坚决不让他们带他走，后来他们说是有“康老的批示”，说父亲利用研究历史进行反党。于是厄运降临了……

——丁燕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