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9世纪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作为来华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度过了50年的传教生涯，贡献卓著。1873年，理雅各回到英国，成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任中文教授，从而进入专职汉学研究时期，开创了西方汉学史的理雅各时代。理雅各是西方最早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多卷本《中国经典》、 《法显和尚佛国记》、《中国的宗教》等，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首届儒莲奖的获得者。理雅各是中国基督教史和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古代经典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吉瑞德编著的《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将精炼娴熟的传记叙事与扎实严谨的学术考证相结合，系统评述了著名来华传教士一学者理雅各漫长而多姿多彩的一生。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将精炼娴熟的传记叙事与扎实严谨的学术考证相结合，系统评述了著名来华传教士一学者理雅各漫长而多姿多彩的一生。在19世纪传教士传统、汉学东方主义和比较宗教科学的理论语境之中，作者吉瑞德将理雅各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生涯分解为传教士、朝圣者、异端者、阐释者、比较学者、翻译者、教师等几大侧面，对理雅各的传教士生涯和作为汉学家的学术经历、精神历程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探究，由此呈现了理雅各这位文化巨人外表平静、内心丰富的一生，还原了19世纪东西方文明交流与碰撞的宏阔历史面貌。《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附理雅各的女儿海伦·蔼蒂丝·理所著《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提供大量书信、日记等珍贵史料。

中文版序　翻译之道

插图目录

前言　联结东西方的传教士生涯：1815—1869

第一章　朝圣者理雅各和他的回归西方之旅：1870—1874

第二章　理雅各教授在牛津大学：1875—1876

第二章　附录理雅各：牛津的—个大人物

第三章　异端者理雅各：打通儒教与基督教，1877—1878

第四章 阐释者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找寻圣经，1879—1880

第五章　比较者理雅各：描述并比较中国宗教，1880—1882

第六章　开拓者理雅各：翻译佛教和道教经典，1886—1892

第七章　教育者理雅各：高扬人的完整责任，1893—1897

附录—：理雅各主要出版著述

附录二：理雅各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与课程（1876—1897）

注释

科学研究的理想

在19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重要的英国大学改革之后，这些变化与牛津大学校内的政治努力有关，即试图将弗里德里希·麦克斯。缪勒博士（莱比锡大学博士）这位具有外籍学者身份的研究者所展示的新的德国式科学研究的学术理想制度化。按照德国式的进步意识，学术生活的理性化意味着，由于它严格而苛刻地专注于纯粹的、基础的、批评的、客观的、公正的、科学的、比较的、归纳的和分析的方法，它可以为各种特殊分支，或者新分类的种类提供19世纪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无情占领、殖民开拓所需要的知识。19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更高、更纯粹的学术目标的提升，在牛津校内处于缪勒象征性的监护之下日益自由化的一个小团体范围内，主要意味着“研究的捐赠”的提升，以及大学生和大学教员生活的整个改变。

“捐赠”在这一新的自由的意义上，主要是指提供给以大学专家或者研究型的学者—教授为主的职业体系的资金的增加，这些专家或者学者—教授专门从事某些学科领域的研究，这些领域，明显不同于传统大学教师和导师们所强调的古希腊和拉丁文本的带有训导意味的经典教学。这是一种知识体系在方法上的增加（“为知识而知识”，与一种特殊语言，或者某一语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相联系），它激发了学术研究，而不只是将教育直接导向对学生道德性格和社会良知的培育上。传统上，对中世纪经典教育的强调，可以从它为塑造一种受过教育的有效的公务员体系所作的贡献中得到公正的证明（无论这些公务员是在国内还是在外海殖民地效力）。从研究的捐赠的角度看，尽管并非总是符合那些支持者的意愿，但人们仍然赞同从专注于本科生教育转向对纯粹研究的可推测的更高学术的追求，这是从研究生教育中传播开来的（这些教育是为那些研究助理而开设的），另外还通过印刷专论小册子、字典、百科全书、博物馆以及其他类型的有关专门史实和分类物品的重要目录而得以传扬。由于有了为研究而研究这样更为纯粹的驱动，这类行为被宣称要比为了西方文明的至高进步而进行的传统教育更为有益和有效。研究型教授明显不同于那些具有牧师身份的指导教师，对于一所大学的自由教育而言，后者只是传播中世纪的一些含混不清的一般知识，前者主要关注对于整个新的知识体系的理解，依靠语言上的优势和历史洞察力，发现（分类并保存）新的信息类型，运用实践比较学说原理，收集一些人造物品，并翻译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文献文本。但是，鉴于旧的导师制度本质上在宗教和课程意义上是褊狭的和自我中心的，新的研究训练将整个世界作为他们的主题对象，而且，参照特别由那些专门从事梵文和闪族语言研究的东方学家们所发扬光大的比较语言文献研究方法，试图对所有文化传统加以分类，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这种分类涉及各种不同的发展的历史计划，将不同语系通过划分界限的方式予以区分，并将生物物种划分成不同的等级。

这些新的纯粹研究和科学的观念（无论在形式上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编撰式的），时常与大学中的传统教育相对抗。与此同时，这些有关方法和知识意义的新观点，至少在修辞上与牛津大学传统的自由教育体系（传统而言，指的是那种着重于中世纪经典传统研究的课程）和强调竞争考试的传统体系（它给予死记硬背和拉丁希腊经典的英文“译本”翻译以优先地位）达成了一种结盟关系。社会壁垒界限也用这种方式沿着阶级界限而得以重新划定，它将贵族中的业余学者与那些新近涌现出来的中产阶级的职业研究者团结在了一起。因此，为了帝国的管理工作，“按照技术——包括其在专门技艺和商业上的内涵，以及作为一种适于追求的‘纯’科学概念，就像拉丁语和希腊语，以训练绅士们的思想”来划定分界线。

英国支持这些变化的知识和情感氛围，相当程度上是时代之产物，它因为帝国主义野心，而不得不面对其他经典、其他圣典、其他怪异并存的世界，和那些古代东方的本质上甚至野蛮的文化存在及其比较性真理。更具体而言，牛津大学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根本上是与英国社会历史中所发生的变化相关的，因为牛津与剑桥这两所大学的高等教育体制——尽管时常并不情愿地——越来越偏离于专门培养那些贵族国教徒家庭出身的精英传教士，而开始更倾向于成为一所国民学校，专注于培养来自不同的甚至非国教宗教背景的中产阶级的专门职业人才。

七日一次的奚落

在就职典礼演讲中，缪勒提到当时对于在牛津设立一个中文教席的建议，还引发了许多表示反对的嘲讽奚落。有关牛津人上述嘲讽的特别例子的有趣之处在于，缪勒间接暗示了这件事牵连到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统治着牛津大学所有学院的“七日理事会”（Hebdomadal Council）（缪勒曾经叹息，他从来不曾当选过这一牛津政治权力密室成员）。同样明显的是，当缪勒提到“一项提议。设立一个中文教授教职，这个位置要由英国人出任，甚至儒莲都认可此人，并将其视为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学者”的时候，他所指的合适人选，其实就是理雅各，这项提议最终还是被牛津七日理事会颇为冷淡地接受了。这一被冷淡地接受的提议，又是如何与稍后于1875年开始的成功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呢？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尽管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已经为牛津人所知晓，而且他个人甚至也曾经探访过牛津，那是在1868年的冬季，他曾经陪同王韬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次公开演讲。显然，缪勒在1875年牛津所发生的内部变化中发挥了促进作用，而且在《中国经典》第1卷出版之后，他也成了理雅各学术研究和学术生涯的一位支持者。

P113-115

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美国理海大学）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15：23，理雅各译文

对我来说，能够为我这部篇幅颇长的学术著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翻译：理雅各的东方朝圣之旅》（JThe Victorian on Transl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的中文版撰写一篇简短的序文，实乃一种殊荣。我要至为感谢段怀清教授的是，我这部论述“中国经典”在19世纪的英国被翻译阐释的历史，以及通过苏格兰传教士一翻译家理雅各的眼睛所观察到的19世纪“人文科学”之出现的著作，如今被翻译成了21世纪的中文。毕竟，翻译——存留于各种形式的人际理解与交流之中——亦恰似“道”。在语言文化永不停歇的有机流动与翻译改变中，它依然保持着活力。在不同文本与它们的时代之产物之间来回移动，但它依然维持着本原。也因此，我感到衷心喜悦的是，我的著作，将看到它在中国的新的语言生命。我的著作的这种回归转译也似乎格外适宜，而且它也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可能有各种形式的误解偏见，翻译本身有时还是能够实现某些洞见和理解方面的真正相关性的。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译者的道德心和翻译技巧。在此方面，译者应当永远努力去遵循圣人的恕道——也就是一种对于语言与人民的真正它性的富有情感的考量关照。

去理解其他传统的努力——或者说与自己的意识和语言所不同的他者——总是一种比较行为，它根植于解决“相似”的隐喻性类似之中。19世纪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当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对于扭曲了所有公正了解认识彼此之努力的对等权力方面。不过，人类在某些方面的类似——除了传统、种族差别和语言——却可以通过不同语言和文化形式的翻译而得以弥补。如果在彼此之间存在着实际交流的话，情况也就必定如前所述。诚然，如道家庄子所言，某些类似于“意”或者知的东西，是可以通过这种语言或者那种语言中那些最无意义和滞涩的词语而得以传递的。正如在我书中所涵盖论述的19世纪中，中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世纪（20世纪——译者注）的中国，亦证明会在文化上、经济上、社会上甚至宗教上发生巨大变化，尽管在当下，压力是全球性的，而不仅止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在新千年肇始之际，基于相互尊重和包容的辛勤翻译及跨文化交流工作，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要比在20世纪之初更为需要适宜。勇毅勤勉的传教士一学者理雅各，与崇尚礼仪的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在他们令人尊敬的一生和使命中也实践了这样一个原则，即真正的美德，始于人类交往中知识和道德上的互动互惠。这不仅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在语言上的一种联系，而且也是中国与西方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文本上和不同时代及文化传统上的一种联系（像理雅各与孔子那样。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吉瑞德与段怀清亦如此）。如此说来，我的书中有关翻译历史的叙述，似乎也不过是讲述了一个有关误解的单方面且尚未完结的故事。不过，或许这里未曾阐明的是，这些极为相同的翻译，开启了通往翻译以及西方逐渐修正（不过总是大概）对于中国的理解之路。迄今，这一过程在本翻译中得以延续，继续开启着当代中国人睁眼审视纷争交织的19世纪那些中西方彼此之间最初交流过程中的理解与误解之历史。道亦然。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这部著作的中译本，能够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历史的、文化的和真实存在的意义。就历史而言，西方在中国的“使命”，大多以美国式的经济与政治的方式在延续，尽管最近福音派基督徒的激情再次重现，这种重现方式，在理雅各看来，或许并不十分奇怪。一般而言，在这个电子网络和Coogle搜索全球信息流的年代，我们发现，道家的阴阳学说仍然有效：年轻的中国人在学习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地球扁平说”，而美国和欧洲的年轻人则在探求《维尼熊的道》中老子的神秘学说。毛泽东和猫王已成为全球性的偶像。但在文化意义的宽泛存在及人文语境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活动的最让人惊叹的颠覆逆转。所以，如果要举出这样一个颠覆逆转的事例，平心而言，那就是如今中国人在电影或视觉艺术领域中诸多富有创意领先的活动了。换言之，往往是通过中国人对西方艺术形式的适当借用，最好地把基本人类价值转译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理解的视觉语言。正是使用这一方法，当代中国艺术家已经成了真正的文化译者和全球朝圣者。

在一个恐怖极端行为纷扰，以及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形式重新盲目出现的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学习像理雅各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化翻译家和朝圣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与人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很有可能超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局限性，同时又能够不至于偏颇地翻译另一种文化的真理。翻译的时候，不是按照字面意思的直译，或者以理解的意思的意译，而总是要像理雅各那样，努力通过一种“同情的理解与阐释性的实践”的更为互惠的、比较的、隐喻和象征的方法，去直接面对学习处于敌对面的宗教、经典以及学术权威。作为译者的理雅各深知：道可道，非常道。然而，一个勤奋且富怀着敬重同情之心的译者，一定会渐渐地接近语词、文本与人民的一般常识、范围、主旨或者道。此乃理雅各之信条，即与中国经典（如他所翻译的《孟子》）的智慧保持一致，著述与文化之译者才可能实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在我看来，对于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所面临的生活之相互理解学习来说，理雅各的经验，依然为一典范。

此前稍早时候，因为一个偶然之机缘，我曾有幸去了一趟位于秦楚边界的湖北郧西。在郧西上津这个据说有上千年县治历史、迄今仍保留了部分古城风貌的边关古镇的古城墙上，望着一边在奔腾不息流向汉水的金钱河，一边陡峭险峻连绵不断又叫不出名字的山峦，心中突生不少感慨。就在上城墙之前，我还在古镇一条街道上参观过一座据说始建于1905年、距今已有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在这样一座偏离中心城市的边关之地，发现这样一座与现代、西方等因素相关的实体所在，已经让我感叹不已了，更让我惊讶的是，据说上津天主教的传人，与明末清初西方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不无关系。倘真如此，遥想三百多年前，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贵族子弟，如何在皈依天主之后，凭借着信仰的力量，不远千山万水，来到中国，风餐露宿，全然不顾异域环境之陌生恶劣，人民之反感抵制，旅途之孤独寂寞，甚至深入到这人迹罕至、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地。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奇迹、中西文化交流的奇迹，也实在是人的奇迹和生命的奇迹！当年那些耶稣会士，怀持着“安贫、贞洁和服从”的誓愿，在远离故国的异国他乡，奔走宣教布道，直至终老，有的甚至最终亦未曾再踏上自己故乡的土地，将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了所信奉的天主和誓愿。这样的人生，撇开宗教、政治、学术以及文化侵略一类的议论，究竟该如何认识评价，实在值得更深沉、更富有同情的思考与理解。

就在这样的浮想之间，我的脑海中出现的，还有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英国人理雅各。

说到理雅各，还有他女儿为他所撰写的传记《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一书，我在六年前完成该书翻译后所写的一篇“译后记”中有所说明：

2004年5月，因为撰写《普天之下：欧文·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一书，我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阅计划中的最后一批外文文献，其中就有19世纪英国来华传教士一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巨著《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以及他的女儿海伦·蔼蒂丝·理（Hclcn Edith Legge）撰写的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r。前者是我此次上海之行计划查阅的文献，而后者则属于意外收获。

理雅各虽然被称为“来华传教士”，但他的传教范围主要集中于香港，并间接延伸到华南地区，特别是靠近香港湾的粤南。事实上，在随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迁来香港之前，理雅各主要在马六甲华人社群中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这里也就成了英国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或者中转站。理雅各1843年从马六甲迁来，直到1873年最终回国，他一共在香港度过了30年的传教生涯。在此之后，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任中文教授，开始了他漫长文化人生的第二个长达20年的重要时期——专职汉学研究时期。

在读到理雅各女儿撰写的这部传记之前，我曾经收到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黄文江博士赐寄的他的大作James Legge：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1996），还有他提交给与理雅各相关的几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这些文献资料，对于我进一步认识了解理雅各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一一直到现在，与理雅各直接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在中国內地依然不容易找到。

我用一个下午读完了这部传记。这部由理雅各女儿撰写的传记，尽管不是有关理雅各传记文献当中最突出的，但至少有两点，使得这部传记具有其他与理雅各相关传记著作所无法替代的地位。首先是撰写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其次是这部传记出版于1905年，也就是理雅各去世仅八年之后。不仅如此，传记中还直接引用了理雅各致伦敦传道会（Idndon Missionary Society）、属灵小册子公会（Rchgious Tract Society）等的大量报告信函，以及他在长达近四十年的东方生活中写给家人友人的大量信札。这些文献资料，对于我们多侧面、近距离地认识了解理雅各，无疑具有其不用再多阐述的价值。

除此之外，一个女儿对于父亲所怀有的情感，时时浮现于传记的字里行间，读来令人不忍释手。也就在这时候，我决心尽快将这本一个世纪之前的传记作品翻译出来，也算是自己向理雅各这位19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拓者所表示的一种敬意。而对于他所一直矢志不渝的在华传教事业，这一百年之后的心灵交流，也不妨看成是对这位先行者的一次迟到的精神回应与思想对话。

翻译只用了15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初稿，这在我个人工作效率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我把这看成是理雅各这位令人尊敬的英国来华传教士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拓者的在天之灵对我的庇佑，我相信他那双睿智而慈祥的眼睛，在我工作的每一个白天或夜晚，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因为每星期的几次课，我的翻译工作申时有间断。每逢此时，都是我的妻子周俐玲自觉而且自然地接着我的工作继续下去——这已经是我们之间多年形成的默契。她对这部书的翻译工作的贡献，具体地体现在第八、第九和第十章之中。

翻译是在每天几千字左右的进度中往前推进的。手背因为长时间在键盘上敲打而看上去有些发肿，我的女儿夸张地说，爸爸的手就像她星期五中午在学校时吃的包子。女儿的嬉笑，成为翻译过程中十分难得的调剂甚至享受。

此书翻译之初，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秦民华女士、王仁芳先生的关照，他们的鼓励，增添了我对这座素有来历和明确目标定位的文化机构的敬意，在此一并致谢。

徐家汇藏书楼二楼阅览室左右墙壁上所保留着的两幅雕像，一直在默默地激励着我的工作，一幅是“耶稣会会士在首任会长前发愿像”（此像刻成于1852年，在两块黄杨木板上雕刻而成，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一幅是“圣依纳爵善终像”（此图为圣依纳爵·罗耀拉[S.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临终场景，为石膏像）。当我结束在这里的工作，静静地来到徐家汇大街上的时候，眼前是一片车水马龙的喧闹景象……

这篇早已完成的“译后记”，当时并没有马上派上用场。原因很简单，就在我为此译本联系出版社时，由周振鹤先生主持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这套丛书的编译计划，与我自己对理雅各及晚清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之贡献的关注不谋而合。我赶紧与周先生联系，并询问能否将我已经翻译完成的这部理雅各传纳入到该丛书之中。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在审阅了我的译稿并与出版方协商后，周先生很快回复该丛书愿意接纳理雅各传。这么快就解决了出版问题，我想这不是因为我的译文质量，而是因为在晚清来华传教士中，理雅各实在是一个不应该也不可以缺少的人物。

但是，理雅各女儿所完成的这部传记，只有十余万字，这不仅与理雅各漫长的一生（1815—1897）不大般配，就是与理雅各作为传教士的四十年生涯和作为汉学家的漫长一生（即便是作为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二十余年）相比，也不免显得“单薄”（这里的意思是篇幅不够，甚至学术思想的分量亦不够，并无其他贬义）。也就在此时，我注意到了美国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isity）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比较宗教学家、中国宗教史论家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撰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翻译：理雅各的东方朝圣之旅》（The Victorian JpTransl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Oriental Pilgrimage）一书。坦率地讲，直到现在，这部几十万字的理雅各评传的中文翻译也已经结束之时，我的心中依然不能忘记当初读到这部著作时候的惊喜与感佩——吉瑞德教授的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仅先后获得“美国宗教学会宗教历史研究著作奖”（Book Award in the Histor4cal Study of Religion，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和“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John K.Fairbank Prize，Amer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更关键的是，这部足以与理雅各这位19世纪下半期、尤其是后25年中西方世界最为重要的汉学家的学术思想贡献相般配的著作，完全弥补了理雅各女儿所完成的那部传记之不足。正如在此书英文版出版推荐意见中所述：

在这部权威性的著作中，吉瑞德集中研究了理雅各（1815—1897）这位19世纪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作为中国经典文献的翻译者—转换者，理雅各不仅是在华传教士圈子里跨文化朝圣的先驱，也是牛津大学学术圈子申的先行者。通过探讨理雅各的生平和他与麦克斯·缪勒（1823—1900）的密切联系，吉瑞德极为精练娴熟地将一种包含着传记考察的方法，带入到对19世纪末期诞生的“人文科学”的两个重要方面的知识历史的研究当中。这两个重要方面，就是汉学和比较宗教学。

应该说，对于吉瑞德教授的这部鸿篇巨制，我从头至尾一直是以一个“学生读者”的身份在从事着并不十分适合的翻译工作的。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出于一种言不由衷的谦恭，而是因为这部著作所涵盖涉及的专业领域和学科知识，大大超出了我的专业背景和个人学术积累。对我而言，这一翻译过程，既是一个难得的学习过程，也实在是一次漫长而艰巨之挑战。其间我多次有中途放弃之想，跟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过程中的心态波动亦多有“暗合”。但一种说不出来的缘由，让我坚持着并最终将这部60余万字的著作全部翻译了出来。就在翻译到理雅各的弥留之际和去世之后牛津同人们的追思缅怀部分时，我的情绪亦多次因为过于激动而不得不暂时终止翻译。

关于吉瑞德先生的这部著作，我曾经有一篇书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1期），此不赘述。我这里想表达的，除了一个“学生读者”对于这部著作和作者的感谢，还要感谢吉瑞德教授慷慨将此书的中译本翻译权授予我，并协调原著出版方将中译本出版权赠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而且，吉瑞德教授还为此书中译本特地撰写了篇幅虽不长却意味深长的序言。就在我将此书译毕的消息告诉吉瑞德教授的时候，他立即邮件回复并表达祝贺。这种在一个美国作者与中国译者之间所呈现出来的“特别关系”，在吉瑞德教授为此中译本所写序言中有极为精妙的比喻阐释。

尤为需要说明并表达谢忱的是，鉴于吉瑞德教授的著作在体例上更接近“学术评传”，而“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体例上则更关注传教士的生平事迹，这就导致本书翻译之前，需要与作者协调并征询可能会出现的“删节”意见。让我感动的是，吉瑞德教授再次慷慨允许并书面授权我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必要之“删节”。这种学术信任与慷慨，实在让我感铭于心。而因为篇幅、体例等原因所不得不忍痛割爱的“删节”，在译文中均有说明，但愿这些“删节”，没有过多影响到原文思想表达的流畅和完整性。另外，原著“导论”（“19世纪传教士传统、汉学东方主义和比较宗教科学的旷世传奇”）与“结论”（“昏暗不清的迷途：世纪之后传教士传统、汉学东方主义与比较宗教科学的转换”）两部分，极为精彩，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力和高度学术价值，无奈因为与中文版出版要求有所出入，亦不得不放弃纳入，在此向吉瑞德教授和中文读者均表歉意。类似处理的还有原著第六章（“翻译者理雅各：完成儒家经典，1882—1885”）、部分章节中就19世纪下半期西方东方学和汉学所展开的分析议论，以及原著注释中有所展开的对于相关学术研究与成果的介绍部分。对于上述种种“越俎代庖”之“横蛮”，惟乞作者与读者宽宥谅解了。

同样需要感谢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感谢他们将此书中文版出版权赠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使得这部极为难得的学术著作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民先生，是此书中文出版方的最初编辑负责人。他的慧眼与推进学术的努力，使得此书的中文翻译成为可能。而本书最终的责任编辑李琳女士，以其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使得本书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他们的职业精神与个人素养，译者均表示敬佩感谢。

再次感谢周振鹤先生为本书出版及译本审校所提出的许多极富学术素养的修改意见。至于译本中因为译者学术水平和外文功力而可能出现的缺憾甚至错误，概由译者负责并请读者诸君宽宥。

是为记。

2010年8月于沪上